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其他
知青丨王骥：那年在南泥湾吃猞猁险些丧命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2020鼠年春节的节奏，武汉一下子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城市，冠状病毒的传染力大大超越了几个月前在这里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关注度，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次疫情的起源是食用野生动物。2020年1月23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发表的研究论文，认为蝙蝠是最有可能的携带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野生动物。
蝙蝠，北京人称为“夜么虎”，因为其“蝠”字与幸福的“福”字同音，因此成为古代官僚阶层和富商的图腾，大户人家的建筑物上随处可见“五福捧寿”的图形，它由五只蝙蝠围着汉字“寿”构成，寓意多福多寿，是一种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吉祥图案。除了在宅院大门影壁墙的砖雕、正堂墙以及天花板的木雕中，可以看到五福捧寿图，在丝绸被面以及各种丝绸中式上衣、马褂上，也可见到编织或刺绣的五福捧寿图，甚至在日常使用的餐具上也印有蝙蝠的图案。
这几年，不再为饥饿焦虑的中国人，在饮食文化上走了一段弯路，为了猎奇炫富满足口腹之欲，将一些稀奇古怪的“野味珍馐”搬上了餐桌，因“蝠”为“福”的中国式思维，蝙蝠也成了稀有的食材。
美国有部电影《蝙蝠侠》，也许剧中那个抑强扶弱，集阳光黑暗于一身的蝙蝠侠形象，大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我们也要走自己的路，让蝙蝠威震八方。
画有五福捧寿的餐盘
中国人在全球对野味独一无二的食用偏好，激发了餐饮业的创新，一番集思广益独具匠心的制作之后，神州大地出现了一道靓汤——“多子多福发财汤”，也有的地方叫“五福汤”，名字响亮，其实就是用整只蝙蝠加上两片紫菜，再加上几根发菜做成的“蝙蝠汤”。这“蝙蝠汤”能不能与蝙蝠侠媲美，我不知道，但是经过烹调的蝙蝠，确实由人类的口舌将其毒害撒向了四面八方。
蝙蝠我没吃过，这种汤我也没喝过，更没有那种诡异的心态想去品尝。可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吃过其它野生动物，那时我在延安插队，缺吃少喝生活在社会底层，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我，在饥饿与健康之间选择了填饱肚子，那次吃野生动物，险些让我丧命。
1970年9月，一条消息在我插队的延安富县牛武公社不胫而走，“北京干部老杨花30块钱买了一张老虎皮”。
这老杨是从北京来支援延安的干部，50多岁，原工作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他从干校直接调来延安，安排在我们公社参与领导工作，职务相当于副书记，那时候叫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知青工作。当地贫苦农民们津津乐道谈论的不是北京干部买老虎皮这件事情如何，而是觉得这老虎皮真能卖上个好价钱，30块呀，够穷庄户人家两、三年的咸盐和煤油钱了！因此，深山沟里的农民就是借钱，也要买上一付好猎夹埋在山间密林，盼望着哪一天运气好，也能打到一只老虎。
那年月，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老虎不在被保护之列。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虎”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好名词，用来形容坏人坏事挺常见。比如，形容坏人，如同“豺狼虎豹”；形容坏的政权，是“苛政猛于虎”；抓经济犯罪的大人物，称为“打老虎”；还有“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等等。当然，全中国人民记忆最深的还是这句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北京干部老杨买的“老虎皮”我没见到，但是我敢断定那是豹皮，不是传言中的老虎皮。因为当时延安地区没有老虎，牛武沟里有豹子，而且数目不少，整个延安地区豹子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史家岔村周围的山林里。
我们插队的史家岔村，是延安大生产时南泥湾大区最南端的一个村子，1960年，国内的中学课本选入了一篇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陕北南泥湾史家岔屯垦记》，记述了颜德明将军在1941年担任八路军营长时，曾经带领全营战士在史家岔垦荒屯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真实故事，文章中所提及的“史家岔”今天已经更名四家岔村，当年八路军初到史家岔时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情景，文章中有生动的描述。
颜德明将军
1964年著名剧作家马吉星以这篇文章为素材，编写成话剧《豹子湾的战斗》，同年10月，中国青年话剧院正式公演此剧。这一年的9月和10月，飞鸣越剧团和浙江越剧二团也分别上演了越剧《豹子湾的战斗》，这戏里的豹子湾说的就是当年的史家岔，史家岔的豹子以及其它猛兽在当地远近闻名。
我在史家岔插队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在山上埋藏貛夹（比较小的猎夹），每年都有人能夹到豹子，可是几乎每次豹子都拉断固定猎夹的铁丝逃脱了，它逃脱时，还要带走一只夹在脚上的貛夹。因为在供销社买不到更粗的铁丝固定貛夹，乡亲们只好用村里铁匠张学文打的铁链子来固定貛夹或虎夹。
1971年11月，也就是北京支延干部老杨买老虎皮一年零两个月后，寒风吹得山岗瑟瑟发抖，松枝枯木不停地摇晃，山沟里的落叶越积越厚，一脚踩下去，半个小腿都埋在落叶中。这个季节农活已经不多了，我也懒得出工下地，留在宿舍里看看书，撑几组双杠。
一天早上，全村人都去上工了，村里的知青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听到有人急匆匆地从我们门前跑过，还有人喊着“快、快！”……我开门问了一句：“出什么事了？”“找猎叉，学文(村里的老乡）的虎夹夹了一只豹子。”答话的小青年连头都没回，边答复我，边跑向坡上的人家去借猎叉。
猎夹
很快，几个年轻人拿着三只猎叉，还有鐝头、木棒，过了小河，爬上山去取那苟延残喘的豹子。
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年轻人用一根粗木棍抬着一只豹子，豹子的四肢被麻绳捆在了一起，四爪朝上，背朝地面，木棍从豹子被捆绑的四条腿中间穿过，抬豹子的年轻人走得急，那豹子的头和尾巴不规律地晃来晃去。因为怕损伤皮子，卖不上好价钱，一个年轻人用猎叉扎住豹子的身子，按住了狂躁的豹子，另外两个人用木棍和鐝头猛击豹子的头，将它击毙。
同去的年轻人告诉我这是一只小豹子，我一看，灰白色有一些发黄的皮毛，背上布满了浅黑色的椭圆形斑点，两只耳朵上长有一寸多长的毛。这哪是小豹子，分明是猞猁嘛。村里有老年人认识这种动物，习惯叫它“小豹子”，也有人叫它“大山猫“，和狮子、老虎、豹子一样，同属猫科动物。
虽然这是一只三十多斤重的猞猁，乡亲们还是有一些扫兴，猞猁皮，也就是乡亲们说的大山猫皮，与豹皮在价格上是无法相比的。
猞猁
给猞猁剥皮是从嘴边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口腔内牙龈与嘴唇的连接部位开始的。我看着乡亲们一点点用小刀向下剥离开皮与身体的其它组织，用刀子剥过了肩，整个躯干部分都是用手指甲一点点剥离开的，一张完整的猞猁皮一点都没有破，也没有粘上血，最后在皮子里面填满灶灰，吸收水分，挂着将皮子风干。
村里会剥动物皮的高手不少，都是从剥羊鹿子（野鹿）皮开始练习的，最高技术是剥整只狐狸皮，不伤皮子，不见血。程元理、张明申他叔、牛他大（一个名字叫“牛“的年轻人的父亲）都是剥兽皮的高手，他们总是想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我们知青，也算是为上山下乡运动多做一份贡献，可我们对这门手艺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被剥掉皮的动物的肉。
这只被剥去皮的猞猁，乡亲们没人愿意吃。别看他们穷，在吃野味方面还很挑剔，他们只吃山鸡和野鹿，还有野猪。对这猞猁还有一些其它野生动物，他们只是与虎谋皮、与豹谋皮、与大山猫谋皮，没人愿意吃肉，还说，吃了这肉会得病的！这也许就是一代一代心口相传的生活经验，野生的动物有一些是不能吃的。
村里的乡亲们，没有人去过北京，更没有人知道北京有个乐家老药铺“同仁堂”，至于同仁堂生产的“虎骨酒”同样是闻所未闻。虎骨、豹骨是强筋壮骨的，我上小学那年就知道，我想这猞猁也应该是有强筋壮骨的作用，最起码，它是肉，真能解馋。
猞猁
一只被剥去皮的大猞猁摆在了杜梨木的切菜板上，那猞猁全身都是瘦肉。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先给猞猁开膛。我用尖刀的刀尖，小心翼翼从胸骨的底下划向肛门，开膛后，先取出肝脏，洗净收好。再取出心、脾、肺、肾、胃、肠全部内脏，扔到了灶房门外的台阶下，接着小心翼翼地把肝脏上的苦胆切了下来。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英雄虎胆》，吃这猞猁胆不知道能否成为英雄？我尝试着将一点胆汁吸进嘴里，刚沾到舌头尖就吐了出来，那个苦！我尽量把嘴里能吐的东西全吐了出来，再吐就只有吐自己的胆汁了。漱口漱了一刻钟，苦的味道依然留在口腔中。
把洗干净的肝脏切成片，再把切好的大葱和蒜放到滚热的麻子油中炝锅，然后将切好的肝脏倒入锅内，最后撒上一把来自宁夏盐池县的湖滩盐，一道空前绝后的名菜“爆炒猞猁肝”出锅了。其他知青听老乡说猞猁肉不能吃，大多对这道“爆炒猞猁肝”只是尝了一尝，有的人连尝都不敢尝。知青葛家璐劝我说：“前些日子老韩（驻队北京支延干部）给咱们开会，还专门批评你，不要乱吃死了的动物，你怎么把这档子事给忘了？”我告诉他：“这个猞猁不是病死的，我给它开膛取肝时，肚子里还是热的呢！”驻队干部韩玉祥确实批评过我，不该吃队上遗弃的死猪、死羊和老乡们不吃的山林野生动物，他再三叮嘱我“不要为嘴伤身”，我也做了承诺，不再乱吃。可是那个年月，考虑问题很少用大脑，总是用胃的需求做出决定。
掏空了内脏的猞猁就在眼前，煮熟的肉香似乎已在鼻翼间飘荡，让人无法抗拒。我把整只猞猁剁成块，带着骨头放入锅中，放点花椒用清水煮，熬煮猞猁肉时，我吃着爆炒猞猁肝。
一群狗来到了灶房门外的台阶下，争抢猞猁的内脏吃，一下午不愿散去，天黑了都不肯回家。
直到点亮煤油灯的时候，猞猁肉才算煮好。我先把带骨头的肉从锅里盛出来，放在一个干净的洗脸盆里晾凉，再用大火把煮肉的汤浓缩成了两大海碗。喝着汤，我把肉从骨头上剔下来放在锅里，加入辣子、大葱、大蒜和擀碎的细盐，用炭火慢慢炒，使水分蒸发，最后制作出来的是颇具陕北特色的“猞猁肉干”，那味道比文革前在北京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吃的干煸牛肉还香、还好吃。其他男知青尝了尝味道之后，都不再吃，坐在油灯下看着我大口吃肉，偶尔有人伸手拿上一小块肉，慢慢咀嚼，解解馋。
喝了一碗猞猁汤，又吃了一些爆炒猞猁肝和刚刚做好的猞猁肉干，填饱了肚子也满足了味蕾，那猞猁肉干还有一脸盆，我放到宿舍的窗户下面，让风吹着，继续风干。那晚上我多撑了两组双杠，轰走了滞留在院子里的狗，洗漱完毕，关门睡觉。
半夜里热醒了，我把被子掀开了，屋子里没生火、没烧火炕、也没有点木炭盆，整夜都觉得很热。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也不觉得天冷，我又在灶上热了前一天喝剩下的猞猁肉汤，还吃了点猞猁肉干，一上午都觉得手心和脚心在发热，浑身有劲使不出来，撑双杠、跑百米……这身上是越来越热。
村里也出了点小事，前一天在知青点灶房门口抢吃猞猁内脏的几只狗一夜都没回家，一直到中午，公狗还追着母狗满山跑呢。村民张怀玉说了一件事，“那大猫(猞猁)经常进村，看到家猫，用眼睛一瞪，家猫就吓得不敢动了，跟着大猫走到河边，大猫让家猫喝水，家猫不喝，大猫就瞪它，家猫害怕，就继续喝水，实在喝不下水了，大猫就开始吃家猫了。”仔细想想，好像真是这样，村里好长时间看不到家猫了。如此看来，乡亲们打死猞猁，我吃了猞猁，倒是保护家猫了。
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浑身上下热得受不了，我换上游泳裤衩，站在井台，把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高举过头顶，从头向下一桶一桶地浇，村里收工回来的乡亲们、婆姨们穿着棉衣带着娃，围在一边观看我的冷水浴表演。
夜里还是觉得浑身热热的，接着就是浑身肌肉酸痛，小腿肌肉总有一种随时会痉挛的感觉。后半夜头疼得厉害，整个脑袋就跟要爆炸似得，面部颧骨四周特别痛，痛的人直觉得心动过速、呼吸急促、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慌，还伴有发烧。我觉得自己这次有大麻烦了，迷迷糊糊中睡着了，不一会又痛醒了，辗转反侧，一夜没睡好。
同宿舍的知青几次说去叫赤脚医生，要不就拉上架子车送我去县医院，他们的好意被我谢绝了。赤脚医生还没有我的医学常识丰富呢，去县医院70里颠簸的山间川道，拉上架子车走7小时，没病的人也得给颠出病来。平时上山砍树时，找到好的柏树，知青们喜欢开玩笑：“要是一辈子离不开史家岔，这几棵柏树留给自己做棺材。”恍恍惚惚中我想起了那几棵直溜的柏树，这回是不是该派上用场了？黑夜总算过去，天终于亮了。
第二天早上知青们叫来了赤脚医生李庆长，他给我打了消炎针和止痛针，临走时说：“如果出现抽搐，马上送县医院。”赵才他大（陕北话，父亲）听说我吃出病来了，也急忙过来给我扎针灸。村干部和乡亲们陆续来看望我，民兵连长乔均芝说：“你这个大个子知青就是‘宁可浑身疼，不让嘴受穷’，以后可不敢这样乱吃了。”副队长杨新友也说：“这山沟里阴气大，邪性的东西多，可不敢乱吃。”
最后，李队长让姚振清（仓库保管员）从库房取出一斗谷子，让我们去碾道碾一碾，喝小米粥清清肠子。他说这山沟沟里，就是吃谷子最好。有乡亲们的关心和知青们的照顾，喝了三天小米粥之后，我的身体慢慢开始复原，两周后恢复了健康。那猞猁肉干再不敢天天吃了，又舍不得扔掉，就留着打牙祭，一段时间没肉吃的时候，馋了，就吃上两块，有知青朋友来串门、做客，也请他们吃几块，尝尝“山珍”。
1974年转回北京后，生活好了，不仅自己不吃野生动物，也坚决抵制吃野生动物和吃狗肉，和几个爱吃狗肉，恶习不改的老朋友割席断交了。广西玉林有一个当地政府主办的狗肉节，我就不去那个地方出差，也劝说同事和朋友远离那个地区，直到他们彻底改正错误。
2003年全国遭到非典肆虐，这才知道野生动物是一些特殊病毒的宿主。回想当年上山下乡插队时，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解馋，吃过一些野生动物，可能是年轻免疫力强，才保住了命。北京动物园的猞猁馆紧邻莫斯科餐厅，去老莫吃饭时，看到西边的猞猁馆，就有一些内疚的感觉，总是想去看看那些被关在笼子里的猞猁，向它们做些友善的表示，也许，以身作则，拒绝食用野生动物就是最友善的行为。
17年前，抗击非典的场景还历历在目，17年后，一个类似的诱因再次把全国人民推到了防疫前线。惨痛的代价告诉我们毁灭大自然就是毁灭自己，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家园。在步入小康社会的同时，中国人必须管住嘴，摈弃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我坚决支持最近十九名院士、学者的呼吁：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和交易，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健康危机。新型冠状病毒的侵害已经波及世界多个地区，立法禁食野生动物，势在必行。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表扬小号
就摁下识别二维码吧
陕北老插阅览室
丁爱笛：北京娃娶了陕北羊倌的女儿
米鹤都：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