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蹬三轮，好买卖，大爷拉着大奶奶……”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首老北京童谣。拉洋车、蹬三轮车、骑自行车、开摩托车……不同的交通工具，前面被北京人冠以不同的动词，这也算是北京的地方文化特色吧！
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北京大街上，老舍小说《骆驼祥子》中所描写的那种洋车已经很少见了，基本上都被人力三轮车代替了。当时北京的人力三轮车有两种，一种是拉人的，和今天出租车的功能完全一样，也和解放前的洋车同等功效。另一种是运货的，被北京人称为“平板三轮儿车”。“不用腿跑用脚蹬，既省时来又省力”，人力三轮车受到市民的喜爱，它的大量出现，成为当年北京街头的一道风景。拉人的三轮车，一般可以坐两人。有一种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后面是全封闭车厢的专用三轮车，能够装进六个孩子，由专人蹬车而且可以包月。在没有找到这种包月的三轮车之前，我一直和邻居的一个孩子，共同租用一辆三轮车去幼儿园，两人一起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三轮车带车棚，春夏秋冬，即防风吹日晒，又防雨雪淋湿。蹬三轮车的老爷爷对我们特别好，下雨的时候还给我们腿上盖上一块油布，冬天天冷的时候，又给我们的腿上加上一块小棉帘子。我上小学后，进入“大跃进”年代，三轮车除了拉人之外，还要拉一些超英赶美的建设物资。为了能够多拉一些，许多拉客三轮车就去掉了后面的座位，装上长木板改成拉货三轮车，三轮车的平板上可以装钢管、水泥、砖石、瓦料各种建筑材料，也可以放粮食、蔬菜、鱼肉各类生活物资，是那个时期最常见的运输工具。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从没骑过这种三轮车，因为那时许多家长都常说这种话，“不好好学习，长大蹬三轮儿啊？”专业蹬平板儿三轮车的人，北京人称他们为“板儿爷”。在我少年时代，错误地认为这些板儿爷们都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蹬三轮车”。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有被没收企业和资产的工商业者，也有被打入另册的文化人，以及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贫民和失去土地进城打工的农民……中学考上师大二附中，学校里有一辆三轮车，负责这辆三轮车的是王义老师。他个子不高，年龄在50岁左右，是民主党派人士，解放前曾经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解放后当不了校长了，就当老师，后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当了“右派”了，据他自己说，“反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农民生活苦”。老师也当不了了，就让他去蹬平板三轮车，每天给学校食堂采购米面、蔬菜、猪肉、油盐酱醋……1963年，全社会掀起学雷锋运动，我经常到学校食堂帮助师傅们推煤、烧火、干杂活，包括食堂的宣传板报，也是学生会邀请我去画的。我去食堂帮忙，一来是为了学雷锋，二来在食堂那儿也能多吃点，时间久了和王义老师也就熟了。那时常有些高中学生来向他请教古汉语方面的问题，趁他向同学解答的功夫，我就蹬上三轮车在水泥乒乓球台子周围绕上几圈，没过多久车技已经相当娴熟，在大操场上拐弯儿，可以让三轮车一边前后两个轮着地，外侧的一个轮儿腾空。学校里一旦出现什么急事需要用三轮车，我蹬起来就走。上初二的时候，有一天课间我们在操场的北面悠双杠，同年级的吴承龙同学，悠起来之后手没有抓住杠子，身体从空中直接平拍在了地上，顿时昏厥过去，口鼻流血。我抱起他就往医务室跑，医务室大夫说需要马上送医院，他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急得直哆嗦。不巧的是，蹬三轮儿的王义老师当时不在学校，于是我就蹬上三轮车，载着女老师和吴承龙，把他们送到了学校南边的医院，当时叫作北医第四医院。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又做过几次，因为会蹬三轮车而能在危急时刻，给同学们带来帮助，让我从心里感到自豪和快乐。“文革”开始后，这辆三轮车的用处可大了，每天24小时几乎都在工作。除了王义老师用这辆三轮车为食堂采购，红卫兵也开始征用。他们让食堂的师傅用白面打好浆糊，装进一个大白搪瓷桶，连同许多写好的大字报一起装上车，蹬着车去我们学校对门的师范大学贴大字报，煽风点火。为掀起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这辆三轮车功不可没，每次去其他学校贴大字报、贴标语，学校的红卫兵也是蹬的这辆三轮车。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首次接受检阅之后，造反烈焰越烧越旺，这辆三轮车又增加了新的用途。当时，学校领导和一些老师被非法关押在学校劳改队，最多时关了三十多人，他们每天都要遭受红卫兵的严刑毒打，经常有被打成重伤，被打昏死过去的，必须用三轮车往医院送，基本上都是王义老师的任务。到医院抢救、治疗、在流血的伤口上进行包扎，然后再用三轮车拉回来，继续拷打……周而复始，天天如此。王义老师每天都要在学生食堂厨房西门和男盥洗室门口，用清水冲刷三轮车，食堂厨师班长石凯说：“这血腥味冲不干净！”红卫兵的暴力不断升级，8月25日那一天，他们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两位革命干部和一位普通老师，都是用这辆三轮车把人拉到医院去的。特别是我校同学曹滨海的母亲，铁道部党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新四军时期的女县长樊西曼当场被打死之后，红卫兵把她扔到三轮车上继续鞭尸，有人抡着大棍子打，棍子打在了车把的铃铛盖儿上，一下就把铃铛盖儿打飞了。有一天，红卫兵们找不到这辆三轮车，也找不到王义老师，有人怀疑王义老师“畏罪”自杀了，“难道是蹬着三轮车冲进太平湖了？”红卫兵们猜测纷纷。到了下午才看到王义老师蹬着三轮车回到学校，三轮车上放着一辆黑色德国摩托车。这辆摩托车，我们都见过，这是几天前红卫兵抄家时抄来的私人摩托车。高一的左XX、王XX和其他几个红卫兵骑着它在操场上练习，他们都不会换档，用一档驾驶加大油门儿，冒着烟在操场上狂奔。其他好热闹的红卫兵都怕被撞着，躲到一边去观看。原来，那天早晨校篮球队的刘X平开着这辆摩托车去北京城外兜风潇洒一番，走在半路上摩托车突然熄火，怎么也发动不起来了。路边都是庄稼地，他推着摩托车走了一段路，在一个村口用公用电话打到学校，命令王义老师立刻蹬上三轮车把坏了的摩托车拉回学校，否则就打死他。王义老师接到红卫兵的指令，蹬上三轮车就走，临走时跟传达室老张交代了一声他的去向。大家急着分头找三轮车，没人向老张打听王义老师的去处。天气炎热，蹬着装有摩托车的三轮车回到学校的王义老师，又热又渴又饿，他弯着腰在自来水龙头前，扭着脖子咕咚咕咚地喝水，足足喝了三分钟。这辆抄家抄来的摩托车被红卫兵骑出去，在外面又坏了好几次，都是王义老师用三轮车拉回来的。其实每一次都不是出现故障，而是直到没有汽油了，他们才善罢甘休。有的时候，红卫兵还会命令王义老师给他们拉东西，其中一些是抄家抄来的物资。王义老师从来不问，让去哪儿拉就去哪儿拉，让拉到哪儿就拉到哪儿。东西都是红卫兵抄家时，用箱子装好了的，拿出来放到三轮车上，王义老师前边蹬，红卫兵骑着自行车在远离他几百米的地方监视着。后来才知道这是红卫兵往自己家里拉东西呢。（这种话当时谁也不敢说，这是文革结束后王义老师去我工作单位和我说的。）有一些红卫兵会蹬三轮车，就自己把三轮车蹬走，悄悄把抄家物资拉回自己家或藏于它处。直到有一天，红卫兵张XX没回学校宿舍睡觉，其他红卫兵躺在他床上，无意之中翻起了他的床单和褥子，发现褥子下面都是整打的十块钱一张的大团结人民币，足有半寸多厚，铺满了整个单人床的床板。可能是过于明目张胆了，担心有损革命小将的形象，后来红卫兵往自己家里拉东西的事情逐渐有所收敛。不过，有时在学校的一些隐蔽处，仍可以发现红卫兵没来得及往家里转移藏匿的抄家物品。一次，水暖工人在教室楼东面地下供暖通道中检查暖气管时，发现了一个黄色牛皮大手提包，里边装了几百块不同品牌的高档瑞士机械手表，引来许多同学围观。他们的贪婪令众人瞠目结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过了1966年的冬天，红卫兵像用过的安全套一样被抛弃了，他们不再需要三轮车了，我又有机会使用这辆三轮车。蹬上三轮车，带着几个同学，去附近高校浏览大字报、围观批斗会、观看露天电影，拥挤的人群中，站在三轮车的平板上“一揽众山小”，视线完全不受遮挡。上山下乡开始后，我蹬着三轮车为同学们服务，一直到我离开北京去延安插队，为同学拉了多少次行李，我没有做统计。记忆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帮助师大院儿里的孩子毛祖桓卖家具，另一次是帮助小学同学刘迪拉行李。毛祖桓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和爷爷一起住在师大工四楼。他爷爷毛礼锐教授是研究、讲授中国教育史的专家，“文革”时被关在学校劳改队，不让回家，还被扣发了工资。1968年12月毛祖桓被分配去山西插队，走之前连买箱子、被褥的钱都没有。他去找师大井冈山红卫兵交涉，不仅没有拿到爷爷被扣发的工资，也不让爷爷回来帮他收拾东西送行，只是让他和爷爷匆匆见了一面。在那个时代没钱也是万万不能的，经过爷爷的允许，他只能变卖家中暂时用不上的东西，凑钱去买上山下乡的必要物品。毛祖桓找到我，请我蹬上三轮车帮他卖一点家里当时没用的东西。文革中最没用的当然是书了，除了雄文四卷、语录、副统帅讲话以及中央文件以外，其它书籍都是没用的，甚至是应该或必须销毁的。家里的许多东西已经被红卫兵抄走了，多年的藏书也被抄走不少，剩下的书铺在平板车上，仍有半尺厚。书上面放了一张钢丝床和棕垫，最上面倒着放了一张紫檀木大理石面八仙桌。那个紫檀木八仙桌是典型的明代家具，红卫兵“破四旧”时就打算拉走毁坏掉，可是桌子大房门窄，无论如何也搬不出去，最终才放弃。其实这桌子是从窗户搬进房内的，我们也是从窗户搬出来的。我们用一根手指粗的长绳把三轮车上的东西捆绑好，从铁狮子坟师范大学的东北门出去，直奔护国寺十字路口的一家信托商行。信托商行的工作人员看了看车上的东西，说：“书我们不收，这年月读书越多越反动，谁还要书啊？”钢丝床的价格比卖废铁稍微高一些，那张明式的紫檀木八仙桌只给标价30元。我们又蹬着车到了西四的另一家信托商店，同样给的价格很低。最后我们到了东华门的一个两间铺面的信托商店，那张紫檀木八仙桌他们给40元。信托行业的规定，不急于变现，放在商店寄托，慢慢等待买主买走，标价会高一些。如果急于变现，直接由商店收购，给的价格一般都很低。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同意给了50元。（今天这张桌子放在嘉德拍卖，估计应该不低于500万人民币。） 钢丝床的价格给的也不高，交易中恰巧被一个路过的女教师看到了，她愿意买这个床，但是要求我们把钢丝床拉到她家里，把她家里替换下来的木板床再拉到信托商店卖掉。她家住在西城，毛祖桓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关系，蹬上车走趟长安街，就给她送到西城了。”钢丝床卖掉后，我们拉着那些书去西单商场专门收购旧书的中国书店。书店营业员告诉我们，所有的书都是按重量付钱，也就是说用秤称，比卖废纸价格要稍高一些。我们说，这里还有线装书呢。他抬了抬眼皮，不屑地说：“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书！”最后毛祖桓不舍得卖了，把书又拉回了师大。
刘迪是我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时的同学，他父亲是著名科学家、免疫学家刘隽湘。刘迪家住在朝阳区三间房的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大院里，就是今天传媒大学和北二外的东面。“文革”一开始，他父亲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了政治上的迫害和身体上的摧残。他家原住三居室的一套单元房，被造反派逼着腾出两间，全家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还被红卫兵抄走了很多东西。凡是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没有见过的稀罕物，都给抄走了。直到2019年，抄家53年之后，孔夫子旧书网上还有人在出售当年被抄走的刘迪父亲解放前去美国进修，以及在国外工作时的护照和很多珍贵的历史文件。刘迪在位于东城区的北京二中上学，“文革”时是最典型的逍遥派。他和另一个非常要好的小学同学武宗夏，外号武胖子，他是师大一附中的学生，经常到学校宿舍来找我，一同去高校看大字报。我们师大二附中是从城里通往知名的“八大学院”的必经之路，无论是乘坐31路公共汽车，还是骑自行车，我这里都是必经之路。“文革”中经常一起看大字报的小学同学，左起武宗夏、葛和华、刘迪、我、刘迪的弟弟、杨洋武胖子家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他的父亲当年在德国留学时，由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任旅德支部委员。因精通多国语言并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一段时间，曾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问题发言人、苏联红军参谋总部情报参谋、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秘书、翻译等。“文革”中，当红卫兵将斗争矛头指向朱总司令时，对他的迫害也进一步升级。也许是受父辈影响，武胖子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头脑清醒，善于分析问题。刘迪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看似不关心政治，其实心里也是一清二楚。每次我们三个人蹬上三轮车去看大字报，都是他们二位给我解读。特别是我们看到人民大学红卫兵首先贴出的大标语“砸烂XX的狗头”，我几乎天天蹬着三轮车，拉上他们俩人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是我妈妈在全国妇联工作时的领导，妈妈和我们一样，关心朱总司令、心里惦记着“康大姐”。（“文革”前，在全国妇联一直保留着战争年代的传统，对部长一级领导，一律不称呼职务，统一叫“大姐”。称蔡畅“蔡大姐”、称邓颖超为“邓大姐”……）那时候妈妈也见不到“康大姐”，她的信息来源只能是来自我们去人大看大字报。我蹬着三轮车，坐在车上的刘迪和武宗夏给我讲述朱总司令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为什么历史上称红军为“朱毛红军”、朱总司令是红军之父……刘迪就读的北京二中，安排他1968年12月8日去山西插队。他家离城里很远，因为不会蹬三轮车，他从父母工作单位借了一辆平板儿三轮车，请我帮他把上山下乡的行装，从生研所的家里拉到学校集中托运。
发小刘迪
学校要求提前三天托运行李，感恩节过去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68年12月5日，星期四，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我蹬着三轮车，经过掌权的造反派的严格检查之后，从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北大门出来，奔朝阳门方向骑行。刘迪和弟弟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帮我推三轮车。当时路面不好，而且光线昏暗，骑行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十里铺，突然一辆捷克“佳瓦牌”摩托车冲到面前，拦住了我们的三轮车。从摩托车上下来两个穿着棉大衣，戴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是生研所革委会的造反派，要求我们把三轮车重新蹬回去，再做一次检查。刘迪和他们争辩说：“出门之前革委会已经派人检查过了，经过批准我们才从所里出来的。”两个开摩托车的人完全不听解释，仍然命令我们回去。那年月没有说理的地方，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三轮车又蹬回生研所，让当权的造反派们肆意检查去吧。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刘迪让我先回家，我担心他们不会蹬三轮车，刘迪说就是推着三轮车走，也会把行李送到学校。三轮车上盖着我的大衣，大衣下面是刘迪家听唱片的捷克产电唱机，拿大衣时我顺手把那个电唱机裹了下来，一只手抱着裹着电唱机的大衣，一只手接过刘迪的自行车，骑着进城了。插队之后，有一次回北京朋友们在邮电学院聚会，刘迪把这个唱机带来，大家一起听音乐，被北太平庄派出所警察以“欣赏外国音乐”为由抄走了。事后刘迪家里人多次去派出所交涉，警察拒绝归还。有一次去，正好撞见警察在用这个唱机播放歌曲。后来听刘迪说，他和弟弟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返回生研所，因为摩托车速度快，无法与推行的三轮车一起行驶，造反派只好开一小段路，停下来等三轮车，再接着向前开，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经是夜里12点了。造反派们又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后，才允许重新把三轮车推走。刘迪把一车行李推到北京二中时，天已大亮。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经军代表同意，临时举行批斗会，批斗刘迪的爸爸“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迪兄弟二人在批斗现场高音喇叭传出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隽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离开了家。 刘隽湘遗像1916—1999转载于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微生物学报》
从1969年1月一直到1974年7月，在陕北插队的五年半中，我没有机会蹬三轮车，那个山沟沟里也见不到三轮车，只有架子车、毛驴车。1974年7月回到北京后，我在一个基层单位医务室当医生，一个会蹬三轮车的医生。有时遇到发高烧的病人，或者意外出现事故必须送医院抢救的病人，我都是自己蹬上三轮车，把他们送到医院急诊室进行抢救。当时北京市还没有成立急救中心，只有北京市急救站，在南池子。急救站里少得可怜的几辆救护车，根本不能满足需求，一般老百姓送危重病人去医院，都是用平板三轮车。虽然我不是唯一会蹬三轮车的医生，但会蹬三轮车的医生还真不多，在大街上看到身穿白大褂蹬三轮车的百分之九十九不是医生，可能是卖副食的，或者是卖猪肉的。当然，有的同事家里需要拉个东西，也找我帮忙。我们单位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相当一部分是文革中倒霉的干部子弟和受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邹大卫上山下乡之前是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学生，父母都是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他不会蹬三轮车，他爱人在西单工作，好不容易买了一台电冰箱，他请我帮忙从西单拉回到东便门的家。二话没说，我蹬上单位食堂采购用的三轮车就帮他去拉冰箱了。保卫干部在大门口传达室见我蹬着三轮车出门，问我：“王大夫，您上哪儿啊？”我回答说：“出诊。”蹬着三轮车出诊？我这话搞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一头雾水。后来，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同事们也就习以为常了，每次我蹬着三轮车通过单位大门时，传达室的李大爷总是开门走出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王大夫，您又出诊啊?”“是，我出诊”。后来我调入体委，效力于国家拳击队，需要用车时可以请国家体委车队出车，我也就结束蹬三轮车的历史了。现在北京城里已经见不到人力平板三轮车了，快递公司形如旋风一样的电动三轮车充斥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人力平板三轮车见证了北京城的一个时代，也见证了我的一段经历。王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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