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谢文纬：1984年我在美国“洋插队”的经历

2017-12-30 谢文纬 新三届

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京城的一家大医院。1984年，那时一股诱人的出国潮，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铺开，在全国不可阻挡地掀起，结果我就被卷了出去。于是我便有了“洋插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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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国留学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的命运如同祖国一样有了根本的转变。高考的恢复，使我在接近三十而立的年龄，搭上了头班车，我在1977年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

大学毕业后，我便被分配到京城的一家大医院，由于我在上学之前有过7年的兽医临床经验，有过跟随多名老中医的经历，所以一上岗就进入角色，并且以疗效高而赢得了病人的信赖。我很喜欢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社会平稳的发展，我大概会几十年如一日的坐在那里，为病人把脉、开方。可是，那时一股诱人的出国潮，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铺开，在全国不可阻挡地掀起，结果我就被卷了出去。于是我便有了“洋插队”的经历。

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中国大陆的家庭几乎没有能付得起学费的，最多是帮你买一张飞机票，所有的联系都要靠自己。我学着许多同学的做法，向美国大学广泛投递研究生申请。第一年没有什么结果，第二年意外收到了凯斯西部大学生物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但由于我没有GRE和托福考试成绩，所以得不到任何奖学金，并且先要到语言学校学习半年。

我的母亲有好多兄弟姐妹在美国，“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身受其“害”，例如我的政审总是因他们而不能过关，这一次我终于借到了他们的力，其中的一位瑞麟舅舅给我做了经济担保。

1984年，当我领到护照后，却迟迟不到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心里正盘算着另一个计划，我是有意要错过开学日期，然后再到美国打工挣钱，这样我在第二学期上学时，就有指望依靠自己挣的钱，支付昂贵的学费了。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喜欢一切靠自己，不像现在的独生子女，出国留学要靠家中积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他们则往往并不以为然。

但舅舅对我的帮助是认真的，他不仅通过律师为我作了非常正式的经济担保，而且还给学校寄去了支票。于是在不断而来的电报与越洋电话的催促下，我在几天内办好签证，打点行李，飞到了美国。

初到美国

到了美国，先进入语言学校学习，我所在的语言学校与全美几十个语言中心联网，采用速成英语教学法，共设9个级别，一个月学一级，每月的最后一天是考试，考试合格者就可晋级。9个级别学完考试合格者，可得到毕业证书。凭着这张文凭，不用考托福，就可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院学习。

我入学后，经过考试被定为从第5级开始学习，这样学完9级要5个月，每月学费是600美元，一共需3000美元。但这毕竟可使我免考托福，因为凭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就是再学一年，托福也考不到550分。

在国内，我到美国大使馆签证时，许多人不敢相信，没有托福成绩竟能得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其中的秘密我也是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的。原来凯斯大学学生录取委员会主任，一位体重两百多磅的犹太女人，她是语言学院的主要股东，当她一拿到我舅舅开去的1万美元支票，就认定我的舅舅是一位大亨，于是录取通知书和I-20表格便立刻寄到了北京。

我舅舅把我安排在美国的学生宿舍，与他们同吃同住，我和几位美国和加拿大学生同住九层，他们大都是学法律的。有一位黑人的空军军官，是保送来学航天的。虽然看上去学习有些吃力，但他的成熟和开朗性格，使他成为这群西方人的“头”。我对他十分钦佩，因为他能讲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在我的录音带中至今还保留着他的一段朗读。

在语言学校学习，大约每小时要付5美元，这几乎相当于我当时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而美国人的教学并无章法，大都是即兴的，让你开口，和你对话。所以当时我把与美国人的交谈，看作是一种免费的学习。于是我常常操着结结巴巴的英语，与美国人“瞎侃”。其结果，我和他们打成了一片，并且使我融入了美国人的生活。

谁来美国都会感到压力，压力来自种种不适应和各方面的差异。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年龄大，英语差，专业不对口，要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已是相当艰难了，然而更使我感到压力的是经济来源。美国学费昂贵，一学期需要学费几千美元，加上吃住几千美元，我来美国第一年就花掉了一万多美元。这样算下来，我要拿到硕士文凭，就要花去四五万美元，而这文凭拿到国内，何时又能挣回这笔美金呢？

看着公费留学生手中有属于自己的美元，胸前挂着买来的高级照相机，开着汽车，个个神气十足，使我这样的自费生更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不知是出于心理不平衡，还是出于美国社会提倡的自立精神，我心中开始盘算起来。那时我来美国已有9个月，在语言学校毕业后，又在凯斯大学生物系修了两门课，有了这一点基础，我想应当可以去寻找一份实验室的工作。

然而医学院所属的各个实验室，充斥着各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很难再找到工作。唯有听说附近的克利夫兰临床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医院，在世界上也颇具盛名。沙特王子在这里曾动过心脏手术，并向这家医院捐赠了大笔的研究基金，使医院有能力向全世界招募最优秀的研究者，我觉得应该去碰碰运气。

我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计划，先从各实验室索取老板发表的论文，关起门来仔细阅读，然后向老板们打电话，约好会见时间。我从一位台湾学生那里得到了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即绝对不能谦虚！否则老美会以为你真的不行。美国人不注重礼节，讲话时很随便，翘着二郎腿。听说台湾朋友中有一位公认的谈判高手，在和美国人谈话时，竟潇洒到把双脚架在桌子上，但美国人却常常买他的账。

出于这种经验，我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十二分自信，走进老板们的办公室。在与老板们谈话时，无论他说的英语我是否能听得懂，都不时点头。当他说到关键之处。我也装做很内行的样子，插问几句，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我的这种谈话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们即使没有经费雇用我，也往往把我介绍给别的老板。最后终于有一位貌美的女老板雇用了我，只是她内疚地对我说：“因经费有限，每年的工资只有7000美元，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

说句实话，当时我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因为这份工资比起当时国内的工资已高出了上百倍，我那时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脸上并没有喜形于色的表露，只是镇静地说：“噢，我并不计较工资的多少，更为重要的是，我对你的研究课题很感兴趣。”

当我签好合同，从克利夫兰临床中心出来，便一头钻进超级市场，我买了一大堆平时奢望而不敢问津的食品。我再也不用为节约每一美元而精打细算了。这一天是我在美国取得自立的转折点，每个在美国生活过的人，一定都能理解我当时的激动心情。

“洋插队”的体验

我在美国的第一年就学会了开车，并且取得了驾照。但我们那时并不会像现在的中国人，一取得驾照就马上买一辆新车。那一代的留学生都是从买二手车开始的，车子价格不等，而我则是选择最便宜的二手车。

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只花50美元就买到了一辆二手汽车。这是一辆米黄色的六缸车，还是美国名牌邦迪克。这辆车的闸不是太灵，原来的主人在一个雨天开车时，因为路滑没有收住“脚”，结果追了尾，车的左前面被撞坏，车灯碰碎，成了“独眼龙”。他认为这是辆十年的旧车不值一修，准备以几十美金送到废品站。而我却捡了这个“便宜”。

当我第一次打开车门坐在车里，心中不由产生一种异样的激动。我终于有了一辆自己的车，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也算属于“有车阶层”了。看着这辆车，就有一种满足感，它除了瞎一只眼，其它都是完好的。我把它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我的身子挡住了那只“瞎眼”，庄重地拍了一张照。在我看来，这辆车在我生活中具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年有点闲，没有找到全天的工作，有时在学校里教中医，有时在诊所里做点咨询工作，而更多的时间是闲在家里。于是想到我是否也应该像许多来美国的中国人那样，从打工开始，补上 “洋插队”这一课，否则也枉来美国一趟。

作者在内蒙古兵团下乡时的照片

那时我的太太已来到美国，为了多攒点儿钱，她常常出去打工。记得有一次太太一下子找到两个工作，一份是中国餐馆的厨师，一份是中国宾馆的房间打扫工。她选择了前者，又觉得丢弃后者可惜，于是希望我能顶替这份工作。

我驱车来到了中国宾馆，找到了领班，说明来意，领班竟一口答应。然而，这时宾馆的老板娘走出来，听说我要顶替妻子打工，立刻叫住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凭着她多年的社会经验，大概一眼就看出我是属于那种笨手笨脚的男人，于是阴阳怪气地对我说：“谢先生，这份工作恐怕不适合你做吧。”就这样，老板娘的一句话，判定了我和这份工作无缘，结果还没干，就被“炒了鱿鱼”。

回到家中，将情形告诉太太，她先是捧腹大笑，然后开始数落我，一个大活男人竟找不到一份体力活。我心中自然不服气，于是想起了一位韩国朋友，一个电话打过去。回答很干脆，要找打工的活儿有的是，我手中现在就有，给失修的走廊刷油漆，每小时6美元。我立刻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骄傲地告诉了我的太太。

第二天，我和太太先把要刷的墙和房顶洗净擦干，然后地上铺满报纸，将油漆倒在一个大盆里，用油磙子蘸匀油漆，然后依次在墙上滚，和我在国内看到用刷子刷油漆相比，这种干法不仅快而且轻松。

但在油房顶时则遇到了麻烦，我爬上梯子，感到两只脚在抖，抬起头更觉阵阵头晕，或许我有恐高症罢。亏得太太能干，她卷起袖子，轻快地爬上梯子，举起双手，像个合格的壮工，熟练地舞动起油磙子，眼看着房顶的进度在一尺一尺的前进，我则拼命刷着两旁的墙，这种互补的分工，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第二天醒来，我浑身像散了架子一样酸疼。太太最感头疼的是那油滴常常从房顶上落下来，掉在衣服或头发上，所以今天她全身披挂，头顶一个大草帽，双脚稳稳地蹬在梯子上，挥动着一根长长的油磙子，干起活来颇有侠女的气势，结果吸引很多外国人的眼球。我看见一个美国小男孩，拉了拉他母亲的衣襟说：“Look! That lady so cool!”(瞧！那女人真酷！)

我自然也不甘落后，穿了一身破旧的牛仔衣裤，加上几天没刮胡子，当我有力地推那油磙子时，感到自己很爷们，颇有点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结果引来了一位穿花衣服的美国男人，他对我十分热情，给我送水递毛巾。后来发现他从不理睬我的夫人，却频频向我献媚，才警觉到他可能是个“gay”（同性恋者）。

毕竟我们都有过“土插队”的经历，所以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油完了整个一条走廊，韩国朋友验完活后，非常满意，当即给我们开了一张几百美元的支票。

后记

在美国的故事讲不完，虽然我有过很多的成功，但我最不能忘怀的依然是奋斗的过程。很多人以为，到了美国就是到了天堂，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在美国，要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支付昂贵的学费，承受紧张的工作竞争压力，没有奋斗的拼搏精神是很难站住脚的。

在美国，我只呆了几年，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不仅留下了辉煌，也留下了艰辛，我喜欢把自己这段生活称之为“洋插队”，与我的“土插队”相比，虽然生活条件有了天壤之别，但同样需要付出，需要不懈的努力，需要面对各种压力。当然，也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生活的快乐。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土插队”与“洋插队”的两段生活，正好折射了我们国家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是不容易的，应该说活得很累。但只要我们能不懈的努力，把握自己，我们依然能快乐的生活。我们的国家是多灾多难的，我们的共和国走过很多弯路，但我们毕竟从荆棘和泥潭中走了出来。现在，我们的国家正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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