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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丨张小雪:当文艺兵的日子

张小雪 新三届 2019-08-24


        老编的话:正在热映的冯小刚电影《芳华》,唤醒了几代文艺兵的青春记忆,还原了他们的如歌岁月……电影呈现的1970年代,正是新三届人迈进大学校门前后,风华正茂的年代。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属于新三届的一员。老编特邀原21军文工团舞蹈演员、人民大学科社系78级的张小雪同学,追忆她的芳华岁月。


作者简介


作者入伍新兵照

   

张小雪,1955年生于上海;1960-1970年代去过干校、当过兵、做过描图员;1982年毕业于人民大学科社系国际共运史专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从事苏联史研究。1990年起,先后担任香港金帆国际有限公司驻京首席代表、美国Pitney Bowes公司中国区行政总监。现已退休。


原题

拂 晓 新 歌


1970年,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车上载着八个北京小妞和小哥,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15岁的我也混在其中。火车驶向“新西兰”地区,当时把新疆、西宁、兰州,统称“新西兰”,让人听了起码不觉得苍凉,我们将成为保卫祖国大西北的文艺兵。过去几天戏剧般的情景,伴着火车的哐铛哐铛的节奏,在我脑子里过电影。


报考文艺兵,这对我来说可谓“老江湖”了,前不久还流窜于几个大军区文工团的考场,尽心尽力地表演,毫无悬念地“过五关斩六将”,然而、可是、最终都是因为“黑帮子女”头衔,自己把自己给淘汰了。而这次不同,是21军文工团主动找上门,约我去面试!


我从小喜欢舞蹈,文革前先后在上海市福利会少年宫和北京景山少年宫学过舞蹈


事情的缘由还得回到1969年初,内蒙古兵团给公安部子弟一批名额,说是部队待遇!我的发小姐姐们纷纷报名加入了,我因为年龄小而被拒之。万般无奈之下,我瞒着妈妈独自闯进公安部,夜访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的施义之,磨叽着要去内蒙古兵团。施叔叔是父母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尽管当时我的父母十分落魄,他还是认真接待了我,耐心劝我别去内蒙古兵团。


耐不住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闹,他给了我一个承诺:等我长大点让我去当兵。当时我认为他是搪塞我呢。没有想到,一年后他兑现诺言了。施义之曾经担任过21军政委,21军文工团来北京招兵自然要依靠老首长。估计他跟招兵的人打了招呼,让他们顺便把我带走,甭管以后能不能上台表演,哪怕端个茶倒个水也行,也算对得起我那当时还在五七干校改造的父亲了。


那天在总参招待所,我报考舞蹈,却让我唱歌、朗诵,对我这个五音不全者而言,无疑是扬短避长!经我的一再请求,才准许我比划了几下“北风吹”。听见考官低声交流:……普通话……没有北京腔……报幕……我心里很明白,考官就没指望我有什么才艺,不是丑八怪就万幸了。


后来我的表现出乎他们意料,考官卢干事回忆说:“小雪是我在北京的意外收获!本以为摊上一个后门兵,没想到她舞姿曼妙,功底扎实,成为舞蹈队的主力演员。”不谦虚地说,本人虽然歌喉不灵,不过舞蹈、话剧、弹中阮、搞剧务还像样,是一枚多用途、经济型演员!


再说考试过后,我还没有愣过神来就被叫去体检了;体检刚过就收到了入伍通知书了!这就叫老天用馅饼砸你,你想躲都躲不及!我手捏通知书那一刹那,感觉身轻如燕,从大院门口一路惦着脚、转着圈“飞”回家,那景那情至今还是邻居们笑谈的话题。


千想不到,万料不准,这日夜想往的军旅生活就这么简单轻松地开始了?!

1970年北京八个小兵跟队领导合影,前排左起曲敬国、张晓北、裴晓华,陈少泉 ;二排左起谭青云排长、陈华、张小雪、潘燕;三排左起招兵的卢干事、袁松奇指导员、周文龙副指、刘大卫


拂晓之歌,代代传唱


21军文工团的历史要追溯到1938年,担任新四军四师(21军62师前身)师长的彭雪枫创建了《拂晓报》、“拂晓文工团”、骑兵团,号称四师的“三大法宝”。从此,拂晓文工团成为一支活跃在敌后的文艺宣传队。那时,我的父母、施叔叔等也在彭雪枫的四师。


1949年2月解放军渡江前夕,第21野战军成立,其中的61师和62师是原新四军二师和四师。为鼓舞斗志,还成立了军文工团,沿用了新四军“拂晓文工团”的名称。部队战前集结在安徽枞阳县至无为县之间进行渡江训练,文工团对激发斗志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渡江胜利占领杭州宁波后,浙江当地女学生争相入伍,其中不乏才貌双全者,使“拂晓文工团”高颜值文艺人才剧增。


1953年初21军奉命入朝参战,“拂晓文工团”随行。从电影《英雄儿女》中志愿军文艺战士们的身上就能找到拂晓文工团员的影子。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不久,拂晓文工团解散,大部分团员被编入原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少数团员被抽调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拂晓文工团老一辈文艺兵的今昔


1970年,在全国学演样板戏的热潮中,部队纷纷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1军领导决定重建军文工团,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野战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里派出三个小组,分别到北京、西安和连队招兵买马。我们八个是第一批北京兵,也是21军宣传队的第一批战士演员,满满的信心,足足的劲儿!我们来了!拂晓事业后继有人!


之后的几周内,从北京和西安,许多新兵陆续来到军部所在地宝鸡,还有一些老兵,是来自连队的文艺骨干。西安的“大部队”到来那天,指导员点名让我和陈少泉(北京最小的男兵)去火车站迎接。我俩在站台上一出现,立马引起了西安新兵们的躁动。大家都涌上来打量我们,对我们佩戴的领章帽徽极感兴趣(当时他们还是裸绿,没有发领章帽徽),有个大姐还轻轻捏了我的脸,操着陕西话说:“喔娃碎碎滴!真正爱死个人!”把我和少泉搞得很不好意思。


突然哨子响了!队长大喊:“集合!男兵跟朱排长走!女兵跟南排长走!”瞬间,所有男兵兴奋地奔向那个年轻漂亮的女排长,所有女兵高高兴兴地向英俊帅气的男排长靠拢,把队长气得脸色发黑!我们在一边偷笑。这也怨不得大家,谁让女排长姓“男”,那姓的“朱”排长自然就被误认为女的了!

21军老文艺兵题词:拂晓之歌,代代传唱


西安的战友们发放领章帽徽的那天,是我们21军宣传队历史上最热闹的一天,全体新兵都佩戴了领章帽徽,个个精神抖擞,飒爽英姿。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身上的领章帽徽是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染红的!大家心里暗暗决心,绝不玷污红领章红帽徽!继承拂晓文工团的光荣传统,延续拂晓的革命精神!


新兵蛋子和老兵油子


文艺兵的新兵生活蛮轻松的,不练队列,不打靶,天天吊嗓子练身段,挺好玩的。不过,也有不爽的时候,就是经常被领导和老兵责骂。那些老兵,哪怕就比我们早一年当兵的人都用“新兵蛋子”来打我们的脸,还经常捉弄我们。


就拿方言来说吧,北京兵初来乍到,听不懂陕西话。记得到宝鸡的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我们拖着疲乏的双腿,睡眼朦胧地跟着指导员出操,街上已有不少人在走动,我们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只听见满大街的人都在说一个字:“饿”!我就问一个老兵,他们为啥不吃早饭呀?多饿呀!老兵诓我们:陕西人每天都要说很多遍“饿”,然后就不饿了!我还真半信半疑呢!后来听懂了,不是“饿”,而是“我”。


陕西兵还经常说:骚情!(骚发第二声,相当于北京话德行或者得瑟的意思)我们却被告知骚情是热情的意思。于是就发生了以下悲剧:班务会上,一个北京兵说他到了部队感觉很温暖,大家对他都很骚情!


难怪部队的生活词典上出现过“老兵油子”一词,有的老兵真是浑身“冒油”。

1971年宣传队大部分官兵合影


不过,老兵也是很乐于帮助新兵蛋子的,对于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比如洗衣服。我敢说所有战士在部队受到的待遇都是前所未有的:衣服鞋帽、被子褥子全部崭新,且每年更换。我的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那我从小到大也都是捡姐姐的旧衣服,有两个姐姐哪!她俩个头还一样高,妈妈总是给她们买两件同样的衣服,传到我这都是“双胞胎”,根本穿不完,所以对新衣服我是没有奢望的。


到了部队我才有了人生第一次上下左右、里里外外的全新武装。谁都喜欢穿新衣,可不见得谁都愿意洗衣服,特别是洗涤白色的衬衣和床单可不容易。男兵一排的夏副排长是个上海人,他的衣服永远干净整洁。他曾手把手教地我们洗衣服:把白色衣物先浸水,后抹肥皂,(一定是肥皂,不能用洗衣粉)焖一会儿再搓洗,然后到水房接上一盆开水泡泡,最后用清水投干净。每次都这个程序,久而久之白衣物就越来越白净,床单白得透亮。至今,我还用这种办法洗涤本色的棉布织品。


再比如,吃饭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需求。怎么才能吃好吃饱,这里头是有学问的。新战士动作慢,常常盛不到第二碗饭,锅就见底了,有的男兵吃不饱还抹眼泪,很可怜的!在一旁观望的老兵油子们就会教你两招食堂“抢饭”的技巧。


先说盛米饭,第一碗不图很满,平碗即可,这样吃得快;盛第二碗时揣得满满地,然后慢慢吃吧,没人会从你的碗里抢饭。再说吃包子,不去跟别人抢,等到大多数人拿着包子离开后,你上前去,先把笼屉上洒落的包子馅儿盛上满满一碗,然后用筷子恨恨地扎上N多个包子,走人!


老兵带新兵们练唱,左起:董国华排长、郭占江、王伟功、陈少泉、曲敬国


在我看来,新兵蛋子和老兵油子之间的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哪种关系更强烈一些,那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运气好摊上一个好排长好班长还不至于天天受气;倒霉的跟了个有军阀风范的头儿,那日子就难过了。


我们女兵排谭排长兼五班班长;南副排长兼六班班长,两个都是1968年老兵,揣着四个口袋(军官)来的,神气得很,连队里的领导都不敢低瞧了她们。


起初,两个女军官总是板着脸,严肃有余,特别是南排副,管理方法生硬。有一天排务会上她操着正宗的陕西话训斥我们:“泥们这伙人一减哈数兜不洞!人家领导正言传着捏,泥们尻子一拧凑走咧!”(汉译文:你们这些人一点规矩都不懂!人家首长话还没说完,你们屁股一扭就走了!)本来气氛是很紧张的,听她这么一说,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我们越笑她越气,最后罚我们站立多时才罢休。很多年龄稍大的女兵不服气,论年龄,两位排长与她们同岁;论见识,她俩即没有去过大城市,也没有上山下乡过,肚子里的墨水不比我们多,凭啥她们那么霸气?可部队就是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兵早一年逞凶狂!


久而久之,新老兵之间的关系开始融洽了,毕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谁都备不住会有困难。两位排长来自野战医院,是正儿八经的护士。新兵们有头疼脑热、腹泻呕吐的,这时班长们一改往日的严厉,热情地给病号打针吃药、问寒问暖,露出了白衣天使的本来面目。


我和班长谭青云


我入伍不久,腿关节风湿痛犯了,疼得我下不了地,谭班长使尽浑身的医术帮助我,先是给我针灸,无效。后来她自创一个办法,把针先扎进我腿上的穴位,然后把酒精棉缠在针上,点火烧,热气直通皮内,我立马感觉舒服很多,于是班长就一个接一个的棉球不停地烧,耽误了她很多休息时间。从那天起,我看班长越来越顺眼,觉得她就像一个大姐姐,打心眼里喜欢她。


有一天队领导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大白天让我们负重爬山。天气炎热,山路崎岖,我浑身汗透,实在爬不动了,掉到队伍最后面,真想一屁股坐下歇菜了。谭班长一直在给我鼓劲儿,时不时还推拉我几下,我身上的、背包、书包、水壶早都转到她身上。那天如果没有她一直陪着我,我也许当逃兵了。


我天真地问她:你怎么不累呢?她笑着回答:“咋不累嘛!我就是硬挺着呗。”敢情班长是以身作则鼓励我们呢!我很幸运自己遇上了个好班长,在部队的那几年中,她给了我正能量的影响,吃苦耐劳、乐于助人、严于律己。入伍第二年,我被“提拔”为副班长,做她的助手,我们基本没有分开过,成为一生的好友。


都是女兵“惹的祸”?


如果你是新兵,那是比较惨的,如果你不但是新兵而且又是女兵,那就更悲惨了!


《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军宣传队的领导一水儿的工农干部,无论他们是否明白上述言语的意思,他们绝对也是同意上述观点的!军营里出现了女兵,是危险信号,弄不好就会引爆无数个炸弹!队领导工作分工,谁都不愿意管女兵排,最后这项危险而不讨喜的任务推到了指导员身上,因为他的年龄最长,时年28岁,正营级!


1971年宣传队女兵与队领导合影


部队明文规定战士不许在当地谈恋爱,注意是“当地”!就是说你在老家有未婚妻,或者你入伍前有对象应该都不属于违规。可是指导员给女兵的第一次训话时就明确提出:女兵不能跟男人通信!他的原话确实这么说的,立马女兵们个个心事重重,我也不例外。


讨论时,女兵们纷纷承认跟男同学、男同事有书信往来,说着说着讨论会变成了自我批评会。我和潘燕也跟着老实交代了跟男人有通信,比如爸爸、哥哥和弟弟。指导员狠狠瞪了我俩一眼说:“没你们的事!”后来才知道,指导员盯着通信员呢,有可疑信件一并拿下,那个年头,领导拆你几封私信不算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懂法。


狠抓作风,是宣传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作风的根本就是男女之间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了女兵,女兵是祸根。记得我们北京兵刚到部队时,有一个连队来的姓周的男班长,能歌善舞,会拉手风琴,还会吹笛子,多才多艺,相貌俊朗,个头1.8米,经常带着我们唱歌跳舞,娃娃兵都喜欢他。没几天,他突然就消失了!音信全无!


后来我们在仓库里发现了几本塑料皮日记本,里面有我们的名字,原来是周班长送给我们几个北京兵的。我们恍然大悟!他就是因为跟女兵走得近了点,就是因为对娃娃兵关心多了点,就是因为花钱给我们买了日记本,被视为“居心不良”!队领导毫不犹豫把他从宣传队“开”了,无论他多有才华,为了严肃作风,宁愿错赶三千,也不留一朵花痴!


我心里还真为周班长可惜,那么有才艺的老兵,留下来马上就能提干,结果就为了我们几个情窍未开的小丫头丢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更惊心动魄的事件还在后面。突然一天,队里又强调整顿作风,气氛有点异常,听说乐队排长扇了吹小号的男兵一记耳光!又耳闻女兵排有人被“禁足”了!紧接着,与我同车从北京来的一个女兵被“开”了,好在没有送回原籍,而是去了野战医院。而那个挨打的男兵被留下了,因为队里只有一把小号,女高音却有一摞。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俩犯了什么错?那个环境他俩又能犯什么错?!即使犯错了,一个16岁的新兵就该挨打吗?我们几个北京兵有点恐慌了,我们的一个老乡已经被赶走了,接下来我们会怎样?


接下来我们中间真有“心怀鬼胎、行为不轨”的。有一天晚上,我们的两位女排长突然被叫走了,挺长时间才回来,脸色阴沉沉,进屋没有好气。后来才知道“搜人”去了,无果。我就纳了闷了,那些领导眼睛咋那么敏锐呢?他们就能看出谁对谁有意思。


据说他们怀疑一个北京15岁的小男兵跟另一个17岁的女兵(反正不是我哦)在恋爱。那天有人举报两人晚饭后同时不见踪影,于是就发生了排长们搜人的行动,气势和战术如同扫黄运动。后来没有抓到人证物证,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这次还真不是空穴来风,那对金童玉女确实相好,经过十几年的磕磕碰碰、他们采取了迂回战术,于1980年代在北京喜结良缘,直到现在都生活得美满幸福!


N多年后,据当年参加“搜捕”行动的一位老兵蒋大哥透露,当时队领导们搜到礼堂,队长让他爬到舞台顶上的灯光阁楼去搜,他在阁楼看见那对金童玉女藏在那里,当时三个人六只眼睛对视,沉默片刻。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如果那俩孩子吭声了,低头认怂了,那就彻底完了!可他俩硬扛着就是不言语,最终蒋大哥被对方的勇气和智慧所折服(敢爬到舞台顶上去谈情说爱,那勇气和智慧都是缺一不可的)!他转身下来回复队长,阁楼上没有人。


他这一句否定语,不仅仅挽救了他们两人的名誉,也成就了那个男兵后半辈子的艺术事业,要知道他目前是国内知名配音演员,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授!当年如果他被开除了,也许就与艺术诀别了(为保护个人隐私,在此不宜实名制)。


近些年战友聚会,聚一次指导员就检讨一次,恨自己当年管得太严,以至于全队只成了一对!我心想,要不是蒋大哥善举果断,要不是那对情侣智勇双全,连这一对都剩不下!宣传队真的就成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了。


女兵乐队


部队整治女兵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夜间紧急集合。新兵的战备教育课,翻来覆去地告诫我们,敌人惯用的伎俩是在假日搞突然袭击,比如珍珠港事件。所以我们在周末要做好一切准备:检查背包书包、背包带和水壶。但是“敌人突袭”总发生在我们大意的时候,也就是说队领导看不得女兵轻松自在,非得让我们不是穿错裤腿,就是散了背包,不是穿反了鞋,就是没戴帽子,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一天夜里,哨声响起,全队紧急集合,我们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在营房附近跑了一圈,好容易结束回到宿舍,就因为女兵就寝动作慢了点,居然刚躺下又听到指导员喊叫:三排(女兵排)紧急集合!这次大家倒利索,三下五除二地捆了背包又出去跑了一圈。结束时,指导员说:你们睡大觉,那帝修反可没有睡!


回到屋里,六班有人小声说:这帝修反也不会一晚上发动两次进攻吧?大家听了忍不住笑开了。好了!指导员在门口听着呢,他果断地又发出命令,这回是:“六班紧急集合!”我们五班官兵十分后怕,心里嘀咕:这帝修反突袭的行动指导员了如指掌哈!这就是宣传队历史上著名的“帝修反一晚突袭三次”大事件。


2004年,在北京聚会的宣传队部分女兵


女兵虽然让领导操心,但还是备受呵护的,说白了还指着我们演出呢。队里规定所有重活儿都由男兵排承担,出行的好车好座位也让女兵排,夜里站岗女兵免单,所有好事先考虑女战士。这无疑引起了男兵的不满。


有一次在伙房帮厨,男新兵蛋子潘鹰口出怨言,认为领导不公平,居然女兵的月津贴费比男兵多五毛钱!在场的人听了都低头干活儿不搭茬,那个男兵越说越激动,大有要“告”到中央军委的劲头。后来谭排长实在绷不住了,哈哈大笑,全厨房的人都跟着笑起来,估计他回到班里会被班长狠剋一顿。


现在潘博士已成为西门子公司德国总部的科学家,我曾经把此事绘声绘色地描述给他夫人听,她也笑得直不起腰……


全军学演样板戏


21军是借着大学特学样板戏的东风恢复了军文工团,因此,宣传队的首要任务是演一台样板戏。其实在招兵前军部已经确定了剧目——《沙家浜》。几条招兵线都在物色该剧的主角,女一号阿庆嫂和反派刁德一在北京找到,是第二批北京兵。女二号沙奶奶由谭班长饰演;郭建光、胡传魁选自连队;同时从西安还找到几个既有童子功又会弹拉说唱的京剧演员。


之后宣传队全部重心移到学习、排练《沙家浜》上,先后去过西安的陕西省京剧院和银川的宁夏京剧院学习,这两个京剧院不乏国内知名的京剧艺术家。特别是陕京,给我们指导的老师都是重量级老演员,其中王万琪老师是梨园知名板鼓手,曾经多年给尚小云打板鼓;他的夫人王君青老师是陕京的台柱子,时演沙奶奶,两位老艺术家是第一批国家一级演员。他们给予宣传队极大的帮助,曾经伴随我们巡演,边指导边演。


当然他们对宣传队乃至21军最大的帮助和贡献,就是送来了一个优秀的儿子王伟功。伟功入伍虚报年龄15岁,其实只有14岁,是全队最小的一拨兵,也是我们中间最好学上进、最勤快、最机灵、最讨人喜欢的战士,他继承了父亲的技长,是我们乐队京剧乐器的灵魂——板鼓手,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

21军宣传队《沙家浜》剧照:“军民雨水情”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主要演员在排练,大家都在忙。用于演出的大至布景小止枪支,很多都是战士们自己做的!印象最深的就是未来的潘鹰博士为郭建光做了一把手枪,十分精致,完全能以假乱真。我们从军部的仓库里翻出了“拂晓文工团”从朝鲜战场带回的部分铜乐,后来一直由我们宣传队使用和保管。


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接,也是老一辈文艺战士对我们学演样板戏的支持!演出和日常排练都需要地毯,62师送来几条编织非常漂亮的地毯,据说都是剿匪所获,没准儿还有马家军的家当呢,那会儿真该狠狠跺几脚!

21军宣传队《沙家浜》剧照:“智斗”


1971年的春节之前,宣传队完成了排练《沙家浜》的任务,准备进行汇报演出。当时以军宣队为首,下属61、62、63师同时也成立了宣传队,同时也学演样板戏,四个宣传队演三台《沙家浜》和一台《智取威虎山》,要组织四场汇演,可想而知,当时的比拼还是蛮激烈的!


21军宣传队《沙家浜》剧照:“斥敌”


演出后军宣队获得一致好评!这功劳源于各位主角的辛苦付出,队干部也算领导有方,更多的苦劳来自于后台。在排练《沙家浜》的阶段,所有演员,包括声乐和舞蹈的,全部充当了群众演员,就连乐队的部分乐手也充数当过新四军和匪兵。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小兵少泉,入伍时只有14岁,是从中央广播电台童声合唱团选来的领唱,素有“银铃”之称。沙家浜“突袭”那场,郭建光有一句唱词:“此一去呀!捣匪巢,擒贼擒王” ,唱腔里“呀”字高八度,我们队的“郭建光”唱不上去,全队只有“银铃”能行。于是每到这一场,少泉就躲在侧幕里盯着“郭建光”的嘴,配合着喊出“呀!”场场如此,一次没错过,这对于一个14的孩子来说容易吗?!


宣传队《沙家浜》剧照:“十八棵青松”


除了几位主角,几乎所有人都有第二、第三“职业”。我们这些不会唱戏的小兵们,在后台个个也都独挡一面,有的管理服装、有的负责幻灯,有的换道具。除了演群众跑场外,我还有另外两项重要的任务:第一,我承担了全队化妆品的管理,所有演员的底妆(现在叫粉底)都是我在每次演出前现调配的。正面人物的底妆要调红一点,反面角色的偏暗一点,日本兵的直接调成灰白色。


演出结束后,等大家都卸了妆,我才能收拾东西,每次都是最后一拨离开剧场。那时候连眉粉都买不到,我经常支几根劈柴点着,找一个旧的喝水缸,装了水在火上烧,火把缸子的外壁燎的黑黑的,然后刮下黑粉,给大家画眉。为了刮那些黑粉,多少个中午,当战友们呼呼时,我却埋头炼“黑金”!

宣传队《沙家浜》剧照:“斥敌”


第二项工作是负责枪声效果,就是配合前台演员,他们举枪我砸炮。也不知道领导为啥如此信任我,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可我却不太靠谱,经常关键时刻掉链子!有过鬼子兵的枪怎么也打不响的劣迹,致使原本应该倒在鬼子枪下的百姓们趁机逃之夭夭了;更严重的是有一次郭建光的枪居然打不死敌人,很没面子。


领导虽然没有批评和处置我,但“郭建光”颇有微词,吓得我那阵子大会小会做检讨,给自己上纲上线的。此后,我再也不敢懈怠,只要当晚有演出,我再困再累中午也不休息,必须晒火药,杜绝哑炮,保证每一枪都能打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出纰漏的也不止我一人。有一次台下观众嘘声不断,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队长就跑到台下去观察,他把台上的演员扫了一遍,立马发现饰演鬼子兵的小兵郭占江脸画得像一只花猫。他不会化妆,以为画的越丑越好,于是舞台上就多出只“花猫”,观众没法不乐!


宣传队《沙家浜》剧照:“授计”


还有一次,演到新四军奔袭到胡传魁家的后院,一个接一个地翻小翻过墙,表示进了胡的院子,准备捣毁敌人的老巢。没想到,平日翻跟头最棒的小魏不知哪里出了问题,跟头翻得很漂亮,但是没有过墙,他自己还不知道,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四处张望,发现自己还在院墙外面,一着急绕过道具墙进侧幕了。这下气坏了队长,冲着小魏喊:“你不会再翻一下过墙啊!”


沙家浜最容易笑场的是“抢包袱”那段。最初队长让我试演过被抢包袱的姑娘。彩排那天,我抱着包袱跑上舞台,后面刁小三追着,要抢包袱,还要抢人。我一回头看见刁小三的脸一抽一抽的,实在太可笑了!其实这个演刁小三的武勇大哥是专业戏剧演员,很有表演天赋的,这是他故意设计的,以求更好的流氓形象。我可看不得这张抽动的脸,当时就笑场了。本来我的个头也不合适,比刁小三高出一截,再加上“不严肃、不敬业”,马上就被换掉了。


宣传队《沙家浜》剧照:“奔袭”


好在是彩排,如果是给首长汇报演出,那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压我一顶反革命的帽子!武勇大哥是多面手,乐队的二胡、新四军的跟头都离不开他,让他演刁小三是屈才了。很快换了小郭替他演刁小三。


小郭是队里唯一的唢呐和笙演奏手,圆圆的脸,白白净净的,形象跟刁小三根本不搭嘎。他演了一场就下岗了,因为他很紧张,抢包袱抢不过姑娘,惹得观众大笑,气得队长直喊:你连包袱都抢不了还想抢人?!


为了这场精彩的片段,队里先后换了三个刁小三、三个被抢的姑娘,让队长伤透脑筋了!


宣传队《沙家浜》剧终照


深入基层,边区巡演


1971年初,宣传队带着《沙家浜》出发,开始下部队巡演。这回,我们的路线不是“新西兰”了,而是陕甘宁,当年的边区。


根据我的北京战友、乐队管弦乐手、知名随军记者刘大卫日记的清晰记载,宣传队巡演《沙家浜》的轨迹如下:


● 7月7日—7月8日,在银川红旗剧院演出两场。

● 7月10日,宁夏石嘴山附近大丰沟煤矿,宣传队冒雨为62师工兵营演出一场。

● 7月13日—14日,宣传队在宁夏军区礼堂演出两场。

● 7月15日—22日,宁夏中宁县,62师师部,宣传队演出5场。

● 7月23日—27日,宁夏吴忠市,宣传队演出5场。

● 7月27日—8月4日,宁夏青铜峡县,181团、62师炮团,宣传队演出6场。

● 8月5日—8月7日,宁夏中卫县,186团,演出3场。

● 8月9日—20日,甘肃省靖远县打拉池,185团为兰空修建机场洞库(8702工程),宣传队在工地礼堂连续八天演出8场。

● 8月21日—25日,甘肃省陇西县182团,演出3场。

● 8月26日—9月2日,甘肃省甘谷县,61师炮兵团,为兰州军区“管理工作现场会”演出5场。

● 9月6日—8日,在宝鸡市文化宫演出两场。

● 9月9日,为51号信箱演出一场。

● 9月10日,为陕西省棉纺十二厂演出1场。

● 9月11日—13日,在盲校为军直属队演出3场。

● 9月13日晚在宝鸡盲校营房演出半场(9.13)

● 9月24日—29日,陕西省陇县,为63师189团演出 4 场。

● 10月13日—19日,陕西省汉中市,为“012单位”演出6场。

● 10月13日—19日,陕西汉中,为“012单位”演出1场。

● 10月21日—24日,陕西省宁强县燕子砭铜矿演出4场

● 10月25日—27日,宁强县县城演出3场。


原21军61师干部江修惠题词:为兵服务是部队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我们还途径甘肃省会宁县,那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我们感觉那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那么淳朴、那么亲切!我们漫步在会宁古城里,寻觅着当年红军留下的足迹,还参观了长征中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地点—红军会师楼。


甘肃会宁县远景和红军会师楼


不走出营房,就不了解基层连队的生活;不去陕甘宁 ,就不知道陕北的土真真的黄、甘肃的气候实在干、宁夏的沙漠望不到边!基层连队生活非常艰苦,大家印象最深的是驻扎在甘肃打拉池的185团。打拉池的名字好像有水池,其实非常缺水。当时战士们在修空军机场,工地活儿很累,他们每天要出几身大汗,为了节省水不能老洗衣服,于是战士们的的衣服上印着厚厚的“白地图”,那是身上的汗盐绘出的呀!简直惨不忍睹。


打拉池演出的条件也很差,战士们在工地上现挖了一个15米见方的坑,作为乐池,用挖出的土垒成舞台,没有后台,没有大幕,更没有化妆间了,新四军翻跟头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乐池”里。但是我们大家不但一点怨言也没有,反而比平时更卖力地工作,能为那些平凡而伟大的战士们服务是我们的荣耀!就在这个土垒的小舞台上我们演了八场,破了巡演中连续演出的记录。


宁夏同心县有个“喊叫水”公社,听这个名字就让人瘆得慌!这是个喊水水不来、叫水水不应的地方。恰恰我们车队途径此地时一辆车开锅了!哪儿去接水啊?后来费尽周折,花了五元钱(那时候的五元钱快抵我们一个月的津贴了)买水,还不是现成的水,需要自己去井里打水。


因为水太稀缺,井很深,那打水的井绳竟有100余米长,十几个男兵列队拉绳,百米井绳放下去之后,也只捞上来半桶水。那些拉井绳的战友们这辈子恐怕都难忘那得之不易的大半桶水。2006年,刘大卫自驾经过“喊叫水”,得知国务院已陆续安排当地老百姓移到甘肃武威地区定居,因为同心县许多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下连队巡演为兵服务的同时也是磨练我们自己的过程。一个近百人的队伍,载了整整一台的道具,还拉着乐器、锅碗瓢盆,长途跋涉,四处巡演,确实挺艰苦的。特别是男兵们,每次出发要搬运、装车;每次到达又要卸车、搬运。每到一个演出地点,他们要装台,每离开一个舞台,他们要卸台。工作强度相当大 ,他们身上的汗水也能勾画出种种地图!战友们的那种精神真的可以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来形容!


宣传队的小伙子们个个棒棒哒!上图是乐队成员,下图是演员


巡演也有高兴的事儿。每到一处,首长和战士们都把我们当作客人,好菜好酒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给首长敬酒也是例行的。在我的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之前,贺大姐曾经主动请缨去敬酒,几杯下肚她先醉了,醉了就唱歌。她的嗓子非常甜美,我特别喜欢听她唱《情深谊长》。但她不高兴时,我们求她唱也没用,喝了酒不用求,她一遍一遍给我们唱,我以为喝酒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接下来在天水的甘谷县喝酒就不太快乐了。那天182团首长中午请大家吃饭,大家陪首长多喝了几杯。人家首长晚上是当观众看戏的,多喝几杯不妨,可我们晚上有演出任务的呀!开演前夕我们的首席小提琴手彭滨不见了。彭大哥还要串演巡逻的日本兵呢!这不急死谁!大家把化妆室、后台找遍了也没见他的影子。朱班长闯进储物间,看见墙角一堆旧幕布下面露出一截穿着日本兵裤子的腿,他上前掀开幕布,只见彭宾穿着日本兵的衣服呼呼大睡呢!就是中午喝多了,差点误事!


后来轮到我去敬酒了,那天是用大白碗喝哦!我也不懂敬酒的规矩,又紧张,匆匆跑过去对首长说:敬您一碗酒!然后自己仰脖先喝了,转身要走,被首长叫住了,他说:“我还没喝呢,你倒先喝了,罚你一碗酒。”我战战兢兢地端起第二碗酒又喝了。我又想溜,又被叫住了!首长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说来敬酒的呀!他笑着说,那你得敬我一碗呀,于是我又倒了第三碗就举到他跟前,他迟迟不接碗,这时我已经两碗酒下肚,胆儿也壮了,气也足了,不就喝碗酒嘛!我冲着他大声说:您不喝我替您喝了!于是仰脖又一碗。那晚我可给宣传队长脸了,队领导班排长都夸我,我也没有犯困打盹儿,也没有撒疯跳舞唱歌。从此,队领导对我另眼相看了,视我为有用之才,遇到“宴请”,敬酒的角色非我莫属。


1972年,宣传队战士张小雪


自1971年7月6日开始,至10月28日止,以四个月时间,军宣队历经陕、甘、宁三省数十个县市,行程近三千公里;为21军所属部队61师、62师、63师、军直属队,演出京剧《沙家浜》65场。这是一支当年在21军范围内演出覆盖面最广、场次最多的宣传队,名声大震陕甘宁!


当兵演兵,为兵服务


1972年初,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军里下达任务给我们,要排一台反映部队生活的歌舞和话剧。军里派来几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都是秀才级别的人物,组成了创作组,编写小话剧、表演唱、朗诵等节目。


我参加了小话剧《王恒德》的排练。话剧内容取自于21军某连队干部王恒德,在带领公社民兵演习时,为保护民兵,自己被手榴弹炸死的真实事迹。我就演那个演习时不慎将手榴弹扔在了近处,被王恒德英雄救了的民兵。记得那场我趴在王恒德的“遗体”边痛哭那场,我哭得很凶,导演猛夸我,其实我没有眼泪是干嚎的。


原创的作品还有反映连队生活的话剧《重新立杆》、表演唱《小鞋匠》、诗朗诵《我和班长》和描述解放军医务人员救治盲哑儿童的话剧《毛主席万岁》等,前两部在兰州军区和全军汇演中曾获奖。

表演唱:山村来了个补鞋匠 


歌舞:五月的太阳金灿灿


宣传队二度回到西安,这次是去陕西省歌舞剧院学排歌舞《边区生产歌》,我担任其中一段领舞。鉴于我们这些热爱舞蹈、善长舞蹈的演员们,力顶队领导的偏见和压力(就是封建意识做的怪,队领导看不惯女兵练功,觉得穿足尖鞋转圈、抬腿下腰、翻身劈叉有伤大雅),一直坚持练基本功,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就拿下了二十多分钟的小舞剧。

舞剧:边区生产歌,1972年版


舞剧:边区生产歌,2004年版


同时,我们还学习经典舞蹈《丰收歌》。对我来说跳舞的感觉是多么美好,跟着旋律和音乐,能把人内心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能因为我们跳得太愉快了,乐队的战友有点嫉妒了,于是他们就使了坏。《丰收歌》是描绘一群姑娘,在丰收的麦田里愉快地收割,其中有一串连续弯腰、直腰、弯腰再直腰的动作,节奏特别快,而乐队故意在此加快奏乐,我们越跳越快,几乎就跟不上节奏了!这一恶作剧都是几十年以后才被揭露的!


排练进入尾声时,我突然发烧住院了!我心里着急啊!我只好搞些猫腻,争取早点出院。我趁护士转身把体温表撤下,等护士来收表前我再夹上,这样显示的温度就不高。但是这种把戏很轻易就被发现了,因为护士摸我的头很热。队里也着急啊!我的缺席影响排练啦。

男兵们练奏乐


一退烧 ,我的北京老乡、护理员陈华带我穿过病房,来到一层的一个大水房,她教我爬上水池,翻窗出去就是军部留守处大院,当时宣传队就在那里的礼堂排练。于是,我每天等医生查完房,护士送药打针后,换下病号服,“翻山越岭”,回到队里排练;返回医院时则大摇大摆地从大门进去。医生一直没有发现。


有一天,我在翻越窗台时,突然发现楼侧面的窗户里有人望着我,我心里嘎噔一下!好像是一位姓宋的男医生。后来我观察医生护士对我态度如常,也就放心了,估计宋医生没有看清楚我是谁。也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我遇见已经成为宣传队女婿的宋医生,我旁敲侧击地问他当年看见什么了,他说什么都看见了,就是不想当告密者!多么好的女婿呀!


小话剧:离队之前


这台歌舞首演时,我还在住院,这回不能再爬窗翻墙了,得正式请假了,因为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也去看演出,看我的演出。


抹不掉的记忆——“9.13”

             

 如果问我,在部队最讨厌什么活动?我毫不犹豫回答:“天天读”!我曾经在战友们中间做过简单的调查和统计,60%以上的人同意我这个观点。每天早饭后,全队集中在男兵一排的宿舍里,囚在各自的小马扎上,坐姿要端正,眼睛得大睁,耳朵须竖起,认认真真地听念报纸或者政治书之类的,说不好念到哪里就停下来,指导员会现场提问的,那个时刻如同大难来临,整个后脊梁骨直冒冷汗。


说来也绝,只要一到那个天天读,我就犯困(后来明白是饭后容易犯困),困了还不敢打盹,生怕领导发现把我拎起来提问,于是就不时地掐自己大腿上的肉,以痛治困。如果房上有梁的话,我的长辫子也能排上用场的。


那个又困又怕又烦的滋味真难熬啊。好在我亲爱的谭班长了解我嗜睡的毛病,经常在关键时刻捏捏我手上的合谷穴位,促使我清醒。还有我的同果姐姐曾经用掏耳朵的办法“拯救”过我。


小歌剧:重新立杆


如果问我,在部队最感压力的事情是什么?“评比五好战士!”1960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充分肯定了在全军中开展的“五好”运动,并吸收了林彪的主张,“五好”内容定为: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


      1971年夏天,我们赶上五好战士初评。战友们个个都把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生怕戴不上五好战士的徽章,更怕受到歧视,于是大会小会做总结,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斗私批修,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左一道关右一道坎地过,搞得人人都筋疲力尽。我心里琢磨,这初评就被扒了几层皮,等到年底终评还不得整死一个两个的?!


好赖我是评上了。同班的几个落榜的战友心里负担极大,情绪沮丧。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女高音同果姐姐也没有被评上。可人家毕竟是台柱子,领导就给她一个嘉奖以资鼓励(此事有后话)。

女高音同果姐姐在演出中


然后,宣传队准备开赴陕南一带,到燕子砭、汉中等地去慰问演出。临行前要向军首长汇报演出。那是1971年9月13日晚上,我们在自己的营房——原宝鸡市盲哑学校(在一个依山傍渠的山坡上)的礼堂里演出《沙家浜》。演出过半了,阿庆嫂正在唱“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不由人一阵阵坐立不安……”


全场静悄悄的,突然台下有些骚动,后台不知哪位眼尖的说:“快看,台下的观众都撤了!”顺着话音,我看见台下的首长席位已经空荡荡,其他部队也正在迅速而有序地往外撤。天哪!21军宣传队自打成立以来还没有受过这种嘲弄吧!我心里第一反应是首长不高兴不满意,带头离开了?还是负责灯光的蒋大哥警惕性高,他说一定有情况了。

宝鸡盲校礼堂,我们就在那里排练和演出


台下没有了观众,台上也就不能继续“战胜顽敌渡难关”了。宣传队匆匆拉上了大幕,草草收了场。我心里还有点不爽,白忙乎了一中午晒砸炮的火药,结果几乎一枪未发。领导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拾手里的东西撤出礼堂,回营房去。我边收拾化妆盒子,边听见礼堂外面汽车连的军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时不时传来部队的集合哨声和急促的跑步声。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慌。回到营房全队人马打好背包整装待命。此时我们得知,军委下了一级战备的命令。至于出了什么情况?部队准备开拔何方?无人知晓。我们就这样带着脸上的油彩(都没有来得及卸妆),红脸看白脸,大眼瞪小眼地原地待命。到了后半夜听见外面的军车和部队陆续返回来了,我们这才被允许去卸妆、睡觉。


上图是宣传队战士在连队荷枪实弹执勤;下图是宣传队战士在连队演出


第二天上午全体集合,队领导郑重宣布,局势十分严峻,随时可能打仗,每个人马上写一封家书,统一保管起来,必要时组织上会转交给我们的家人。我们心里明白就是写遗书呗!我跟好姐妹潘燕挤在小仓库里,那是我们俩经常偷吃零食的地方,现如今却变成了我们书写遗书的旮旯了。


我俩边写边琢磨,老说帝修反要偷袭我们,这回是美帝来了?(当时我们军有少量部队去过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斗)还是要跟苏联开战?或者台湾反攻大陆了?把有可能发生的战争猜了个遍,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国家的后院起火了。

1973年我和潘燕在营房前,背后是我们的礼堂


这是迄今为止我给家里写的第一封遗书,也是唯一的一封,实际上是写给我妈妈一人的。我认为如果我光荣了,只有妈妈最伤心,所以最需要抚慰的是妈妈的心。信的内容已经全然不记了,大概意思是:亲爱的妈妈,我们马上要奔赴前线了,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光荣地牺牲了。妈妈千万不要难过,女儿我没有辜负你的培养和教育!……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不想让我的妈妈心痛!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信中用“亲爱的”3个字。我的家庭教育比较传统的,书信也是正儿八经的,“亲爱的”一词自然没有在家书中出现过。我下意识到再不用这3个字,也许今生今世无缘于它们了。


写好遗书,收拾好行装就是无限期的等待了。奇怪的是,虽然还照常读报纸念新闻,但是不搞“天天读”了,我心里可高兴了!这样熬了一周左右,于1971年9月19日,21军宣传队开拔,奔赴陕南,继续进行巡回演出。


记得我们从宝鸡出发时坐的是闷罐火车。一般只有新兵入伍时才坐闷罐车,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避免新兵提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所以就用没有大窗的闷罐车皮拉他们。我们在新兵蛋子阶段可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老兵油子”却赶上坐一回闷罐车。大家都觉得新奇好玩,挤在一起唠嗑,话题无非这次一级战备的传闻。


1973年在宝鸡渭河大桥


9月19日~27日期间,我们先后在燕子砭、汉中、勉县、宁强等地,为驻军和百姓演出。关于“9.13”的谣言或者传闻越来越多,但是像我这样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只会听喝儿的小兵来说,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相反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战友们充分享受了陕南的美景和风情,经历了人生道路中非常美好和快乐的阶段。


在我们在去汉中途中,停车在玉带河边休息。那浅蓝色的河水清澈见底,能看见一堆堆小螃蟹在洁净的鹅卵石边歇着,大家高兴地叫着笑着,开始了史无前例地抓螃蟹运动,整整抓了一盆!大多数战友只是觉得这个意外收获好玩罢了,而我这个属猫的(因为我喜欢吃河鲜,妈妈就说我是属猫的)还惦记着吃螃蟹呢。可到了驻地就再没有见到过那些可爱诱人的小螃蟹。我又不敢问,又不甘心,久而久之这件事就在我心里打了结。


直到复员后,1975年的一天,我在上海跟夏佩林排长家聊天时问及此事,才知晓内幕:抓螃蟹的当晚,高排长、夏排长、伟功等“南方帮”把螃蟹油炸后一股脑儿吞食了,敢情还有比我更像馋猫的呢!


小歌剧:重新立杆


11月11日之后,原本简单幼稚的我从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裂变。那天下午,宣传队整队集合,迎来了21军最高首长——梁政委。他亲自给我们这个直属的营级单位传达了中共中央68号文件,即有关林彪叛逃的“9.13事件”。


我的感觉如同被雷劈电击了似的,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大家都不敢相信,“敬爱的林副主席”居然会做出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居然会背叛他带头天天赞颂的毛主席!那一刻是我走上社会后第一次意识到世道的险恶,第一次对军旅生活产生忧虑,第一次对领袖的个人迷信发生了动摇。

 

紧接着又是一通学习和批判,推翻了林彪的一切指示和倡导,说实在的还没有容我们这些大头兵想明白,眼前的一切已经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但还是有高兴的事情,比如“天天读”被取消了,起码不用天天挤在一堆儿耗费时间和生命了。

对口快板:夸夸咱们的炊事班


对大多数战士们来说,最最高兴的是取消了五好战士的评比。中央认为,林彪在军内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原来的“五好战士”运动在“文革”中被林彪所利用,塞进了不少“左”的东西,致使这项运动出现了严重偏差。因此,持续了12年之久的“五好战士”运动随着“9.13”事件的发生而告终。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取消五好战士评比有人欢喜有人郁闷。我属于后者。好不容易初评过关,只要不出大的纰漏,年底带上五好奖章是没有悬念的。这就叫眼看鸭子煮熟了,可它却飞了!!更可气的是,前面说到同果姐姐初评落榜,得了个嘉奖。这嘉奖从此替代了五好战士的荣誉,是全军指战员努力奋斗的目标之一。同果姐后来不无得意的说:“还是我合适,嘉奖进了档案,你们的五好不算数了!”


1973年,女兵张小雪


“9.13”事件除了对我和我的战友们有着上述直接的影响,同时对我和我的家人也有间接的影响。我爸爸平生最要好的朋友尚伟叔叔,文革前是南京工程兵学院的政委。此人才华横溢、性格刚烈、为人耿直,眼里揉不进滴点沙子。早在文革初期,他就给中央写信,指责林彪有野心,后被迫害关进监狱,家里除了老伴和一个女儿外,3个儿子全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先后押入大牢。


1968年的一天我在大院门口玩耍,只见妈妈回来了,从未见妈妈下班这么早,我喜出望外地迎上去。妈妈一把把我扯在怀里小声说:“快回家把南京来的信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妈妈的身后跟着两个军人。后来发生的一切我记的不太清楚了,听妈妈描述说,我非常机灵,转身一溜烟地抄近道回了家……


当妈妈带着那两个军人绕大路进家门时,我已经把不久前尚伟叔叔给父母来的信藏起来了。南京来的人说是找我妈妈搞调查,而实际上是来抄我家的。在我父母的房间翻来翻去没有结果,还好没有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我把那封信压在了一个“三五牌”座钟下面了。两个军人一无所获悻悻地离开了。


此后,我妈妈不止一次地夸我,说我救了全家。要知道当时南京方面死死盯住我父母不放,认为如此好友一定会同流合污,而那封信上的内容足以证明我的父母与尚叔叔确实是“一丘之貉”!


“9.13”前夕,尚伟叔叔已经被判了死刑,剃了头准备执行枪决。随着林彪座机的爆炸,我的尚伟叔叔也就转危为安,免除了死刑,直到1977年被无罪释放,官复原职,全家重新团聚在南京市北京路的一个小院子里。“9.13”事件的发生使长期以来笼罩着我父母和家庭的“尚伟阴影”终于消失了。


2004年我们重返军部和宣传队营房,身后是当年女兵排宿舍和队部


在我住院期间,在那里听到的有关林彪和他家人的故事就更多了。特别是林立果选妃之事,引起大家的兴趣。据老兵说,前两年吴法宪老婆等一行人还真的到21军第六〇野战医院来寻摸过,挑来挑去没有看上眼的,末了撂下一句话:“都是丑八怪!”大伙儿听了哈哈大笑!


我心里暗暗地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在医院,不是担心被林立果选上,而是怕选不上还冠以“丑八怪”之名!历史的车轮无情地向前翻滚,永不回转,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刻在了我们年轻的心里……


短短的两三年,军宣队一直活跃在21军的基层部队中,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带着节目下到连队为战士们和当地老百姓演出,近至华阴农场,远到关山马场,还有煤矿、铜矿,只要有我们的部队,都留下了21军文艺兵的足迹。


由于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1972年底军宣队解散了(61师宣传队一直保留到1990年代),男兵们分散去了军直部队,六〇野战医院是女兵们的第二个“家”。大家都成为了基层的文艺骨干,为普及和提高部队的文艺生活做出了贡献!

宣传队老战士去看望老军长胡炜;胡军长亲自给纪念册题词


21军宣传队纪念册封面和老军长题词


2012年,老战友们组织撰写了一本军宣传队的纪念册,原21军老军长胡炜亲自为我们提了词:“拂晓新歌”。希望拂晓的正能量代代相传!


2013年,宣传队老兵在四川黄龙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我的三位战友,他们为此文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照片和私人记载。他们是:


刘大卫,入伍前当过工人,与我同火车从北京入伍,军宣传队管弦乐手,后在军电影队、通信连、高炮团任战士,先后在61师政治部文化科、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总参政治部宣传部任干事,中央电视台总参记者站站长。1986年参加老山战役,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委任的唯一一名驻前线的电视记者。他坚持住在猫耳洞,拍摄第一手镜头,多次参加夜战,在危急中还拍摄了许多实战场面,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人民子弟兵栏目曾十几次播发过他撰写、拍摄的新闻和专题。退伍后在香港讯德、美国泰克、日本松下、中国正兴公司任销售经理、总监。

2016年,战友组团旅游,女兵们在约旦红沙漠


郭占江,与我同年入伍的北京老乡,在宣传队担任唢呐、笙演奏员,后去军直通信连历任副班长、班长,1976年退伍回京,在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处长、研究所所长、金自天成公司副总经理。他是我们公认的21军退伍老兵北京办事处主任。


王伟功,与我同年入伍西安战友,担任乐队板鼓手和队部通信员。后去军直警卫连,当过军首长警卫员、炊事班长、步兵班长、排长,上过军校,后任61师组织科干事。1985年上老山前线,长期蹲守一线,参加过战斗,战地抢救伤员,任作战尖子兵集训队指导员,荣立三等功、“双立功”活动个人,战后曾享受省级劳模待遇,进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受奖活动。转业到陕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工作。大家给予他的评价:穿军装是雷锋式的好战士;脱军装是廉洁的好干部。


2015年聚会时战友联欢


张小雪读本

小学肄业考入大学的天方夜谭

大学生活:那些流年,那些囧事

缘梦重温——重访上海锦江饭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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