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吕丁倩,江苏常熟人,出生于教育世家,曾是内蒙古下乡知青,1977年考入内蒙古师院英语系,毕业后从事高校英语教学,后赴美国读研,现在纽约定居,从事写作和翻译,美国翻译协会会员,为中美文化交流笔耕不缀。
原题
隔壁好婆
文 | 吕丁倩
我在学前小学二年级读书,放学回家才四点多,家里没人。母亲总是在下午到县南街上的人民医院打针。开门的钥匙就放在门外的炉灶上。我自己打开锁,那是一把很小很不结实的旧锁,我觉得使劲一拉就可以打开,挂在那里只是做个样子,不过有隔壁好婆在家是很安全的。
夕阳斜照在红漆脱落的门窗框上,庭院里暖洋洋的。中庭的地上铺着整齐的灰色大块砖板,被扫得干干净净,看上去特别舒服。靠墙角有个小铁炉子,上面总是有个小锅,正在热气蒸腾。那一定是隔壁好婆在烧饭,她把周围的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会朝着走廊底端紧挨着我家的邻居屋里喊一声好婆,隔壁好婆会应声走出来,圆圆的脸上本来就眯缝的眼睛笑得弯弯的,变成了一条线,两边嘴角弯起来往上翘着。我认为隔壁好婆和童话故事里善良的仙女婆婆长的是一个模样。她的腰间里永远系着一条小围裙,习惯地把双手放在围裙上擦擦,还没出声先笑得满脸细细的皱纹,然后再叫我"丁清",一口纯正的南通口音。
隔壁好婆不停地忙着做家务,提水洗衣服,跑来跑去烧饭,灌开水,低头做针线是她最安静的时候。我坐在窗口做作业,听见她急促的小碎步子来来回回地走过,到中庭那个放炉子的角落里去端锅,灌开水。我抬头就看见她的背影,梳得光溜溜的发鬏盘在后面,有时还插着一根发针。
邻居们叫她小鸣的好婆。我家紧隔壁有小兄弟俩和一个小妹,老大叫小鸣。他们的父亲在外地工作,调不回常熟。母亲是好婆的女儿,在菜市场工作,天不亮就去上班。全靠好婆帮助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们。旧时的风俗习惯不重视妇女,好婆不识字,她的身份被附加在外孙身上。我至今不知道她姓什么名什么。但我喜欢随着小兄妹叫她好婆。
那时我7周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细细的。做完功课就坐在门槛上看书。院子里常常三两个妇女家属在一起聊天做针线活儿。她们中常有人说,丁倩,把辫子剪掉吧,细得像条老鼠尾巴,真难看。我一听就很反感,摇晃着头说不。有时爱管闲事的大人真的来拉拉我的辫子,我吓得紧紧抓住这两条心爱的"小尾巴",忿忿地走开。
由于小时候长期营养不良,头发一直软软黄黄的。但是我和其他女孩一样,喜欢梳小辫,经常换花样,把辫子卷起来就粗了。小人书上有好多女孩子都梳着各种发式,有时我会自己照着图画中的发式给自己梳着玩。
在这个时候,好婆常常会笑吟吟地走过来问道,要不要替我梳头。她拿起一把梳子走到我身后,一下一下,慢慢地给我梳起头发来,有时还浸点清水,然后细心地辫好两条小辫子,用不知哪里找来的好看的头绳把辫梢扎好。我很信任好婆,乖乖的不动,觉得头上痒痒的挺舒服,她不时地用那只大手爱抚地摸摸我的头,我心里觉得暖暖的。
我发现隔壁好婆低头做着针线活儿的时候,常常嘴里哼着小曲一样的声音,拉得很长很慢,时而悠扬,时而低沉。哼到高处时,声音很响,到尾声时总是婉转地低下去,渐渐消失。沉默一会又再开始,久久地持续着。我觉得奇怪,莫非是她的南通家乡小调吗。我在旁边瞧着她的手一上一下地飞针走线,一边听着。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好婆在唱什么呢?她好像被我从梦境里惊醒过来似的,定了定神,又低下头做针线。我仰起头,看见她细眯的眼睛里有点泪光。过了一会,她重重地叹一口气,说道:她有个大儿子,二十岁那年,跳到河里救了一个老头儿,自己被淹死了。我听了一惊,问道,谁是那个老头?
她回答说,不认识。是儿子路过看见老头掉河里。我呆呆地站在她身边,一动不动,说不出一句话,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说。 好婆头也没抬,断断续续地说道,我的大儿子好啊,很懂事,孝顺我, 殁了好几年了。听她说话的口气,我觉得好婆把我当成大人。我不做声听着,站在她身边一动不动。 稍过一会,她又旁若无人地接着又哼唱起来。有时候她的身体也随着韵律微微地摇晃。好婆沉浸在一个人的悲伤世界里,去追寻她逝去的儿子。
每逢好婆这样低头吟唱时,我默默不作声,心里觉得很难受,充满爱怜地注视她,一边听着。从侧面看她低着头的轮廓,那丰满的额头,后面有个圆圆的,鼓起来的发鬏,犹如一尊塑像,叫做"悲伤的母亲"。这形像至今刻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无法想象,这吟唱的旋律里面包含着多么深沉的爱和无尽的悲哀。
好婆家在苏北南通,家中还有个小女儿。她到常熟帮助大女儿照料孩子们,有时要回南通去。每当她再来时,我兴奋得好像是自己的外婆回来了。来来去去好几次,时间过的很快,我也长大些了。
小时候,家里只有母亲,没有父亲。 我父亲在反右时蒙冤被送到西北去劳改。1962年初夏,我父亲在西北劳改因病重回家。我不认识父亲,当他用两只浮肿的大手捏住我的小手时,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父爱的温暖。院子里十多户邻居大多数是干部和革命群众,唯有我父亲是反革命。四周邻居每天打开房门可以一眼看到我家的房间里面。在那个年代,革命群众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不该跟我父亲打招呼。
自从父亲回家,我们一家霍然间变成被监督的阶级敌人。我渐渐意识到自己是四类分子子女,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周围的气氛紧张起来,我懂得了在屋里要悄声说话,出了屋门保持沉默,不给大人惹麻烦。最亲近可信的仍然是隔壁好婆的身影,她照常在我家窗口走过来,走过去。我不厌其烦地听着她的小碎步。
父亲回家后生活更为艰苦。父亲每月粮食只有24斤半,跟小学生一样。但他做重体力劳动根本不够。为了维持生活,我父亲常常天不亮就起来去排队买不要票的东西,买别人不要的东西。他施展出小时候在农村,以及在抗战时期当流亡学生时学会的各种办法,把豆腐渣,麸皮,僵山芋做成“美味”的晚餐。当然,摆在桌上的饭菜开始变得奇奇怪怪的。
这一天,我父亲正在努力摆弄他创作的饭菜,忽然窗口有人说话, “什昵搞子?吕老师。”我们都吓了一大跳。好婆出现在窗口,有如仙女婆婆下凡一般。她笑吟吟地问我父亲,南通话的意思是:那是什么啊?平时我父亲不愿连累邻居,很少主动跟人打招呼。这时,我父亲不无尴尬地稍稍解释了一下。好婆仔细打量了一会,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好婆的女儿从窗口悄悄地伸进胳膊来,放下一大碗炒腌菜,香喷喷地冒着热气。她一边示意“嘘”,不要惊动别的邻居。这时我看见好婆站在洗菜的窗台外边笑眯眯地看着,我懂了,我们都懂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后来好婆离开常熟,好久没有回来。再后来,这个院子被划为危险房屋,小鸣家和另外几家邻居陆续搬到南泾塘的新房子里去。我家是四类分子,虞山镇房管所迟迟未给我家分派住房。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好婆做邻居。
几年以后,那是1970年春夏之际的一个下午, 我路过南泾塘小街, 想起小鸣家和几个老邻居住在这里。 我便拐进大门,看见好婆在院子忙碌。厨房里正煮粽子,满院子粽叶飘香。哦,临近端午节了。好婆喜出望外,我又听到那熟悉的南通口音“丁清”。 她忙不迭地招呼我吃粽子, 我赶紧推说有事要离开。
那时物资匮乏,做粽子用的糯米是按每户人口供应的。我跑得挺快,出了大门好远才回头。 哪知好婆在小街巷远处追我,手里提着粽子,一边喊着什么,有点吃力的样子。 我又感动, 又难受,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跑掉了。这幅画面和其他画面都存留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来, 每次想起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 也夹着一些懊悔。
两年以后,我到内蒙古去插队。又过了几年,我回常熟过春节,曾经在西门大街上一个水果店门口瞥见隔壁好婆。我穿过大街上前去打招呼,她抬头朝我看看,显然没有认出我来。可她还是朝我笑了一下,绽开一脸深深的皱纹在微笑,还是我的仙女婆婆的模样。 她的一只手抓着那条永远系在腰间的围裙,里面兜着什么东西。然后,她转身急匆匆地走了,一边往地下四处瞧着,搜寻什么。
我站在店门口注视她,她不停地弯下腰,从人们的脚边, 水沟边捡起一块块橘子皮,放在兜起的围裙里。 她又探下身子在装水果皮的大垃圾桶里,使劲地拨拉, 捡出一把黄色的橘皮,塞到围裙里。 隔壁好婆衰老了,步履不大利索,腰背也有些驼。 过了一会,她匆匆钻出人群。这时,行人簇涌,她的背影消失了。
后来听人说,隔壁好婆一直住在常熟。1970年代生活艰难,好婆没有经济来源,常常出来捡橘皮,洗洗晒干了卖给中药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隔壁好婆,前几年回国时打听老邻居,才知道她早已去世了。
写于Biarcliff 纽约
201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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