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陈鸿仪：七名中学女生的"疯狂"之旅

陈鸿仪新三届 2019-06-25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我们要见毛主席！”

作者：陈鸿仪

1966年文革开始，在国防科委研究所工作的父亲被“揪出来”，审查多时却找不到问题。因为他解放前在资本家开的工厂工作过，就被扣了一顶“资本家的狗腿子”的帽子，而我们兄弟姐妹也就成了“狗腿子的狗崽子”。

自从父亲被揪出来，家里被抄家后，我这个“狗崽子”就被班里红卫兵勒令往教室的黑板上写了自己家里哪天被抄，是谁抄的，以及抄出些什么东西，是谓“自我示众”。

正在度日如年战战兢兢地等待下一步的“处理”时，一张新的红卫兵通告贴了出来。通告上说，红卫兵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全国大串联，还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警告班里的狗崽子们不许乱说乱动，要老老实实地下乡参加三秋劳动改造自己，不得到红卫兵的准许不得回学校。而我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就在狗崽子的行列之中。

还记得文革以前，上海的中学生经常在郊区农忙时下乡劳动。那可是少年们不可多得的节日！离开了父母的监督，和同龄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过集体化的生活。挤睡在松软的稻柴铺上，吃着大灶铁锅烧出的喷香的蚕豆菜饭，摘棉花，割稻，收菜籽，有时还帮着拔稻秧（当然插秧是轮不到我们的）。干得好了，生产队还会送些炒瓜子，炒黄豆，或者豆沙汤团之类的慰劳我们。这对于缺少零食解馋的城市少年，又是另一种诱惑。更有趣的可能是偶尔的扳橹摇船，挑灯摸蟹之类的活动。所以这十来天的下乡可是大家心向往之的。

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不再是大家共同的节日。下乡成了对“狗崽子”们的惩罚，而不下乡则成了“红五类”们的特权！对下乡的向往也就因此变成了对自己卑微地位表面的屈从，和深藏心底的不服。

我们十多个“狗崽子”是在两个红卫兵的押送下坐长途汽车到郊区的生产队的。那两个红卫兵连行李都没带，当晚就返回了城里。临走警告我们：只许好好劳动，不许擅自回城，更不许外出串连。谁要敢自己回城，红卫兵就会到他/她家抄家！抄家的警告如紧箍咒套在我们头上，让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几个星期的劳动中，有两个红卫兵来检查过一次，点算了人数后就走了，也不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城里去。三秋近了尾声，地里已经没有我们可以干的活了，可是红卫兵似乎把我们忘了，既没有人来，也没有准许我们回城里的通知传来。而我们，因着那个抄家的威胁，依然不敢擅自行动。进入十一月了，天气冷了。有的农民都已经穿上棉袄了，我们却还穿着单衣。老乡们常常问我们怎么还不走，可我们又怎么敢告诉他们，其实我们都是“狗崽子”，是没有自行回城的自由的。

我们中间胆大的芬终于忍不住了。她说为什么红卫兵可以去见毛主席我们不可以去？我们不要串联，我们就要上北京去见毛主席。那是对我们斗私批修改造自己的最好激励。我们住在同一家老乡家的七个女孩都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接下去的行动找到“革命”的理由啊。

于是七个女孩偷偷地准备起了我们的“胜利大逃亡”。我们白天照常出工（其实也就剩下在收割后的地里捡稻穗，或者坐在仓库剥僵棉桃的轻活了），晚上则悄悄计划着哪天走，怎么躲过其他人的眼睛背着行李走到长途汽车站去，以及回到学校后怎么想办法弄到去北京的介绍信，等等。因为有了七个人的“团体”，大家都把抄家的威胁放在了脑后，大有一种“随它去吧”的气概— 大不了七家一起再抄一遍！商量的结果是，我们不可能在白天堂而皇之地走，只能乘着月黑风高悄然离去。好在下乡时天气还暖和，带的行李衣服都不重，估摸着可以背着坚持到车站，因为来时就是这么走来的。

逃亡的日子到了！

我们七个女孩半夜起床，把行李收拾好之后饿着肚子走上了田间小道。有着半月的天不算太黑，水稻已经收了，也不怕跌入水田，只是时不时响起的狗叫声让我们神经紧张。怕狗冲出来咬我们，更怕狗叫引来怀疑，让我们逃亡的行动前功尽弃。

天亮时分我们到了长途汽车站，赶上了第一班到上海的汽车。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尽管天这么冷，我们穿得这么少，汗水还是湿透了我们的内衣。

按照计划，回到学校的当天我们就要去找校红卫兵总部开介绍信，并且当晚就要离开上海。这么做的原因是要让班里的红卫兵来不及得到我们逃亡的信息而出手拦截（好在那时没有手机）。

到红卫兵总部开介绍信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校红卫兵总部的头不认识我，加之我特意穿了件我父亲的正宗的黄军装，很容易让人以为我真的是红五类子弟，所以介绍信很快就开了出来。按照约定，夜里九点我们七个在上海北站集合。我们的目标：搭上火车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胜利大逃亡”的当夜，我们如愿搭上了北去的火车。

累了一天一夜的女孩们在拥挤的火车上站着就睡了过去。当我们在长鸣的汽笛声中惊醒过来时，列车已经停下。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到北京了？这么快？接着车厢里响起了广播声：这是这列火车的终点站，请革命小将们马上下车，请革命小将们马上下车！

下了车才知道天还没亮，在半明不暗的站台高处亮着两个大字：浦口。但那不是浦口客站，而是货运站。站台上人山人海，涌满了“革命小将”，纷纷互相打听：什么时候才有去北京的火车？回答当然是“不知道”。货运站，既无吃的又无喝的供应，连洗手洗脸的水龙头都不见一个。

我们七个因为是“连轴转”，更因为听说各地都有接待串联红卫兵的接待站，吃饭住宿不用花钱，所以都没有做远行的准备。只有一个带了几只小面包，拿出来大家分享了，只不过填了胃的一只角落。

从天不亮等到上午，再等到下午，一直没有火车来。站台上的气氛逐渐转向焦虑和躁动。连饿带累，而且有流言说到12月份毛主席就要停止接见了，不满情绪不断高涨起来。就有红卫兵带头喊起了口号“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席！”有激进的更喊起了：“谁阻拦我们见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有年幼的孩子哭了起来（当时也有胆大的小学生参加了串联）。还有人哭喊着要毛主席“救救我们”！

天又黑了。

正当我们“七人帮”中的五个结伴去找厕所方便时，一辆列车进站了。站在铁轨旁的革命小将们山呼海啸般地冲向火车，人潮把我和另一个女孩冲散了。顾不上互相寻找，只想着能挤上火车，每个人都使出了吃奶的劲。

有人拼命想挤进车厢门而吊在梯阶把手上；有人砸车窗，想从车窗翻进去。但是门也好窗也好，都好像是固若金汤，让人无缝可入。我个子小，人又长得看着“幼齿”，所以当我费尽力气挤到一扇车窗下时，奇迹发生了：车窗往上开了一条缝，有几双伸出来的手把我从车窗拽进了车厢，头低脚高地跌到了一帮人的身上。

那是一帮大学的红卫兵，八个人挤坐在六个人面对面的座位上。在座位的边上，他们挤出一小块地方让我坐下，那可真是连半个屁股都放不下而只能挨个边的小，但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车厢里的走道上挤得水泄不通，没有人可以坐下来（真的坐下的话可能会被踩死），都是直挺挺站着的，连转动一下都很困难。背对背站着的还能互相支撑着打个瞌睡，面对面地可就惨了。大眼瞪小眼事小，嘴对嘴的算怎么回事呢？但能做的也就是尽量把头扭开一点而已。

往下看，座位下躺着人；望上看，行李架上躺着人，还有像猴子那样佝偻着坐在上面的。记得车开后的半夜里，对面座位上方的行李架终于不堪重负而断裂，躺在行李架上的人轱辘下来还砸到了我们。

从浦口到北京开了差不多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我没吃过一口东西，也没喝过一滴水。（当然也没上过厕所。）停站时我不敢下车，怕下了再也挤不上来；更何况我也没钱买东西。因为被抄家后父亲单位停发了工资，家里生活极其拮据，我没敢开口向我母亲要钱。兜里只有块把钱，是下乡前母亲给的两元钱用剩下的。

车当然停过苻离集，也听说过烧鸡的美味，不过真的没有动过买只烧鸡尝尝的念头。倒是车到山东某站，善心泛滥的大学生们又开窗拽上来一个一边敲窗一边哭的比我大些的女孩。她上车后就坐到我们座位的椅背上了。这让坐在座位上的男大学生很不舒服，说，一个女的坐在男的头上算怎么回事？想叫她换地方。可那个女孩理直气壮地反问，你叫我换到哪里去？后来这女孩就一直“坐在男的头上”到了北京！

到北京了！到“毛主席身边”了！我站起来跨下火车时已经饿得眼前冒着金星，两腿直发抖了。不过“毛主席身边”还是好。下车就有人接，数满一定人数就排队带到接待站去。到了接待站就有白菜粉条炒肉片加大馒头吃。还管够！

我被分到在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农业部招待所。“胜利大逃亡”时的七人帮只剩下了我孤家寡人一个。没去找厕所的另一个女孩和我上了同一列车，但互相一直没有碰到；另外五个则上了后来的车，比我们晚到北京。

接下去就简单了。每天学毛选，再由解放军战士组织操练。几天后的某天天还没亮把大家集合起来，开车拉到天安门广场，安排大家席地坐下，不许站起来。

坐了很久很久，然后天亮了，然后是雷动的欢呼声和疯狂挥舞的红宝书。因为个子小，因为不许站起来，也因为没有坐在汽车通道的附近，我只透过舞动的臂林看到有站着人的汽车开过，没看清站的是谁。

后来听在招待所认识的一个也是上海来的红卫兵说，前面一辆汽车上是毛主席，不过开过我们面前时他转向另一面挥手了；站在后一辆车上的是林副主席，是朝向我们这面挥手的。不知是她自己看清的，还是也是听说的。

汽车过去了，人潮疯狂了，有叫的，有哭的，也有发呆的。那个也是上海来的红卫兵被踩掉了一只鞋，就这么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走回招待所去。她一路滔滔不绝，我却突然变得意兴阑珊，完全没有了说话的兴致。我在想我那六个同是“狗崽子”的伙伴们，在想我们费尽心机逃亡，吃尽苦头进京，到底为了什么？

据考证，那一天是1966年11月26日，历史上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被接见的号称有一百万红卫兵，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像我和我的伙伴们一样的“狗崽子”混迹其中。

陈鸿仪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