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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塞北荒野里的钢琴声

黄安伦 新三界 2019-06-25



原题

  钢琴的故事


作者 | 黄安伦



我们到塞北张家口地区已两年了,但分配工作的事仍然遥遥无期。面对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群山,我不知多少次苍茫:这辈子还能搞音乐吗?


1971年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月一度的宝贵日子到了:我和欧阳瑞丽(我当时的女友)从军垦驻地进城。当时,连队没有澡堂,每月进城洗一次热水澡就成了生活中的大事。


那天合当有事,走在张家口灰茫茫的街头,专业用品商店里的一架钢琴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赶忙一步跨了进去。站在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面前,我不禁屏住了呼吸——我已经快忘记了自己有多久没有碰过这梦寐以求的宝贝了。


“别动!干什么的?”


我们这群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六八届的同学——大学与附中——是1969年下放到这里军垦农场的,属六十五军直属炮团。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被下放到河北省三个不同的地区,除了我们这塞北的六八届以外,还有天津葛沽及邯郸清风店两处。在音院任教的家父家母就在清风店那一处。学校所有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别说这整整三年没见过钢琴,自“文革”以来,大家早已与“样板戏”以外的音乐绝缘了。


自军垦以来只有一次例外,就是那天我听说附近一所中学里有架钢琴,于是赶忙跑去求学校的音乐老师,请他允许我哪怕只是弹一个和弦。不料他连碰一下都不准,而且还像避瘟疫一样叫我立即离开。后来才知道,周围老百姓都被通知要远离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因为“这是一帮反革命”。所以这次进城与钢琴相遇真是个意外的收获。此刻,我看着这架簇新的星海钢琴,心里实在百感交集。


没想到刚一伸手,同样的事又来了——售货员大喝一声;“别动!干什么的?”


也难怪售货员起疑,看看我当时的德行,人家不把我当土匪也难:旧狗皮帽下的一副眼镜却只有一条腿和一个完整的镜片——那是前一阵为抢救堤坝漏水,紧急中让同学踩的;沾满泥土的旧棉袄缺扣子,是用一根麻绳扎在身上的;那时生活虽苦,却也没忘记耍帅,特搜来一双旧高筒马靴蹬在腿上;当日被踩碎的假门牙尚未修好,以至于一张口就多了个黑窟窿……所以,售货员到了也没有准许我碰那架钢琴,不过他总算把价钱告诉了我:由于琴盖上的一条撞痕——此琴折价为六百大元!


罪犯伸援手 兴冲冲回到连队后,立刻又发起愁来:哪里有钱呀?虽然我们算是“学生连”,每月有18块钱的津贴,比普通战士多,那也是仅够温饱而已,要买钢琴,门儿也没有! 左思右想,主意来了:“找‘五·一六份子’陈邵华借!”(注:深挖“五·一六份子”是文革中一次整群众的冤案。)


整个“文革”期间,由于家父的“美帝特务嫌疑”,令我被一切组织拒之门外,没料到却因祸得福,我得以避开了一切文革的派系之争。此时我们连队和全国一样,正值深挖“五·一六份子”运动的高潮,我不仅被免去一切的嫌疑,反而被委以看管“五·一六份子”的重任。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同班同学王立`张力科和几个女生。


我们负责看管的所谓“五·一六份子”就是管弦系的学姐,大提琴同学陈邵华,她当时才二十三岁。部队给我们的任务是两项死命令:(一)严防她自杀(二)确保她健康。因为陈邵华身体很差,几次批斗中都当场昏倒,结果令我们大为紧张,只好对她实施了全天“无微不至”的看护和照顾,最后大家反而成为好朋友。由于她被监管,所以从来没有出过营房的大门,更没有过花钱的机会,这几年的津贴全存在身边了。


记得我向这位学姐开口借钱时,她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随即把六百元的现金送到我的手中。我惟有千恩万谢,并答应一定尽早还款。陈邵华反而说:“拿去好了,不急,反正我也用不着……”


李八瓣儿


钱有了,部队领导会答应吗?就算答应了,这里是部队营房,钢琴放哪儿呢?


我们的李连长是个高大英俊的壮汉,极豪爽,大家都很喜欢他。一次他向全连同学们训话,却因此得了个绰号。那次他讲到激动处,满脸通红,说:“想过吗?你们吃的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一颗汗珠摔八瓣儿地种出来的!”从此,他的绰号就成了“李八瓣儿”,李连长知道后,倒也毫不在意。


所以,这次我才斗胆,鼓起勇气跑到连部门口,按军规立正大喊:“报告连长!”李八瓣儿的回应也不含糊;“进来!”我敬礼后,说明了要买钢琴的事由,并要求连长让我“把钢琴运进连队”。


他惊讶得眼睛都瞪圆了:“神经病!黄安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吗?革命队伍敞开大门让你们进来,是让你们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灵魂的。你不好好‘广阔天地炼红心’,却要买钢琴?搞什么搞!”


我的台词早编好了:“宣传革命样板戏呀!没有钢琴,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就全浪费了。这不,咱们连如果有了钢琴,我就能给战士们弹《黄河》啦!”


李八瓣儿的眼光早已变成神往,兴奋得一拍桌子;“黄安伦,好你个小子!这样吧,你如果有种真的把钢琴弄来,我就一定给你找地方放!至于运琴的事,我这就报告上级,你进城先去团部。”我赶快立正敬礼:“谢谢连长!”“少来这一套,快干活儿去吧!”


这一下全连轰动,大伙儿奔走相告。我们连队地处张(张家口)宣(宣化)公路之间的一个小村子,叫沙岭子。从火车站到营房还有一段山路,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管弦系的小提琴同学许斐尼——即大钢琴家许斐平的哥哥——当时是炊事班长。动手的那天,他一拍胸膛;“这里的事我来搞定,你快去吧!”


当我和另一个同学姜大鹏(现山东音乐学校校长)赶到城里,团部早已准备妥当。团宣传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连长都告诉我了,这是宣传革命样板戏的大事!”他不仅给我派了辆解放牌军车,还调了四五个战士帮忙。一车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开到了专业用品商店。


汽车,火车,驴车


这次我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当我带着战士们风风火火地跨进店里,着实把售货员吓了一跳。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破棉袄里掏出那厚厚的一叠钞票,神气地拍在柜台上:“这钢琴,我要了,把它给我打开!”


售货员赶快开锁,我也顾不上围过来看热闹的人群,就一屁股坐了上去。


钢琴呀,久违了!


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轰鸣,当即在这塞北古城响彻云霄,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列宁最喜欢的革命歌曲!”我边弹边这样告诉大家。


姜大鹏一扯我袖子:“快走吧!”大伙儿赶快把琴抬上军车,直奔张家口火车站。车还未停稳,姜大鹏早已纵身一跃而下,冲进了站长室。


开始,站长对他提出的要求都表示爱莫能助;“免费?这是国家财产!就算我准了你们,车厢也放不下这么大个家伙……什么?延长在沙岭子的停车时间?你想破坏国家铁路运输呀?“姜大鹏捣动他那如簧之舌:“站长,您听,车站里正广播什么呐?对啦,《钢琴伴唱红灯记》!可咱张家口还从来没有演出过这些样板戏呢,是不是?部队下这么大力量帮我们把钢琴都运到您跟前了,还不是为了大伙儿早日听上钢琴?您只要帮上一手,不瞒您说,咱们张家口‘文化大革命’样板戏的大高潮,就将从您这儿掀起来啦!”站长一拍大腿:“中!!”当即抓起电话,调整了沿岸线各站的时间表,把在沙岭子站的停车时间由原来的一分钟延长到五分钟。一声令下,火车头“哼吃哼吃”地拖来一节空的货车厢:“搬吧,别误了时间!”


军车上的战士们一阵欢呼。姜大鹏得寸进尺:“报告站长,还有一事相求。”“你还想怎么着?”“麻烦您电话通知我们连里,大伙儿好接车呀。”“行!”“谢站长!”


姜大鹏一拱手,我们早把钢琴运上了车厢。谢别了站长和战士们,列车一声长啸,轰隆隆地向沙岭子飞驰而去。


列车刚到沙岭子,我就听到欢呼四起,好像过节一样。一探头,好家伙,全连百十来号人早把这小小的山村火车站挤满了。许斐尼驾着他们那炊事班的驴车停在最前列,正向我招手呐。人群中还有今天的大导演腾文骥`郑洞天`徐庆东等众哥们儿。我只记得车刚停下,成百条手臂就像树林子一样伸了过来,我还未反应过来,钢琴已经像个水面上的火柴盒一样漂了出去,稳稳地放在了驴车上。


许斐尼一鞭子抽在驴屁股上:“驾!”歌声,笑声四起,大家像节日游行一般簇拥着钢琴走上了回程的山路。许斐尼继续以鞭子抽驴屁股,说;“这匹小坏蛋,差点误了我们的大事——路上碰到一匹母马,这小坏蛋就再也不走了,鞭子抽也不走,只是在那里叫,直到那马车过去……”大家哄然大笑。


驴车一直拉到连部门口,大伙儿把我推了进去。


李八瓣儿连长早已等在那里;“好小子,你有种!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去,那里就是你的琴房。“而邯郸清风店方面,部队则截获了我给爹妈要钱还帐的信。那里领导在大会上批判;“有人破坏深挖‘五·一六运动’,纵容子女买什么钢琴!”在他们把信拿给家父看时,家父在领导面前骂了一声;“混帐!”其实是心中暗喜,很快就把钱给我汇来,还给了陈邵华。


不久,别的同学又搞来两架钢琴,其中朱小玫的一架缺弦,大家索性用钢丝代替。电影学院的同学则想方设法展开学习,而管弦系的同学早已练起琴来。虽然分配工作仍然遥遥无期,但自“文革”以来,大家总算第一次全面恢复了业务。


我们信誓旦旦地向李八瓣儿连长保证“这钢琴只奏革命音乐!”其实,什么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巴赫……早已全面“复辟”了。难得连里对此一概视而不见,我真要一辈子对李八瓣儿感恩戴德。只有一次,营里来视查,那天我正在大弹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几个军官突然开门进来;“弹什么呢?” “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好好练!”“是!”


山沟里的音乐会


我这“第一架钢琴” 的故事一下子传了开去,葛沽`清风店方面立即跟上,大家各显奇谋,也纷纷把钢琴弄到了部队。在清风店的郑小瑛老师甚至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在部队演奏了《黄河》。


一个意外收获是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始料未及的:经过这些年的艰苦磨难,大家都对音乐有了更深层的认识,生活的体验使我们都领悟到音乐经典曲目中最隐密的内涵,这些在学校是绝对学不到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组织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为了这场音乐会,瑞丽借回北京看病之便,用扁担挑来一大堆书谱,大家赶忙手抄分谱准备。到了那天,再把我的琴和朱小玫的搬到一块儿。男生们负责到附近村里搞来肉和几只鸡;女生们则大显身手,升火造饭。记得一大锅红烧肉,都是用我那粗铝脸盆烹制的,酒也备好了。外面白雪皑皑,里面炉火旺旺地生起,肉香四溢……总之,大家把李八瓣儿拨给我的“琴房”挤了个满满腾腾。


先饱餐一顿,然后几两黄汤下肚,音乐会开场了。


这场塞北山沟里音乐会的曲目可不含糊:朱小玫弹了她拿手的巴赫,我和王立各砸了一段老柴和老拉,姜大鹏用他的长号奏了一段《弥赛亚》,张力科(现在蒙特利尔乐团)奏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而老柴和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则是由“邋遢臭”庄惠南和“老狼‘余富华拉的,然后是鲍罗丁的《弦乐四重奏的》及老柴的《如歌的行板》……


当瑞丽奏起贝多芬的《月光》时,忧郁深沉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屋子,大家都陷入了沉思,火光映红了面颊上的泪珠。


我知道,从此,谁也再不能把我们与音乐分开了……




人物故事

本文作者


黄安伦,作曲家,1949年出生于音乐家庭,5岁开始随父母学习钢琴,7岁已完成其第一册钢琴曲集,音乐大师马思聪评论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他于1961年进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属音乐小学,后升入该院附中钢琴学科,先后师从楼乾妹、邵元信。1968年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军区所属农场劳动及北京京剧团工作。

 

70年代初,黄安伦被迫远离亲人,到中国最贫瘠的地区塞北三年之久。这段经历给作者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塞北的民歌永远改变了作者的创作风格。除《塞北小曲》外,他的另一部世界级的杰作《B调小提琴协奏曲》也采用了塞北民间音乐素材。黄安伦创作的两部钢琴协奏曲、舞诗第三号、中国畅想曲第二号是极为珍贵的中国大、中型钢琴作品,是这类中国作品中屈指可数的世界级的杰作。1996年,郎朗刚出道时就以黄安伦的《中国畅想曲第二号》参加国际青少年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决赛,一举赢得第一名。

 

1976年,黄安伦被中央歌剧院聘为驻院作曲家。1989年赴北美,先后在多伦多大学、匹兹堡大学及耶鲁大学深造。1983年获英国圣三一音乐院院士称号。除了连年赢取全额奖学金外,并在1986年以“最优秀奖”获得耶鲁大学音乐硕士学位。

 

爱战胜恨,美战胜丑是这位杰出作曲家一贯的创作主线。他的作品几乎涵盖严肃音乐的全部领域,包括歌剧、芭蕾舞、电影、合唱、声乐、室内乐、器乐独奏、百老汇音乐剧及二十余部交响音乐,堪称作品最多的中国作曲家之一。


文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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