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人民大学新三届：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老编的话：本文原载2012年8月16日《北京晚报》，记者五年前采访的三位人民大学78级学友，现在均已退休。
本号选在10月10日转载此文，是为了纪念38年前的今天，人民大学新三届学友发起的震动一时的“课外活动”。
点击阅读：
《北京晚报》原题
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
命运，就这样改变了
1977年和1978年，全国共有近120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只有不到70万人圆梦大学，录取率不到6%。在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从农民、工人转身成为干部。由于历经“文革”教育断层，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近乎“自虐”般学习一切知识，更是让现在的大学生难以望其项背。
我们通过几个人物的故事，记录了这代人通过高考上大学以及在大学里的生活和收获，希望能给世人有所启迪。
“没见过如此衰败的学校”
人物资料：陈锡文，祖籍丹阳，1950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从黑龙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就读。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1977年，国家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当时的陈锡文已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9年。欣喜若狂正欲报考的他被当时黑龙江“没有高中学历，年龄超过25周岁不能报考”的政策所阻。直到1978年，陈锡文才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被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录取。
时间回到1978年9月中旬，收到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陈锡文，花了三四天办好各种手续，托运走行李后，踏上赴京求学之路。9月22日上午，他出现在北京站站前广场。
“很奇怪当时竟然没有看见新生接待站。”陈锡文说，自己只好一路打听着往学校赶。走到校门口，他看到有两位军人在站岗，上前一问，得到的回答让陈锡文诧异，“没听说人大开学，也没见到学生来报到。”
根据指点，陈锡文进门来到红一楼，顺着走廊一间间房子找过去，终于看到有间挂着“学生处”牌子的办公室。“老师，请问在哪儿报到？”陈锡文忐忑地询问一位正在办公的女老师，老师抬起头来很奇怪地看着他反问道：“报什么到？不是通知你们推迟了吗？”原来，当时人大刚复校不久，校园面积还很小，没法正常开学。
这时，当时农经系的副主任张平正巧走过。张平带着陈锡文，来到一栋灰色二层砖楼前，上了二层。只见长长的走廊里满是坐在马扎上的老师，好像是在开会，“大家看啊，第一个报到的学生来了，是我们系的。”张平冲着那些老师嚷嚷。所有老师都很惊讶地看着陈锡文，继而大声喊：“欢迎！欢迎！”陈锡文不知所措，只能忙不迭地向走廊两头一个劲地鞠躬。
由于尚未开学，陈锡文被安置在校办工厂的十八间房住。满院的荒草长到齐肩高，没有一间的门窗玻璃是齐全的。陈锡文说，“我真是没有想到，梦寐以求的人民大学竟然会是这个样子，我在黑龙江呆了10年也没见过如此衰败的学校。”
如今，距离陈锡文在人大复校后第一个来报到的那天，已经过去了34年。他说自己至今记得在荒凉的十八间房里度过的人民大学第一夜。那一天，许多老师讲了许多遍“慢慢会好的”。30多年过去，每次回来看到人大校园日新月异，高楼林立，甚至“略显拥挤”，陈锡文说，这在当时是无法想象的。
“上大学改变了我的一生”
人物资料：冯惠玲，江苏仪征人。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习，198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档案学系副主任、主任、档案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兼档案馆馆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
8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77、78级校友毕业30周年纪念大会。冯惠玲推掉了原定的出差行程，早早就来到了会场，别上档案系的胸章，与每一名老同学握手、拥抱、寒暄。他们是人大“文革”后复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也是我国“文革”后恢复高考招的第一批大学生。会场上，当30年前的老照片一张张在大屏幕上出现时，冯惠玲感慨万千：“上大学改变了我一生”。
1966年，年仅13岁的冯惠玲小学刚毕业，就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的故事发生地，一待就是9年。冯惠玲说，“条件非常艰苦，没人想到这辈子能离开那里。”
爱看书的冯惠玲劳动之余一直揣着课本，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我当年在黑龙江就报名考了，但分数上不了北京的大学，于是决定回来再考。”
1978年，冯惠玲回到北京，以待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没想过考不上怎么办。”冯惠玲说。
当时有100多万名返城知青在家待业，他们等待着被分配到那些应届生挑剩下的工作岗位：工人或者公交车售票员。“我的兵团战友绝大多数在45岁下岗了，我现在能坐在这里，倒退35年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人生非常幸运。”冯惠玲说。
1978年正值人大刚复校，条件非常简陋，窑洞式的宿舍，沙土的操场，不过这些在冯惠玲和她的同学们看来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一个人抱怨它的条件，大家在一起读书、交流，晚上不睡觉，可以一起去公园，简直幸福极了。”
经历了十年跨度的学业断层，这一届学生年龄差别非常大，25岁的冯惠玲在班里只能排到13名，最大的同学已经超过30岁。
对于现在有的书描述那一届学生是以“自虐”的心态刻苦读书，冯惠玲认为应该用“如饥似渴”更贴切，因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冯惠玲告诉记者，他们当时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恨不得把图书馆的书都看了，大家在一起聊的都是各种各样与专业无关的东西，档案系的人会谈经济学理论，谈海明威等文学，什么都想看。学生每天都是到最后图书馆要关门了，被“轰出来”。然后意犹未尽，继续在门外的双杠场地附近交流到深夜，“绝对不像现在的学生为学分、英语四六级而功利地学习。”
那时给人大学生上课的老师，许多都是学科奠基人，如著名党史研究专家胡华就给本科生上党史课，“老师没有半点架子，下了课照样拎暖壶打水，搬马扎去开会——那时学校没有礼堂。”冯惠玲说，对于现在大学生经常讨论的就业压力，他们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没想过找工作，只想着上大学不容易，要多学一些知识。”
4年后，这批学生被饥渴已久的社会一抢而空。冯惠玲毕业后留在了人大，从教师一步步走到了学校的管理层，也见证了人民大学复校后一步步走向复兴。“我在人大呆了34年，已经深深打上了它的烙印。”冯惠玲说自己早已对学校无法割舍，“有人说这里是‘第二党校’，说这里可能会教条。其实这里非常包容、自由、开放，都是我无比喜欢的。”在冯惠玲看来，包含赤子情怀的人大学子始终承担着“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责任，一直到现在。
每年都有学生毕业离开，有新生入校就读。看到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冯惠玲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当年来人大报到、学习时的情景：穿着军服，拎着马扎去听讲座。“大学让人年轻，我经常觉得自己只不过比现在的学生大了几届而已，直到学生对她以‘慈母’称呼，才一阵恍然。”冯惠玲笑着说，她很享受这种在校园的感觉，这是34年前的那次高考给予她的恩赐。
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
人物资料：徐建，出生于1952年，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上世纪80年代在深圳策划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伙制律师所和个人律师所，并参加了深圳政改方案的起草。曾担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现任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院长。
徐建是老三届的初一生，在恢复高考时以江苏徐州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脱离了十年动乱的中国，必将走上法制的道路，法律人材定会大有作为。”徐建说自己毫不犹豫报了法律专业。在校期间，他撰文呼吁取消当时存在的反革命罪，差点被彻查“打倒”。
“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在人大校园，同学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徐建说，他看到人大校友张志新与四人帮斗争，最终被割喉管英勇牺牲的事迹后，还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鲜血的启示》的文章，呼吁这样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在学习刑法分则第一章反革命罪时，徐建结合了张志新的所谓反革命案，提出了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建议。1980年2月，他撰写的《反革命罪名科学吗》一文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发表，引起关注。当时有人批示：我们与反革命斗争了几十年，人民大学居然有学生要取消反革命，该当何罪？彻查！
为此，徐建自己差点成了反革命，幸亏高铭暄、王作富等教授据理力争，认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加上徐建当年在部队参加核试验进爆区荣立三等功的证据，此事才得以平息。
1983年，深圳搞经济特区，徐建第一个应聘去了深圳对外经济律师所当律师。在深圳期间，他策划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伙制律师所和个人律师所。
徐建至今记得，在毕业纪念簿上老班长给他留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如今已离校30年，他说自认为无愧于人大学子的称号，“人大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校训将永远激励我前进。”
人大新三届专辑
……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