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哈晓斯：那个当街拦车的红卫兵女孩

哈晓斯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简介

作者在1966年

哈晓斯广西桂林人，生于安徽合肥。1968年12月到安徽省宿松县插队，1971年3月返城进厂。1978年2月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77级，1982年1月毕业后曾任《中国劳动保障报》新闻中心主任、首席记者，《中国劳动》杂志常务副主编、高级编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专注劳动保障理论与政策研究，承担中美劳动法合作项目及艾滋病就业歧视、农民工艾滋病防治教育研究等多个国际劳工组织课题研究或项目实施。2012年担任中国农民工博物馆创意及布展方案总策划，并主持设计布展工作。

主要著作包括散文集《潮起黄土地》《枝叶集》、专著《劳动合同权益维护》（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退休与提前退休权益维护》（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新编劳动合同权益维护》《农民工艾滋病防治教育四十问》等。

原题

五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作者：哈晓斯

原载作者新浪博客

图为1966年10月13日晚在北京站领到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编号0140241

尽管时光流逝逾五十载，但那年十月那个夜晚的一幕，仍刀刻般地印在脑海里，不曾忘记。

先是文革风暴袭来，当时我在合肥四中读书，平日肃静的和平堂一夜之间糊满大字报。硕大醒目或横或竖的“声讨”“炮轰”“砸烂”之类字眼，举目皆是。此前两年，即我们刚入校时，外斗苏修、内斗阶级敌人的严峻形势，已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多少感触到政治的极端“突出”：每周两个下午围坐在教学楼前的大槐树下，分组学习，读社论，念文章，有段时间还每天一个章节地读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夏收和秋收季节，学校组织我们去郊区割麦收稻，吃住在农家。还有民兵训练，射击打靶，让我们这群中学生感觉既紧张又神秘。

记得1964年10月的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郊区农村帮助秋收，广播里传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引起一阵欢呼。实弹打靶射中10环的兴奋与脱靶的懊丧，也是那时滔滔不竭的话题。

尽管如此，政治运动似乎还只停留在报纸社论和文件学习上，对于我们这些懵懂的中学生来说，这时还完全感受不到“运动”带来的切肤之痛。课依然照常上，考试测验也一样不缺。而文革狂飙突来，不仅迅即打乱这一切，更把包括我们中学生在内的全社会投入“运动”所卷起的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之中。

1966年5月，“5•16通知”横空出世，文革序幕揭开；6月，高考推迟消息公布；8月，文革“16条”播发。此后，南北各省造反运动此起彼伏，８月２７日，安徽省会合肥爆发“8•27”造反事件，组成安徽“8•27”造反兵团。不久，对立一派造反组织成立，前者称为G派，后者则为P派。这是文革在安徽涌起的第一轮造反高潮。

造反是造反派的事，那会儿有资格成为头一拨造反派的，全是学生中的“红二代”“贫二代”，穿着旧军服，扎着宽皮带，套着“红卫兵”袖箍，走街串巷地四处造反。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在２０１６年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时曾有《御街行•五十祭》一词纪之，其中写道：“古邑城头鼓频传，八二七，井冈山。和平堂前批刘邓，斗张倒李造反。”

文革既起，学校随即停课闹革命，原先在学校住宿的同学也纷纷搬回家住。我也把行李和书本搬回家去，书自然不用读了，闲暇无聊，偶而到学校和街头看看大字报，围观两派辩论斗嘴。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我与同住北门双岗的同学路之凡等时常来往，要么结伴去看大字报，要么一块游泳，鼓捣无线电。我行我素，“逍遥派”一个。

这年夏天，合肥街头已经出现北京和外地学生串联的身影，而各地学生去北京串联的消息也日渐增多。9月初，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大串联蓦然掀起高潮。很快又听说合肥其他中学和本校有同学已经动身，此前已从北京串联归来的同学还绘声绘色说起串联的经历，我和路之凡心动了。

说走就走。那时合肥到北京没有直达火车，去北京须得由蚌埠转车。那会儿铁路秩序已乱，无票蹭火车已成大中学生“革命大串联”的天然“权力”。10月12日晚，我俩背着挎包，在合肥火车站没费周折混上开往蚌埠的火车。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外出，既兴奋又忐忑。到蚌埠已是深夜，这里是北上列车必经之处。我们踟蹰在蚌埠站月台上，与一群群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汇聚在一起，等候北上列车。火车一到，上下车门和车窗都成了学生们争先恐后攀爬上车的通道，只看你的功夫如何。几经折腾，我俩好不容易攀上一趟由杭州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

其时已过午夜，硬座车厢里横七竖八躺满昏睡着的男女学生。我俩小心翼翼地从人堆中挪进车厢，就近找个勉强可以下脚的地方，倚着座椅靠背站着，怀着莫名的激动，踏上进京串联的旅程。

火车开得很慢，且不时停下，等待前方车站火车开出后才能继续前行。当时各地串联学生潮流般地涌向车站，致使各个车站水泄不通。几乎每到一站，都得捱磨许久才得动弹。

文革大串联火车车厢一角。选自网络

约莫凌晨二三点钟，早先的瞌睡劲儿过去了，躺在座位底下的学生不时起来伸伸懒腰，各种未曾听过的口音回荡着，车厢顿时活跃嘈杂起来。几个女中学生斜倚在座位上，唧唧唔唔嘻嘻哈哈，听不懂她们说些什么。隔壁座位几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同学站着跟她们搭讪，不时飘来一阵笑声。过一会，我们问她们从哪儿来。女学生们笑了，咿咿呀呀地抛过来一串吴侬软语。

其中一个女生见我俩确实听不懂，用一口江南普通话笑着说，我们是从鲁迅爷爷家那边来的呀，说着拿出她们的校徽。原来她们是浙江绍兴某中学的学生，看样子也就十四五岁。这样说着笑着，火车走着停着，颠簸了20多个小时，13号傍晚时分，这列绿皮火车拖着疲惫不堪的串联大军，终于喘着长气驶进北京站。

随着人海挤出车站，就被一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阵势镇住了：北京站出口处，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箍的学生一面挥舞鼓槌使劲儿敲，一面高呼着口号。大红彩旗上写着巨幅标语：热烈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进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我俩随着出站人流漂移，被冲向不远处的“外地革命师生进京联络站”。队伍排得很长，候了一两小时，终于轮到我俩，拿出学生证登记，告知被分配到永安里小学住宿，每人还领到一张红色纸质的“外地革命师生临时乘车证”。

此时已是深夜，永安里小学怎么去？人家说离北京站不远，我们边问边走，很快走上长安街（这会儿刚在破四旧中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路）。街上灯火通明，马路比我想像中还要宽许多，不时有从未见过的长着两根“长辫子”的电车驶过，像是长着一对翅膀似的，让人觉得新奇。

正当我俩东张西望、手足无措时，只见一个清秀俊俏的女学生朝我们走来，她一幅标准的红卫兵装束，身着褪色军服，纤细的腰间系着宽皮带，军帽后沿露出两根短辫，臂戴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胸前别着鲜红的毛主席像章，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

走到近前，她大方地以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打招呼，问我们去哪儿。得知我俩要去永安里小学后，她略带欣喜地说，正好我家也是那个方向，咱们同路。我盯着她问，上哪儿搭车呢？这位稚气未脱的女孩朝我招招手，一脸镇定地说，跟我来。

我俩滿腹狐疑地随着她，居然走到长安街的路中央，见到由西向东的来车，她便迎面跑上前扬手拦车。眼瞅着一辆辆汽车疾驰而来，女孩毫无怯色，不一会儿，一辆空无一人的客车竟然被她当街拦下。这会儿，我俩早已被女孩的举动惊得目愣口呆，只见她命令般地朝我俩招了招手，迭声喊快上车。

在车上跟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北京某中学红卫兵，一个多月前去南方串联，今晚刚回北京。真是人小见识大呀。十多分钟后，车到永安里，女学生喊司机停车，然后叮嘱我俩，下车后直行走到头，拐个弯就是永安里小学。事后想想，如果不是遇着她，那晚我俩不知怎样周折才能找到永安里小学呢。只是事发突然，或许也有少年男女避嫌之故，我们彼此竟然连名字也没问。

当时，永安里小学住有数百名外地学生，吃住都在学校，白天可以乘车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也可以在街头争抢人们从汽车或楼宇上洒下的各式传单。待到10月18日那天，清晨5时紧急集合，早饭也没吃，每人发一盒饼干（凑巧的是，饼干居然还是合肥生产的）。

我们排着队被带到长安街人行道一侧分排坐下，最前几排全是军人。正午刚过，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乘坐敞篷汽车由西向东缓缓驶来，记得还看到了刘少奇等人。这即是文革中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选自网络

10月的北京，已近深秋，寒意十足。几天后，我拿着母亲的信去朝阳门外北京针织总厂找到从未见过的四姨，她见我衣着单薄，拉我到附近商店买了一件绒衣，后带我回她住的朝阳门内竹竿胡同家中。第二天，我便去永安里小学接路之凡，之后我俩就住到四姨家中。住在四姨家方便多了，她家对面就是文化部，隔不远是外交部，早晚散步过去就可以看大字报，拿回许多花花绿绿的传单。

这是我第一次串联也是第一次去北京的经历。大约待了一个月，去了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去了故宫北海，王府井西单。后来路之凡先回合肥，我在四姨家多待了一些日子。

至今仍能记得这样一个插曲，某晚，住在四姨家一墙之隔的另一四合院的俞平伯先生家里电灯坏了，喊我表弟帮忙，我和表弟随即去他家查看，帮老人换了电灯泡。那时虽小，也知道俞平伯先生是位鼎鼎有名的红学家，曾出版《红楼梦研究》等红学专著。那会儿，四姨和俞先生均被红卫兵抄过家，也算是“同病相怜”吧。印象中俞先生孤寂寡言，彬彬有礼，落泊之下，不失名士风范。

十月的那个夜晚，特别是与那个北京女红卫兵的长安街之遇，烙刻着我对文革的最初印记，惊骇新奇之余，伴随着茫然与无措。

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当年那个叱咤长安街，当街拦车的女孩不知在哪里？茫茫人海中，已无从寻觅。或许每天清晨，她正和着轻快的乐曲，与众多老年伙伴们在北京某个广场中翩翩起舞，引吭歌唱。不知她是否还记得这一奇遇，愿她安康喜乐。

作者1974年在北京

作者1977年11月领取的高考准考证

作者2005年8月于美国密歇根大学

作者2012年8月在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布展现场

作者2016年应邀出席中华护理学会年会，并作职业安全防护讲座

作者2017年9月在中国医院管理者沙龙上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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