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陈鸿仪：隔壁的两个疯子

陈鸿仪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隔壁的两个疯子

作者：陈鸿仪

要说的这两个疯子，是真的疯子，即精神病人，不是人们平时常说的那种精神正常然行事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我家住的是新式里弄房子，每宅三层，正房加亭子间，大小五间，一般要住数家。这两个疯子是我家隔壁邻居，一个住一楼，一个住三楼。

我从来都不知道住一楼的疯子叫什么名字。因为他的儿子小德和我们年龄相仿，我们一直都叫他“小德爸爸”。文革前小德爸爸是一家商店管仓库的，他的妻子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家里四个孩子还有个老娘，一家七口住在底楼一间二十平方的房间里，外面有个独用的天井。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

小德很少出来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据说是他爸要他在家练毛笔字，因此小德的毛笔字写得很好。还听说小德他爸自己也喜欢写毛笔字，爷俩常常一起练字。

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晚上刚睡熟却被一阵歌声惊醒。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吐字很清晰，但调子拉得很长，听上去有点歇斯底理的。过一会又换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连吼带叫的，有点鬼哭狼嚎的味道。

我父母也被吵醒了。我爸说了声“又是小德爸爸吧？”翻个身就又睡着了，看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妈轻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那一夜，我在不断的歌声中断断续续醒来又睡去，直到凌晨才消停下来。这以后，我在家里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听到这样的歌声，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夜里。显而易见，小德爸爸已经成了个疯子，站在天井唱歌就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我问我妈小德爸爸怎么发的疯，我妈叹了口气，说也不是很清楚。据说是因为毛笔字写得好，一开始经常被单位造反派叫去抄大字报。有一次在报纸上抄大字报时写的“打倒”墨迹太浓，渗透到背面，不巧背面正好是毛主席像，被阶级斗争的弦拧得紧的同事发现，于是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扭送到公安局去了。在公安局待了几天，出来后单位开批斗会，他和斗他的人一起唱语录歌，这下就唱不停了。

因为他人变成这样，单位也没法继续斗下去；但也因为他变成这样，对自己的“罪行”没法说清楚，所以反革命的帽子也还得带着。小德爸爸就这样被单位开除，送回家里，成了唱革命歌曲的专业户。

最可怜的是小德妈妈。我曾几次看到小德妈妈站在正在天井里唱歌的小德爸爸身旁，可怜巴巴地连恳求带哄骗，试图让小德爸爸停止唱歌回屋里去。可是小德爸爸要就不理，要就对她连推带搡，让她走开。在弄堂见到小德妈妈，她总是低着头，垂着眼，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而且小德爸爸没了工作，一家的生计就全落在了她的身上。

以后多次回家探亲，还是常常听到小德爸爸的歌唱，无论冬季夏季，白天黑夜。小德爸爸在八十年代初过世，大约五十岁出头。不知他过世前那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否已经摘除；但那顶疯子的帽子是到死也没摘掉的。

住在三楼的疯子叫昌明，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少年时的昌明是个矮小内向的男孩，平时话很少，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更说不出话来。昌明家是五个孩子加个外婆，住三楼大间再加个亭子间。

文革进入第三年即1968年时，该我们“毕业”了。因为昌明的一个姐姐已经去了郊区农场务农，加之他又是技校的学生，所以以为自己肯定可以分到工矿工作。谁知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六八届实行“一片红”的分配政策，就是不管家里情况如何，不管哪类学校毕业，只要是应届毕业生，一律都要下乡当农民。

昌明和他父母都想不通，所以没有主动报名。于是昌明学校管分配的工宣队带着一帮人，加上里委的人就进驻了他们家，在他们家敲锣打鼓进行“动员”。因为我们家也住三楼，和昌明家一墙之隔，那锣鼓之声连我家都听得很清楚。这一动员就是三天两夜，动员的人是轮班上阵，而被动员的人只能连轴转。

昌明全家被集合在大房间熬了那么长时间，实在是撑不住了。第三天傍晚，参加“动员”的一个里委干部也看不下去了，就把昌明叫到亭子间，说昌明你还是报名吧，再这么下去你爸妈和外婆都吃不消了啊。就这样昌明在报名表上签了名，被分配去了黑龙江的农场。

我下乡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妈告诉我说昌明病了，在上海治病，听说病得还不轻。几天后我走过他们家楼下，看到他在底楼厨房，就走进去问了声“你病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是啊，真倒霉！

他告诉我说前一年冬天在地里脱粒打夜班，他被派回队里厨房挑当夜宵的小米粥，走过引水渠时被渠边冰冻滑倒，跌入渠里。由于水面已经结冰，但还不够坚固，渠边冰冻很滑，他几经挣扎都爬不上岸。直到等不来夜宵的同伴找到渠边才把他救上来。

东北的夜里已经零下二三十度，没等回到宿舍昌明的棉衣棉裤全都冰冻得硬邦邦的了，到了宿舍脱都脱不下来。连冻带吓，第二天昌明就发起高烧。

烧退后，他发现自己走路时腿老是发抖，越来越没力气，就请假回城看病。那时回来已经几个月了，病不见好，腿却越来越没力气。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他的腿明显比正常人的要细。他说医生怀疑他的病是神经性肌肉萎缩，没有什么办法根治，现在是在理疗和吃中药。

听说那以后昌明的腿越来越细，细到和手臂差不太多了。接下去的几年里，他回过几次农场，想办病退，虽然医院给他开了证明，可是农场领导卡着不办，说从没听说过跌到水渠里就会造成要病退那么严重的病。但是不办病退他也干不了活，因为那时他连走路都很吃力，跛得厉害。所以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城里治病。

有次我回家探亲见到昌明他妈。我问起昌明的情况，他妈就红了眼圈。五十来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看上去很憔悴。她告诉我说昌明的精神怕是出了毛病，成了个疯子。她说昌明回到城里治病，因为没有户口，所以没有粮油供应，长期下来家里也有困难。因此有次他回农场时壮起胆子和领导说，如果不给办病退，至少要把他的粮油供应给他。

没想到惹得领导大怒，说他不但装病，还想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说哪怕他回到城里，也要派人把他抓回农场。昌明妈说打那次从农场回来以后，昌明常常睡到半夜突然爬起来，嘴里重复地说着“我没有装病，我没有装病”，或者坐在床边不断地自言自语，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最严重的是有几次还半夜跑了出去，害得家人到处找他。

和小德爸爸不同，昌明不唱歌也不叫嚷，只是呆呆地待在家里，不做任何事情，不和人接触，也几乎不和别人说一句话。如有陌生人来家里，他就会紧张地躲到他外婆住的亭子间里，还不许别人出声。

一直到文革结束，大回城开始，昌明顶替他提早退休的母亲进了家工厂工作，他的户口和粮油关系才回到城里。那时离他跌入水渠患上那个难治之症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八年。由于腿残疾，他到近四十岁才结婚，不过疯病倒是几乎痊愈了。只是仍然很少开口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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