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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王骥：嘘，野猪来了……

王骥新三届 2020-09-03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骥，1949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7月调回北京。做过医生、上过学、参加拳击训练、当过运动员、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制片主任、编导、节目统筹等，至今在做《谁是球王》系列。

原题

猪口夺粮

作者：王骥

2015年9月15日到10月15日，大儿子陪同我在意大利休假。

秋天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人来说，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五谷丰登、猪肥牛壮，瓜果梨桃的清香弥散在空气中。意大利的秋天和我们中国北方的秋天是一样的，那不勒斯海岸对面苏莲托的柠檬和柑橘的清香味儿，唤醒了每一个来访者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昔日平凡生活中点滴事件的回顾。

在意大利吃野猪

坐在著名的卡塞特皇宫后面山顶上的卡塞特维奇亚（Casertavecchia）小镇中有名的“野猪餐厅”用餐，不仅是我有生第一次品尝野猪肉，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野猪。遗憾的是，见到的野猪只是个标本，它被摆放在一个靠墙的柜子上，灰黑色的皮毛，耳朵尖而小，鼻子和嘴巴突而长，四只脚比起家猪来明显的高而细，长长的獠牙尖锐而向上翘着，样子挺凶。

野猪餐厅的用餐面积150平方米，餐厅中摆放了37张完全一样的餐桌，每一张餐桌上都和所有意大利餐厅一样，铺着整洁的桌布，一个人或两个人用餐时，只需要一张餐桌，多人同时用餐，把两张或多张餐桌并在一起，就可以组合成连在一起的大餐桌。

儿子看了这家餐厅菜单的文字介绍后对我说：“老爸，您知道吗？意大利是整个欧洲最讲究吃、也最会吃的国家，当北欧人以动物脂肪为主要能量来源时，古罗马人早就用橄榄油拌蔬菜了。吃野猪肉是古罗马人饮食文化的传承。”他用手摸了一下桌布，告诉我：“没有整洁的桌布，就不是正宗意大利餐厅，这家野猪餐厅铺了两层桌布，还有洁白的大餐巾，说明这是一家中上档次的餐厅，起码是按中上档餐厅收费。”

那天晚上餐厅里用餐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顾客分别围坐在四张餐桌等待用餐，所有的客人似乎都在谈论那个凶猛的野猪标本，好像担心它会随时冲下来袭击我们。

一位二十多岁的男服务员送来菜单，他是本地人，热心地向我们介绍这家山区餐厅用野猪肉烹制的传统特色菜肴。我们问他这里野猪多不多，有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危害。服务员英语不是很好，幸亏我的大儿子陪着我，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也比较精通，他开始用意大利语和服务员交流，给我充当临时翻译。

原来，意大利境内的野猪数量庞大，目前至少有100万到130万头，日益壮大的野猪种群已经开始对人们的日常活动产生了威胁，近几年引起政府有关方面的关注，制定了一些措施，比如在动物保护组织支持下，尝试使用特殊疫苗让野猪绝育，同时欢迎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来意大利品尝野猪肉，帮助他们的国家控制野猪的数量。

“野猪的数量已经和欧洲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差不多，怎么会有这么多野猪？对野猪进行的计划生育是不是失败了？”我儿子问他。

“意大利丘陵山地很多，大面积的森林，还有农田为野猪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老板从收钱的柜台后面走过来做了更详细的解释，“野猪繁殖能力特别强，一年最少生产两次，一次最多能生八只小野猪。由于野猪繁殖能力太强了，用疫苗控制生育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又没有狮子、老虎、猎豹伤害它们，狼和猞猁也不是它们的天敌，野猪俨然已经成为‘山中之王’了。”

服务员一边记下我们点的菜，一边又补充了一句：“现在不仅是‘山中之王’，它们白天就敢进入城市了，已经影响到城市的交通了。”

我们点好了菜，服务员送来一大瓶带气泡的矿泉水，儿子又问他：“意大利政府允许猎杀野猪吗？法律允许吗？”服务员点点头，认真向我们解释意大利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的政府允许猎杀野猪，但是有严格规定，猎杀野猪的人必须持有狩猎执照，狩猎时间为每年的10月到下一年的１月，而且仅限于在规定的区域内猎杀，对猎杀野猪的数量也有限制。你们现在来意大利，正好是猎杀野猪的季节，你们将要享受到的野猪肉是今天早上天亮之前射杀的，肉很新鲜。”服务员的态度热情友好，十分周到。

我拿起餐刀切割盘子中的野猪肉块，餐厅屋顶吊灯的一束光穿透了装着当地生产的红葡萄酒的杯子，将光折射到野猪肉上，沾满酱汁的肉块肥瘦鲜明，纤维清晰，十分诱人。我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野猪头，思绪定格在四十多年前陕北那个叫史家岔的小山村，每年这个季节，村里的乡亲都要和野猪进行一番较量。

我抿了一口红酒，眯上一只眼，用另一只眼睛透过手中的玻璃酒杯，看着那个被光折射变了形的野猪标本，给儿子讲起当年我在陕北农村插队时，和野猪历时五年多的“恩恩怨怨”。

陕北山村的“护秋”

在咱们中国北方，秋天要守护长在地里即将成熟的庄稼，防止野兽的祸害，被人们称为“护秋”。在如今野生动物越来越稀少的年代，“护秋”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就像我儿子，他说从来就没听说过汉语中有这个词。

我向野猪肉上撒了一些黑胡椒，用餐叉将一小块肉送进嘴里，慢慢感受那充满香料香气的肉汁在口中融化，开始我的讲述。

我们在陕北下乡插队那年月，秋天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必须要有专人看护，要防范野兔、獾、羊鹿子（野鹿）和野猪等动物到地里偷吃庄稼，除了防止粮食的损失，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种粮食为了吃饭，还有什么政治意义？”儿子不解地问道。

那时候，农民种粮要向国家纳税，也就是交公粮，又叫交战备粮，领导一级一级向下传达文件是这样说的，国家储备粮食主要是为了和苏修打仗，兵车未动，粮草先行啊。要彻底消灭修正主义，让毛泽东的旗帜飘扬在……的上空，就不能让解放军和百万民兵饿着肚子去消灭帝修反（这是那个时代常用的一个名词，包括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世界上的各国反动派）。

交战备粮是政治任务，任何一个村子都必须如实如数地上交。当然，可以超额交粮，这表示一个村的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一片赤胆忠心。当时的报纸也是这样宣传的，“贫下中农们把最好的粮食交到了国家的仓库里，国家储存了大批的战备粮。”所以，每年到秋收的时候，从县城北的茶坊粮库到牛武公社，再从牛武公社到我们史家岔村七十里路，一路之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颗粒归仓，多交公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秋收”“全民皆兵，准备打仗”等等与秋收有直接关系，或间接有关的指导性标语，这些标语有的是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有的是用白灰水直接写在路旁山上的大块岩石上的。

史家岔村地多人少，一共有九百多亩耕地，除了沟里和山坡上种植杂粮，塬上有耕地种麦子，村中有一条由北向南潺潺流过的小河，小河边的耕地还种上了水稻，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让村里乡亲一年四季不会断粮，这在牛武公社、在富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都不多见。

我们知青点门前有块耕地，足有一百一十亩，乡亲们把这块耕地叫“大块地”。大块地种的全部都是玉米，种地的肥料是全村的猪粪和人畜粪，绝对环保。那玉米种下以后，每年最少要锄三遍地，到了秋后每棵玉米都能长到一米八高，每个玉米棒子长度都在二十五公分左右。掰开成熟的棒子，排列整齐的玉米粒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灿灿的，好让人喜欢。这大块地上生产的玉米，是我们全村人的基本口粮，给国家上交公粮的任务，就落在“大芋子滩”一百三十亩的玉米地上了。

大芋子滩是村里人不断伐木开荒开垦出来的庄稼地，在村子正北那条崎岖的沟道里，根据地理位置我们更习惯叫它“后沟”。后沟里种的全是玉米，那玉米的高度，几乎没有一棵超过一米六，那玉米棒子的长度也就十来公分，最小的棒子，那长度用老乡的话来说，还不如好汉的毬长。不管长短大小，这都是要交公粮的，是给政府交的战备粮。

村里大块地种的玉米不需要人专门护秋，因为这块地就在我们知青点的大门口，又是河滩地，站在知青灶房的台阶上就可以一览全貌。何况这儿种的玉米都是我们的口粮，即便损失一点儿半点儿的，也不能算是政治问题。而村外后沟里的玉米地就不同了，种的是必须上交的公粮、战备粮，是严肃的政治任务，要做到颗粒归仓，因此必须要看好那里的庄稼。

后沟那片地种的玉米，完全是靠天吃饭，收成好坏全看一年是否风调雨顺。后沟里比较潮湿，按老乡的话就是“阴”，日照时间短，玉米相对长得比较慢，村里大块地的玉米全部收完了之后，要等上一段时间，才去村外收后沟里的玉米。后沟那边三面都是山，灌木茂密，常有各种不同的野生动物出没在玉米地里。偷吃玉米的有田鼠，当地老百姓叫它“瞎老鼠”，还有獾、羊鹿子（野鹿），而破坏力最强的，要算是野猪。

听老乡讲，野猪这种动物都是群体性活动，白天不出来，藏在山林里养精蓄锐，晚上成群结队，一家子一家子的蹿到玉米地里夜宵美餐，盗食战备粮。为了保证战备粮不受损失，全村的男劳力每天晚上要有两个人去后沟看玉米防野猪，村里人把这个工作叫做“看野猪”。

为了把这事做好，保护好战备粮，村里专门开了会，还请来附近兰州军区西北林建师赶大车的老滕介绍看野猪的经验。老滕是东北人，从大兴安岭林场调到林建师当林业工人，听他说野猪，那叫一个邪乎。

“常言说一猪二熊三老虎，在俺们东北老林子里，野猪是山里大王，把那些个伤害人的猛兽排排队，野猪是老大，黑瞎子（东北话，熊）排老二，大老虎才能排上老三。听说过大清国有一个开国的皇上叫努尔哈赤吗？这＇努尔哈赤＇是满族话，就是野猪皮，你想啊，一个皇上不叫龙皮、虎皮、豹子皮、熊皮，叫野猪皮，可见这野猪有多厉害！”副队长杨新友接过话茬：“这野猪再厉害，就是吃人，咱们也得去看好了战备粮，去的时候大伙儿都带上点家伙（武器）。”

卧洞“看野猪”

我们男知青和村里的男劳力一样，被安排轮流去看野猪，看一个晚上的野猪，生产队给记两个工分。队上担心我们知青去了光睡觉不看野猪，所以安排知青去看野猪的时候，总是派一个老乡和一个知青结伴，一同前往。副队长杨新友再三叮嘱我们知青：“千万不能睡觉啊，咱看好战备粮，为的是让他老人家睡好觉，你们要是睡了觉，战备粮被野猪糟蹋了，老人家可就睡不着觉了。”

我第一次去看野猪是和生产组长程海荣一起去的。

那天吃完了晚饭，我刷了牙、喝足了水，背上自己的铺盖卷，在腰间挎上一把以前去青海带回来的藏刀，拿了一把“登山镐”，那是我们村张铁匠锻打的改良小镢，跟着他摸黑去了后沟。小镢是陕北老乡进山常带的一种工具，多是平头镢，既能砍断拦路的荆棘又能防范野兽攻击。根据我们的要求，张铁匠把镢头改造成一头是平头镢，另一头是尖尖的镐，我们称其为登山镐。

从知青点到后沟，要走上六七里地，天黑了，高一脚低一脚的，路上的情况根本看不清楚，全凭自己脚下的感觉了。我拄着登山镐，跟着程海荣走，倒也不怕，乡亲们对山里每一条路的熟悉程度，就像老针灸医师对于人体经络，闭着眼睛都能准确地找到穴位一样，绝对不会走错。

一路上程海荣给我讲野猪是怎么祸害庄稼的。他说：“别看野猪个头矮胖，跑起来可是健步如飞，活动范围特别大，一群野猪能在几条沟里占山为王。偷吃玉米时，野猪个矮够不着上面的玉米棒子，它就咬玉米杆儿，从根那儿咬，玉米杆断了倒在地上，它再过去吃玉米棒子，这样连吃带拱和打滚，把一片玉米彻底祸害掉。”

我说：“这野猪也够聪明的！”程海荣说：“山里的动物都聪明着呢，为了自个儿活命，不聪明就得饿死。”我告诉他：“这叫自然淘汰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知青也是一样，聪明的，有路子的，家庭有背景的都会分配好工作，像我这样实心眼儿，又没路子，只能跟这野猪一样，在这儿呆一辈子。”说着走着，没过一会儿，程海荣领着我轻车熟路地在山沟中一片很大的玉米地旁停了下来。

玉米地旁边的山坡上有一个小窑洞，那个窑洞大约一米五宽，一米三高，窑洞的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谷草用来防寒、隔潮、保温。窑洞进深两米左右，我们两个看野猪的男劳力把铺盖打开，正好铺满那个窑洞的地面。程海荣让我去撒尿，并且要求我到离窑洞远一点的地方去撒，防止一刮风，顺着风把尿的味道吹到我们的窑洞里，他说：“野猪一闻到人的尿味，就不敢过来嘞。”说完，他先到窑洞外边撒了一泡尿。

我刚要出去撒尿，程海荣又叮嘱：“别走得太远了。”我说：“你不是刚说让我走远一点，怕闻到我的尿味吗？”程海荣回答：“让你走得远一点儿，可不能太远了，太远的地方可能埋有猎夹，就是夹那些偷吃玉米的野猪的。”“既然有猎夹还要咱们俩干什么？”我有点不明白。

程海荣说：“埋了几个猎夹不够用，那野猪的鼻子特别灵，能闻到猎夹埋在什么地方，比洋鹿子（野鹿）的鼻子灵多了。”我不相信，嘟囔着：“猪长得那么傻，那么笨，它的嗅觉怎么会那么好？”程海荣说：“你没养过猪你不知道，猪的鼻子长得长，那长鼻子闻味儿的本事比狗都强。狗能闻到的味儿都是明面儿上的，猪能闻到地底下，等秋粮收了，各家的猪就可以放出来自己找食儿了，那些猪的鼻子可灵呢，光靠鼻子闻，就能知道地底下哪儿有能吃的东西，拱出来给吃了。这野猪的鼻子比家养猪的鼻子还长，闻东西的本事就更大了，都能闻见那猎夹的味道。咱村的人用猎夹什么野兽都打过，就是没夹住过野猪。你去撒尿小心点儿，别走太远了，让猎夹把你给夹住那可就麻烦嘞，非得给我治一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

撒完尿回来，我们俩在小窑洞里坐着聊天儿，程海荣问我见过野猪没有，我说只在画报上见过。一听说我没见过野猪，他马上就来了情绪。他说：“野猪有两个牙特别长，还是反着向上长，勾勾着就像镰刀。你说它那牙，不能吃馍又不能吃菜的，为啥长成那样？”我摇了摇头。

程海荣说：“为了保护鼻子呀！它的鼻子那么重要，闻味的本事那么强，没有俩勾勾牙护着，能行吗？”“你说的那个勾勾牙应该叫獠牙。你知道青面獠牙这个成语吗？形容鬼的长相……”“你千万别说鬼，一听到鬼我就害怕。”程海荣打断我的话，还一个劲儿用手拉我的衣裳。

我不说鬼了，继续说牙，我反问他说：“大象的牙为什么那么长，也是为了保护鼻子的，对不对？”“我没见过大象，不敢妄语。”程海荣的底气有点不足了。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见过真的野猪？”他说：“民兵训练那会儿，从公社武装部领来的快枪，用快枪打的。”程海荣说他不仅见到过野猪，还吃过野猪肉，“那野猪的皮可厚，可硬，可不好煮呢。”听他说的绘声绘色，我连忙问他：“野猪肉香不香？”“美地太（陕北话，特别好）！”这时候的程海荣，嗓门立刻又高了八度。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守株待兔”的故事，我多么希望今天晚上“守株待猪”的奇迹会出现在真实的生活中，而且希望那头撞到树上的野猪临死之前大声惨叫，因为这沟里半坡上的树太多了，它不叫唤，还真不知道它撞死在哪儿了呢！

我们在铺盖上躺下，把脚伸到窑洞的最里面，盖上了被子。窑洞口没有窗户没有门，就是一个敞开的洞口，一阵阵冷风吹到脸上，感觉皮肤都绷紧了，脑门儿上凉飕飕的。地里的玉米随着风来回晃动，半干的叶子相互摩擦发出“唰、唰、唰……”的声响，令人毛骨悚然，鸡皮疙瘩骤起，顿时觉得像是一种恐怖小说开头的描写。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写恐怖小说，一定要把黑夜中玉米叶子相互摩擦，发出瘆人声音的这个细节写进去。

程海荣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可能太累了，他说：“咱们睡吧。”我说：“我不困，咱俩躺着，我给你讲故事吧。”我给他讲聊斋里的《画皮》，当我讲到，只见那书生见到恶鬼原型时“啊”的惨叫一声，顺手拍了一下程海荣的大腿，吓得他猛地坐了起来，睡意全无。他盘腿坐在地上，把两只手抱在一起，一边给我作揖一边说：“别再讲了，你是真要把我吓死？”

故事讲不成了，我躺在那里久久不能入睡，秋夜的天空繁星点点，一颗流星从天边倏然划过，看着满天的星星，我试着通过天上星星的位置，来判断我们睡觉的这个窑洞的位置和方向。很快，程海荣打起了呼噜，吵得我更睡不着了，索性躺在那儿睁着眼睛数星星，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过了多久才睡着。

野猪来了！

坐在餐桌对面的儿子听得津津有味。我停下来，往盘子里的野猪肉上挤了一些柠檬汁。“野猪来了吗？”儿子急切地问到。

我切下一块肉送入嘴中，不紧不慢地继续讲述我和野猪的故事。

刚睡着不久，我被程海荣的大声惊叫吵醒了，只见他趴在窑洞的地上，脸朝外，把两只手做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前，“欧嗤、欧嗤”地大声喊叫着，像是在学什么动物的叫声，他扭过脸压低声音对我说：“野猪来了。”

说话间他坐了起来，冲着玉米地又喊叫了起来。我也听到了玉米地里一片噪杂声，看到程海荣大声吼叫，我也扯着嗓子“嗷、嗷”地喊了起来。程海荣说：“你这喊声不对呀，你别再把狼给招来，你得这样喊‘欧嗤、欧嗤’。”我照着他的叫法“欧嗤、欧嗤”地大声喊，玉米地里的噪杂声愈来愈大，一阵紧似一阵。

我左手拿起登山镐，右手拔出藏刀，想走出窑洞和野猪大干一场，程海荣一把揪住了我，说道：“千万不能出去，这群野猪数量不少，你看这动静，可能有大家伙，万一向咱们冲过来，咱俩可就没命了！咱们就在这儿吓唬它们……”

他顺手拿走了我的登山镐，用它使劲敲着他手中的那把小镢，两个硬家伙互相敲击，发出一阵阵金属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山谷，显得格外清脆而响亮。我右手握紧藏刀，左手卷成一个筒状继续“欧嗤、欧嗤”地喊着，玉米地里的噪杂声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慢慢地，开始变小了。可能刚才喊的声音太大了，嗓子还真有点儿干，想喝口水没地方找去，秋天的玉米杆儿也是干的，里边没有水份了，只能忍着了。程海荣看到我口干舌燥的模样，鼓励我说：“再忍一下，天快亮了。”

村里人的经验，野猪总是在后半夜出现。我们俩使劲又喊了一阵，那片窸窣作响的嘈杂声渐渐远去，程海荣走出窑洞伸着脖子四下里观望了一会儿，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告诉我野猪已经走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要是X修特务夜里偷袭过来，如果他们不开枪的话，也应该是这种动静。一种莫名的恐惧缠绕着我，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一直捱到天麻麻亮，收拾起被褥回知青点了。

儿子给我的杯子中添了一些矿泉水，“爸，您多喝点水，把您当年缺的水给补回来。”“五十年前缺的水，现在怎么能补得回来呀，水喝多了，这肉不就得少吃了？”我和儿子开着玩笑。儿子又要了一瓶带气的矿泉水，“您多吃肉，也多喝水，把插队时的损失补回来。”我喝了两口水，润润喉咙，继续讲我们和野猪的战斗。

后来我又跟着苏明江，还有村里其他的老乡一起去看过野猪，除了感受黑夜、冷风、玉米叶子相互摩擦的声响、一同睡觉老乡的鼻鼾声，有时还能听到山里野狼的嚎叫和其它动物的叫声，其中有一种最常听到的叫声，一起去看野猪的老乡都说那是“呲怪子”（陕北话，猫头鹰）。

小时候在北京生活，北京人称猫头鹰为“夜猫子”，还常听人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现在不是夜猫子进宅，是我们为了守护战备粮，闯入猫头鹰的领地了。猫头鹰这“夜猫子”的名号虽然不雅，其实它专吃偷玉米的瞎老鼠（陕北话，田鼠），是保护庄稼的“功臣”，它白天在树上睡觉，夜里值更抓瞎老鼠，和我们一样，也在守卫毛主席的战备粮。

连着去后沟看了几次野猪，逐渐失去了新鲜感，有时候一直躺到天亮，有时候半夜冻醒坐等天明。虽然是秋末冬初，候鸟已经开始迁徙去南方过冬了，当东边的山顶露出第一缕光亮时，仍然有留在林子中的各种小鸟，伴随着黎明的到来开始鸣叫高歌，这时，孤独、恐惧和寒冷顿时散去，阳光和鸟鸣又带给我温暖和喜悦的心情。

餐厅很安静，用餐人语言交流发出的音频，几乎是耳语的频率和振幅，就连将红酒倒入酒杯中，酒撞击玻璃杯发出的声音，自己也能听到。再次拿起酒杯时，我发现在餐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支猎枪的照片，可能是上个世纪，一百年前的猎枪。我用手指了一下挂在墙上的猎枪照片，告诉儿子，当年在陕北，村里要是有这样一支猎枪，四十年多前我们就吃上野猪肉了。

当年看野猪的方法确实太过于原始，我们知青曾多次向生产队建议，还是应该用枪猎杀野猪，这样不仅可以一劳永逸，打到野猪大家还可以改善生活。村里虽然有个民兵连，乔君芝是连长，但是这个民兵连徒有虚名，没有武器装备，连个手榴弹都没有，如果有个手榴弹，幸运的话也能炸死几头野猪。

村里唯一的一支枪，就是张铁匠的那支老枪，一支可能是大清年代留下来的抬枪。张铁匠用那支枪打过山鸡，打过野鸽子，但是在我们看野猪的地方，用这枪几次射杀野猪都未能成功，关键是打不准。野猪的皮厚，那散弹枪打出来的是铁砂，打野鸽子、打山鸡没问题，打在野猪身上，打不透它的皮肤。野猪很聪明，好像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对付它，也就越发肆无忌惮，几乎每天夜里都来光顾，和我们争夺为老人家准备的战备粮。

背枪上山打野猪

我们村里的知青褚永琦和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的私交不错。一天下午，郝志荣骑着一辆破旧的28型飞鸽牌加重自行车来到我们村，背上还背着一支很旧的79式步枪，是褚永琦约他来打野猪的。

从公社到史家岔村三十里山路，一路都是上坡，在这坑坑洼洼满是马车、架子车压过留下车辙的路上，骑自行车也只能骑一段儿推一段儿，比步行快不了多少。郝志荣以前来过史家岔，作为公社治安干部来检查部署工作，也曾经背着枪来这里打过猎，打过山鸡和野兔。

那时乡亲们的生活不富裕，公社和县里的干部来了，都是到老乡家里吃派饭。我们这个小山村从来没有杀猪宰羊宴请上级领导干部的习惯，再加上道儿远，所以来这里调研和检查工作的干部不多，甚至连打猎都不愿意到我们村子来歇脚，而喜欢到公社附近的山林里去打猎，郝志荣是专程到史家岔打猎为数不多的两三个公社干部之一。

我们村驻队的北京干部老韩热情地接待了郝志荣，他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了一个茶叶罐，茶叶罐里装着的是他从北京带来的一种叫作“高沫”的茶叶，据说是属于花茶类。老韩用自己喝水的搪瓷把缸子（北京话：带把的搪瓷水杯）给郝志荣沏上了一杯高沫，老郝接过搪瓷把缸子，吹了吹漂在水面上的茶叶沫，喝了两口，连连点头称赞说：“真香，真香，北京的茶叶就是香！咱们的伟大领袖喝的也是这茶吧？”

平日里老韩一直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每顿饭都要交钱和粮票。这天为了接待郝志荣，我们知青邀请老韩和郝志荣在知青灶上吃饭，我们想着，郝志荣一枪下去打死一头野猪，分一条猪腿给我们，我们能吃上好几天，生活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好好招待他也理所应当。

晚饭，灶上多加了两个菜，褚永琦还和老乡换了一些鸡蛋，专门炒了一盘具有北京特色的葱花炒鸡蛋。老韩拿出了珍藏很长时间、喝剩下的半瓶北京红星牌二锅头白酒，和郝志荣喝了两盅。郝志荣喝的高兴，微醺之下说道：“不管打下的野猪是大是小，我都给你们知青留下一半。”

有人背着枪进村，这消息很快在乡亲们中传开了，村里的民兵连长乔君芝听说公社有人背着枪上来了。史家岔村的地势高于牛武公社和富县县城，凡是来史家岔，都习惯说“上”史家岔，去公社、县城，反倒说“下去”了。凭他的基本觉悟和政治敏感性，老乔猜想着可能有重大军事行动，于是没顾得上吃饭，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儿地就来到了我们知青点，一看是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两个人还真认识。

郝志荣说：“没大事儿，阶级斗争没啥新动向，中苏边界的军事冲突一时半会儿打不到咱们延安，我上来就是和知青们一起打野猪。”老乔说：“没事儿就好，就是啥毬事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也不能松。”虽然他嘴上说着没事儿就好，我们却感觉他好像有一种失落感，作为民兵连长，这个复员军人总觉得自己难有用武之地。这不，没扯上两句闲话，马上又进入了他的正题。老乔说：“以前咱们训练民兵的时候都发枪啊。”老郝说：“那时候给你们发枪是上级指示，全民皆兵嘛，是让你们随时准备保卫伟大领袖。”

老乔又问：“那为什么把枪收走了？这中苏关系是越来越玄乎了，现在怎么不发枪了呢？咱们的民兵组织不是还在吗？都说民兵要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这枪怎么不发了呢？难道伟大领袖不需要咱们保卫了？”

老郝欲言又止，用手指甲挠挠头皮，笑着给老乔解释：“发给你们枪是为了防范苏修入侵，现在把你们的枪收了，也是为了更好地保卫文化大革命，让主席他老人家睡个囫囵觉。”老乔听了此话，愣了半天没回过味儿来，在一旁听闲话的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后来我们才知道，文革中群众性的武斗自上海开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并不断升级，从棍棒刀戟到真枪实弹，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死的人越来越多，动乱的局面难以控制。为了及时制止全国性的武斗，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工矿学校，群众组织被解散，武器一律被收缴，民兵训练也不再发枪了。

郝志荣带来的那支79式步枪很旧，比当初我们在学校上体育课，进行军事训练时用的那种步枪还要旧。老郝怕枪走火打伤人，把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拿在手里，把退了子弹的枪交给我们知青，我们像得了一件大玩具，轮流摆弄着这支老枪。

这时，老郝问老乔有没有钢锉，我们很奇怪，你拿枪打野猪要钢锉干什么，莫非是想把野猪的獠牙锉下一节儿？老乔去铁匠炉那里找来了一把钢锉交给郝志荣，老郝掏出来一颗子弹，用那钢锉在子弹头上细心地锉出了一条小沟。他说锉出这条沟，子弹打出去之后成了“炸子”，“炸子”不是直接穿过野猪的身体，而是在它体内翻滚，野猪就会疼死。老乔也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做了一个子弹进入野猪身体内翻滚的路线示意。

知青葛家璐问老乔：“你不是海军吗？海军也用步枪？”老乔兴奋地说：“陆军会用枪，不会开军舰，我们海军会开军舰，也会用枪。”说着，他用手做出摆弄方向盘的动作，紧接着又改成举枪瞄准射击。老郝一乐，说：“你这是开汽车，不像是开军舰……”大家哈哈一笑，老乔也笑了，由衷的自豪感顿时让他精神焕发。

谁敢吃战备粮

就吃谁的肉！

褚永琦拿着79式步枪，带着郝志荣准备出发，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年轻人也想跟着去，亲眼看看如何用快枪猎杀野猪，希望能帮忙他们多打几头野猪。郝志荣说：“人不能多了，多了怕惊着野猪，又是夜里，视线不好容易伤着人。你们在家等着听消息，打着野猪了请大家吃肉。”他让褚永琦通知村干部，晚上不再安排其他人去看野猪，以免撞在一起发生误会，把看野猪的人当野猪，一枪给打死可就麻烦了。站在一边的生产组长程海荣说：“早就通知了，今天晚上看野猪、打野猪，就由褚永琦和老郝两个人负责。”

天黑以后，郝志荣推上自行车，褚永琪背上枪，抱着被褥坐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大家簇拥着他俩，一直送到路边。忽然，刚刚还在与他们告别的老乔，将挥着的手攥成了拳头，向郝志荣大声说道：“老郝，打准了，一枪毙命，谁敢吃战备粮，就吃谁的肉！”郝志荣连连点头，对我们说道：“老乔说的对，谁敢吃战备粮就吃谁的肉。”说完，登上自行车奔着后沟出发了。

我们前脚刚把人送走，五分钟不到他们又回来了，那路太颠簸、太难走，骑车还不如自己走着快呢。他们两人放下自行车改成步行，向猎杀野猪的地方——大芋子滩走去。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劈好了木柴、烧开了烫猪毛的水，切好了大葱、剥好了大蒜、泡好了酱油膏，万事俱备，就等着炖野猪肉了。

话分两头，褚永琦和郝志荣藏到我们看野猪的窑洞里“守株待猪”，说来也怪，枪都上膛了，一个晚上大眼瞪小眼，不敢说话，也不敢咳嗽，溜溜地等了大半夜，野猪愣是没出现。

两个人正想爬出窑洞痛痛快快撒上一泡尿，忽然传来一阵玉米叶子窸窸窣窣的摩擦声，由远而近，动静越来越大，一头公野猪带着全家来吃午夜宴了。

猪口脱险

月光下，一头非常强壮、长着獠牙的大野猪，带着三妻四妾和一群儿女，出现在老郝的79式步枪枪口前大约五十米的地方，说时迟那时快，老郝瞄准领头的大野猪，扣动扳机，只听到“啪”一声轻轻的金属碰撞声，子弹没有打响！可能是一颗臭子，退出这颗子弹，第二颗子弹上膛，又没有打响，换了几次子弹依然无济于事，玉米地里一片混乱。

面对成群的野猪，枪打不响了，二人心急如焚，眼看长着獠牙的野猪随时会冲过来，郝志荣也是“急中生智”，趴在地上用枪托使劲砸地面，只见一砸一个坑，并没发出多大声响。情急之下，褚永琦猛然想起了几天前跟着老乡看野猪学会的吆喝声，趴在地上，立刻“欧嗤、欧嗤”地大声叫了起来，同时冲着老郝嚷着：“别愣着，快喊呀！”这时候，郝志荣如梦初醒，一手握着那支打不着火的枪，一手卷成筒也跟着叫了起来。俩人一阵狂喊之后，玉米地里的动静渐渐小了，野猪群主动战略转移了。

他们两个人回到知青点，灶上的小米粥熬好了，没打到野猪，大家一起喝小米粥，就着咸菜吃窝头，多少有点沮丧。我问褚永琦：“冲过去拿枪把砸在野猪头上，说不定也能打死一只野猪？”褚永琦说“我那那么傻，往野猪群里冲，找死啊……”

郝志荣说：“这支枪的撞针有点短，够不上子弹的底火，没有打响，要是真打响了，可能还麻烦了。开枪的时候一着急，忘了打野猪必须从侧面打的规矩了，从正面打，射击目标面积太小，万一一枪没打死，野猪冲过来把人撞死，那咱就为保卫毛主席的战备粮牺牲了。”

好嘛，真够险的！这一夜从猎杀野猪变成“猪口脱险”了。老郝说，过几天他还要上来，带一支新枪，一定要打到一头野猪。

一个月之后，褚永琦分配到西安工作，郝志荣再没有来过我们史家岔村，山里的野猪度过了一段平稳日子，野猪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

用步枪猎杀野猪没有成功的我们村知青褚永琦

在陕北插队五年半的时间里，每年都有看野猪的经历，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野猪。回北京工作后更见不到野猪了，日后结婚生子，带着孩子去过动物园，可每次去总是看大象、猴子、老虎、熊猫……从来没想着要去看野猪，北京的动物园是否有野猪，我也搞不清楚。

最近几年回过史家岔村两次，包茂高速从村中穿过，把史家岔村一分为二，野猪几乎绝迹，村里的乡亲们也已经好多年不喂养家猪了。如果不来野猪餐厅，可能此生再没有亲眼看到野猪的机会，更别说吃野猪肉了。

古罗马与野猪肉

吃完最后一块野猪肉，和儿子碰杯饮完杯中红酒，我对他说：“今晚咱们在野猪餐厅不仅亲眼看到野猪，还吃了新鲜的野猪肉，以后你可以把我和野猪的故事讲给你儿子听。”儿子一脸坏笑，说：“老爸，当年你在陕北农村插队时，是中国的野猪偷吃战备粮，和意大利的野猪没关系，你对付不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野猪，到意大利来吃资本主义野猪肉，让意大利野猪替中国野猪受罚，不合情理。”说完，我俩都开心地笑了起来。“爸，你应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你们知青当年的生活。”

饭后我问野猪餐厅的老板：“这里的野猪经常偷吃农作物吗？”老板回答说：“山上种的是橄榄和柠檬，都是非常好的经济作物，野猪的个子太矮了，够不到树上的果实。不过，它们会毁坏葡萄园和其它农作物。”他接着告诉我们：“吃野猪肉是我们这个山城小镇的传统，从古罗马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居住在这山上，猎杀野猪吃野猪肉，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他抬起手朝餐厅门外指了指，“这条街道两边的房子都是我们家族的，开这个餐厅的房子也是，我们的祖先就住在这房子里。现在不能随意滥杀野猪了，每年的猎杀是有计划和数量限制的，主要是为了防止野猪太多了，跑到城市里找食物伤到人，跑到马路上造成交通事故。”

听着老板介绍意大利近几十年，为抑制野猪数量增加过快，而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想到了野猪在史家岔村的销声匿迹，心中不知该是喜还是忧。目前，我国已将野猪作为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列入《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允许随便猎杀。日益深入人心的生态平衡意识，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森林植被的措施，也一定会让野猪生存繁衍的环境越来越好，陕北山林里的野猪种群不会完全灭绝吧？应该给它们一个生息繁衍的空间，让它们在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后记

2019年10月2日我又来到意大利休假，两周以后，再次光顾野猪餐厅，除了菜单有了变化，一切如故。公路边悬挂着新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从野猪餐厅向北沿山路开车一个多小时，另一个山村正在举行一个足够容纳几百人聚餐的“野猪节”庆祝活动，前来的游客同享一种美食，共沐欢乐友好气氛。这些民间节庆，不仅为了猎杀野猪减少其数量而举行，同时也对促进当地饮食文化的传播，为意大利古老民族传统习俗的传承延续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文中提到的我们村里的北京知青褚永琦分到汉中100号信箱(原北京机械学院，搬迁到汉中)，后又搬迁到西安，现更名为西安理工大学，1997年，褚永琦又调到北京联合大学经管办工作，于2010年退休，在北京居住。

文章中提到的牛武公社治安干事郝志荣，与在牛武供销社工作的北京知青邱燕青结婚，结婚后夫妻二人调到咸阳工作，郝志荣在烟草公司工作，现已退休。

北京支援延安干部老韩，名字叫韩玉祥，是北京支援延安干部中，一心一意为我们知青出路操心操劳的好干部。在去支援延安之前是北京市海淀区干部，在我们史家岔村坚持基层工作三年后，返回北京海淀区原单位工作。于2010年11月9日在北京病逝。

史家岔大队副队长杨新友于2006年病逝，民兵连长乔均芝于2004年病逝，二人分别埋葬于史家岔村的山上。

王骥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