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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丨张伟光:红旗下的蛋(A:大学之前)

2017-11-01 张伟光 永远的新三届

  

张伟光穿着定制系服( 2012年云南)


         老编注:人民大学78级上千同学中,有数位“四.五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闻系张伟光乃是其中之一。不过,张伟光在同学中脱颖而出,博得广泛的知名度,并非因为他当年的英雄事迹,而是缘于他在同学们的眼里,是公认的智商情商超群,风趣幽默的大活宝”、开心果。同学肖其外形,称之曰“大熊”,谐其名字,尊之为“伟光正”。


        张伟光旅居英国26年,出国前为北京广播学院教师。老编爬罗剔抉,将张伟光挂贴在同学论坛的部分零散文字整理出来,分批推送。从张的文字风格中,各位可以略窥张氏幽默之一斑。


 

我奶奶的

 

        东北三大怪,我奶奶占了个“大烟袋”。我奶奶的烟枪,也是唾手可得的“武器”。她的烟枪比一般人的弹夹深,枪身长;更重要的,是我奶奶眼斜,你很难准确判断她到底瞄的是哪儿。

 

        我们俩很早就结下了梁子。我直到现在也弄不清,是我先往我奶奶的烟锅里放辣椒粉之后她才打我的呢?还是她先打了我出于自卫我才放的辣椒粉。


        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小心翼翼地围着她老人家转圈儿,准备伺机投放辣椒粉,她则像一只老山魈,目不直视,纹丝不动,但其二尺烟枪却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准确击中我的脑瓜顶。

 

        挨了我奶奶的烟枪,通常我还不敢投诉,一投诉,她儿子又得打我一顿。后来我跟她儿子也结下了梁子。

 

        有一年过春节,我看别人家孙子嘴甜一点儿,就能混个冰糖葫芦吃。于是我也跟我奶奶套磁,说奶奶我帮你装烟吧。奶奶不动声色。装完之后,我见她没有给两毛儿钱的意思,就放弃了犯罪终止。



        各位,放辣椒粉之红色经典早已不好使了,我奶奶抽之前学会先闻一闻了。这次我放的,是一个小鞭炮,捻儿藏在烟丝里。看不到,闻不出,谁让人家奶奶都给孙子买冰糖葫芦,就她不给买的。

 

        啪啊!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我把奶奶吓糊涂。

 

        她的烟枪有二尺长,烟锅又深,倒是伤不着她的皮肉,可吓得着实不轻,烟枪都掉地上了,吓得直翻白眼儿。哼,跟我斗,我多少年啦,姥姥。


        我当时也有点儿后怕。赶忙主动把头伸过去让我奶奶打,但她这次还真没敢打。我估计八成是怕打了我,下回让她抽二踢脚儿。

 

        我奶奶也并非一无所长。我奶奶不识字,但脑力不坏,若赶上机会,跟同样不识字的赵丽蓉有一拼。我奶奶也是咱辽宁人,据说解放前蝉联过三届本溪地区骂人大赛冠军。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有一次我和邻居孩子打架,我奶奶来拉架了。她是这么劝的;哟呕,你这龙生凤养的小虎羔子,怎么和那王八操的瘪犊子打起来了。一下子就把对方家长骂急了。


         怎么样?我奶奶厉害吧。我奶奶的!



林立果给我当司机

 

        我妈有个老姐妹,叫王淑媛。文革前,被挑到林彪家当公务员,实际上就是保姆,专门负责照顾林豆豆。高墙红瓦,没有阻断两位老姐妹之间的友谊,她们常有走动。

 

        我记得小时候,就跟我妈去过几次后来知道叫毛家湾的地方。王阿姨有个儿子,长得又高又壮还挺黑,我管他叫黑子哥。由于母辈的关系,我俩也算世交啦。黑子哥待我如亲兄弟,我如果受了欺负,我黑子哥一出场,就能把对手吓得魂飞魄散。后来,由于林家的关系,黑子哥当了空军。

 

        有一次我和我妈去看王阿姨,正好听说黑子哥当天要回京探亲,我十分高兴,执意要去北京火车站接。王阿姨拗不过我,就把我带到一辆车上,让我搭车去北京站接。

 

        开车的“小战士”戴副墨镜,回头朝我笑笑,一句话也没说。接完回来,黑子哥问我,你认识他吗?谁?开车的那个。不认识,他不是小战士吗?不是,他是你豆豆姐的弟弟。

 

        就这么着,我坐了一回林立果开的车,或者说,林立果给我当了一回司机。林立果没什么架子,时不时地亲自开车接送家里的“普通人”。

 

        后来林家倒霉了,鬼都不上门。但我妈忠厚质朴,重情重义,你身居高位,绝无一事相求,倒霉落魄,也绝不另眼相看,和王阿姨友情不断,走动不断。孤独困苦的时候,王阿姨多次带豆豆大姐去我家避难,我妈从来好吃好喝地招待。这友谊就这么延续下来,直到今日。我跟豆豆大姐还保有联系。

 

        最近的一次是几年前,在建外soho附近的咖啡厅见了面,聊了很久。豆豆大姐当时已经六十九岁了,但身体和精神都挺好,还记着不少我小时候的事儿呢。


 

校长要开除我


        1969年我随父母去河南五七干校,进了干校办的子弟学校,育红学校上初一。有一天,我拎了个红油漆桶,预先潜伏上了育红学校低年级班的的天花板,等课上得差不多的时候,突然把沾满红油漆、看上去像是一只正在滴血的手,从天花板上的小窗口里伸出来,把一屋子人,连老师带学生都给吓得抱头鼠窜,尖叫连连,狂奔到院子里,惊动到了所有班级,整个学校都炸窝了。


        育红学校的校长,个子高高的,是个军人,很有斗争经验,命令各班封锁教室,准备调集战士来捉拿。我几次突围不果,只好举手投降,从天花板上爬出来,那叫一个惨……。


        校长说,张伟光,又是你,这回我开除你你信不信?


        为什么说又是你?因为我曾经搞过一个恶作剧。用绳子把半桶水吊在门后,谁一推门,水桶后扬,达到一定角度,水就会倾巢而出,刚好浇到来人身上。


        害了几个同学之后,我兴趣大增,改进了角度,加大了用水量。一帮人兴奋地围观,不巧,这次来的是校长,想撤已经来不及了,给他浇了个透心凉,当时就要活吃了我。



狱警撤了我的职

 

        那是1977年9月的一天,我因四.五事件被捕,正在圄里潜伏。由于过去根儿红苗儿正,被任命为学习号。这是一个在圄内负责组织学习,帮助政府对犯人进行改造的角色,职责主要是读报,组织讨论,主持批斗会。同时也是圄内的最高行政长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假如有的话。


        我手下管理二十个人,怎么也相当于股级。别看官不大,辖区也不超过二十平米,但背后有咱人民政府撑腰,我长得又凶,没人敢跟我炸刺儿。除了没有宫女,也还能找着点儿统啊、帝呀的感觉,往坏里说,也可算是牢头狱霸,但我从不欺负人。

 

        可有一天,出事啦。


        那天晚上已到就寝时间,众犯都睡下,独我仍在思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我们那儿即使入夜,也总有一个15瓦长明灯照着,显得昏惨惨,黄泉路近。这天夜里十点,门突然被咣的一声踹开,众犯皆被吓醒,连我也打了一个寒颤。


        “昨天谁说了什么反动话,自己坦白交代。”说这话的是河南人苗队长。只见他横眉立目,面色铁青,声色俱厉,无比威严。在圄里说反动话,这还得了。


        每个人都吓得要死,唯独我很坦然。因为我是咱政府的人,是党和政府在圄里的代表和化身。


 

        “我再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自己站出来交代,时间一到,有人揭发出来,罪加一等。”时间很快过去。自然还是没人找这份死。“张伟光,昨天你说了什么反动话没有,老实交代。”


        刹时间天昏地又暗。太突然了,太可怕了,怎么竟闹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可是自己人哪。“没有,绝对没有,根本不可能。”我当即否认。“梅中凯,起来揭发。”


        这个梅中凯是北京通县的一个二流子,因男女关系方面的事进来的,算流氓犯。圄里的行话叫竿儿犯,在圄里最让人瞧不起,地位最低。


        这家伙比我进来得早,我刚来时他问我是怎么进来的,巴不得我跟他一样。我说是因为四.五事件,他就骂闹事的青年学生是狗崽子,跟后来社会上的老王八蛋一个口吻,能不招我恨?


        此外,我情窦初开,也想长点儿男女方面的见识。于是组织过几次地下审讯,专攻细节,一不老实交代,我一使眼色,我的人上去就抽,整得他够呛。他恨我不死,一直想夺我的权。

 

         “报,报,报告队长,他他他他说,南斯拉夫是个刺猬。” 


        “张伟光,你昨天说过这个话没有,不要不敢承认。现在铁托正在对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你说这个话,是不是想破坏中南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呢?”

 

        这明摆着是恶人勾结官府,打黑枪,告黑状,是逼宫,是政变,是陷害忠良。好嘛,这罪名可不小。但我不怕了,因为心里已经有数。


        我说报告队长,“这话我说过,但我是照着《人民日报》念的。”


         “我就不信人民日报会说这样的话,你这是诬蔑《人民日报》,你不要太猖狂了。”


 

        我顺手抄起报纸,大声念道:“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已经落实到每个工厂,机关,学校,整个南斯拉夫像个刺猬,随时准备迎击敢于来犯之敌。”报纸上虽是这么写的,但我不敢保证当时我真是那么老老实实地念的。


        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些段子,诸如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李先念带手表,华主席到机场迎接等,都是我的专利。

 

        苗队长一把抢过报纸,一看确实如此,当即恼羞成怒,咣地一脚,把个二流子踹倒在地,同时大骂,“以后你她妈听准了再报告。”我心里那叫一个乐。


        不幸的是,苗队长捕捉到了我脸上没忍住的坏笑,立刻冲我来了。 “张伟光,你不要得意。这一段时间你不靠拢政府,在号里胡说八道,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现在我宣布,撤销你的学习号职务,听后处理。”

 

         就这么着,我的职务,没啦。我后来还当过人大新闻系体委副主任,这应当是一个相当于副处的职务。我当过北广研究生会主席,这应当是一个相当于正处的职务。可是,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这些职务。


        大学毕业我分到国家经委,是正科级。可那儿不设科,最小单位的是处,我等于没有职务。回想起来,这大半辈子唯一一次被正式提到的职务,就得算圄里这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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