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王彬彬：“文革”期间也有“乱收费”

王彬彬新三界 2020-08-25

学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省望江县人。1978年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工作。1986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春免试提前进入同一专业博士。1999年从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转业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2016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述甚丰。

原题

亲历：文革中公安枪毙人后

向家属索取子弹费

作者：王彬彬

[导读]文革期间的某些“服务”，是要向接受服务者收费的。例如，枪毙人，公安机关要向家属收取子弹费。再例如，开着汽车抄了你的家，可以向你索取汽油费。我亲眼见过枪毙人而向家属索取子弹费的事。

“文革”期间也有“乱收费”

所谓“乱收费”，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坏现象之一。本就有条件收费者，当然要大收特收；本没有条件收费者，则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收。这种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怨愤。有人甚至把这归咎于改革开放。换言之，这种乱收费现象，也成为一些人怀念“文革”的理由。这种怀念当然是极其荒谬的。

所谓收费，一般来说，总与服务联系在一起。所谓乱收费，是指公民享受的某些服务，本来应该是免费的，有关部门却以此为由向享受服务者收取费用。当然，应该收费却不应该收那么多，所收之费多于应收之费，也是一种乱收费。“文革”期间，固然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收费，但也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服务。

但“文革”期间，某些“服务”，却是要向接受服务者收费的。例如，枪毙人，公安机关要向家属收取子弹费。再例如，开着汽车抄了你的家，可以向你索取汽油费。

枪毙人而向家属索取子弹费的事，我是亲眼见过的。那是“文革”后期了，我已十来岁。一天，听说邻村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杀了人，被县公安局抓走了。这小伙子常来我们村与同龄的伙伴们玩，我们这些小弟弟也总跟在他后面。他脸上总带着笑，给人的感觉是和善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忽然听说他杀了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那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他就在一个雨夜把这姑娘的未婚夫杀了。他一定认为，这未婚夫一死，自己就可以娶到这姑娘了。我想，他爱这姑娘一定是爱得很深很深，不然，不会头如此昏、心这样狠。

不久，他被枪毙了。村中人用板车把他的尸体拉了回来。这样的死，按习俗是不能进祖坟的，只能埋在乱葬岗。板车停在乱葬岗边时，我们村一群孩子都赶去看。尸体连头一起裹在被子里，只一双脚露在外面。在现场，我从大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两件事。一是尸体上有七个枪眼；二是领取尸体时向公安局交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七个枪眼是因为行刑时向他开了七枪。七枪并不是同一个人打的，是好几个人共同打出了七个枪眼，至于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行刑，是因为他们要过枪瘾。

我记得大人们谈论这件事时，语气是平静的，并未让我感到丝毫不满。我现在明白，即便亲属对七枪心怀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也并未对七个枪眼感到不解，只觉得反正是死，一枪和七枪有什么差别呢，潜意识里或许还有对拿活人练枪的羡慕———我毕竟是“文革”时期的孩子。

子弹虽用了七颗，公安局却只收取一颗子弹的钱，按当时的规定，公安局并没有“乱收费”。其实，他们就是向家属索取七颗子弹的钱，甚至连拘押期间的伙食费都要家属交上，家属又岂敢有半句怨言。

拿死刑犯过枪瘾，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何不妥。枪毙了人家的儿子却向爹娘收取子弹费，我当时也并不觉得不合理。这不能归因于年龄小。今天十来岁的孩子，已经会对此种事情感到愤怒了。我对此种事情感到愤怒，是在许多年后。许多年后，我知道了一个叫林昭的人，知道她“文革”期间被枪杀，知道公安机关在枪杀她后向她的母亲索取了五分钱。我为林昭的事迹感动，为她的死悲哀，更为那五分钱的子弹费而愤然。

这也不能归因于年龄的增长，是改革开放后思想受到了一点启蒙，才会让我对此种事情有如此反应。如果“文革”继续着，我想，我对此类事的反应仍然是漠然，仍然会认为这样做无可非议甚至天经地义。再后来，我读到了林斤澜的小说《五分》。小说写“文革”期间一个年轻姑娘成了“反革命”，在牢房里受尽凌辱后被枪毙，公安局通过邮局寄来了催款单，说某人“业已正法”，命家属速去交上五分钱的子弹费。几天后，天下大雪，姑娘的母亲在街上犯了心肌梗塞，倒在雪地里。她在找交钱的地方，却总是找不到，终于犯病倒地，冻僵的拳头杵在胸口，拳头紧攥着的，是一枚五分的硬币……

枪毙了人而向亲属收取子弹费，是“文革”期间的收费之一种。抄了人家的家，却向人家收取抄家成本，也是那时的一种收费现象。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解决上海问题。10月26日，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其时在江苏省计委工作的朱通华，被抽调进工作组，参加了工作组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等“四人帮”余孽的较量。

后来，朱通华先生写了《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一书，记录了工作组解决上海问题的艰难过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对了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朱永嘉等人在“文革期”期间的恶霸做派、流氓行径，很有帮助。

这里只说书中记述的一件“小事”。1949年以前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倪复生，“文革”期间受到王洪文、朱永嘉等人的残酷迫害。倪复生在被拘押期间，受尽各种方式的拷打、凌轹，但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

朱通华写道：“英勇不屈的倪复生，就这样在毒刑的凌辱和煎熬下，活了下来。在他本人遭受迫害的同时，他的家属和战友都遭到了株连。他所在的这个地下党支部，就有三个人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先后被抄了三次，其中一次是几十个人从隔离室押着他乘坐卡车去的，因此从他的工资中扣去了30元零六角的‘汽油费’。”

人们习惯于认为，“文革”时期只讲政治不讲金钱，好像那时的人们对金钱都不感兴趣，其实是并不很合乎实际的。乱收费，意味着法律规章的缺位，意味着法治程度的低下。“文革”期间，对于掌权者，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只要有名目，他们想怎样收便可怎样收的。无奈那时经济活动极度萎缩、国家为百姓提供的服务也少之又少，有权力乱收费者，就是想巧立名目都难。那时固然没有高速公路乱收费，但那时也没有高速公路；那时固然没有医院各种检查的乱收费，但那时也没有医院的各种检查。正因为巧立名目不容易，他们才连杀人、抄家也不放过。他们也是想雁过拔毛的。无奈没有雁，他们便对麻雀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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