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庚子年，疫情来袭。响应政府号召，整日呆在家里，足不出户，用一句时髦的话“宅在家中”。
孕妇待在家里不出门就保胎，我待在家里不出门，算是为了保命。像待产妇一样，稀里糊涂地在家中混了半年。每天听听音乐，看看书，弹弹琴，写点东西，无所事事。期盼疫情尽快过去，更希望疫情不要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在预定年份实现。
疫情爆发，单位食堂关了，餐馆也关了，没有地方去吃饭了，于是每天自己动手做三顿饭，半年下来，发现烹调手艺确实提高了不少。不仅家常菜做得像模像样，就连从未烹饪过的南方特色腊猪脸，也掌握了烹制核心技术。
刚刚得到疫情爆发信息，那会儿北京人都在采购，是大采购，疯狂的采购。好像我也随波逐流了，真空包装的大米、甘贝、大虾、风干肠、腊肉、火腿，连买来的油、盐、酱、醋、韭菜花、酱豆腐等调料都够吃上半年的。还有不少朋友送来有特色的可以长期储存的食物，其中一位朋友送给了我一个用烟熏制的猪脸。事先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喜欢吃猪脸？是不是会做猪脸？只要和吃有关系的事，似乎没有我不会的，不会可以学嘛！像我这种智商水平的人，只要想学，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我爽快地回答朋友之后，他开车给我送来了。一看到那个猪脸，我顿时吃惊不小，好大的一张脸呐！抱着猪脸走进家门，我不由自主地唱出了越剧《红楼梦》贾宝玉的一段唱腔“天上掉下一个大猪脸，双手托着好喜欢……”市场上出售的羊脸（去骨的羊头肉）都是瘦尖型的，这猪脸不仅是大圆脸，而且是横宽，脸上有两个小洞，那是猪活着的时候放眼珠的洞，再加上两只小小的尖耳朵，让人不难想象到这猪生前的模样，可能是标准的八戒脸。整个猪脸已经被风干了，硬硬的，用手指头敲起来，“乓乓”作响。由于是用烟熏加工而脱水，整个猪脸是黑黑的，打开密封包装，一股熏肉的味道立刻散发出来，充满了整个厨房。家中一只名字叫“王小黑”的猫从睡梦中被熏肉的香气惊醒，立刻冲了过来，一口咬住了猪脸，拉着就要走，被我发现及时抢了回来。我收养的三只流浪猫，它们本身觉悟不高，我对它们管教不严，它们经常偷我储存的食物，甚至在我进餐时，与我争食。平时我吃的食物会分给他们一些，一同享用。我从来不吃它们的食物，再好的猫粮，我也没尝过一口。我的食物，它们却一定要尝一尝，或直接分享。猪脸的诱惑让猫兴奋起来，可见熏肉的味道确实很强烈，激发了它对食物的欲望。平时我很少吃烟熏过的食品。烟熏制作，是四川南部、云南、湘西土家族或是贵州等地西南少数民族对鲜肉的一种保存方法，这个黑色的猪脸具体是哪个民族的特色食品，我没好意思追问送猪脸的那位朋友。如何把这个猪脸做成一道好菜呢？望着猪脸，勾起了不少往事……今天我们习惯称作“猪脸”的食材，就是以前的猪头肉。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没有吃过猪脸，也就是没有吃过猪头肉，一直到文化革命爆发之前都没吃过猪头肉。小时候，听姥姥说猪头肉那东西是发物，也许是北京人对猪头肉的一种偏见。在老北京人眼里，泥鳅、黑鱼、驴肉、干果中的桂圆等都是发物。我小时候，还听姥姥说过，老朱家当皇上时（明朝），就不让吃猪头，“猪”和“朱”是同音字，犯忌。北京当时是顺天府，老百姓就是顺顺溜溜，一切顺着皇上的意思，皇上是天子，顺着皇上，就是顺天意，北京的老百姓都是顺民，要不然怎么叫“顺天府”呢。猪头只能祭祀时用作祭品，谁敢吃猪头肉？那不是咬皇上的脸吗？当然，老百姓在饥饿难耐的情况下，偷偷炖个猪头，全家人悄悄把它吃得干干净净，也无人知晓，那年月没有“西城大妈”，也没有“朝阳群众”举报。姥姥还说过，古代皇帝的脸有不少长得像牲口，驴脸、马脸、猪脸……好多年后我观看古代帝王画像，姥姥说的还真对，朱元璋的脸就像是一副驴脸。姥姥不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很有可能是一代一代口口相传。在我生长发育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国内市场主、副食供应最差的日子。从我记事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猪头、猪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物资供应困难时期，家中人口少，凑不齐购买一个猪头的肉票。也因为人少，买一个整猪脸一顿两顿吃不完，久而久之家中也就没了吃猪头肉的“奢望”。那个时期能否有肉吃，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钱，而是政府发放的肉票。这里说的“肉票”与今天警匪影片中的肉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警匪片中的“肉票”是指被绑架的人质，“绑肉票”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绑架人质、勒索钱财，是遭到全世界谴责的恐怖行为。我这里说的肉票，是上个世纪咱们国家物资短缺时期，为了限制老百姓的购买力，由政府主管副食供应的部门，发放给老百姓的各种票证中的一种，只限于买猪肉（回民买牛羊肉）的“肉票”。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以粮食为自己生活的根本，吃饱肚子是天大的事，要说肉票，还必须从粮票说起。听姥姥说，自从老朱家当上皇帝，后来迁都北京，北京从来就没断过粮食，一船一船的皇粮送到鸡狮滩。（姥姥那一代人称今天的积水潭为“鸡狮滩”，因为积水潭的小土山上有一块陨石，陨石上有一只鸡和一头狮子的立体图形，这块陨石我小时候亲眼见过。）大清国时，八国联军来了，北京城都没有闹过粮荒。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进北平，实行了粮食管制，严格控制老百姓购买粮食的数量和种类，配备一定比例，类似喂猪饲料的“混合面”，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敞开自由买卖粮食。1949年以后粮食供给又开始控制，“统购统销”政策1954年出台，每人购买粮食有定量，每家每户凭政府发的“购粮证”购买粮食。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造成工作严重失误，伴随而来的是大饥荒（港澳台地区除外），连锁反应是出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绝无仅有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1959年以后，甚至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北京全市享用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万，遵照最高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后来发现凭购粮证买粮食，还是达不到严格管理的目标，于是改为每月发粮票，凭粮票购买粮食，把“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老百姓，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身份不同，指标各异。除了粮食凭票供应之外，随着社会主义各项运动的开展，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须品的票证种类，也是继续以大跃进的速度不断增加。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别印有“上旬”、“中旬”、“下旬”字样。每票供应鲜肉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 从同年5月开始，每人每月的三张肉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经常没有鲜肉可供应居民，市场投放陈年猪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肉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猪肉罐头（没见过猪脸罐头）。姥姥把猪肉罐头买回家，望着锈迹斑斑的铁皮罐头，就是找不到开罐头的刀。我找来一把平头螺丝刀，用锤子猛砸它的木头把，让一字型螺丝刀的金属头在罐头上冲击出一个不足1CM的小口，连续打了二十多个小口，这些小口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开口，罐头被打开了。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太有成就感了！为此，姥姥炖土豆时，特意多放了两勺带着一层厚厚猪油的罐头肉，算是对我的奖励。三年大饥荒时期，发肉票的事，有时候说停就停了。油水少，粮食又不够吃，老百姓都在找瓜菜替代，南瓜、红薯、萝卜缨，甚至野菜、树叶、榆树皮。1962年以后，市场供应逐渐好转，又开始发放每人每月可以购买半斤猪肉的肉票。一般人口少的家庭用肉票买来瘦肉炒菜，肥肉炼猪油，炼猪油剩下的油渣，烙油渣葱花饼，做肉馅包饺子……只有家庭人口多，肉票便于集中使用，才能够一次买一个大猪头，买回来自己烹制，美美地吃上一顿整猪脸大餐（猪头肉）。从我有能力独立走出家门去商店买肉那天起，凭肉票购买猪肉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结束凭肉票买肉的历史。1966年，红卫兵闹腾最凶的时候，我们无事可做，天天打篮球、游泳。有一天，我和师大院里的几个孩子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四楼体育系刘世亮教授家里，和他的二儿子刘安、四儿子刘意一起聊天。刘安是高中的学生，看书比我们多，而且胆子也大，聊天时他把红卫兵尊称为“红卫逼”。我问他怎么敢这么叫，他回答：“我天生大舌头。”（大舌头是口语病的一种，医学上称为言语不清，又叫吐词不清，俗称“大舌头”。）在座的孩子们听了都哈哈直乐。文革中无事可做，刘安几乎每天逛信托商店，有时挑选一两件价格极便宜的没有被列入“四旧”之类的“老物件”，就是在他说的“红卫逼”们破四旧最猖獗的时候，依然如此。那一天聊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他们留我在家中吃饭，刘安说：“买了一个整猪头，自己收拾的，拿大蒸锅把它炖了，你今天算是赶上了，你在我们家一起吃吧？”当时，他爸爸刘世亮被师大红卫兵非法关押在劳改队，属于在劳改队“罪行”最轻的教师，有时候中午可以回家吃饭，吃完饭再返回劳改队。那一天正好回家，他说：“现在买的猪头和以前买的猪头不一样。以前肉铺卖的猪头，是从脖子上剁下来的整猪头，是一个正正经经的猪头。现在卖的猪头是沿着后脑勺儿切下来的，就剩一个猪脸儿了。以前买猪头有口条（猪舌头），现在没口条了，就是猪嘴里没有舌头了，猪又不会说话，又不是反革命，给它留个舌头怕什么……”可能也就是自红八月那时开始，破四旧立四新，猪头变成猪脸了。逐渐，中国人习惯把吃猪头肉改称吃猪脸了。刘世亮有七个儿子，个个身高一米八左右，常年在师大院里和体育系学生一起打篮球、跑步、撑双杠、拔单杠、推杠铃、滑冰、游泳，师大成立红卫兵时，体育系的红卫兵对刘世亮还是有一些照顾的，一方面是身为全运会副总裁判长的刘世亮平日非常低调，更重要的是，红卫兵也担心他身后那如狼似虎的七个儿子的震慑力。他的四儿子刘意和我在一起打篮球，还在一起打拳击，每次打完两个小时篮球，他还可以倒立，用手代替脚绕着篮球场走半圈。这体能，猪头肉能吃的少吗？这一个猪脸怕不够这七个儿子分的呢。我也算有自知之明，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去农村插队前，刘安邀请我们十几个师大大院常在一起玩的孩子，去北海公园琼岛北岸“仿膳”吃饭，为我们饯行。在凉菜菜单上没有猪脸，热菜中也没有。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服务员“有没有猪头肉，就是猪脑袋上的肉，脸上的肉？”服务员笑了，“看你们也都是北京人，咱们这仿膳做的都是宫里的菜，皇上可能就没吃过猪头、猪脸。”文革时师范大学大院的孩子们，后排左2是刘安，前排左2是我
1966年的十月初，与我同在北京师大二附中读书的一位高三学长王学信，邀请我去他家。王学长是我们学校第一届文科实验班的高材生，那届文科班提前于高二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王学长是当年北京市的文科高考状元，被北京大学录取，提档时，执行极左路线的学校领导居然以“此生对家庭缺乏认识，不宜录取”为理由，拒绝调档。王学长不得不继续留在学校学习一年，等待高三毕业后再参加高考。结果没等来高考，等来的是文革。这位王学长家在珠市口附近一条幽静的小巷中，北京人称这种小巷为胡同。胡同最早是蒙古语，就是水井，老北京的每一条胡同都有水井，文革前北京胡同中的水井早就被自来水替代了。胡同中有几棵老槐树，寒露将至，槐树上一些叶子已经发黄，干黄的叶子落到地上，随风在地面上微微跳动，像是在跳“忠字舞”。国庆期间是北京城副食供应最好的日子，人们排队攥着肉票在各个副食店门口排长龙抢购，是国庆节的一道景观。这一年北京的中秋节被红卫兵取缔了，运动的高压掩盖了节日的喜兴，商店里没有月饼出售，柜台里摆放的是一些盖有红五星的硬饼子，名为“反修饼”和“反帝饼”，有人悄悄告诉我，那反修饼就是“自来红”月饼、反帝饼就是“自来白”月饼。红卫兵还喊着要废除春节，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四旧”。中秋节不吃月饼不吃肉，就是等到春节，不仅不能吃肉，还要吃“忆苦饭”，这后半年，也就只有国庆节期间，老百姓可以拿着肉票买到比较新鲜的猪肉，还能买到猪头。王学长的家在胡同南面，两扇木门的四合院。两扇院门上有中国传统工艺大漆镶嵌的对联一幅，一扇门上是“忠厚传家久”，另一扇上是“诗书继世长”。进院门要上两层台阶，还要迈过一个木门坎。他们家住的是一溜大北房，房子高大豁亮，从墙角边就看得出来，什么是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建筑工艺。一进屋门，一股肉香袭来，王学长的母亲把红烧猪脸端上饭桌，请我与他们全家共进午餐，主菜就是猪头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猪脸肉。王学长让我拿着刚烙好的饼，卷上切好的猪脸肉，双手举着，就像拿着一个喇叭筒，咬上一口，哎呀，怎么那么香！中午的天气还是有点热，我双手举着卷了猪头肉的烙饼，走出房门来到院子里，院子里是方砖铺地，还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叶子已经是深绿色。我们坐在大柳树下小桌旁的小凳上，吃着肥而不腻的热烙饼卷猪脸肉，聊着当时社会上一些可笑的混乱现象……以前我一直住校，吃食堂，吃不到猪脸；家里做饭，从来没做过猪头肉；下饭馆儿也没有猪头肉这道热菜。那一次在王学长家吃猪脸，齿颊留香记忆深刻，确是终身难忘。十多天后，家住师大、在北京四中上高中的张国江，叫上我、刘强、黄大地和师大家属院的十几个孩子一起去串联，（十几个人中，没有一人是红卫兵）经过青岛、苏州等地，来到了大上海。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了回力篮球鞋和装运动衣的“马桶包”之后，发现国际饭店一楼的小卖部有猪头肉卖，只收现金，不需要凭肉票购买。一毛钱一小纸袋，半透明的纸袋正面，印有“上海国际饭店”六个蓝色中文汉字和饭店大楼的蓝色图案，纸袋里面装有几片饭店厨师烹制的酱猪脸肉。同行的朋友们纷纷掏钱购买，我也买了一袋儿，尝了尝，比我在学长家吃的猪头肉味道要淡一些，多了一点甜味。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吃猪脸肉。当时国际饭店是上海最好的饭店，我和伙伴们走出饭店，一边吃着猪头肉，一边慢慢地从下向上仰望24层的国际饭店，张国江说：“今后再来上海，要是能住国际饭店多好啊！”我说：“肯定会的。”（22年后我出差去上海，有几次就是住在国际饭店）纸袋里的猪头肉很快就吃完了，感觉味道不错，我又买了两袋，收起来，慢慢吃。两天后，坐船离开上海前往九江，准备去登庐山。在乘坐的小火轮上打开那个装着猪头肉的小纸袋，有一股不太好的味道，肉变质了，只能投入长江中喂鱼。看来这猪脸只能做熟了，当天吃。1969年的一月份去延安插队，到队里没几天就是这一年的春节，我们想包饺子，居然连个肉渣儿都没有。在农村有钱也买不到肉，农民养的猪都要上交国家，即便是自己养的猪，也不能随意宰杀。那天我们包的是豆腐白菜馅儿饺子，豆腐是自己磨的，白菜是生产队分给我们知青的。拌馅儿时，我们加了一点麻子油，撒了一把碎盐末，煮出来的饺子，怎么吃都是点豆腐用的卤水味。那时候，过年要是有今天这样一个大猪脸，剁成肉沫，分给全村的乡亲们，各家各户包的饺子里都能吃出肉味来，该有多好啊！大年初一煮着饺子，想起《白毛女》中杨白劳的唱段，“卖豆腐赚下几文钱，集上称来二斤面，带回家来包饺子，欢欢喜喜过个年！”这是原唱词，我们知青的唱词是，“知青磨豆腐不卖钱呐，赶着毛驴磨白面，豆腐白菜包饺子，围着锅台吃个肚圆……”，几乎和杨白劳一个生活水准。在农村插队五年半，还真没有买猪头，吃猪脸儿的经历。插队的第三年，送我们队的知青葛家璐去参加工作，我拉着架子车，车上搁着葛家璐的行李，走了五十里路，人困马乏，晚上住在茶坊公社后洼生产队北京知青韩玉林的窑洞里。韩玉林的外号叫韩大头，他告诉我们一个特大喜讯，那天他们村有人杀猪了，是偷着杀的。我说：“帮我们买几斤肉，买个猪头也好，咱们炖猪头吃啊。”韩玉林出去转一圈回来说：“只剩下血脖了，猪头已经被别人买走了。”我们只好买了剩下的三斤血脖。一层猪皮下面都是白白的猪的脂肪，在铁锅里煮烂了，大家吃起来还是很开心。从解剖学位置来说，血脖与猪脸为邻，这次能吃上血脖，也算是与吃猪脸擦肩而过吧。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破冰之旅”意义重大，中美领导人开心，京城的百姓也跟着沾光。外宾到访前的准备工作紧张而严谨，爱国卫生运动如火如荼在全城展开，主要街道上的画像、语录牌、标语口号等都做了调整和更新。各接待单位拆旧建新，不合规格、有碍观瞻的房屋、车间旧貌换新颜。副食店还接到了对猪肉的运输做整改的通知。过去副食店都用敞篷汽车运送猪肉，难免会落上尘土。鉴于此情景可能会被外宾观察到，领导限令在尼克松到京前夕，各副食店突击改制帆布篷汽车，运肉车全部篷盖化，一改过去用敞篷卡车运送猪肉的习惯。同时推广西单菜市场猪肉带毛、带血、带泥、带土和痘肉“五不卖”的经验，市民的副食供应由此得到切实保障。西单菜市场柜台上有了三指厚肥膘的猪肉，还有猪头出售，不少市民拿上肉票，排队争相购买猪头，想吃的就是这一口——猪脸（猪头肉）。有的猪头很大，猪头上穿一根麻绳，用手提着吃力，一些人就推上自家的竹子儿童车，将刚买的猪头放进车里，推着走。出商店门下台阶时，嘴里一边念叨着“劳驾，您顺手帮我把这小车抬下来”，一边请身边的小伙子帮忙。我的一个朋友帮好几个买猪头的人抬小车下台阶，有一个老太太还和他说：“这美国总统要是每月都能来一回，那就好了……”尼克松访华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却触动了百姓生活，让民众得到了实惠，这大概是尼克松本人万万没想到的。扒猪脸
获“国际爱迪生发明奖”
改革开放后，离香港最近的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会吃善经营的广东人把他们的饮食文化带到了北京。在北京，朋友之间请客、吃饭、聚会，都改吃粤菜，“大三元”、“聚雅”酒楼是当时的首选，不外乎是粤菜海鲜，外加蛇肉、蛇皮，有烤乳猪，还真没有猪脸。过了一阵人们转到新街口南面，护国寺西口的“黎昌海鲜”，那里有活鲨鱼可以吃，跟猪脸儿更没缘了。后来又改吃“顺峰”，菜单里也没有“猪脸”一项。1990年之后，北京人请客突然转向，改吃上海本帮菜，菜品比较清淡，仍然与猪脸无缘。看来，猪脸还真是难登大雅之堂。那些年，我在国家拳击队效力，每天吃运动员灶，运动员食谱中有海参、大虾、牛肉、甲鱼……唯独没有猪脸。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98年猪脸终于翻身了。常吃“顺峰”、“阿文上海餐厅”的吃货们，一窝蜂似地奔向了“金三元扒猪脸”。 金三元酒家的扒猪脸对于我，其实一点不陌生。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到飞机场一去一回，两次路过三元桥，在三元桥的东北角一幢建筑物上面有很大的广告“金三元扒猪脸”，广告牌上还用中英文大字写着“香港科学院颁发国际爱迪生发明奖扒猪脸”的字样。爱迪生是什么人，世界第一大发明家！能够得到爱迪生发明奖的肯定是高科技产品，不是和登月球有关，也得是和防治癌症、艾滋病有关，炖猪脸炖出一个国际爱迪生发明奖，真是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们中国的猪脸！在朋友的热情邀请下，我去了几次金三元扒猪脸餐厅聚会。那里的“扒猪脸”味道确实不错，肥而不腻、肉骨分离、糯香可口，是另外一种风味的特色菜肴。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感受了一番猪脸给咱们中国人带来的面子。获奖扒猪脸，广告牌消失 2000年我结束了雅典奥运会工作后，在首都机场下飞机路过三元桥，无意中抬头一看“金三元扒猪脸”的广告牌不见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在一次聚会时，朋友告诉了我金三元的“悲惨遭遇”。金三元扒猪脸的创始人沈青一辈子搞了不少发明创造，退休后一心想在中国餐饮业搞一些革新，他选择了东北特色扒猪脸作为突破口，使用现代化的加工设备，对猪头进行选料、清洗、喷烤、洗泡、酱制等十二道标准化加工工序，历经十多个小时完成烹饪。端上餐桌的扒猪脸赢得了京城百姓的口碑，并成为中国餐饮史上第一道申请国家专利的名菜。同时，还在缴纳了一笔参评费之后，获得了“香港科学院”颁发的“国际爱迪生发明奖”。扒猪脸的销售数量突飞猛进，从1996年到1999年，三年间年产量翻了十倍，达到10万余只。然而令人尴尬的是，颁奖之后不久，国务院七部委发布了禁止全国乱搞评选活动的通知。“香港科学院院长”郭湘泗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审，并在2000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爱迪生发明奖”的“欺世盗名”被披露，一场由文人士子自导自演的评奖诈骗活动，大白于天下。原来，当年的香港根本没有科学院这个机构，可是生活在内地的民营企业家和老百姓不知道，有人在香港注册了一个“香港科学院责任有限公司”，在香港骗不了当地人，就到大陆来，以“香港科学院”名义开展业务。包括金三元酒家在内的，“郭院长”评选的“获奖者”们所遭受的各种损失有口难言。之后，香港因没有科学院而被人冒充在大陆地区行骗的事实，引起了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关注，决定在香港建立科学院，也算是亡羊补牢。2015年12月5日，香港科学院成立典礼在礼宾府隆重举行。时任特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在典礼上致辞，并与香港科学院创院院长徐立之、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和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一起为香港科学院成立揭牌。新成立的香港科学院是否对猪脸有兴趣，就不得而知了。那一年央视315晚会后，朋友们没有再邀请我一同去金三元吃扒猪脸。不过，这些年在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中都可以吃到以猪脸不同部位烹饪的菜肴。比如，脆骨丰富的猪耳朵，制作出了诸如红油猪耳、笋丝猪耳等等几十种凉菜和热菜。2005年6月2日至5日，全国健美锦标赛在河南洛阳举办，我作为央视《体育人间》栏目编导，进行了全程拍摄。获得男子健美冠军的牟雪，其父亲是天津去东北兵团的知青，在劳动中受伤一条腿截肢。但他人残志不残，病退回到天津后，办了一家服装厂。我去天津拍摄他父亲时，和牟雪一同吃饭，他竟要了两份“猪拱嘴”。健美冠军爱吃猪拱嘴，这猪拱嘴又是猪的什么部位？也让我一头雾水。回北京后向我的吃货朋友们一打听，才得知原来就是猪鼻子。有着两个圆圆鼻孔的猪鼻子，可以分割成猪鼻唇、拱嘴、拱鼻等分别入菜，最贵的是猪鼻筋，可以凉拌，也可以红烧。最早猪拱嘴是川菜中的一种凉菜，是长江上的纤夫们喜欢吃的一种廉价美食，现在大酒店里的价格已经与海参并肩了，并且进入了新粤菜的食谱中。一个整猪脸，只有在聚会的时候一桌人才能吃掉。而将猪脸上的各个不同部位，经过同样调料制作，由吃货们尽情地去选择，来满足各自的喜好。精明商家这种化整为零的战略战术，在增加菜品种类的同时，也卖出了更高的价钱。在饮食方面，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才干，似乎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食品匮乏供应不足，吃肉是打牙祭、解馋、添油水，到物资充裕营养过剩，有肉吃，不再是唯一的一种幸福象征，菜肴的色香味及营养搭配，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这个心路历程的反差，让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的惬意与丰富。如果说金三元的扒猪脸必须经过十二道工序，历经十多个小时的修炼才能端上餐桌。那么煎炒烹炸，我用什么方法来做朋友送来的这个猪脸呢？想了很久，最后决定先找一个锅把它煮烂了之后再进行二次加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好锅才能做出好菜。我从家里的储藏室找出一个从国外带回来的不锈钢锅，锅底上有欧盟的质量认证标志，不含重金属，不含任何有害物质。平时做饭，我也只用意大利和德国生产的锅，原来家里的国产的假不锈钢锅，早被我甩到垃圾箱里去了。手里正准备着家伙什儿，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告诉我上边架一口北方大铁锅，底下木柴烧火，是最正宗的东北杀猪菜扒猪脸的烹制方法。前几年我在大庆、齐齐哈尔等地吃过全猪宴，东北人用大柴锅炖出来的扒猪脸确实好吃。可是我到哪儿去弄木柴呢？砍树不行吧，园林局绿化队不干呢。再说我要是在阳台架上一口柴锅，底下烧着劈柴，柴火劈劈啪啪地响，冒着火光，黑烟冲天，很快就会把消防队招来，我不成了疫情期间的纵火嫌疑犯了？不过朋友“用铁锅”的建议还是可取，我在家里找了一个最大号的铁锅，开始烹制猪脸。家里储藏的东北山珍，各种大蘑菇、小针菌全被我找了出来，挑选了一袋用水泡了一天一夜，细细的蘑菇被泡胀了起来，和猪脸儿一同放到大铁锅里。猪脸儿太硬了，微火煮了两个小时后，蘑菇已经煮烂了，那猪脸的肉皮依然是硬硬的。也有不少朋友通过微信向我建议猪脸的烹制方法，最后我用泡好的猴头菇和没有炖烂的猪脸一起炖，又是一个多小时，打开锅盖，香气扑鼻。看着盛到大碗中的猴头菇炖猪脸，突然想到这碗里装的就是半部“西游记”，多有文化内涵啊！如果给这个菜取个名字，就叫“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一段有关高老庄的故事，疫情过后，我是不是也该去专利局申请个专利？煎饼与糊汤
村里那口老井
南泥湾吃野味险丧命
白衬衣，革命时代的标配
师大二附中的疯狂年代
美国的红领巾男孩
贫协主席的山村婚礼
陕北高原上的打铁声
姥姥的黑胶唱片
不在北京吃涮羊肉？
我们村的月牙树
村里死了一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