本文作者
王骥，1969年1月赴延安插队， 1974年7月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做过医生、担任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委员，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担任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等职务。调到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在《运动休闲》《世界体育报道》《全明星猜想》《体育人间》《体坛风云人物》《谁是球王》系列及人物纪录片担任导演，责任编辑等职务。退休后担任纪录片导演和体育推广工作。
题记
60年前送别的时候，
大家都哭了。
岁月催化，
如今，
友情已变成一种亲情。
何比得
1950年代摄于北京中国照相馆
我们一起发蒙，一起度过天真纯朴的童年和少年。后来，他随父母回了美国。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再无音讯。这些年里，班里的同学们常常重聚一起，共同回忆过去，大家很想念远在大洋彼岸却杳无音讯的美国红领巾发小何比得。
6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少先队员、红领巾何比得飞越大洋，回到北京，回到了惊喜交集的同学们中间。还记得，60年前在欢送他离去的班会上，同学们依依不舍，都哭了。一个甲子过去，时光一瞬，在惊喜重逢的时刻，大家眼里又一次溢满了快乐的泪花。
感恩节过去好多天了，我们北京第一实验小学1957级四（2）班的小学同学们，还陶醉在与60年前消失的美国同学何比得在一个甲子后重逢的喜悦中。这次分别60年的中美两国同学再次团聚，是由我写的一篇文章《白衬衣》发表后引起的连锁反应，这要感谢很多人。首先要感谢《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活动，给予我一个激发写作欲望的平台。非常幸运，我的一篇作品《白衬衣》能够受到著名知青作家叶辛先生、孟翔勇先生等国内二十多位评委，以及读者朋友们的喜爱，在三千多份稿件中，被评选为一等奖。感谢我们小学四（2）班的两任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王和礼老师和戴玉贞老师，帮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写作基础——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学，用自己的真实情感去写作。感谢我们身处的网络时代，感谢国内知名的微信公众号“新三届”刊登了我的作品《白衬衣》。由于“新三届”公众号影响力颇大，很短的时间内，大洋彼岸的美国读者同样也可以在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还要感谢一位热心人，美国创价大学的陈鸿仪教授，她从“新三届”公众号上读到《白衬衣》一文后，在文后的读者留言中写下了这么几个字“世界真小，已将此文转发给何比得的姐姐了。”同时，她通过“新三届”公众号编辑和我取得联系。通过微信她告诉我，她和文章中提到的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是在大学教书时的同事，也是朋友，她将通过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帮我们联系上何比得。她还告诉我，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即是关于昆曲《牡丹亭》的。后来成为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专门从事将《毛选》翻译为英文的翻译家，兼在大学教中文。这么快就有了关于何比得的信息，让我既意外又兴奋。几天以后，我从陈鸿仪教授那里不仅得到了何比得的电话，而且很快与他建立起了微信联系，并在第一时间将此情况汇报给我们四（2）班班长曹明同学和谢锐同学。得到何比得的信息，大家都很兴奋，离开了60年，音信皆无的美国同学何比得，终于被我们找到了。何比得是我们班上帅气、聪慧的美国男孩，英文名字是Peter Hodes。他父亲是美国新奥尔良州杜兰大学的医学教授，1953年他的爸爸、妈妈以学术休假名义离开美国来到英国，后接受中国邀请，经周恩来批准，作为支援新中国建设的专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母亲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中央政府在北京西城区真武庙附近为他们家提供了住宅和两位照顾他们生活的保姆。何彼得有个哥哥叫何比里，还有个姐姐叫何南喜，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当时有一个顺口溜，“何比得，何比里，家里还有何南喜”，在校内广为流传。何比得长着一对蓝色的明眸，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细腻白皙的皮肤，健美匀称的身材，他有良好的家教和修养，待人彬彬有礼，诚恳，热情，乐于帮助同学。他品学兼优，富有体育运动天赋，是个老师喜欢、同学佩服的好孩子，几乎是全班每个同学的好朋友、好伙伴。何比得出生于1950年3月18日，1957年9月1日和我同一天进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读书。在这个班集体中，没有人把何比得当作“外人”，更不会有人把自己的同学与中美两国对立的关系联系起来。何比得活泼，热情，经常主动帮助同学，不少同学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二年级第二学期，班里有了少先队组织，品学兼优的何比得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60年前的小学生日记，能保存下来的真不多。郑明光同学60年前在日记本上写到，“1959年11月7日星期六，晴，这几天听说我要入队，我非常高兴……现在有两个队员正在天天地帮助我，一个是何比得，另一个是正小队长刘祖友，他们两个人帮助我，让我赶快入队”。在一位身体比较弱的女同学翁世茵的回忆中写到：“何比得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跑得飞快，每次体育比赛都能为我们班争到名次，大家都很喜欢他。与他相反，我是班里跑得最慢的一个，上体育课时老师常常让他带我跑，有时他还和我手拉手跑，边跑边喊：‘快！再快一点！’我至今忘不掉他拉着我奋力奔跑的情景。”1958年大炼钢铁，需要钢管做一种叫超声波的东西。同学们找来废铜烂铁，何比得送来的竟是一辆小自行车，为此我们班受到学校的表扬。当时我们都围着小自行车看，内心被深深感动了，我们之间早已没有了国籍的区别。到了三年级，随着少先队组织的扩大，何比得被大家选为中队旗手。那时候全校都知道，那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高擎着少先队中队旗的是何比得，他后面的队伍就是我们班的少先队中队。无论是参加全校活动，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据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这可能是六十年前全中国唯一的一支由美国男孩作为旗手，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少年先锋队中队。1957年5月2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此后，麦卡锡主义逐渐散去，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策略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并逐步激化，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不断升级，中苏两党之外的其他兄弟党，不得不重新站队，或者远离国际共产党兄弟之间的涉及到千百万生命攸关的大辩论，这就是当年何比得离开中国回美国的国际政治大环境。1959年11月，何比得全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在他临行之前，我们班上开了欢送会。
1959年的11月21日，60年前的北京已经进入初冬季节，当时三（2）班的全体同学（十个月后我们升入四年级）在教室里开欢送会，欢送美国同学何比得回国。同窗三年，全班的40个中国同学和何比得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全班43人，除何比得外，另有苏联国籍两人）。在老师的安排下，同学们把课桌靠墙围成一圈，然后把椅子摆在课桌前面，摆成了一个圆圈会场，同学们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谈。班主任戴玉贞老师刚刚说到：“何比得同学马上要离开我们班了，他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有几个女生的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离别的忧伤挂在了每一个同学稚嫩的脸上。何比得用标准的北京话说道：“我要和爸爸妈妈，和全家一起回美国了，我会想念大家的，我会想念老师和同学们……”说到这里，他哽咽了，尽量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流下来，班上的男同学也开始抽泣了起来，我也哭了。戴老师代表全班同学，将一个一尺见方的白色和平鸽工艺品送给了何比得，何比得拿来一些自己的照片，还有和家人的合影送给同学们，他送给我的是一张他在中国照相馆照的一寸标准像。在这个欢送会之前，何比得全家去了一次苏联，他在苏联买了一些小纪念品，送给班上的同学们。他送给了我一枚纪念章，外型是个红五星，五星里边有一个圆圈，圆圈里是一个小孩子的头像，何比得告诉我这是儿童时代的列宁。
可惜在七年之后的1966年8月23日，我保存的这枚纪念章，还有何比得送给我的照片，被我当时就读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同班女生鲁争征，带领着一队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作为里通美帝苏修的罪证被抄走了。鲁争征的父亲导演了一部话剧《首战平型关》，为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歌功颂德。鲁争征家有林彪这样的靠山，我和她是无法讲理的，没有人给我争辩的权利。照片被烧掉了，纪念章被抄走了，但是对于何比得同学的思念，一点没有减少，同学之间的情谊，一直深深地埋藏在我心里。欢送会那天，我们班的第一任班主任王和礼老师也来参加，收到了何比得送给她的照片。几天之后，王老师亲手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何比得，并当场签名“送给我的学生何比得，王和礼1959-11-30”，这张照片一直被何比得保存到今天。我记得在一年级第一学期刚开学的时候，班主任王和礼老师就对全班同学说过，何比得是从美国来的，你们只要记住何比得是自己的同学，同班的同学就够了，对待他要和对待每一位中国同学一样。三年同窗，我们就是把何比得当作自己的同学、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哥们儿，一起滚铁环、一起跑步、一起玩转亭、一起玩转伞、一起悠双杠，追逐跑、跳山羊、玩骑马打仗，还带着他弹球、拍洋画、扇三角……何比得离开中国前已经是一个小中国通了，一张口说出来的是地道的京味普通话。 何比得离开中国的前一天，他妈妈带着他和哥哥姐姐一同来到学校，向老师和同学们辞行。戴玉贞老师教过他们兄妹三人，她一直把他们送到学校的大门口，大家眼里都含着眼泪，临别之际，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再也控制不住，两行泪水夺眶而出……何比得离去之后，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一晃就是一个甲子，整整60年。欢送会后，不少同学把送别何比得这件事写在了当天的日记上，郑明光同学是这样写的：“1959年11月21日星期六，晴，星期六下午，我们全班同学开了一个欢送会，是欢送何比得同学回自己的国家，美国。王老师、赵老师、乔老师、陈老师都参加了这个（欢送）会。先由老师们讲话，再由何比得讲话。然后由同学们拿来的钱买了糖果和礼物，把糖果分给大家吃。最后把同学拿来的玩具和别的东西送给了何比得。”何比得离开中国后，戴老师收到一封信，是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在回国的途中写给她的。“老师，我们正在归途中，早晨，小弟弟（何比得）第一个爬起来，他吵着要回去上课，他问妈妈给他请了几天假？他还说，戴老师最不喜欢逃学的孩子。当他知道回国是怎么回事以后，他哭了，哭得可伤心呢。他手里捧着那只和平鸽，一边喊着您一边哭……”何比得走后大约两个月的时候，班主任戴玉贞老师收到何比得从美国寄来的第一封信，戴老师在请示校领导之后，在班里讲述了那封信的内容，我只记住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何比得想念我们的小学、想念老师和同学们。戴老师讲到这里时，又有几个同学偷偷地掉下了眼泪。第二件事，何比得每天都在坚持用中文写日记。第三件事非常令人气愤，何比得在美国和美国孩子动手打架了，而且被打掉了一颗牙。同学们都知道何比得从来没有打架的经历，肯定是美国孩子欺负他。同学们气愤极了，纷纷表示，我们只有好好学习，长大了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外国小朋友，包括在美国受欺负的何比得同学。由于历史环境的原因，收到这封信以后，再没有何比得的任何消息，包括小学五六年级，初中三年，之后没有人敢写信寄往美国，打探何比得的消息。到了文革十年，里通外国是死罪，更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了。袁澍同学说，“1959年何比得随父母全家人回国，临行前赠送一张照片留念，此后音讯逐渐消失，同学们对他的记忆就定挌在那张照片上。然而60年来思念之情从未中断。每当同学聚会或有人从美国归来，都会打听他的消息，大家一直思念、牵挂和黙默祝福着大洋彼岸的小伙伴，这种发自心底的祈祷，还隐含着更广博深远的憧憬，尽管单纯幼稚的童年人尚未意识到。”1996年2月11日，翁世茵同学在人民日报国际部主办的《环球文萃报》上发表文章《何比得你在哪里？》她在文章中写到，“多年来，我和同学们一直没有忘记他，我们的中队旗手何比得。他刚走时，同学们担心他一家回国受迫害……两国建交了，我们更加思念他。何比得，我儿时的同学和朋友，你在哪里？”何比得也多次尝试着联系我们，未果。后来知道同学们上山下乡奔赴祖国各地，种“大寨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本联系不上，就一直在联系班主任戴玉贞老师。可是文革中戴老师受到了冲击，退休之后遭遇住房被拆迁，全家不得不搬迁，住到谢锐同学家里去。何比得几次联系戴老师都未能成功。感谢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通过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改变了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学们期盼尼克松离开中国后，第二个来中国的美国人，如果是何比得该有多好啊！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同学们更加惦念何比得。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老师和同学们壮起胆子，又开始打探何比得的消息。1986年著名作家徐迟接受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营（InternationalWriting Programe）邀请，前往美国访问，在这次学术交流和访问过程中，他见到一位担任汉语教师兼翻译的美国女士，她的中文发音是标准的汉语普通话，让徐迟想到了1933年翻译过的《二妇人》一书的作者赛珍珠（Pearl S. Buck），眼前的这位女士会不会也和“赛珍珠”一样，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经过交谈，得知这位女士是美国的中文翻译家和汉语教师，儿童时代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她的名字叫何南喜，就是我们班同学何比得的姐姐。由于当时的外事纪律要求，不能索要和保留工作中相识的外国人的个人联系方式，徐迟回国后，也无法与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取得联系。他记得何南喜说过，戴玉贞老师曾经两年担任她们班的辅导员，徐迟将此情况用毛笔写了一封信寄给了戴玉贞老师，我们觉得好像何比得近在咫尺，却擦肩而过。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去美国出差十几次，也打探过何比得的信息。我的访问对象基本都是拳击界的大咖，如：拳王乔治·福尔曼、泰森及经纪人、美国《功夫》杂志社，以及华人武术家。这些人确实不认识何比得，更不会与他有任何联系。这次通过“新三届”公众号与何比得建立了联系，在几次微信交往互通中，得知在此之前，何比得有一个全家外出的计划，而现在他有强烈的愿望，想回到中国和当年的小学同学们见上一面，共叙友情。他重新对自己近期的外出计划做了调整，等待我们的回复。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一来要看上学时期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来要有几个热心张罗的人，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点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还留的同学；第三，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智慧，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三大要素一项不缺，同学们商量把接待何比得这件事情，和原来计划做70岁生日大聚会的事情合二为一办成一件事，“欢迎何比得归来暨四二班同学70岁生日聚会”。就像一阵旋风平地起，筹备组立刻就成立了，牵头的是谢锐同学和曹明同学，参加筹备组工作的同学有：林洪、刘祖友、施汉昌、杨洋、李锐、袁澍、朱大京、郑明光和我，我们在网上一遍又一遍不停地争论，如何接待何比得，如何办好这次大聚会。筹备组的这几位同学就像葫芦娃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在某些方面有超越常人的特殊才能。有的负责现场翻译、有的负责组织活动、有的负责在活动中摄影、录像，各司其职，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聚会的消息刚在四（2）班微信群里公布，同学们就热情报名参加，不少同学还主动要求捐款赞助，最终筹备组商定个人赞助不得超过3000元人民币，聚会活动还是老规矩AA制，得到全体同学赞同。何比得确定来北京的时间是10月29日，刚刚组建的筹备组立刻行动，经过反复推敲，最后为何比得定下了位于天坛东门的原国家体委体育宾馆，现在叫“七天假日酒店”。从酒店出门50米就有地铁，走上150米就是天坛公园。聚会地点定在和平里大酒店。2019年10月29日，北京时间15：06，一架从美国洛杉矶飞来的波音787-8型飞机提前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消瘦的70岁美国男人急匆匆走出AA181航班的机舱，迅速经过边检、海关，在将要走到旅客到达出口处，突然从背包中拿出一张写着汉字的A4白纸，双手将它举到了胸前，上面用中文写着“何比得1959”几个字。
旅客到达出口处有五个人聚在一起，他们高举着一个印有外国儿童头像的牌子。16：00整，当这五个人发现了那个在胸前手持写有中文字迹白纸的美国人时，几乎同时叫出了“何比得！”这几个人的举动引起了周围所有人的驻足关注。两位女士，将一大束鲜花送到了被称作“何比得”的美国人面前，这是我们的同学代表，在首都机场迎接60年前离去的那个美国男孩儿，也就是我们的同学何比得的场面。移民澳大利亚的宋伯玲同学刚刚从加拿大旅游回到悉尼，听到何比得要来北京，不顾旅途的劳累，提上没来得及打开的旅行箱，马上又订机票飞到北京，放下行李，转身就去首都机场接何比得，和杨洋一起，用手中的鲜花欢迎美国老帅哥的到来。60年前在小学的时候，宋伯玲和杨洋同学就经常去首都机场、人民大会堂，或者其它中央领导人开会的重要场所，为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华的外国党政领导人献花，那时她们觉得这是一件即光荣而又很平常的事情。这次又是她们，为已经失散60年的美国同学何比得献上代表同学们一片心意的鲜花。何比得迈着像六十年前一样骄健的步伐，像一只从大洋彼岸飞来的蜜蜂，直奔鲜花。同学们难以控制兴奋的情绪，如果不是年龄和体重的关系，肯定就跳起来了。60年后重返中国，如果是女人，叫回娘家，是男人，那就叫故地重游，或者叫回归。何比得这次回来，最准确的定位即是回归四二班，回归当年同窗的伙伴中。左起：朱大京、谢锐、宋伯玲、何比得、杨洋、美国朋友鲍、林洪左起：郑明光、朱大京、林洪、谢锐、杨洋、何比得、李锐、刘祖友、王骥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送别》作为在新式学堂中教授的学堂乐歌，被广为传唱，受到大众的深爱。现在，更多人熟悉这首歌曲是通过吴贻弓导演的电影《城南旧事》，它改编自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同名中篇小说，这首歌曲是电影的主题音乐。作家林海音在小说中描写她童年就读的学校“师大附小”，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生活、学习六年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城南旧事》中大量的电影画面也是在这所小学拍摄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简称师大附小），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创建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初建，提倡五族共荣时代，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创办的第一批公立小学。1955年10月，师大附小被北京市教育局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歌曲《送别》虽然不是我们的校歌，却是学校创建以来，每一位教师和学生最熟悉、最亲切、最喜爱的歌曲。这么说起来，林海音还算是我们的校友呢，虽然我们没有出生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我们在同一个学校度过自己的儿童时代，享受优质创新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幼年良好的教育奠定了我们人生的发展方向。我是1957年考上这所小学的，那一年有四千多个7岁儿童同时报考这所学校，为保证教学质量，不仅授课教师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而且招生人数也有限制，历年每个年级只招收3个班，每班40个学生。经过严格的考试，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分配在一年级二班，四年后，升到四年级二班，进入五年级重新分班，因此，许多同学在一起只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同窗四年，由于两任班主任的影响力，这些同学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四（2）班”。何比得是在三年级时离开的。关心同学、热爱集体，是每一个孩子走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就受到的教育。我曾经学习、生活的四（2）班，60多年来，同学之间从来没有间断过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往，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名虽各姓，情同手足。比得想到钱学森和他的父母一样，在同一时期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
11月4日是我们全班同学聚会的日子，我和陈西岗同学、林洪同学陪同何比得，从他住的酒店来到聚会现场。九点半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不少同学在那里等候了。李锐同学和郭漪澜同学负责给大家分发T恤衫。那白色的T恤衫上，正面印着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校门，照片上方印有“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中、英文校名，照片下边是建校时间。背面是何比得1959年离开北京时留给同学们的一张标准照，放大的头像位于正中，上边印有“中美同学60年重逢”几个大字，照片下边印着“何比得”的名字。虽然天气很冷，同学们仍然穿上为这次聚会印制的T桖衫在室外合影留念。聚会大堂两侧高挂醒目横幅，写着“欢共庆70寿诞”，“喜重逢比得同学”，烘托出鲜明主题和热烈的气氛。大堂中间摆放了四个大圆桌，每桌围坐十个人，每个桌上都放着一个蛋糕，蛋糕的图案都不一样，是经过杨洋同学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的，象征着美国同学何比得和中国同学之间60年打不断、拆不散的友谊。
同学们顾不得吃桌上的水果和小吃，都热情地跟何比得打着招呼，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文问寒问暖，共述同窗之情。何比得记不住每个人的名字了，60年了，和记忆中的小学同学的模样确实变化很大，只记得这些同学都是当年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朱大京同学负责摄像，同时兼顾播放视频和音乐，一曲《送别》，优美的声音环绕在大堂。刘景玉同学虽然是女生，也和专职摄影、摄像的男生一样端着“长枪短炮”在同学之间“穿来走去”，捕捉最佳镜头和感人的画面。10点整，曹明同学宣布聚会开始并致辞，她简单介绍了我们这次举办全班同学聚会的意义：一是大家共同过一个70大寿的生日，二是欢迎60年前离开中国的何比得重新回归我们四（2）班。当年合唱队的指挥宋伯龄同学，指挥全体合唱那首我们终生不忘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大屏幕同时打出了歌曲视频和全曲字幕，歌声把我们带回童年，久别重逢的我们在时空的隧道中找寻童年的欢乐。宋伯玲站在大屏幕前，郑重地讲了一句话：“从1966年文革开始，我再没有指挥过唱歌，这么多年了，我是第一次重新指挥同学们唱歌……”
袁澍同学专程从广州来北京参加聚会，并为这次聚会赋序，他说：“何比得不远万里专程来到北京，神奇地在古稀之年与老同学们团聚，共庆寿辰，不仅圆了我们自幼以来，长达60年一直不忘的思念、牵挂和期盼重逢的梦想，而且续写了童年真挚友谊的新篇章。”作为历史学家，他向何比得赠送了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南海周边关系》一书，大屏幕上播放着他制作的美篇。
李蒂雅是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她把自己出版的画册，作为礼物送给了何比得。刘文琪擅长山水工笔画，她送给何比得的两幅画是从最近的作品中精心挑选的。
何比得喜欢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他家里挂着一张60年前他从中国带去的年画，那张年画是天津美术出版社印刷出品，画面上一个女孩端了一碗水，正在喂另一个年龄小的女孩喝水，正如这幅画的主题“好朋友”。这张画被何比得装在一个大镜框中，几次搬家，这张来自中国的年画都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旁边挂着的是他自己的中文书法作品。同学们送的礼物都是自己创作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艺术品和纪念品。
这张中国年画《好朋友》被比得带回美国，挂在自己房中，伴随了他60年
我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西装，那是1998年曼谷亚运会时，主办方泰国给量身定做的，中国人喜欢在喜庆的日子，穿着红颜色图个吉利。站在大屏幕前，我向同学们介绍了联系何比得同学的经过，大屏幕上播放出何比得和全班每一位同学60年前的照片以及现在的照片，进行跨越时空的对比。
何比得离开中国后，60年来他的经历和近况，是同学们最关心和牵挂的，会上他为大家讲了自己的故事。因为担心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困难，他特意邀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来当翻译。他的这位朋友叫阳和平，是个中国通，他的爸爸妈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阳早、寒春，和何比得的爸爸妈妈一样，也是早期来中国支援建设的美国专家 。中美两国国情的迥异，让60春秋难以一言尽述。1959年何比得回国后读小学、上中学，延续着正常教育。1966年我们中国同学遵照指示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的时候，何比得在美国通过考试，获得汽车驾驶执照。1968年何比得买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他开着大众甲壳虫汽车带着朋友去海边度假时，我正在北京的大街上蹬着学校食堂买菜的平板三轮车，帮着即将上山下乡的同学们把行李从家里运到学校，再集中托运到农村或军垦农场。当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他继续深造读大学。我们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候，他在大洋彼岸欣赏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演唱的歌曲《乔·希尔》（Joe Hill）。我们从农村返城参加工作或重新上学时，他以一个工会组织者的身份到工厂、到基层组建工会联盟，为追求社会平等努力工作。何比得打开笔记本电脑，为我们播放保罗·罗伯逊演唱的歌曲《乔·希尔》，并和阳和平一起，一字一句地介绍这首歌的歌词。何比得说，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他中学时的音乐老师，他的老师和他爸爸一样，曾经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乔·希尔是一个工会运动的领袖，应该受到所有工人的尊敬，乔·希尔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缩写：IWW）的组织者。我们虽然不太了解乔·希尔这位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驱，可是心中装着的也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和贫苦民众，许多年来，四（2）班的同学们以各种形式坚持着扶贫工作，虽然说与何比得60年没有见面了，只要内心的想法一说出来，依然是那样心灵相通、不谋而合。马丁·路德·金是举世闻名的美国黑人牧师、社会活动家和人民人权运动领袖，他倡导非暴力扺抗，他有一个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呼唤民主平等，并倾注毕生精力追逐这个梦想。马丁·路德·金，是何比得崇拜的英雄，他在发言中讲到马丁·路德·金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美国有正义感的人都支持马丁·路德·金牧师。”此时，我插了一句话说：“在我们中国，所有有正义感的人都崇拜马丁·路德·金。”这句话赢得了同学们赞同的掌声，也得到了何比得和阳和平的认可。从保罗·罗伯逊的歌曲、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到何比得对于中国佛教中大爱的尊崇，将这些信息拼合在一起，不难勾勒出何比得的精神情感与内心世界，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我相信，在坐的40位同学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何比得看着大家动情地说，“今天，60年前的小学同学聚会也算是圆了一个梦。60年了，我们是同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兄弟姐妹。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到永远！”郑明光同学代表全体同学追忆王和礼老师和戴玉贞老师，两位老师的照片出现在大屏幕上，想到昔日老师们的敦敦教诲和殷切期望，不尽让人潸然泪下。吴焱同学在公安系统工作，因故不能参加，特于11月4日凌晨给聚会发来微信祝贺。蔡红同学是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在美国读取医学博士以及后来工作期间，都曾经想办法找过何比得，但是没有联系上。她致力于食道癌研究，因故无法前来参加，请我代她向同学们问候。二位同学通过我们转交参加聚会的费用。戴玉贞老师的女儿梅小慧也因为其他原因不能前来，大屏幕上播放着她的文章。高年级代表肖能敏也代表其他班学友送来贺词。安小华同学发言讲到60年前她“欺负”何比得，连连做着自我批评，刘祖友、刘星讲话时很激动，几次哽咽，不少同学也跟着落泪。杨洋代表全班将40位同学签名的T恤衫作为礼物送给何比得杨洋代表全班同学向何比得赠送纪念品，那是现场40位同学签名的印有何比得头像的白色T桖衫。专程从上海赶来的陈西岗，为每一位同学准备了一条印有“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留念，2019-11-4”的手帕；何比得送给每一位同学的礼物是一个白色的和平鸽徽章。聚会在《送别》和《友谊地久天长》悠扬婉转的乐曲中慢慢落下帷幕。今年是我们小学建校107周年，在2002年学校已经搬到新建的校舍，原来的校址划给了一墙之隔的师大附中，在师大附中刘宗尧老师协助下，我们来到了当年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课的教室。教学楼已经被改成了“钱学森纪念馆”，钱老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老校友。何比得见到钱学森的照片时，很有感触，他的爸爸妈妈和钱学森一样，同时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我们的教室恢复成民国时期的样子，教室的墙上专门写有文字说明，“邓颖超同志曾在此教室授课”，她是在这所学校任教的第一位女教师。何比得得知邓颖超就是那位批准他爸爸来中国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他在邓颖超照片前站了许久，虽未谋面，也有一种亲切感。新中国建立后，我妈妈在邓颖超领导下的全国妇联工作，这一间小小的教室不论对于我还是何比得，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上的联系。
刚才在走进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同学给何比得系上了60年前曾经带过的红领巾。此时，我和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的何比得并排坐在课桌后面，寻找当年上课的感觉。时光荏苒，世事沧桑，抚今追昔，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讲台上没有老师，讲台后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的照片，我们挺起胸、背着双手，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坐在椅子上，两眼注视着孙中山像，60年前何比得就知道，这是中国的革命先行者。比得（左）和我，双手背后，依如当年，坐在教室里。他又一次戴上了少年时的红领巾
我们来到操场，操场西面就是我们的教室，教室的后窗紧邻操场，看着教室的后窗，让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三年级第一学期刚开学，课间同学们在操场玩耍打闹，快打上课铃了才急匆匆去上厕所，冲出厕所门的时候，上课铃响了起来，何比得比我跑得快，我紧跟其后。往常从操场回教室，应该绕过红色的砖木结构教学楼，从楼的正门走入教室。这次何比得没走寻常路，他从厕所出来跑直线，穿过操场直接奔向了教室的后窗，一个二十几米助跑后，猛的一蹬地，腾空而起，一只脚就登上了窗台儿，一低头钻进了教室，虽然上课铃已经响了，此时老师还没有进入教室，他已经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我随他身后也猛跑过去，跑到那个窗子前猛的一蹬地，脚登在了窗台边上，没有踩稳，一脚踏空了，当时人就趴在了窗台上，怎么那么巧，此时老师正好推门而入，一眼就看到趴在窗台上的我，问道：“你在干什么？”看着我这副狼狈样，教室里等着上课的同学和操场上正在整队上体育课的同学都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最可气的是，居然有个女生捂着肚子笑，我真是有点无地自容，灰溜溜地重新绕道去敲教室门，“报告老师，我迟到了……”北京相聚，同学们的热情让何比得每天沉浸在回归的温暖之中，大家轮流陪伴他，去清华大学演讲，在戏院听京剧，游览长城、颐和园、故宫以及天坛等名胜古迹，欣赏今日京城的湖光秋色，领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每到一处，也有不少轶事趣闻。何比得约了一位在北京的英国朋友，陪同他坐地铁去爸爸工作过的协和医学院参观，在院内的一个展览上，何比得找到了爸爸当年在医院工作时的照片，如获至宝。同时，他也记住了离爸爸当年工作单位最近的地铁站是“东单站”。清华大学不愧是国内一流学府，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捕捉到了何比得失联60年后，和中国同学重新相聚的信息，特别邀请何比得到清华大学传媒学院进行讲演。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施汉昌同学，当天因在西郊宾馆开会，抽不出时间来接我们，于是他订了一辆车专程接我们到西郊宾馆后，再亲自开车带着何比得和我，在清华大学共进午餐，游览清华校园。何比得问我：“你经常来这个大学吗？”我说：“我每年都来。”他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这是我的‘母校’，是我母亲的学校，是我母亲上的第一所大学。”我开始给他讲我和这所大学的渊源。“我是在这所大学里出生的，就出生在清华大学校医院，我应该算是最正宗的清华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十天之后，我诞生在清华大学的校医院，有人说我是新中国清华大学校园内降生的第一个婴儿，有人说是降生的第一个男婴……”不管怎么说，我最终没有能够上清华大学，也是一生中的一点遗憾吧，出生在清华园，就成了我和清华大学唯一的一点联系。何比得非常认真地听着我的自述，我是70年前与清华大学的渊源，他是今天开始和清华大学建立学术联系。清华校园内有一座从圆明园搬过来的日晷，何比得绕着那个日晷转了好几圈儿，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反反复复地琢磨着这个日晷，我们无法辨别日晷上的指针显示出的时间是几点钟，最后我们三个同学统一的结论是：“这个日晷肯定是安装反了”。何比得在传媒学院以英文演讲，同学们听得很认真，还做着笔记。何比得从60前我们小学同学建立友谊的起源，讲到了他童年时，全家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当然也讲到了他离开中国前，送给我的那枚童年时代列宁的五星纪念章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事情。听讲的学生中不少是外国留学生，他们只知道希特勒法西斯，不知道什么是麦卡锡主义，也不知道红卫兵为何物，何比得以亲身经历和深刻感悟口述的这段历史，增加了同学们的知识，也告诉了他们如何抓住事件焦点，分辨判断，提高历史洞察力。
深秋的北京，金黄色的银杏树叶飘落了一地，美丽的景致让人流连忘返。告别清华园之前我们在校园留影，我和何比得坐在地上，一把一把不断地向空中抛洒落在地上的树叶。我拍单人照的时候，何比得为了增加照片的效果，还往我头上撒落叶，那个活泼劲儿和60年前一样，一点儿都没变。虽然我们已是古稀之年，没有机会在清华大学学习或工作，我们相约一定让我们的孙子考取清华大学，我们作家长的家长。京剧对于何比得来讲一点都不陌生，当年他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回到家里打开话匣子（北京话，收音机），转一下旋钮，在中波波段里随时可以听到马连良或者谭富英的唱段，当然想听梅兰芳有时候也能听到。可是60年前的我们更喜欢的是李少春的猴戏，尤其是十八罗汉斗悟空。60年后的今天，何比得举着写有他名字的A4纸照相时，居然还做了一个孙悟空的经典动作。何比得的姐姐何南喜喜欢中国戏曲，博士研究生论文也选择的是相关内容，何比得从姐姐那里得到了不少中国戏剧的理论知识，他知道京剧是由昆曲、汉剧、梆子等不同戏曲综合起来的一种戏剧。离开中国60年之后重新坐在剧场里欣赏京剧，对于何比得来讲确实是一件很郑重的事。在国外，除了看马戏，人们看演出似乎都是很庄重的事情，他对于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喝着茶水看京剧的欣赏艺术方式，似乎有点儿不太适应。我向何比得介绍京剧脸谱的特点，告诉他不同颜色的脸谱代表不同的性格，甚至可以代表不同的人格。简单的一句话，一看脸的颜色就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曹操是大白脸，是个坏人，乱臣贼子，这些何比得很清楚，但是他对西楚霸王项羽为什么也是白色的脸有点疑惑。我向他解释：“项羽的脸不是纯白色的，白色只是勾脸时的底色，他是以十字门的黑色勾脸，是勇猛之人，或者是一种英雄的脸谱，比如张飞也是这样啊。”我用左右手的食指做了一个“十”字型，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陪同何比得一起看戏的陈西岗同学是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来的，她对京剧并不陌生，她父母都曾主管文化工作，小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总政京剧团看京剧，她记忆里也是对孙悟空大闹天宫印象最深。她也不时地向何比得介绍剧中的人物和场景，何比得把我们说的话，以及京剧唱词的英文字幕都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写得很认真，他说要写一个他和中国的故事。看来，何比得写的他和中国的故事要包罗万象，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还要包括艺术、文化，甚至更多方面的内容。长城之行是在计划之内的。11月1日早晨，一辆大型SUV汽车上坐着包括何比得在内的五位同学，开车的同学一脚油门，顺着京昌公路直奔八达岭长城，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60年前何比得在北京上学时，因为他的父母工作都很忙，因此没有带他去过长城，长城对于何比得还是很陌生的。他熟悉的是和平门两侧被废弃的北京南城城墙，离我们小学校只有几百米。记得小学一年级时，城墙在和平门有一个城门洞，还有两扇大铁门，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全民大炼钢铁，两扇大铁门和何比得捐献的自行车一样，被送进了小高炉，全校同学为那一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070万顿欢呼雀跃。学校离城墙很近，从学校出来走过护城河上的一座桥，进入城门洞以后，就可以从门洞的两边登上坚实的北京城的南城城墙，这南城的城墙误导了幼年何比得对于长城的理解，真是错把城墙当长城！到了八达岭，看到盘山而建，蜿蜒万里的长城，何比得异常兴奋，又成了60年前班上的那个飞毛腿小男孩儿，在几个同年龄人当中以最轻盈的步伐，一路小跑着登上了长城。望着东方升起的太阳，望着蓝天上飘浮的白云，何比得展开双臂，用英语和汉语交替着对着天空大声说：“我登上了长城，我是好汉！”
游颐和园，施汉昌同学因为自己的家和工作地点离那里比较近，自告奋勇当向导。施汉昌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的环保专家。年轻时曾在英国留学深造，英语说起来确实了得。再加上他的历史知识和他的环保理念，这一天他全面地向何比得介绍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而且从环保的角度对颐和园的水系以及园林的规划做了科学的评价。几个已到古稀但仍精神矍铄的老人，似乎又找到了当年结伴同游的乐趣，他们爬上佛香阁，去了智慧海，让我们中国同学没有想到的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何比得同学居然对中国的佛教有着一种崇敬而虔诚的心态。何比得说，自己的太太是信佛教的，佛教教育人要有爱心。同学们陪同何比得一同由午门进入紫禁城，我也好几年没来故宫了，游人真多，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当我们走到一个防火的大铜缸前面时，何比得问我：“这个大铜缸是做什么用的?”我开玩笑告诉他：“中国的皇帝以前没有洗过淋浴……”，何比得用手拍了拍那个消防救火用的大铜缸，说到：“这里边要加上好多温水才能洗澡。”大家都开心地笑了，又拿皇帝开涮了，中国的皇帝要是在这大铜缸里洗澡，也太惨点了！也许是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说到皇帝在铜水缸里洗澡，何比得和我几乎同时想到的都是铜火锅涮羊肉。看来不论在我们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生活中，幽默都无处不在。
看珍妃井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井口太小了，被慈禧命令太监投入水井中的珍妃得是一个多么瘦弱的女人呐！何比得和我一样同是怜香惜玉之人，觉得将一个如此瘦弱的女人投到井里淹死确实太残忍了，而且发生在皇宫里，这样的政权怎么能够再延续下去呢？“九”是咱们中国人世代相传公认的最大数字，说天高是“九重天”、说人厉害是“九头鸟”，重阳节也是定在农历九月九日。天坛寰丘坛从中心点向外扩张，每圈石头是九的倍数。何比得站在圜丘坛上留影，他知道这是祭天的地方，是中国祭祀的最高形式。他也知道，中国进入共和社会之后，有个叫袁世凯的人曾经在这里祭天想做皇帝，妄想历史开倒车，上天是不会眷顾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人。何比得了解这段历史，源于一个在我们学校几代学生中流传的民国时期的顺口溜，“杀了袁龟蛋，人民好吃饭”。圜丘坛因为建筑结构的特殊，站在寰丘中心的那块只容一个人站立的天心石上，发出响声，就会立刻听到回声，所谓一呼百应，这是因为发出去的声音瞬间反射回来的效应。寰丘坛听到的回音效果与回音壁明显不同，回音壁像是两个人在打电话，寰丘坛是一个人的回声。何比得站在寰丘坛天心石上，面向蓝天，高声喊出深藏了60年的内心独白“中美友谊，世界和平！”引来周围二三百游客一阵暴风雨般的鼓掌声。11月6日下午何比得就要离开北京回国了，我们带着何比得到京城有名的“南门涮肉”，好好吃上一顿正宗的北京涮羊肉。吃起火锅来何比得很是高兴，他想起了60年前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全家人一起吃火锅的情景。他说当年吃火锅的时候烧的是木炭，今天用的是一种固化液体燃料，虽然燃料不同了，但是铜火锅还是一样的，那种热气腾腾的氛围还是一样的。不用教，他使用筷子很熟练，涮肉的时候非常麻利，不仅能从滚烫的白汤中准确地一次成功夹住羊肉，而且夹在筷子上涮好的肉片没有一块儿又重新掉到锅子里。吃上一口涮肉，喝上一口北冰洋汽水，何比得又找回了老北京的感觉。
左起依次为阳和平、何比得、杨洋（女）、林洪、陈荫平、王骥，刘祖友（右）正在话说当年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别的时刻还是来了。首都机场我们再次合影留念，何比得与送行的同学一一拥抱话别，心情激动，语音哽咽，推着行李车依依不舍地向我们挥手，古稀之年，不知何日再重逢。我们也挥动着双手，希望他常回来看看，岁月不老，我们不散。用白岩松的一句话作结束语吧，“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一个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开之后，反而似乎比大学校园里还亲还互相牵挂。聚会多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岁月的催化下，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每一次聚会，都使得亲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此文献给已经逝去的王和礼、戴玉贞二位老师和郑涵、于立立、刘迪、武宗夏四位同学。王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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