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陈鸿仪：人生如戏，那些外国朋友们的故事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陈鸿仪，出生于上海。1969年3月到黑龙江省逊克县插队落户。1977年3月进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系末届工农兵学员。1979年经考试成为复旦政治经济学系西方经济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国留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数年，现为美国创价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原题
人生如戏
我的外国朋友们的故事（下）
日本姑娘朋子
朋子是个日本女孩，我的学生。十几年前的一次新生入学辅导周，作为辅导教授委员会成员的我正在办公室挨个和新生交谈，一个亚裔女孩走进我的办公室。女孩个子矮小，大约一米五五，乌黑柔顺的头发剪了个童花头，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皙嘴唇红润，微笑时眼睛变成弯弯的月牙，非常可爱。看上去不像大学新生，倒像是十五六岁的高中新生。
原以为亚裔学生比较腼腆羞涩，正想着怎么开始我们的谈话，却没想到这个女孩是个“异类”。她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说她的名字是Tomoko，来自日本。问了几句她的背景和兴趣爱好之类后，我问她将来毕业后打算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一般的大学新生其实都不太清楚自己将来到底要份什么样的职业，只能笼笼统统地说个还不太离谱的行当作为回答。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个貌似还未长大的小女孩竟然自信满满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将来要当经济学教授！” 天，那不是说的我吗？可是新生是随机分配给各个辅导教授委员会成员的，在见面前新生并不知道要见到的是谁，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就是个“经济学教授”啊！
为了这个巧合，朋子一进校就成了我辅导的学生。为了帮助她实现她的理想，我指导她从一年级就开始修专业基础课，而这时她的大部分同级同学都在修公共必修课。朋子是个非常聪明又很用功的学生。由于提前开始修专业课，她的同班同学都比她大，有的是大三甚至大四的学生，已经修过一些专业课了。
从一方面看，由于经常要和比她年长，比她知识丰富的高年级学长一起讨论或者完成团队作业，朋子在独立思考和参与团队合作等亚裔学生比较薄弱的方面进步飞速。尤其因为她是班里年龄最小的，长得又可爱，学长们也都愿意帮助她，从来没人嫌她是个累赘。到一年级快结束时，朋子的文章已经写得很不错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朋子又必须和那些学长在成绩上进行竞争。由于她知识基础不如学长，在这种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但是朋子的聪明和用功使她脱颖而出。第一学期她的成绩在A-，到一年级下学期，她的成绩就保持在A了。我曾经和朋子的数学老师谈过一次话。据她的数学老师说，有的学生因为受的训练比较多（同类课选得多）而取得好成绩，而有的学生天生对数学有能力，即使训练不多还是能取得好成绩。在他看来朋子显然属于第二类。
比较熟悉以后，朋子告诉了我她的名字Tomoko的汉字写法是“朋子”，并说她父母给她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她进校后就选修中文，并几次和我说到日本人民对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她希望中日友好。这使我有点惊奇，还有点不舒服。过去我也接触过不少日本学生，也许因为知道我是中国人，一般他们都回避直接对中日关系发表什么看法。我怀疑朋子是否有意以此讨好于我，但这个怀疑很快被朋子的中文老师转发给我的朋子的一篇作文彻底打消了（朋子的中文老师后来把她的这篇作文发到了网上）。
朋子在文章里说，她从小最喜欢的就是爷爷，哪怕是正在哭闹，只要一见到爷爷就会破涕而笑，而她也是爷爷的开心果。从小爷爷就一再告诫她，中国对日本有恩，日本对中国有罪。要她长大后为中国做点事，以报此恩。等她长大一点，爷爷告诉她，1944年冬天，刚满16岁在北海道当农民的爷爷被强征入伍，送到中国的东北战场。一次他被派到森林里侦察，结果迷了路。他在森林里转了好几天，一直找不到出去的路，差点冻饿而死。
后来他遇到一个到森林里收集柴火的中国大嫂。大嫂先是要拿斧子砍他，看出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年后起了恻隐之心，一面骂，一面示意他不要离开，并把自己带的食物给了他。后来他在森林里躲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嫂隔几天会带点吃的东西来给他，直到战争结束他才走出森林回到日本。他深觉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罪恶，而善良的中国大嫂却救了他的命。由此，朋子明白了爷爷的告诫，“为中国做点事”也成了她自己的愿望。
三年级时，朋子决定到中国做半年的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她没有选很多学生选择的上海，而是只身去了北大。为的是可以看看故宫，看看夏宫（颐和园），体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因为爷爷说过，日本的很多文化都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朋子在北京期间和我保持着电邮联系。因此我知道她到北大不久就在北大附近找到一所专为农民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那所学校免费教孩子们英语和日语。
她发现农民工子弟学校非常缺乏文具和体育用品，就和她的父母联系。她母亲在日本募捐了一大批文具，书籍，和体育用品，并特意和另一位日本妇女一起专程将几大箱募捐来的用品送到那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她回校后，那所学校寄来了感谢信。信上用很多孩子的照片贴成了一个“心”型，表达着孩子们对这位姐姐般的老师衷心的喜爱和感谢。
大四那年秋天，朋子按照计划考了GRE，并向好几所大学的研究生院递交了申请材料。转年初，好消息纷纷传来，朋子被纽约大学等六所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只要顺利毕业就可以继续求学。想着她很快就能向她的理想前进一大步，我衷心为她高兴。
四月份的一天，朋子来我办公室，我以为她是来和我谈她的毕业论文的，就等着她把论文草稿交给我。可是等了好一会儿，朋子既没拿出草稿，也没开口。我不解地看着她，只见朋子的眼圈发红，泪水在大眼睛里打转。她看着我说：“老师，对不起！我要让你失望了。我…… 不上研究生院了。” 话刚说完，泪水就像决堤一样滚下脸颊。
我吃了一惊，连声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不上研究生院了？”
朋子告诉我说，两个月前，她父亲出车祸受了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伤得很重，现在人是出院了，可还得继续做康复治疗。更大的问题是她父亲为此失去了工作，家里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得靠母亲做一份教礼仪的临时工维持生活。她说，父母把我养这么大，让我接受大学教育，很辛苦。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的研究生学习支付学费。我要回国找工作，赚钱支持我父母。
应该说，对此我没有思想准备。我犹疑地问她，那你做经济学教授的梦想呢？能不能等一阵再做决定，或者再想想其他办法？朋子很坚定地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不能这么自私，只想自己的梦想，不顾父母的辛劳。
我既为朋子放弃继续求学的无奈之举觉得遗憾，又为她的无私和懂得为父母分忧感到欣慰。我说，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会保留为你写的推荐信的底稿。以后你父母情况改善了，你再要申请上研究生院就和我联系。我一定提供你需要的任何帮助。
五月份，朋子以荣誉生从我们学校毕业。但她的毕业典礼是她的母亲一个人来参加的，因为她父亲的行动还是不太方便，无法长途旅行。当朋子把她妈妈介绍给我时，这位矮小但动作非常优雅的日本女子一再向我鞠躬，嘴里说着“Thank you! Thank you!”双手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只装饰磁盘，磁盘上是贝多芬“欢乐颂”的乐谱。朋子翻译她妈妈的话说，他们全家非常感谢我四年来对朋子的关爱和指导，祝愿我永远健康快乐。
毕业典礼次日，我在办公室准备暑期的工作，朋子突然来了。因为知道朋子的母亲是第一次来美国，我问朋子为什么不像其他同学一样陪她妈妈外出游览。她的脸涨得通红，说妈妈一早已经回日本了。我有点奇怪，问那你怎么不和你妈妈一起回去？朋子激动得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她告诉我说，她的父母坚持要她上研究生院，决定向亲戚们借贷。家里的亲戚们闻讯也都伸出援手，借钱给她父母，所以她第一学期的学费有着落了。
说着说着朋子的眼泪又掉了下来。说她母亲为了节约在美国的旅费，哪里都没有去游览，毕业典礼一结束就走了。她说她不回日本了，打算申请一个毕业实习的机会趁暑假打点工，为自己准备点生活费。那是朋子和我在学校的最后一次谈话。不久她就去了纽约。
自朋子去纽约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她的音讯。近年底时，有个也在纽约读研究生的校友回在学校附近的父母家过节，顺道来看我。我问起朋子的情况。他说他也不常碰到朋子。只知道朋子住在一个不太安全的地区，她租住的是个半地下室。听说街上常有帮派份子打架，朋子住的那个半地下室的窗子曾经一个月里被打碎了三次。他还说朋子看上去瘦了很多，听说她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我知道纽约的生活费有多高，也知道朋子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得不节省生活费用；但想起她那小小的个子和漂亮的脸，我实在很担心她的安全。我按照从那个校友那里得到的e-mail地址给朋子发了条电邮，询问她的近况。第二天朋子就给我来了电话。她在电话里一再向我道歉，说没有及时向我汇报她的近况，让我担心了。
她告诉我说，她连暑假期间的一门数学加强课一共修了五门课，除了一个A-外，其他都是A。我焦急地问起她的生活情况，她绝口不提她的吃住，只是连连保证她过得很好。说她在学校打一份工，做两份家教，赚的钱够生活费了，让我放心。
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日本女孩，为了她的梦想，在纽约住地下室，同时打三份工，省吃俭用，不诉苦，不抱怨，只向老师报告学业上取得的好成绩……我的眼睛湿了。我不好多问她的经济情况，只是一再叮嘱她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
春季学期开学不久，我又接到朋子一个电话。这次朋子在电话里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说他们系一位教授雇她做RA (研究助理)了！据朋子说，本来研究助理的工作都是给博士生的，轮不到朋子这样的硕士生。但朋子上学期修那位教授的课时的表现和她写的论文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就把这份工作给了朋子。有了这份工作，学费免了，生活费也有了稳定的来源，朋子顺利地完成了在纽约大学硕士学位的学习。
我和朋子
再次见到朋子是在她毕业五年后。我到华盛顿特区参加学术会议，顺便访问世界银行，朋子作为世界银行的雇员在门口迎接我。看到穿着职业套装的朋子，我惊奇地发现她脸上已不再有少女的羞涩，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职业女性自信的微笑。
她热情地拥抱了我，一定要请我吃饭。饭时她告诉我，毕业时正赶上她做研究助理的那位教授转往世界银行工作，就把朋子也带到世界银行任职。朋子告诉我，她要工作几年积累一些经验再报考博士学位的学习。同时也积蓄一些钱，以归还她父母向亲戚的借贷。
她略带羞涩地告诉我，她的梦想是申请到我毕业的系读博士学位，做个和我一样的教授。我顺便问起她父母的情况。她说她父亲已经完全康复，前年又找到了工作，虽然收入不如过去的工作，但家里的日常生活有了保障。我让她转告她的父母，他们有一个自强自立聪明能干的女儿，他们该为他们的女儿骄傲！
今年暑假前我再次接到朋子的电话，她已顺利被我的母校博士项目以全额奖学金录取，离她十年前天真而又坚定地表达的目标又近了一大步！
后记：
写完此文五年过去了。几个星期前收到朋子的e-mail，说她完成了博士学业，并且在日本内阁办公室的研究机构找到了工作。她说打算先在那里工作几年，但最终还是要回到学校当经济学教授的。十八岁时的梦想啊，那可真叫是不忘初心！
擦肩而过的内森和艾米莉
内森是和文森特同一届的学生。因为他是美国本国学生，我没有参与他的电话约谈。但是听招生组的同事讲起过这个特殊学生：没有高中毕业文凭，以同等学历申请入学，因为SAT成绩和个人的申请文章都极其出色而被破格录取。
内森进校后我和他一直没有什么交集，直到他上大三。也许是比同级学生年长，又有不少社会经验，内森在那一年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他给我发来个电邮，说是听说我在文革时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八年，因此没有高中文凭，文革后才进的大学。他想采访我，为校刊写篇报道。我同意了，这才认识了内森和艾米莉。
在约定的那个下午，内森来到我的办公室。那是个中等身材的男孩，有点瘦削，浅棕色头发蓝眼睛，一副邻家男孩的模样,看上去既不“酷”，也绝对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女孩，那倒是个让人看了眼睛一亮的美女。红棕色的卷发，灰绿色的眼睛，睫毛又浓又长，看上去好像有些中东血统。她身材不算很高，但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凹，绝对的玲珑有致！内森介绍说女孩叫艾米莉，大二学生，是校刊的副主编，和他一起作采访。
那天的采访后来成了一篇挺励志的报道，登载在校刊第一版。就是说我们当年在农村当农民时如何自学，如何给村里的孩子办小学，如何给农民办夜校，文革后又怎么考上大学云云。好像多年后还有当年的学生提起这篇文章，说印象非常深刻。
那以后内森就算和我认识了，有时他会来我办公室请教个什么问题，或者就是聊会天。我慢慢知道了他还不长却挺坎坷的人生。内森小时家庭挺幸福的，父母恩爱，收入不高但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所以经济上也不算太拮据，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但在他13岁那年，母亲患上一种怪病，无法正常工作了。一开始他父亲为他母亲治病尽心尽力，容忍他母亲因患病而造成的坏脾气。两年后，治病花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父亲再也无法忍受他母亲的歇斯底里，就在某天扔下内森母子不告而别了。
母亲病着，父亲走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15岁的内森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怪母亲的病，但又同情母亲的苦，不忍像他父亲一样扔下母亲不管；他恨父亲的绝情和不负责任，但又无处发泄此种仇恨。于是他成了个“愤怒少年”。他辍了学，靠打零工维持自己和母亲的生活。
他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母亲无家可归，住在慈善机构开办的收容所里。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帮派，打架斗殴，发泄愤怒；吸毒贩毒，麻醉自己。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他过了整整五年。
五年中内森多次目睹母亲为自己拖累了儿子而流的眼泪，几次想要“迷途知返”，但却迟迟找不到“返”的方向和途径，直到他遇到一个宗教界人士。在那位宗教界人士的鼓励和帮助下，内森脱离了帮派和毒品，开始艰苦的自学过程，最终被我们学校破格录取，成了大学生。我问起他的母亲，内森说他母亲还是住在收容所里，靠救济度日。但因为看到内森走上正途，成为大学生，心情变好，歇斯底里症不常发作了。只是病仍无治愈的希望，需要内森常常打电话去宽慰。
和内森不同，从那次采访后艾米莉再没来过我的办公室，直到她大四修我的课。我曾向内森问起过她，内森说因为两人不同级也不同系，除了学生会开会或者搞活动，他不常见艾米莉。这倒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内森在说到艾米莉时哪里有点不对头，好像想回避，又好像希望我问。不过我不便深究：这个年龄段的男女青年之间的关系敏感而暧昧，当老师的不该掺和。
大四那年春季学期的一个下午，内森来到我的办公室。因为他已被哈佛的教育学院录取，秋季就要到那里读硕士学位了，我正准备向他祝贺，却发现他完全没有那种该有的意气风发或兴高采烈的样子，反而显得有点落寞，有点沮丧。
我等着他开口。觉得他挣扎了好一阵子，才颇为困难地开口问我：您还记得艾米莉吗？我说当然啦，她怎么啦？又迟疑了一会儿，内森说：她有男朋友了。艾米莉有男朋友了？太正常不过了啊。内森有什么好沮丧的呢？！内森的态度多少证实了我的直觉，就是他和艾米莉之间“有故事”，但这“故事”是什么呢？
内森告诉我说，其实他和艾米莉在学生会里经常一起搞活动，接触还是很多的。那次采访我后不久，有天晚上会议后艾米莉把他留下来谈了一次话，很清楚地告诉他自己喜欢他，希望做他的女朋友。我说，那么漂亮优秀的女孩，你不喜欢吗？内森说，喜欢得要死！可是艾米莉生在一个经济条件很优裕的家庭，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我家的情况你知道，我怎么面对她的父母？而且我父亲的离家出走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我一直不能确定我可以建立一个正常的家庭，我会完全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所以我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艾米莉的表态。现在我被哈佛录取了，我觉得我可以给她一个承诺了，她却告诉我说上学期在西班牙做交换学生时爱上了一个西班牙青年，心有所属了。
我和内森
我知道这事对内森的打击有多大，但这不就是人生吗？很多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后悔药可吃的。感情亦然。何况我也很理解内森当时的犹疑和担忧。我对他说，你的路还很长，谁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你？好好祝福艾米莉吧，她那么坦诚地告诉你她的新感情，那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不要辜负了她的信任！
内森毕业后艾米莉升入大四，修我的经济发展课。她作为作业写的文章条理清晰，论证严密，常常是班里的最高分。但在课堂讨论时她却不像她的同学们那样积极踊跃，属于比较安静的。那个班的学生大部分是毕业班的，有不少在讨论中表示毕业后要投身于减少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关工作，其中也不乏年轻人天真而空洞的豪言壮语。这种豪言壮语有时会造成一种氛围，给人带来压力。但艾米莉在这种时候常常表现得很淡然，也从来没有类似的表态。
在艾米莉这个班毕业前夕，她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她报名参加和平队 (Peace Corps)，并已被录取，毕业后将到非洲从事帮助当地居民脱贫的工作。说实在的我有点吃惊。不知道一个出身优裕，看上去柔弱的姑娘怎么下的这份决心，而且也有点担心会不会是作为老师的我误导了我的学生。
我问她知不知道非洲的真实情况，是不是有思想准备过非常艰苦的生活。她说只是听说生活会很苦，但不知道会苦到何种程度。不过她有这个思想准备，一定会坚持下来的。她说到非洲后会和我保持联系，向我报告她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
艾米莉兑现她的承诺，虽然到非洲后通讯非常不便，但她一有机会可以上网，就会通过电邮和我保持着联系。她告诉我说她那个队有十四名志愿者，被分配到尼日尔。先是在尼日尔首都培训了三个月，学习当地语言，随后就直接下到村庄。她为我形容的生活是这样的：睡在没有屋顶只有栅栏围成的“墙”的“屋子”里，和家畜家禽同“屋”，透过防蚊药水处理的蚊帐可以看到漫天星斗；每天清晨在床边的鸡啼和驴叫声中醒来，开始一天的劳作。
作为和平队成员，饿肚子倒不至于，可是由于缺水，当地根本没有绿色蔬菜和水果。这对在瓜果蔬菜之乡加州长大的艾米莉是个很大的考验，她不得不向父母求助，请他们寄一些蔬菜干水果干给她。另一个考验还是缺水，在那里除了饮用水，洗脸刷牙都是奢侈，更不用说洗澡了。志愿者只能每隔两周到设在附近城市的和平队分部去，在那里上网和洗澡洗衣服。
她说由于缺少蔬菜和水果，当地村民尤其是儿童都患有营养不良症，发育缓慢，容易生病和夭折。所以她和其他志愿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村民打井，和学习栽培一种抗旱的灌木，它的叶子可以像蔬菜那样提供维生素。艾米莉说她要跟着外来的打井队一起工作，安装抽水机，学习抽水机的维修和保养，再教会村民。要帮助村民建立合理的用水制度，以便最大程度地使用有限的水资源。还要教会村民怎么培育栽下的“蔬菜树”，怎么用树叶制成可以吃的食物。
我努力想像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儿，穿着汗渍斑斑的衣服和胶靴，在烈日下和打井队的男人们一起劳作；原先柔嫩的双手学着使用扳子，钳子，铁锨；吃着粗茶淡饭，操着不算流利的土话，把知识传授给当地村民……我问自己，如此的奉献自己是否做得到，很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我真心地佩服艾米莉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我们这个世界还有未来的保证。
艾米莉在尼日尔整整工作了三年才回到美国，然后由和平队资助到大学攻读公共卫生硕士学位。这时内森已经从哈佛毕业，在州政府教育部门任职，专门从事问题青少年的教育和辅导工作。艾米莉硕士毕业后去了西班牙读博士学位，听说已经和她的男朋友结了婚。内森则至今还是单身。写到这里，我不由叹了口气：两个多么优秀的年轻人啊，就这么擦肩而过 ……
后记：
五年之后，内森已经找到了他的另一半。于是，我也不再遗憾……
“富二代”小李
小李是新加坡华人，幼年时随父母移民来到美国。因为他和我的黑人朋友斯蒂夫同名，为避免混淆，我只用他的姓称呼他。
小李是我刚到州立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注意到他是件很自然的事。因为这个亚裔学生上课总是坐在第一排，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灵活异常。每当我提出什么问题，常常是大部分学生还没反应过来他却抢着回答了，而且答案十有八九是对的。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个既聪明又用功的学生，像大多数亚裔学生一样。
第一次期中考试的结果几乎让我跌破眼镜，因为小李的成绩低得难以想象，比及格线还低着好几分。我在他考卷上留言，让他到我办公室见我。他来了，毫无一般考砸了的学生的那种惶惑不安或者自觉羞愧的样子。相反，他神情坦然，一副心安理得的模样。这反倒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吃不准这是个特别能控制自己情绪的学生，还是我遇到了个十足的异类。
像通常那样，我问小李为什么考试成绩不理想，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或者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小李回答说：“我考得不错，没什么不理想啊！”不及格还说“不错”？我吃惊得一下说不出话来：看来我还真是遇到了个奇葩学生啊。愣了好一会儿我才接上话。我说，你平时上课回答问题反应特别快，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学生，为什么才考了这几分？他回答说：“很简单啊，因为我没有看教科书，没有做练习，考试前也没有复习。” 天呐，我可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学生把不看书，不做作业，不复习说得如此理直气壮的！
我差点被他气得笑起来。我问他：“你不看书，不做练习，考试不复习，那你上哪门子的学啊？” 他回答说“我又没想上大学，是我爸妈逼我上的嘛！” 这下我不气了，好奇心占了上风。我说，你倒说说看，你为什么不想上大学，你爸妈又怎样逼你上的大学？
小李告诉我说，他父母是作珠宝生意的，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他从小就知道父母的珠宝公司将来是他的产业，而且他也喜欢珠宝生意，所以觉得上不上学根本无所谓。勉强混到高中毕业，他想不再上学，就此到父母的公司工作，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他挺不屑地告诉我，因为他姐姐学习很好，17岁就上了医学院，父母觉得在亲戚朋友面前脸上有光，就一定要他也上大学。他不干，高中毕业后在社会上混了一年。
父母软硬兼施，最后提出给他买一辆新的跑车，条件就是要在大学注册上课。小李说他实在抵御不了跑车的诱惑，才在我们学校注了册。上学期修了一门课，这学期也是修一门课，就是我的这门课。因为父母只说叫他在大学注册上课，也没说一定要毕业，所以他只是来教室坐坐，根本不考虑成绩不成绩的。能考那几分都是因为上课时还算听到些东西。我问他平时除此之外还干些什么。他说，nothing, 就是开着跑车到处逛呗。
让小李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奇葩学生偏偏碰上了个也可称为奇葩的老师。我对他说：我真羡慕你啊！你是这个世界上少数一些不用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来源操心的人。你确实用不着上学。你父母也不该逼你上学。我要有你父母那样的生意可以继承，我也不用辛辛苦苦地读博士了。
小李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有点吃惊。他问我，读博士很苦吗？我说当然。读博士期间我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也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不解地问，就为了你现在的职位，就心甘情愿吃这么多苦吗？我说，也是也不是吧。工作和收入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学到知识也还是很开心的事。
他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我将来肯定要接手家里的珠宝生意的，我要知识有什么用？我说我没法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也不是所有知识都是“有用”的，也可能根本没用。但有总比没好吧？而且有用没用也不是马上就知道的。有的知识今天有用，过几年也许就没用了；也有的知识今天看起来没什么大用，谁知道将来就一定没用？比如说你父母的珠宝生意，也许他们的设计比较符合现在这代人的偏好，但谁知道这种偏好将来会不会变呢？再比如他们现在的经营方式比较适合直接面对顾客，可是现在网络开始发展（当时是1990年代末），谁又知道将来网络会不会改变你们的经营方式呢？当然了，你可以雇人来帮你经营。但是要是你自己根本不懂，你又怎么知道雇的人是不是称职，是不是尽心尽力呢？
那次谈话就以随便聊天结束，没有什么结论或保证之类的老生常谈。也许是小李喜欢我这个老师，也许是我说的话触动了他的哪根神经，也可能是两者皆有，反正后两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小李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尤其是第三次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小李的分数都是全班最高的。
到学期结束，他的总成绩是“A-”。那天我刚把全班成绩贴到我办公室门外的墙上，小李就敲了我办公室的门（他是全班第一个来看成绩的），问能不能进来。我说欢迎啊，“A type” 学生！小李喜形于色，开口就说“老师你知道吗，我从初中以后就再没拿过A！”我说，一个A- 有什么稀奇？你这么聪明，应该门门课都拿A才对啊。他看了我好一会儿，又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因为小李不是我们系的，那是他跟我修的唯一一门课。
小李再次来我办公室是一年以后的事了，也是期末公布成绩的那一周。他照例敲了门，问能不能进来。我说你来都来了，哪能不让你进来呢。他一面说谢谢，一面走了进来。我和他开玩笑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啦？他说，我不是修你课的学生，只是想和你聊聊天嘛。我说那就算朋友吧，聊天也可以啊。他坐下后瞎扯了几句，就有点羞涩地递给我一张纸。“羞涩”这个形容词用在小李身上有点奇怪，但这次他确确实实是有点“羞涩”。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纸一看，原来是他的成绩报告单。看了他的成绩报告单，要说我不吃惊是假的；但真要说吃惊，好像也不是；似乎这就是件出乎意料却又理所当然的事：小李在过去一年中每学期修了四门课，八门课的成绩全部是A！我看了他好一会儿才开口说：“祝贺你啊，全A学生！”
这个过去拿了不及格分数还理直气壮的学生，这次拿了全A 却腼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他原本活泼快乐的天性。他说，老师你说奇怪不奇怪？过去我对分数完全不在乎，可是现在我拿不到A就会跟自己过不去，非要拿到A才满意。我说不奇怪啊。没听说过“motivation （动力）”这个词吗？他哈哈笑了起来，说听说过啊。我说那不就结了？
他接着告诉我的事倒真的让我吃惊：他加入系里的学生组织金融俱乐部，并在不久前被选为俱乐部主席！我知道学生的金融俱乐部是校内最大的学生学术性社团组织之一，有好几百会员。当这个俱乐部主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自己学习成绩好，还得有领导才能。后来不断听到的一些消息证明小李很胜任这个职位。听说他组织的一些活动不但吸引了本校很多学生，还有学校附近社区的居民慕名前来参加。
没等小李毕业我就离开了州立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任职。但小李还是过一段时间就会给我发个电邮说说他的情况。所以我知道他还没毕业就被花旗集团录用，有了一份收入很不错的工作。在他毕业前夕，他给我寄来一份毕业典礼的邀请信，说他父母希望能见见我。他在邀请信上写着：老师，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很可惜，他毕业典礼那天正好也是我们学校毕业典礼的日子，所以我无法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回复他的邀请说：改变你人生的不是我，是你自己。但作为朋友，我很高兴在你的人生中加上了一笔亮色！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小李不再联系。他应该已经成家立业。不知他是继续他在银行业的工作，还是已经接手了他父母的事业。相信无论在哪一行业，他都会是个努力而出色的经营者，更会是个负责任的人！
被“囚禁”的曼娣
曼娣也是我在州立大学时的学生，不过不是像小李那样全日班的学生。她上的是在职班，也就是为那些有正式工作，只是每学期在晚上或者周末到学校来修一两门课，慢慢积满学分以取得学位的学生开设的班。这种班里的学生一般年龄较大，有的已经成家甚至有了孩子。他们既要工作养家糊口，又要为取得学位而读书，非常辛苦。
我常常看到有些学生下班后从工作单位直接赶来学校，一面听课一面吃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当晚饭，或者听着课就打起了瞌睡。他们很难象全日班的学生那样集中精力读书，对成绩也不是太计较，只要能够及格取得学分就谢天谢地了。所以我和那种班里的学生交流比较少，成为朋友的更是少之又少。和曼娣打交道始于她同班同学的一次告状。
在那门课的计分作业里有一项是小组的集体研究报告。每组4~5人，根据报告的质量评分，小组里的每个成员拿一样的分数。根据过去的经验，一般来说小组成员都会很好地分工合作，完成任务。那项作业布置下去两星期后，一天课后有四个学生来找我，要求把组里的第五个成员赶出去。理由是他们全组开过两次会，分工找资料和讨论怎么写报告，这第五个成员一次也没出席，连他们发给她的电邮都没回。
我很理解他们对此的愤怒，因为每个人都一样忙，一样辛苦，没有理由让一个没有出力的人占便宜搭顺风车。我请他们稍安勿躁，说我会找那个学生了解情况，看她到底为什么不参与小组的集体工作。那小组的第五个成员就是曼娣。
按照我的要求，曼娣在下一周上课前来到我的办公室。按我原来想象，曼娣应该是个有点胖有点懒散的非亚裔学生。因为在这种集体项目中，亚裔学生一般比较守规矩，因而很少被投诉。但出现在我办公室的却是个正宗的亚裔学生，看上去年龄也不算太大，说不上漂亮，但长得还是蛮清秀的。我让她坐下后就开门见山地问她：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她问，是我小组成员向你告状了吧？我说是，他们想把你赶出去。但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她低着头摆弄书包拉链上的一个小挂件，不说话，也看不出她脸上的表情。我对她说，如果你想留在组里呢，我来和你组里的同学做工作，但你必须改变过去的态度，主动承担任务，取得大家信任。要是你参加集体合作实在有困难的话，我也可以让你自己一个人完成一个研究报告，要求和集体完成的一样。你自己决定吧。曼娣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还是想留在组里。
那天下课后我把曼娣那个组的人全部留了下来，告诉他们曼娣的决定，希望他们给曼娣一个机会。曼娣也说了几句，无非是会积极参与小组工作云云。我以为问题已经解决。没想到两个星期后曼娣小组的四个学生再次来找我。他们说曼娣又放了他们鸽子。她参加过一次小组会议，晚来半个多小时，坐了十分钟就走了；第二次小组会议她再次缺席，只来了个电邮说有事不能参加。至于大家分工写的报告，她连一个字都没有交。
四个同学义愤填膺，这次是无论如何都要把曼娣赶出小组了。我听了他们的抱怨，很有点尴尬。因为上次是我做了工作他们才接受曼娣的。可曼娣如此辜负了我的帮助，实在让我无话可说。
我再次把曼娣叫到我的办公室。情急之下，我严厉责备了她违背承诺，辜负信任，对同组同学也对自己不负责任。我告诉她她的小组同学坚决要求把她赶出小组，而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要求，因此曼娣必须独立完成那个研究报告了。像上次一样，曼娣默默地听着，没有反应。直到我说她必须独立完成那个报告时，她才焦急地抬起头来，小声地说“我……完成不了。”
我说，这个作业在课程要目里有详细说明。就是考虑到你们都是在职学生，时间有限，才让你们集体而不是个人完成，以减轻你们的负担。可是你无法参与小组集体合作，我没有理由要求你的同学来承担你的工作而将成绩计到你的头上。要是你是老师你会怎么处理？这时看得出曼娣心理斗争得很厉害，她犹豫了好一会儿，开口问我：“老师，要是我告诉你我的情况，你能帮助我吗？”下面就是曼娣告诉我的她的故事。
曼娣出生在越南南方，是家里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为美国政府做过一些事，所以在战争末期美国军队撤出越南时被批准移民美国。可是也许他为美国政府做的事不多也不重要，他只被允许带妻子和最年幼的两个孩子一起移民，而把较为年长的曼娣的四个哥哥姐姐留在了越南。
曼娣的父母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在洛杉矶地区安顿下来。可是他们年龄已大，没有资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谋生技能，靠母亲在越南人开的按摩院打工和父亲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维持一家生存。曼娣和她同来美国的最小的哥哥上了学。可是家里经济上的拮据和学校学习中的语言关使得她的哥哥很快就辍了学，混迹于越南人的帮派。
等曼娣高中毕业，年迈的父亲已经无力再当建筑小工，只得赋闲在家。而越开越多的按摩院也让她母亲几乎完全失去了收入来源。一家的生计落到了曼娣肩上。她在一家商店当全职的收银员，晚上再到一家越南人开的酒吧当服务员。辛勤劳作支撑着全家已属不易，问题是她还有哥哥姐姐需要资助。
曼娣的父母在离开越南时，将她尚未成年的小姐姐托付给她叔叔照看。越南统一后，北越在南越推行 “消灭资本主义运动”，曼娣的叔叔一家连同她的小姐姐被扫地出门，赶上了漂流的船只。她的小姐姐就死在了炎热的漂流途中。曼娣的父母觉得亏欠了留在越南的子女，一直在自己不多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寄回越南给她的哥哥姐姐。现在这份责任也同样落到了曼娣肩上。
曼娣说，她之所以来上学，是希望拿到学位后能找到专业性的工作，改善自己和家里的生活情况。可是她的父母和小哥哥却唯恐她有了好工作会离开家庭，让他们生活无着。曼娣问我，你能想象我就像是生活在监狱里一样吗？因为怕我离开家庭，他们不让我单独外出，不让我学开车，我要外出只能请我哥哥开车接送。而除了我上下班，其他的要求几乎被他一概拒绝。就连每周一次的上课他都经常拒绝开车接送，哪里还可能开车送我参加小组会议？
曼娣说，我都28岁了，他们也不让我交男朋友。我经常问自己，我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我还要不要活下去？
听着曼娣的叙说，我鼻子发酸，而曼娣却没有泪水。这些话可能在她心中已经憋了很久，无处诉说。也许在苦水中浸泡太久的心已经习惯了苦难，麻木得流不出泪来了。我很同情曼娣，也很怜惜这个可怜的姑娘。但是作为老师，公平毕竟还是职业必须的道德准则。
我对曼娣说，现在我了解了你的真实情况，原谅你先前的无法参与。但是我也不能强迫你的小组同学让你搭顺风车。因为各人都可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和重担，让你搭顺风车对他们不公平。所以你还是必须完成独立的报告，不过我可以将要求的长度减半。毕竟别人是一个组的集体努力，而你是一己之力。
曼娣没有吱声，似乎有点失望，但又无法反对我的决定。期末，曼娣独立完成的报告交了上来，长度达到了要求，质量却无法令我满意。我最终给了她个“C-”，让她通过了这门课。
后来曼娣没有再修过我的课，也没来找过我。我陆陆续续听同事和学生说，因为好几门课通不过，曼娣终究没能拿到学位。好在她修了两门网页设计和管理的课，正好赶上网络大发展的年代，这方面的人才极其缺乏，所以她被一家很不错的公司雇佣，实现了她有份专业性工作的梦想。很多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想起那个傍晚，想起那个没有泪水却无比沉重的故事，以及承载这个故事的那个清秀的姑娘。
曼娣，你现在过得好吗？
南喜
犹豫很久，还是决定写下南喜的故事。
南喜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Nancy 的中文名字。要是我俩站在一起，没有人会相信她是教中文的老师，而我则是教别的科目的老师。因为一望而知，我是亚裔而南喜是正宗的白人。她灰蓝色的眼睛，原本淡金色的头发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变成了银白色，身材有点发胖了，但只要淡施粉黛，整个人看上去还是蛮风姿绰约的。不过只要我们一开口说话，她那正宗的京片子就会立马让我的南方普通话相形见拙，让第一次见她的中国人惊奇之余备感佩服。
南喜是和我同一年调到现在这所大学任教的。在迎新会上听人介绍她是中文教授，这让我感到十分新奇，所以就主动过去用中文和她聊了几句。这一聊，就聊成了十多年的朋友。
我一直好奇南喜是在哪里学到的这么地道的普通话，后来才知道人家那可是真正的童子功！南喜的父母都是美国共产党员，她的父亲是医学院的教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南喜的父亲和在中国很有名的马海德医生等一起作为国际援助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医疗系统。八岁的南喜和她的哥哥，弟弟一起跟随父母远渡重洋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六年。
她和她的兄弟就在北京上学，有很多朋友。其中有同样跟随父母来华援助的外国专家的孩子，也有一般的中国孩子。她后来给我看过她那时在北京的照片：一个卷发高鼻深目的女孩，打着红领巾，佩戴着少先队干部的袖标，和几个中国孩子坐在草地上欢笑。也有她扶着自行车，和同样带着红领巾的哥哥，弟弟的合影。青春年少，无忧无虑。
六年后，南喜的父母回到美国，正逢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她的父亲在大学受到迫害，郁郁寡欢，盛年就撒手人寰。好在早年略有积蓄，南喜兄妹三人都完成了学业。我认识南喜时她母亲高龄九十，依然在世，住在养老院，衣食无忧，只是患了老年病，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子女，也忘记了自己的过往。每当南喜兄妹去看她，她会带着温暖的笑容倾听他们说话，可是显然地她什么也没听进去。她的灵魂游荡在自己的世界，也或许在寻找她早逝的丈夫。
穿哈佛博士服的南喜（中）
南喜上学时肯定是个聪明的学生。她的学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哈佛大学取得的。她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的昆剧“牡丹亭”，可见她的中文功底非同小可。转来我校任教前，她是哈佛费正清中心的高级翻译人员，长期从事把毛泽东著作译为英文的工作。
可是有意思的是，和她学者的身份和外表正好相反，年轻时的南喜可是个十足的叛逆。她抽烟，她喝酒，听她说还吸过大麻。她在1960年代的反越战运动中南征北战，结果在佛罗里达因违法被捕。虽说几天后即被释放，但被判终身不得再进入该州。在上学时她与人同居，产下一子，成了单亲妈妈。而她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幼子完成了博士学业。她的能力，她的意志可见一斑。
青春叛逆期终于过去，南喜也安定下来成了哈佛学者。但是命运却在这时再次显露出它的残忍——南喜26岁的儿子在步入婚姻殿堂的前夜，突发心脏病去世。这一打击使多年来与儿子相依为命的南喜精神崩溃，一蹶不振，几乎想追随儿子一同离去。在她最消沉的时候，南喜接触了佛教，由此皈依佛门，成了佛教徒。
她多次和我说起，信了佛教后她心境趋于平和，不再愤怒，不再怨天尤人。她相信轮回，相信她那非常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的儿子一定是迫不及待地转世投生到中国去了。问题是南喜也已半百，却孓然一身。除了住在其他州不常见面的哥哥和弟弟，没有家庭，也没有亲人。经热心的朋友介绍，南喜和一个丧偶的中国学者组成了家庭，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南喜的过往都是听她说的，而她成为我的同事后的情况就是我耳闻目睹的了。她是个怎样的人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南喜是个大好人。要是再用另一句话概括：南喜是个滥好人。说南喜是个大好人，和她接触过的人，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全都不会持反对意见。不管谁有什么困难，只要让南喜知道，她一定会尽全力伸出援手。
当年我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学校后，每回回北加州探亲，开车去机场接送的都是南喜。不管早上多早，也不管晚上多晚，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寒暑假学校宿舍关闭，有外国学生因种种原因不能回国探亲，又没地方住的，她会接到家里让他们免费吃住。至于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补课辅导，和学生谈话错过饭点，那就更是家常便饭。
然而学生喜欢她，尊敬她，却对她上的课颇有微词，原因就是她的“滥好人”性格。她很容易听信某些会投机取巧的学生的花言巧语，同情人家编出的故事，三说两说就给了人家什么特殊待遇。结果课程的评分规则改了又改，让遵守规则的学生觉得无所适从，甚至不公平。
她免费接到家里吃住的学生也给她惹出过麻烦。有邻居告诉南喜说，当他们夫妇外出时，学生在他们家开party, 还抽大麻，差点招来警察。南喜的老伴吓得再也不敢让她招学生来住了。
十多年下来，南喜的性格一点也没有变。还是个天真的滥好人。今年早些时她老伴有一次突发性脑梗，虽然治疗及时没有造成太大问题，但需要有人在家随时照应，这可把南喜给愁坏了。我对她说：“你不是还有半年学术假没休吗？你就申请休假好了。”
谁知我这位亲爱的朋友回答说“我老伴生病，我休学术假，那不是欺骗吗？”我说，你一直在说要写回忆录，写下你父母当年在中国的生活，那是多有意义的事啊。你在家写回忆录，同时关注你老伴的情况，这怎么是欺骗呢？可南喜还是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结果是学院院长知道她的情况后一锤定的音：先把你的半年学术假休掉，需要的话，再休家属患病的停薪留职假！
这就是南喜，大好人的南喜，滥好人的南喜！就像我们院长有一次开玩笑说的：南喜，亲爱的，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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