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王骥：​我们在三顷塬上收麦子

知青丨王骥：我们在三顷塬上收麦子

王骥新三届 2020-07-0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69年1月赴延安插队， 1974年7月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做过医生、担任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国际拳联医学委员会委员，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担任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等职务。调到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在《运动休闲》《世界体育报道》《全明星猜想》《体育人间》《体坛风云人物》《谁是球王》系列及人物纪录片担任导演，责任编辑等职务。退休后担任纪录片导演和体育推广工作。

原题

三顷塬上麦收忙

作者：王骥

“三顷塬”是一块麦田，是我们当年在延安富县牛武公社史家岔村插队时，村里唯一的一块麦田。

一座孤零零的山头，由于山顶平坦宽阔，周围沟壑陡峭，在陕北被称作“塬”。三顷塬麦田，顾名思义，就是一块在高高的塬上的麦田。这块麦田总面积为150亩，是一块离我们村十几里山路，前后左右二、三十里地之内再没有任何村落的“孤地”，它三面半都是百丈深沟，只有一条窄小的山路进出，从村里走到这块麦田，腿脚好的人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一个半小时，翻两座山才能到达。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无霜期短，气温偏寒。而夹杂在塬、山之间的狭长川道，阳光不如塬上充足，气温低于塬上，相对湿度大，寒气更甚，虽然不缺水，但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川道里只能生长五谷杂粮。当地老百姓一年四季以玉米、谷子、荞麦、糜子等粗粮为主食，细粮小麦的种植只能在黄土堆积的塬上。三顷塬就是这样一处经雨水冲刷、岁月剥蚀形成的黄土堆积高地。史家岔是牛武川道里的村落，有一块能种麦子的土地，在乡亲们眼中它是一块宝地，一块靠天吃饭的风水宝地，全村人平时偶尔吃顿面条，过年包顿饺子，遇上红白喜事蒸点白馍，全靠这块风水宝地的无私奉献。

上小学的时候学古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唯有麦子与众不同，是秋天种，入夏收。

麦收对于史家岔来说是一件大事，队里早在十几天前就派人平整上山的道路，维修运输的架子车，拾掇打场的工具，为看场人员搭建住宿的窝棚，同时还在地边支起了灶台，好让大家烧开水、热午饭。各家各户磨好割麦的镰刀，也备齐了麦收几天的干粮。

村里的小学校，提前一周就放了麦收假，为麦收做准备，在县里读中学的学生们也回村参加麦收。大一点的孩子和大人一样拿上镰刀割麦子，小一点的孩子干一些杂活，最小的孩子负责捡起脱落在地上的麦穗。

插队的第一年，村里照顾我们知青，没有安排知青参加麦收，我上三顷塬参加麦收是插队第二年的事，也就是1970年。

史家岔大队有三个生产组，三个组的组长分别是卢友良、杨保军和程海荣，我们知青都被分到程海荣领导的生产组。程海荣对我们知青不错，工分本可以让我们自己填写，他来给盖章，有时多写上一两分，他也不和我们计较。麦收前他和其他乡亲帮我们把镰刀磨得飞快，每天还时不时地给我们讲点收割麦子的技术要领以及注意事项。

我们用的镰刀头是一个月前队上派人去供销社定的货，仓库保管员姚振清从库房找出了一块20公分见方，40多公分长的S型杜梨木，那木头保存了好几年，已经干透了。顺着S型走向，横竖各锯两下，形成一个井字形的四条锯线，锯出了九个镰刀把。每把镰刀把，姚木匠都用小刨子仔细刮了一遍，然后安装上镰刀头，就成了九件完整的农具镰刀。

镰刀是农民阶层的标志，在前苏联国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上都印有镰刀和铁锤的图案，象征着工农联盟。旗帜上的镰刀都是纯俄罗斯式的镰刀，镰刀头大，呈半圆形，刀把较短，相对容易造成自我伤害。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塑造的男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的妻子娜塔莉亚，就是用俄罗斯式镰刀割断了自己脖子上的血管。我是在上初中时阅读了《静静的顿河》之后，由于被小说中人物命运所吸引，从而开始关注娜塔莉亚悲剧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道具，也就是镰刀这种农具的。今天，我们将第一次使用中国式的镰刀。

麦收第一天的清晨，我们知青点墙外，月牙树上挂着的那片破铁铧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全村的男女老少像过大年一样的热闹，像赶庙会一样的兴奋，像去看露天电影一样准时地集合在生产队队部前的空地上，浩浩荡荡的麦收大军在三位生产组长的带领下，直奔三顷塬。

青年、壮年、队干部和我们男知青，走在麦收队伍的最前面，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村里的婆姨们和女知青走在队伍中间，边走边唠家常；大、小孩子们走在队伍的最后边，打打闹闹有说有笑。除了照看小孩的妇女和年迈的老人留在家中，上三顷塬收麦子，全村几乎是倾巢而动。

四十多分钟刚走了一半路程，组长卢友良招呼大家坐在路边休息，老少爷们掏出铜烟袋锅子，在腰间挂着的烟口袋里挖两下，装满旱烟，点燃后，“吧嗒、吧嗒”惬意地抽了起来。叽叽喳喳絮叨不停的婆姨们越走话越少，此时坐在路边都是一语不发，用随身带着的毛巾或头巾掸着鞋面上的浮土。刚才还和婆姨们有一句没一句搭着话的女知青也累了，早晨起床太早了，为了不耽误出工，天一发亮就起来在油灯下为我们做好了早餐。麦收时节，村里家家户户都是提前吃早饭的，而且吃的多是硬货、干货，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

“当啷、当啷”铜铃的声音越来越近，宋长江的父亲宋老汉赶着一群牛跟了上来，那清脆的声响是从领头牛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发出来的。一步一步登着山路上来的牛，喘着粗气，瞪圆了眼睛，鞭子似的牛尾巴，有力地、悠闲地甩着。组长卢友良在鞋底子上磕了磕烟袋锅，站了起来高声喝道：“咱们不能落在牛后边呀！”大家哈哈笑着，三五一伙继续往山上爬。

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大队人马登上了三顷塬，眼前好大一片麦地，真有点一眼望不到边的感觉。麦地四周长满了野杏树，麦地中间有一棵大核桃树，树干粗的两个人勉强才能合抱的过来，树冠足足有近百平方米，足够容纳所有收麦人员在树荫下纳凉休息。

休息了一袋烟的功夫，开始干活了，百十号人一字散开，每人面前三陇麦子，半天的时间割完，谁先割完，谁先吃中午饭。

开镰了，“唰、唰、唰”，镰刀割麦子的声音在我的左右两旁响起，只见大家弯着腰背朝天，右手拿镰刀，左手抓麦子，割完一刀，右手的镰刀往前一勾，勾住前面的麦子又割，割上两三把，放在身后，再继续往前割，割下的麦子堆积在一起，越堆越多，直到足够捆成一捆。

大约半小时之后，这割麦子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小，抬头一看，大部队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男知青当中只有伏永泉和褚永琦两个人能够跟上割麦的队伍，虽然我们男知青每天都是记10个工分，可是伏永泉、褚永琦干农活的质量和数量都远远超过我。

我和三位女生被落在了最后面，和大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就连捡麦穗的小孩子都走到我们的前面去了。他们把捡起来的每一个麦穗小心翼翼地放进用柳树枝编的小筐里，不时地回头看看我们，发出友善的微笑，铁匠张学文的儿子还向我们做鬼脸。孩子们从小就是在庄稼地里长大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熟悉每一件农具，也学着干各种农活，正是“童孙未解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三位组长带着割麦子的高手们，割完了三陇，掉头又开始割新的三陇，我割的那三陇麦子也就完成了一半。腰酸腿痛，靠着双手用力按住后腰，我才把腰伸直。村里男劳力几乎全部患有腰肌劳损，农业机械化是每一位农民的梦想。

中午，大家坐在田边吃干粮，喝着队上给煮好的绿豆汤。孩子和年轻的婆姨们都去附近摘山杏了，女知青们坐在核桃树下休息，品尝着孩子和婆姨们刚采摘来的黄的、绿的，大的、小的不同品种的新杏。男知青们就躺在麦地里，策划着秋后如何来三顷塬偷摘核桃，边说边眯上一个小觉。

下午，组长给我换了工作，发给我一根将近5米长的木棍，这木棍是用一棵直溜的杨树削成的，就像古代作战时防御战车或马队用的长矛。棍子的一头是被削尖的，将尖尖的一头穿过捆好的，直径在一米以上的麦子捆，我和另外一位男知青把它担到打麦子的场院去。打麦子的场院是在地里临时修筑的，宋老汉赶来的十几头牛在一块事先选好的收过麦子的地上反复地踏来踏去，用耙子和铁锨将地面平整，洒上一些水后，再给每头牛挂上石碾或石磙，反复地碾压，一块临时的打麦场院就建成了。

将打麦场建在麦田里，是为了在运输过程中减少麦粒脱落造成的损失。因为陕北独特的地形，塬上的麦田大都远离村庄，就地打场、脱粒，再将麦粒打包运输回村，是史家岔村传统的麦收方法，这让我想到了战争中的以色列。以色列军队将移动式坦克车大修厂建到前线，随着战线的向前推移而随之移动，保障了被打坏的坦克迅速得到修复，在最短的时间里投入战斗。移动式野战医院也是如此，医疗服务到前线，能在第一时间使受伤的士兵得到救治，最大限度地挽救生命。三顷塬就地打麦场、移动坦克修理厂、移动野战医院虽然出自不同的领域，但其工作理念却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太阳快落山了，麦收的队伍必须回村了，俗话说上山气短，下山腿软，天黑以后走山路很危险。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知青点，天已经全黑了，点上煤油灯，烧水、洗脸、做饭，吃完饭已经是晚上10点钟，累的都懒得说话了，倒头便睡。

知青点屋后的山坡上，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光也相继的灭了，土炕上立刻生出一阵一阵的鼾声，整个村庄渐渐沉在了黑夜中。为了不影响第二天收麦子，麦收时节婆姨都不招惹男人，早就自觉地哄孩子睡觉了。

麦收的第三天，天刚亮就有人敲打我们男知青宿舍的门，打开门一看，是生产组长程海荣，海荣是来帮我们知青磨镰刀的。他找了个空碗，装了半碗清水，在灶房门前的台阶上，点上一些水，磨起镰刀来。他告诉我们，要想割好麦子，每天必须把镰刀磨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另一位组长卢友良也到了，他敲响了挂在月牙树上的破铁铧，随手拿起一把海荣刚磨好的镰刀，看了看，横着在自己的右脸腮边刮了一下，嘿，还真刮下来几根胡子茬。

海荣一边磨着镰刀一边接着说：“镰刀是咱农民从不离手的家伙，赶山路打蛇、防狼、防坏人，砍拦路的荆棘，顺便带点柴火回家，都离不开这镰刀。”“这镰刀还是兵器呢！”卢组长把话题抢了过来，“镰刀在兵器里叫钩，就是窦尔墩使用的钩！双钩，左右手一手一个，那一钩子钩上，是皮开肉绽、骨折筋断。看过老戏《盗御马》没有？”我少年时在北京什刹海体校和师范大学武术队练过武术，虽然对十八般兵器不算精通，但还记得清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铛棍朔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排行第七的钩就是由镰刀发展的兵器……豁然间我茅塞顿开，这陕北老农民对传统中国功夫背后的文化，还真有不少研究呢。

乡亲们听到上工的钟声，陆续汇拢过来，兴头上的卢组长一声京剧叫板“走哇……”带着大家一起再奔三顷塬。一路上大家从双钩窦尔墩是如何盗御马，黄三泰三只金标打虎救驾，聊到杨香武如何三盗九龙杯，黄天霸又是如何失落江湖，乡亲们不时地你一句、我一句地插着话，偶尔还会有人说上一两句戏文，边走边聊，不亦乐乎。我们听着乡亲们的高谈阔论，走山路也不觉得累了。其实卢组长一个人就能讲出整本的《连环套》。

越往上走山路越陡峭，一位身体不好的女知青有些吃不消了，只见她拿着镰刀当手杖，将镰刀头朝下杵着往山上爬。这时宋老汉赶着的牛群跟了上来，这位女知青灵机一动，把镰刀交给旁边的人，双手紧紧地抓住了一头牛的尾巴，希望那牛能拖她上山。宋老汉的小儿子抓住那牛鼻环上的绳子，牵着牛向山上走去，拉着牛尾巴的女知青也就被拖着向前走了。走了一段，那牛死活都不肯再走，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两只牛眼瞪着前方。老宋的小儿子大叫一声：“放开牛尾巴，站到一边去！”女知青连忙放开紧握牛尾巴的双手，向后退了一步。说时迟那时快，一泡冒着热气的牛粪从牛尾巴下面喷了出来，在场的乡亲和知青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顿时，疲劳和困意一扫而光。

爬到三顷塬上，重新安排农活，组长给我们知青每人发一支木锨，让我们在打麦场上端着木锨，一人跟一头拉着石磙的牛，牛一拉屎就用木锨去接，要保证牛粪不掉到麦场上，这活比割麦子轻松多了。

卢友良组长带着一些人在场院上用一种叫连枷的农具为麦子脱粒，当时队上没有脱粒机，给麦子脱粒就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最原始的农具连枷。连枷是以一根5尺长的木棍为把，木棍的前端，绑上了一个2尺7寸长1尺宽，用细树枝编成的拍子，干活的人双手握紧连枷把，将木棍前后圆弧线抡起来，连枷上的拍子被连枷把带动着从身后飞向空中，再从空中落到地面上，整个拍子平拍在铺满场院的麦子上，将麦梗上的麦粒打落下来。

1838年美国人海拉姆-穆尔制造了第一台联合收割机用于收麦子，一百三十二年过去了，中国农村广大地区依然把这种在秦始皇还没出生就在华夏大地上广泛使用的麦收农具作为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麦收脱粒农具。当然，这种农具和镰刀一样，也是兵器。在《墨子·备城门》中说：“二步置连梃（连枷）、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周置二步中。”意思是说守城时每二步即配备一个连梃（连枷），以其密集火力打击敌人。早在战国、先秦时期，中原人民就采用了连枷用于守城，或用于马上骑兵。双截棍则是由连枷的改良延伸变化来的。

我上学练武术时，虽然没练过双截棍，练过三节棍是真的，还能表演一套和红缨枪的对练，叫做“三节棍进枪”，于是我主动要求用连枷打麦子。卢组长把手中的连枷交给了我，我抡了几下，都打在了麦子上。正得意时，没想到接下来的一连两下都打在自己的后背上了，打麦场上的人见此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不服气又接连试了几次，还是打在了后背上。卢组长要回了连枷，好像我们同时意识到了这也是兵器，“锤槊之勇不可敌”，我不得不重新拿起木锨，继续追着牛屁股等牛拉屎。

连续三天的麦收，所有人都很疲乏，收工下山时累的已不想多说一句话，即便这样，每个人还要背上麦秸下山，存储起来给大牲口作饲料。村里的青壮年每人要背三四捆，婆姨们和我们知青每人背上一两捆，此时不要说聊窦尔墩了，就是说豆面糕，也全然没了兴趣。只有孩子们例外，每人背着一小捆麦秸下山，居然还有说有笑，不时地说出个谜语请小伙伴们猜，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一周以后，三顷塬上麦收的活基本结束，那块从来没浇过水，也没施过肥，就靠放羊的羊倌赶着羊群在附近吃草路过时多停一会，让留在地上的羊粪蛋滋养的麦地，平均亩产200斤。留下种子后，队上以最快的速度将麦子分给了各家各户，平均每人两斗（一斗麦子是36斤，每人分到72斤）。我们知青分的麦子存在队里的仓库中，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从库房领。

从茶坊镇到牛武镇，再从牛武镇到我们史家岔，南北纵深六十五里川道，往北越走越窄。狭长的川道因为阴气太盛，很多村子都种不了麦子，只能天天吃粗粮。就是能种麦子的，也没有一个村比我们村分的麦子多，有的村人均分两升（7斤2两）、也有三升（10斤8两）的。茶坊的川口村是这条川道南边的第一个村子，人均分到一斗小麦（36斤）就算是分的多的了，还有根本分不上麦子的。三顷塬对于川道最北端的史家岔，不啻于大自然的恩赐，让这川道深处的小村庄独得天厚。

麦收之后，在大块玉米地里锄上两遍草，就该上三顷塬耕麦地，准备种下一年的麦子了。这时，队上会选几个壮劳力，拉上牛，带上铺盖、粮食和水，在三顷塬住上半个月，靠着牛拉犁，人扶犁，耕完这三顷塬上的150亩麦田，再撒上新的麦种。

我们队的伏永泉主动要求作为知青代表，随着队上的壮劳力到三顷塬翻地。那两天晴空万里，去三顷塬翻地的全是男的，有人建议，干活时都把衣服脱光了，在劳动中充分享受日光浴。看着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一丝不挂，一手摇着鞭子，一手扶着犁把，赤脚光屁股大声呵斥着耕牛，不时地吼出两句秦腔、豫剧、吕剧，再加上信天游或者当时被列入禁唱的黄色歌曲，真正的高喉大嗓，南腔北调，大家开心极了。

晚饭就在三顷塬麦地边上釆了许多蘑菇，炖上一大锅，比吃纯麦面白馍还香。晚上睡在架子車上，晴天的夜晚，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像无数银珠，密密麻麻镶嵌在深黑色的夜幕上，微风习习吹来，树叶沙沙作响。麦田周围蚊子、小咬特别多，只能用衣服盖住头，鼻子透过袖子做成的小洞呼吸着外边的新鲜空气，吸吮着刚刚翻过的土地散发出的泥土的芳香。

其实裸耕早就是陕北男人的耕作习惯，陕北女人过去是不上山的，农民常年缺衣少食，天气暖和时男人在山上索性脱了衣服光着屁股干活，用陕北话说是“精沟子”，文明词语是全裸。画家徐悲鸿有一幅国画《愚公移山》，画中几个高大健壮、魁梧结实的壮年男子，手持钉耙奋力砸向土地的形象使人震撼，那就是西北人过去在山里劳动的真实写照。徐悲鸿以这副画传达了一个古老民族向自然宣战的决心与毅力，表达了对西北人的欣赏和敬畏。

三顷塬上种麦子，无论在劳动力还是在时间上消耗都很大，当年常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史家岔村不仅没有电，连一台手扶拖拉机都没有，如何解放生产力？这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手扶铡刀的就是驾驶拖拉机上三顷塬耕地的齐松涛。知青集体合影中最右边是齐松涛，最左边是白敏，就是他们两个人把拖拉机开上三倾塬

1974年8月的一天，拖拉机的马达声回响在史家岔的山谷中，我们师大二附中一同来牛武公社插队的同学齐松涛、白敏从公社拖拉机站开来一台东方红60型拖拉机，直闯三顷塬，要结束三顷塬上靠牛拉犁耕麦田的历史。东方红60型拖拉机产自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是在仿制前苏联德特54型的基础上，经改进生产的履带式农用拖拉机，前面安装有推土铲，不但可以挖坑、推土、平整土地，还可以用铲的侧面削去土坡。拖拉机后面挂有铧，用来耕地。

这大家伙要爬上三顷塬确实不容易，上山的路又陡又窄，首先得修路，不仅要把路填平，还要挖山，扩宽山路，前面的大铲发挥了作用。由于山路的倾斜和坡度，再加上地面不平，颠簸得非常厉害，后面挂着的铧总是向倾斜的一侧摆动，摆动过大，重心偏移，整个拖拉机随时会有侧翻的危险。白敏用一根大绳绑着铧的后部，双手一直用力拉紧大绳，将摆动中的铧拉向靠山的一侧，防止拖拉机侧翻掉下悬崖。

遇到斜坡较大的弯路，离心力太大，白敏用尽吃奶的劲也拉不住那大绳，不得不将大绳在山边的大树上绕上一圈或两圈，再用双手控制绳子，拖拉机向前走上三五米，就要换一棵树，重新绕上大绳，来稳定行进中拖拉机后面的铧。经过三个多小时不停地挖山、修路、爬坡，终于，拖拉机开上了三顷塬，现代农业文明战胜了传统农耕方式，150亩麦地只用两天时间全部深耕完毕，这一年种的麦子亩产达到220斤。

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史家岔已经没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村里乡亲们的生活也开始有了变化。

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结束。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乡亲们吃饱饭，手里还有零用钱，终于告别了煤油灯，用上了电灯。

1983年人民公社解散，村里把三顷塬麦田承包给个人，麦田改种苹果树了。苹果园的承包人，近几年开上了自己的“富康牌”轿车到三顷塬收苹果，每年的中秋节，在首都北京都可以买到包装精细的“富县苹果”，统一销售品名叫“延安苹果”。麦田改种苹果，让史家岔的乡亲过上了好日子。

如今，山地种植苹果是富县农村的支柱产业，产出的苹果誉满四方，行销中外，带动了黄土地经济的发展。延安苹果染红了高原，让陕北农民走上了奔小康的致富之路。

塬上麦田已经成为历史，这块叫作三顷塬的土地，依旧为村里人做着无私的奉献。

在三倾塬收麦子的知青

王骥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