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骥才：无路可逃，革命时代口述史

原题

无路可逃

1966~1976自我口述史

（节选）

作者：冯骥才

摘自作者口述《无路可逃》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出版

上期：

三

墙缝里的文学

我在（天津）大理道松竹里2号只住了很短的时间。

岳母从北京回来，看了我们的新房心里不悦，不知是因为我们在废墟上的精心构筑——哪怕很简易和贫寒的构筑——惹起她不快，还是担心我们要对她这间小屋长久占用。我天性不愿占人便宜，更不愿别人认为我占便宜。第二天，我们就去找街道赤卫队的队长杨增，请他帮我们解决一间小屋，哪怕再小也满足。

当时，赤卫队替代了“文革”以来已经垮掉的街道管委会，管理着五大道民园地区居民的一切事务。这一带被抄户很多，查抄物资与查封房屋到处皆是，这些房屋与物资一时无人接收，全归赤卫队管。赤卫队在这个特殊时间里有着非常的权力。杨增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复员军人，在军队服役时当过营长，冬天里喜欢披一件军大衣，走路很快，有军人气质，说一不二，很强势，然而他为人率性又富于人情，对被抄户常常露出同情心，被抄户碰到难处，特别是天凉之后，一些被抄户没有御寒的棉衣棉被，都去求助于他。

当他听到我们的困境，便说：“你们都是老实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区别对待。记住，这是党的政策。”随即就把同昭家被查封那所房子的小后院打开，叫我们住进去。当时，我真被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福气惊呆了。

真正的福气是命运把你的一切肆劫一空之后，忽然把你最渴望的东西扔到你的面前，如同饥寒交迫中一个热烘烘的馍。

同昭家的前院与正门在睦南道上。这个小小的后院，原是这座老建筑附属的佣人的住房。有两间极小的屋子，一个一米见方的蹲坑厕所，中间是个长方形铺着红砖的小院，一扇窄窄的木门通往外边的后胡同。虽然小室里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用水要提着桶到院外胡同的尽头去取，但关上门，却是一个十分宁静、紧凑和私密的“与世隔绝”的空间。在我俩从松竹里搬来时，刻意将属于她父母家的东西全都留在那里，我喜欢一切都由自己创造，由无到有，从零开始。人只有在这种时候最具创造欲，最有幻想，最需要自己和依靠自己。

这个小院是我人生第一个真正自己的家。

第一个走进家中的是我的儿子。

他是第一个把“爸爸”的称呼送给我的人。对于我，这不仅是一种人生的幸福，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责任。

那时正是最冷的天气，小屋如冰窟，没有自来水，还要上班和参加政治运动，而且我们太年轻，完全不知道怎么护理婴儿，只好把儿子放在两位善良又尽心的中年妇女那里护养。托儿户也是被抄户，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必须付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于是，开始了一种拮据、艰难又糅合着人生幸福的生活。

我们给儿子取名一个字——宽，他大名叫冯宽，昵称宽宽。

儿子的名字都寄寓着长辈的期望与祝愿。

这个“宽”字里包含着前途宽阔、生活宽裕、心宽，还有“从宽”；儿子的名字里深刻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婚后一度蛰居在八平米的小屋中，心里的苦闷更是布满世界的黑暗

由于有了这个独立的富于安全感的家，我非同寻常的文学开始了。

我和文学的初始更像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我的一个好友刘奇膺，他长我三岁；黝黑的脸略胖，湖南湘西人，话语中乡音很重，但用他这种湘腔念古文时很好听；他大学学中文，文笔泼辣又老到。当时他与我都同吴玉如（家）先生学习古文，都对吴先生的学识与书法崇拜至极。他天性喜爱书画，虽然他并不擅画，但与我颇有共同语言。他对明清的大写意绘画痴爱如狂，积攒的工资都买了字画。一次他在艺林阁花五十元买到一张吴昌硕三裁小幅的墨梅。买来当天把我拉去，与我说话时，一会儿拿出来与我边看边议一阵，一会儿又拿出来与我再看再议一阵，一个多小时看了五六次。那天我俩交谈甚欢。

他在河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天津女一中教语文，单身住在校园一端的平房里，房前屋后都是老树，隔着树可以看到宽展、舒缓和发光的海河；在他屋里可以听到鸟不停地叫。1966年运动前，我常来这里找他，有时一周会来两次，那时两人还合写画论，发表在当地报纸上，我们还打算合写一本关于扬州八家的小书；他酷爱李、黄慎和金农。我更喜欢郑板桥和罗两峰。我俩已经各自查阅一些资料了。可是1964年西郊梨园头建立中学，他作为主力语文教师被调去了。那时组织决定你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自己不能选择。梨园头很远，来去一趟很不容易，我们便渐渐有些疏离。

“文革”一来谁也顾不上谁，那时代没有电话，想打电话只能到邮局去叫号。我想，他是教师，对学生很严格，运动初期肯定被扫荡了。他会遭遇得很厉害？听说六十一中学有位体育教师，上课很严格，对不听话的学生毫不客气，训斥、罚站。“文革”一来，就被一群学生揪到院子里用木枪皮带死打一顿，彻底把他打服。他每天早晨上班，自己主动到院子里跪着，如果没人理他，就一直跪到中午。那么刘奇膺呢？

一天雪后，傍晚时分，有人敲门。雪天的敲门声分外清晰。开门乍看这人不认得，这人却对我笑了——哎呀，这不是刘奇膺吗？但他怎么这么瘦？脸颊像一条香烟那么窄，熟悉的五官全挤在这窄条条里边。是不是因为瘦，整个人显得又小又轻？

睦南道58号的后院，1968年至1970年曾住在这里。我的“秘密写作”即从这里开始。如今房门已用砖块砌死，如同被封了口

我忙把他拉进屋，一说才知道他今天清早就从梨园头出来，好一通找我，后来从大理道我母亲那儿问到我的处住，才奔这里来了。他的手很凉，肯定一直饿着。同昭忙着给他弄吃的。那时家里很贫寒，只有剩菜剩饭，同昭给他做一碗葱花汤，家里只有一个鸡蛋，便给他卧一个荷包蛋。他面对这热饭热菜一怔，便很快扫荡一空。然后接过同昭给他的热毛巾擦擦脸，笑着问我：“怎么样，骥才，家完了吧？”

我说：“一无所有了。我那些书——好书全烧了，那套《故宫周刊》也叫父亲单位搬走了。画就更惨了，你见过的张大千那两幅大画扯了，所有的画一张不剩统统烧了。”

谁料我这两句话使他收起了笑容，他问我：“是不是生活过早地叫我们明白什么是‘身外之物’？我的家当也精光光了，可我不再关心那些身外之物了。”跟着，说起他半年来匪夷所思的遭遇——

“文革”狂潮一涌入梨园头中学，他就是头号的“反动权威”，所经受批斗之剧烈可以想象。但是他完全没有料到对他下手最狠的，竟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几个学生，正是这几个他平日最宠爱、最接近他的学生掌握他的“言论罪行”最多，揭发出来最致命，而且这几个学生还知道他有个毛病——爱说梦话，于是天天夜里轮番值班，守在他的床前坐着，手里端着个小本，等他睡着说梦话时，把他的梦话记下来，转天拿给他看，要他交代清楚这些没头没脑的“反革命暗语”是什么意思。人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梦话讲的是什么？愈逼他愈说不清。在接连一个多月的高压下，他陷入颠三倒四、逻辑混乱、失眠失忆的状态，近乎崩溃，跟着胃口也坏了，幸亏近期开始落实政策了，才得到解脱。他走出牛棚，到了院子里，看到自己被阳光照在地上的影子吓了一跳。他认不出自己的影子了。

他说：“我的影子怎么会这么小，像一只狗的影子。”

说话时，我俩一直抽烟。那时我抽的是一种最廉价的纸烟，绿纸盒上印着两个红色的字：战斗。我俩只顾说话，顾不得从烟盒一根根去拿，而是把烟盒从中掰开，很快就抽了大半，小屋里浓烟如云，我俩不时用手扇着烟雾。突然他吐一大口气把面前的浓烟吹开，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很可怕。他说：“你说，将来我们这代人死了，后代人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我们的痛苦、绝望、无奈，我们心里真实的想法，他们会从哪里知道呢？”

他的问话像一个钻头深深钻进我的心中。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最深切的思想，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现在有了，可是后代人将从哪里知道——我们？我忽然明白：只有文学！

我的文学油然而生。

于是在我拿起笔来时，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那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初始的、朦胧的使命感，但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我触到了文学的本质。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

此后，已经不记得从哪一天起，我开始了这种写作。我要把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东西，真实的故事、人物、命运、情感与渴望写下来。我感觉只要笔一动，一大堆命运千奇百怪的人物就会拥上来。他们不需要我去着力地“刻画”，他们是这个怪诞时代的烈火烧造出来的。我还发现，在我写作时，曾经在阅读中对大量文学作品的理解与体会就会发生效力。尽管我此前从未写过小说，但我写起来竟然毫不吃力。

最早写的一个人物是同昭的二姨。别看同昭的家抄得没有我家猛烈，但她家在运动初期的风暴中死去了四人。三位是她父系的，她十叔、十四姑和十四姑父；一位是她母系的，她二姨。

十叔顾以是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程师，又是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平日招人羡慕也招人嫉妒，“文革”一来首当其冲。他人很自负，受不了屈辱，跳楼自尽了。十四姑顾以僖和十四姑父魏云昌都是塘沽永利碱厂的工程师，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从北京来到了远在天津海边的这个厂工作。魏云昌是颇负盛名的化学家侯德榜的弟子与得力助手，运动中不堪折磨与摧残，与十四姑双双服毒自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时，曾到永利碱厂调查过专门对“牛鬼蛇神”用刑的“63号”车间，了解到这里种种刑罚残忍之极和令人发指，为此我给两位被摧残致死的工程师的妻子做了口述，并写了《六十三号两女人》一章放在书中。

为自己的小说《雪夜来客》画的插图

二姨只是一个普通妇女，我岳母的妹妹。她单身一人，与岳母一家同住一房。她胖大而健康，单纯得有点幼稚，靠着父亲留下的较丰厚的遗产过得无忧无虑。运动前与一位姓姚的教师相爱，这教师有家室，与原配离婚后便和二姨结了婚，但这是个骗局。与姚老师离婚的那位原配仍住在姚家，理由是没房子去住，其实是姚老师想用合法的身份侵吞二姨的钱财。我们在一边旁观看得明明白白，唯有二姨糊里糊涂地乐在其中。我们正设法使她觉醒过来，“文革”来了，姚老师受到冲击，他却把二姨推到前台，说二姨是资产阶级寄生虫，整天花天酒地，还勾引他，使他上当受骗，破坏了他的家庭。一天，一群学生来我岳母家把二姨带走，三天后，只来了其中两个学生，砸开门便对我岳母怒气冲冲地说：“你妹妹死了，去收尸吧。”

后来知道，二姨是遭到一阵乱棒后，被关进车房，第二天车房打开，里边很臭，二姨已死，身体肿成一个大得吓人的皮桶。

个人的骗局强化了社会的悲剧。于是，二姨这个普普通通、缺心眼儿又无辜的傻女人的悲剧最早地进入了我的写作。跟着是一大批刻骨铭心的“文革”故事，以及人物、片断、细节一拥而来。

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学写作，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直述心臆；没有任何约束与顾忌，也没有任何功利；它无法发表，当然也就没有读者；它的读者可能是下一代甚至是一个世纪后的人们，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这是多奇妙的写作，我才开始写作却享受着一种自由——绝对的自由！

我写过两首诗，从这两首诗就可知道我当时秘密写作时那种情感了——

冷目

千古从不似今天，

碧血滔滔剑光寒。

达人志士成群死，

剩有男儿冷目看。

冰河

冰河虽死君莫叹，

百丈冰下尚涟涟。

他日春风吹大地，

万里波涛涌向天。

当然，这种秘密写作是极具危险的。一旦被发现起码是无期徒刑。这一点我心里清楚。那时写错一句标语，喊错一句口号，都立即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何况是如此赤裸裸地直面现实。唯一使我能够如此写作的原因是我的独门独院，没有人知道我一个人埋头做这样的事。

当然，我还要分外谨慎，万分小心。我尽量找小纸块，写小字，体量小，易藏。写完之后藏在墙缝里、地砖下、柜子的夹板中间、煤堆后边。有时藏好之后，又觉得不够稳妥，找出来重新藏好。藏东西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所藏的地方反倒是最容易被发现的，于是不断取出再藏。

我曾把几页文稿裱糊在毛主席语录和鲁迅语录的后边，挂在墙上，我认为这办法挺绝妙，可是后来把语录举到窗前的阳光里一照，还是露出了破绽。

秘密写作的手稿，上边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姓名全换成外国人的名字，以防万一，

我还想过一个办法，将文稿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改用外国的，假冒是从某一本外国小说中抄写下来的，甚至还在文稿前标上外国作家的名字，如库普林、亨利·希曼、托马斯·曼、萨克雷等等。万一被发现，就有了借口；我写同昭二姨那篇小说就取了一个很像外国小说的名字《夫人和猫》，作者署名“亨利·希曼”。我一度以为这办法很高明，过后又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如果被发现，人家叫我把这小说的出处找出来，我去哪里找？不还是败露吗？这办法便自动放弃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所有人都严守秘密，运动以来我已懂得人的可靠程度与耐压程度是一致的。我甚至不向妻子同昭透露，不能叫她再担惊受怕。

这是一种独自的承担，我不知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我留下的一首小诗中，把这种承担写得很坚决。这首诗叫作《路》：

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

而我却选定了这样一条路……

这是一条时而快乐、时而痛苦的路，

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

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惊心的路，

一条爬上去艰辛、滑下来危险的路，

一条没有尽头、无望的路，

一条没有路标、无处询问的路，

一条时时中断的路，

一条看不见的路……

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

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

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表明我对人生的抉择

我被这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与神圣感自我激励着，我在体验着一种纯粹的“虔诚于文学”的写作感受。虽然我是绝对孤独的，但我感到我的“文学”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命运融为一体了。

可是，日子一久，写的纸块愈来愈多，东藏西藏，后来连藏在哪里，自己也记不清了，这可有些麻烦。

一天，单位通知到民园去看公判大会。

那时常常举行公判，这种公判分区，我单位在和平区，公判就在和平区的民园体育场。公判时通知和平区各单位全体人员都必须参加。广场前方用木头搭一个二十多米宽的台子，下边安装一排麦克风和扩音喇叭，犯人全都戴着重重的手铐和脚镣，走路时两条腿一，脚镣便哗哗作响，这排麦克风与喇叭就把铁链声百倍放大，贯入人耳，震慑人心。

这天我们来得早，各单位按系统坐在地上等候。一坐一个多小时，大家闲得没事就在土地上划方格作棋盘，拾几个石子玩“老虎吃人”解闷。忽然主席台上有人叫：“公判大会开始，全体起来站好，不准说话，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大家立即站起身来，黑压压站满运动场，一点声音也没有，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跟着主席台上又喊：“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坏分子押上来。”跟着是震耳欲聋的铁链声，上来的人愈多，铁链声愈大，到了后来铁链声几乎把全场淹没了。

这次公判共二十二人，所有人都穿着蓝色或黑色衣服，胸前挂着牌子，姓名上打着红叉，每个人被两个穿绿军装的人按着脑袋押着，顿时六七十人把台站满。

公判是对重犯进行公开宣判，定罪。公判定罪最重是死刑，最轻是二十年，中间是死缓。定罪宣判时，从死刑开始，一个个宣布，然后是死缓，直到二十年。那天死刑特别多，直到第七个还是死刑，到了第八个，宣读完罪行，一宣判这人“死缓”二字，这人腿一软就瘫下来了；这人原以为自己是死刑，一听判他死缓反而站不住了。还有一个细节吓住了我：一个判死刑犯人的罪行是写“反革命小说”。

在公判大会的现场，妻子同昭站在我的前边，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如果我被发现、被捕、被判死罪，她就会一生守寡，孤苦伶仃，受人歧视和欺侮，除非另嫁他人，那她也曾是反革命家属，我不是害了最爱我的人的一生？那我可就毁了她！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焦急地等待公判大会一散，立刻跑回家，悄悄把藏在各处的文稿找出来。可是要毁掉这些文稿又怎么心甘？它们本来就是把生命押上去的写作啊，最后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是——

我用最小的字，将手稿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并集中抄写在一些薄纸上，毁掉原稿，再把这些薄纸一层层叠起，卷成卷儿，外边裹上油纸，用细线捆好，然后藏进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拔掉自行车的车鞍，把纸卷儿一个个塞进车管中去，然后将车鞍重新装上去。这样，心里便感觉牢靠得多了。

可是接下来，我开始担心丢车。

每天骑车上班，单位没地方放车，只能锁在门外街边。特别是后来单位搬到了贵阳路，地处十字路口，周围全是店铺，人多又杂，就多了丢车的可能。一旦车子没了，这批“秘密手稿”就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虽然别人很难发现车管里的秘密，但万一被发现、凑巧被发现，立刻灾难临头。这想法阻止我接着再写下去，写多了就会更难存放。上班时，我会常常到门外看看我的车。我的车是辆破旧的杂牌车，不起眼。由于我腿长，车鞍子管拔出来很长的一截，远远一眼就能看到。我曾经几次梦见车丢了，急醒过来之后头上冒汗，但是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一天在单位上班，有事要出门去办，出来一看车没了，停车的地方是空的，丢了？我害怕起来，马上去问周围的店铺，隔壁水果店的一位女店员小张笑嘻嘻说：“你的车我知道，请我吃冰棍就告你。”我说：“快告我，回头我请你吃一箱。”小张说：“瞧你急成这样，真没见过人能急成这样。刚才叫几个戴红箍儿的人推走了，你去派出所问问吧。”听说车被推进了派出所，我的两腿立时软了。且不管车管里的东西发现没发现，反正我的“秘密写作”进公安了。

到了派出所一问，先挨了值班警察一顿训斥，随后说我的车是被街道治安巡逻队推走的，因为我乱放车，影响市容，也给小偷盗窃制造机会。这一训斥反倒使我释然，忙向这警察认错，谢谢他们教育，保证今后不再犯。警察开个条，叫我去街道管委会领。到了街道管委会后院，从一大堆被扣押的车子中间一眼看到我那个车鞍子拔得高高的坐骑，好像见到了亲娘。赶紧推回家，搬进屋，锁好门，用一根长长的铅丝，把前端弯一个小钩，将塞在车管里的纸卷全部掏出来。由于当初塞这些纸卷时没想到怎么取出来，后来又一次次接续着往里塞，塞得太死太实，掏出来就很困难，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才算掏净，已是满头大汗。这次我的办法是把它无形地藏在脑袋里——我先把这些文稿的内容一页页仔细看过，用心来记，尤其是故事梗概与人物细节，随后将这些可能使我家破人亡的心血之作，一张张撕碎，撕成碎末，拿到厕所冲走。

公判大会

我第一次冲走我日记中的文字是在抄家当日，这是第二次。看来我最初写作的出路只有厕所；然而，当我把这些手稿的碎片冲净，一时真有从死牢里突然获得无罪释放的感觉，当晚买了一瓶啤酒默默祝贺我的“新生”。

妻子给我炒了个小菜下酒，却不知我那天何以这么高兴。

四

业务推销员

1967年书画社搬到贵阳路后，那位王姓的同事如愿以偿地掌管起书画社来。原先的社委会在运动中已经瘫痪，我却还在联系业务，但不是负责业务，只是整天骑车在外东奔西跑，为单位的男女老少找点活儿干，保证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书画社里有两个人的成分和历史有问题，一个本人是资本家，一个参加过“一贯道”，性质属于敌我矛盾和“黑五类”，是运动重点；其余近一半是被抄户，还有一个画山水的青年，父亲曾是个摆摊卖烟的小贩，公私合营时并入国营商店，资本太小，只给了一季度一块钱的定息，现在也算剥削，这青年的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人们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说话，上班时比以前安静多了，有时能听见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的声音。

那位当上领导的王姓同事，虽然不是党员，也非根正苗红，只是中农出身，在书画社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春风得意，说一不二，他用起单位的钱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剥削阶级的一边，自己虽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凡事只能顺着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胜利”。幸好我不怵与外界打交道，还有辆破自行车跑跑事情方便，这就使我渐渐成了书画社专职的业务员，在那些关系单位的眼中，我就是个“跑业务”的大个子；我也靠着每天在外边使劲为这个穷单位揽活，换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运动开始时印袖章旗子那种事只热闹了短暂一阵子。“一月革命”后，搞大联合，成立革委会，那些曾经大喊“造反有理”的造反派们，又被打成“打砸抢分子”。这一来，自然没人再印袖章了，却给书画社留下了丝网印刷的小技能。不久，我从商场里发现一种版画，很适合丝印。那时书店不卖任何画，“文革”前所有的绘画作品全是“封资修”，但生活里总需要一些画，那种用木刻手法制作的“文革”题材的版画——各种各样的领袖像，样板戏，装饰着各种太阳、葵花、海浪图案的语录一出来，便受到欢迎。我想，如果改用丝印，会比木刻印制更便捷，产量也会更大。

我们书画社里的人不但懂美术，还有几个能工巧匠式的人，很快便将这种丝印版画做得十分精良和赏心悦目。于是，一边四处揽活，一边把自己印的画向外推销，没想到销路相当不错。书画社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工资可以用计件的方式浮动，王姓同事见这种版画有钱可挣，就向上级主管部门借房子，说是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文化馆代管的小人书租赁店被彻底砸烂，书都烧了，单位也撤销了，因此空出不少房子，都是临街的铺面，很适合我们作为作坊来使用，我们就借了两处，支上桌案大干起来。

人们在遇到共同困难时，往往会激发出团结的一面。活儿愈干愈多，天天晚上加班，收入也就多起来，王姓同事乐得合不拢嘴，搞运动对他没多少实际好处，不如赚钱实惠，那时他挂在嘴边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了；大家便心照不宣，交谈时也不提运动，单位里那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也轻松了一些，都奋力地去干活，积极表现，哄王姓同事高兴，如果因此叫王姓同事夸奖一句，便高兴好几天。

我做业务员时，喜欢戴一位朋友送给我的这顶蓬松的兔皮帽，邻居的孩子都称我“瓦西里”（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的警卫瓦西里也戴这样一顶帽子）

可是，整个“文革”决不仅仅是1966年开始“破四旧”、“四大”、抄家、“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股子吹得人仰马翻的狂飙，接下来还有不间断掀起的各种主题的运动，最凶猛的是“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一批三查”（1968年至1969年）、“一打三反”（1970年）等等，一步步将运动推向全社会深处，直往人的骨头里扎。最可怕的是，人们正干着活儿，忽然上边来电话把王姓同事叫去，等到他回来，一脸阴沉严肃，谁跟他说话也不理，不用再问——要搞运动了。

这些运动开始时都是在强大压力下互相揭发，比如“清理阶级队伍”的“忆、摆、查”。“忆”是从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出值得怀疑的“敌情”，“摆”是把怀疑的人或事揭发出来，“查”是对揭发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内查外调”。“清理阶级队伍”是要把“隐蔽最深的敌人”挖出来，那就必需怀疑周围所有的人，从日常生活里和闲谈话语里寻找可疑之处；只有对别人无情地揭发，才能证实自己对运动的忠诚。人和人之间就紧张起来。

妻子在忙家务

在“忆、摆、查”中，从我所认识的人里边还真的挖出来一个，就在书画社楼下那个糨糊厂，有个老工人，瘦高身子，背微驼，姓翟，待人很友善，见面总笑眯眯举手打招呼。“忆、摆、查”中，有人怀疑他招手的姿势有点特别，像过去的军官行礼，就揭发出来，经过“内查外调”，这翟老头竟然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一直隐瞒着，马上就被揪出来。这件事轰动到社会上，被当作“忆、摆、查”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很多系统广泛宣讲，一时很多人特殊的习惯动作、口头禅、特殊的肢体语言都受到质疑和检查；连我单位一个瘸子也曾被疑惑是不是假瘸。

偏偏在这样的运动高潮中，我的母亲突患癌症，必须做手术，但那时医院拒收“黑五类”及其家属住院。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住院手续在住院部的一个小屋里办理，管事的只一位五十多岁的大爷，人不错，但挺倔；我便穿一件军大衣站在小屋外守着，等着屋里办事的人都走净，突然进去趴在地上就给这大爷使劲磕头，一边说：“求您救救我娘吧！”这大爷叫我站起来，问明情况，看了我半天，拿起图章啪地给我盖了，只说了一句：“这事可别跟人说。我是看你这五六尺高的人给我磕头，我担待不起。”于是我母亲住进了医院。

住院的第一天，看见病房里乱哄哄，连喊带叫，原来一群病人在批斗另一个病人。那个被斗的病人被发现是个富农老婆。在这种局势里，我们就像过地雷阵一样，战战兢兢帮助母亲渡过了手术关。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时，我本人还一度被列为怀疑对象。在和平区文化系统发动清理阶级队伍大会上，区文化系统革委会李主任在做报告时说：“有的人社会联系的面很广，社会关系复杂，这种人也要查。”当时会场上几个人从不同地方扭过脸看我。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好交朋友，这些话无疑是指向我的，我立即紧张起来。当天下午书画社全体人员被集中到文化馆学习这个报告，竟然没通知我去，显然已经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之外了，这使我更紧张。我还觉察到，王姓同事基本上不大理我了，我主动向他汇报业务情况，以试探他对我的真实态度，他对我先是半搭不理，突然之间面对着我嘿嘿冷笑两声，好像知道我的意图，对我说：“你小子要倒霉了！”霎时，我觉得自己僵在那里了。

内心的恐怖才是运动时最深刻的感受，后来我用这种感受写了中篇小说《啊！》。这小说发表在1979年《收获》杂志上。

然而从命运上说，我又能称得上是一个福将。一方面我遭到太多的磨难、打击、重创；这些重创常常横向闯入，拦腰一刀，都是无妄之灾；然而正是这种时刻，往往老天会突然出手，奇迹般地挽住了我，峰回路转，使我绝地逢生。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触摸到命运切实的存在，以及它不可捉摸的神秘。

那天，“清理阶级队伍”大会后回到家，情势紧迫，我迅速在心里把我的朋友排排队，其中最密切的、平日无话不说的朋友共有五个人。我必须与他们尽快见面，告诉他们如果我单位有人去外调，应该怎么说。倘若他们心里没底，突然见到我单位去人外调，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再给外调的人一诈，弄不好一两句话就会要命。但是我怎么与他们联系？他们住在这城市的不同地方，如果去找他们，万一被发现怎么办？谁能保证此时我没被监视起来？

晚饭后，我正想冒险去与朋友们联系，没想到这几个朋友竟然一个个接踵而来，好像接到通知一样，其实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想来看看我。前前后后来了四个，我赶紧和他们交代了情况，彼此做了约定，可是还有一位好友作家迟叔昌没法联系。我想明天一早上班前去他家一趟，谁料很晚的时候——十一点钟吧，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黑暗中两个眼镜片闪闪发光，正是迟叔昌。

没有任何人让他来，他只是晚间路过我家时，看到我家的灯光亮着就来敲门，我拉他进来，把我的处境告诉给他，与他商定怎么应付。待他走了，我感觉自己原以为猝不及防的防线瞬间全都建立起来，心里稳妥多了。但是我很奇怪，此刻我最想见到的这些朋友，怎么会一下子都聚到我家？谁在我危机四伏时奇迹般地帮助了我？更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到了单位，情况大变，人们对我的态度忽然发生转变，不再像看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病人那样看我。连王姓同事对我也有了好脸，见了我居然还打了招呼：“来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好像我的出身变了似的。

一度，我为书画社揽来了工艺品加工业务——画彩蛋

很快就得知，昨天晚上我单位一个“黑五类”与他一个徒弟串联，搞攻守同盟，被别人发现并告发。“黑五类”搞串联是现行问题，立时成了运动重点。这样我就侥幸被放在一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王姓同事并不愿意我出问题，他还指望着我给单位去招揽业务呢，如果没有我去跑，书画社的业务和大家的收入会直接受到影响；而这个“黑五类”的现行问题鬼使神差地冒出来，自然就把运动的重点吸引过去，也就放过了我。由此，我更明白自己靠什么活着，优势在哪里——就是努力把书画社所有人的肚子填饱填满，使自己能够被使用，才能在风雨之中摇摇晃晃立住脚跟。

运动中单位的气氛是异常的。我当时秘密地写过一篇散文，叫作《麻雀》，我感觉自己很像这种城市中最常见的小鸟，由于它们与人共同生存，时时刻刻面临着威胁与危险；它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它们机灵警醒、戒备性强、不辞辛苦、时时刻刻保持着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严酷的环境锻炼出它们这种被扭曲的性格，正像我自己。这篇散文直到“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才发表出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书画社里的丝印版画业务很好，可是上级要求整天搞运动，王姓同事就叫大家晚上加夜班。为了抓紧时间多挣钱，他又向上级借了一间房子，在柳州路上，原先也是个小人书铺，我们在这里再开一个丝印车间。几个车间一起干，产量明显提高。

一天很晚时候，柳州路这边加班的人只剩下我、妻子同昭和另一位女同事，印完一块版后，必须将这块版送到贵阳路那边的车间去。这块版是领袖像。同昭用油纸将印版包好，由女同事送过去。印版是红色版，包装的纸被红颜色的色浆沾染得油乎乎的，细麻绳拴在印版的一角，同昭手提着印版交给那女同事时，顺口笑嘻嘻说：“像是块火腿！”她无心一说，我却立刻一惊，这话犯了大忌！

我刚要用别的话岔开，那女同事已开口说：“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可说领袖像是火腿！”这句话在当时就是反革命。我一急，反应竟然相当神速，话茬也立刻跟上了，我说：“我没听她说，倒是听你说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个人。”

我说这话时一点也不客气，拔剑相向，好像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有时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立见。这女同事傻了，怔了一下，她是个很精明、晓利害的人，随即露出笑来说：“那就谁也没说呗。”我听了，也笑了。一个大浪头就这么过去了。

妻子画的彩蛋《百子图》

再一次在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说闲话，一位老同事不知把我哪句话听岔了，走了心，突然把身前桌子椅子哗啦啦全推开，趴在地上给我叩个头，这举动把屋里的人全惊呆了。他做了一辈子画工，在书画社里算成分较好的人。怎么办？我一个狗崽子逼得人家红五类给我叩头？这可要惹祸。那时人的精神全紧绷着，神经在皮肤外边，当时我好像连想也没想，立刻趴在地上也给他叩了头。我这高大的人忽然扑倒在地叩头，而且把头叩得挺响，还一连叩了三个，这一来不仅把事情变成玩笑，也扯平了。同事们都笑了，这个浪头也过去了。

其实，倘若这些事真找到我头上，也还是逃不过去的。我给他叩头不算事，他给我叩头可算件事，上纲上线，就是阶级斗争，是谁该给谁叩头的问题。幸好书画社的人都是些画传统国画的艺人，靠手艺吃饭，大多不爱惹事，出身又多半有些硬伤，只想着怎么保全自己，也就没人动这份心思了。这不也是我的福分吗？

到了1968年，我已经是一个专职业务推销员了。每天上班报到后，转身出来便跨上自己那辆杂牌车跑上街头，口袋里揣着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封皮上印着语录的小本子，里面写满关系户的人名和电话；二是纸烟，烟是业务员必备的社交工具；其他就要靠着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张嘴了。

在丝印版画流行一阵之后，需求渐渐低落，业务也就明显萎缩了，传统的古画临摹还没有恢复的可能，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将丝印转向技术相近的塑料印刷，去给各种产品加工印制塑料包装。这种转变，一边在材料技术上，一边在业务上。在这方面我脑子比较活，又肯动脑子，里里外外的工作就全压在我身上。

首先我要寻找使用塑料包装的厂家，到哪里去找？我最初的法子又笨又吃劲，不高明，每天端着厚厚的电话本，从化工、五金、医疗、日用、玩具、机电等等栏目中查找一个个厂家，从厂名猜想它们的产品会不会使用塑料袋，然后拨电话联系询问。有时人家不需要，碰一鼻子灰，有时人家早就有定点加工，便遭到回绝，一旦有点可能就要抓住不放。

这法子很像在大海里捞鱼，可是每一天都是从黑暗里一点点亮起来的，世界上的一切哪样不是从无到有？那时，我骑车在路上常常自言自语地背诵上小学时学到的米丘林的那句话：“不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赐，向大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我调侃自己是满街跑的乞丐，但能讨到饭就是成功。

我还要去采买各种适用的塑料材料，运到加工厂制成塑料袋，再运到书画社印刷，最后将印好的塑料袋运到厂家。只要批量不大，这一切全靠我的自行车来运。要将滑溜溜的塑料袋牢牢地捆在车上可不易，我从三轮车工人那里学会了捆绑东西的招数，能够把上百斤塑料袋结结实实绑在车上。可是一次到北郊韩柳树的糖精厂送货，路程太远，有一段土路，车颠得厉害，一下把一车的塑料袋全颠散了，哗地落了满地，那天风大，零装糖精袋只有火柴盒大小，被风吹得像雪片一样到处都是，急得我放声大叫，可是荒野无人，没人听见，没人帮忙，只能不断地嘱告自己别急，千万别急，必须将塑料袋全部拾起来，绝对不能少。

这样从午后一直干到将近六点钟，把被风吹得方圆几十米的数千个塑料袋一个个全拾起来，重新包好捆上车送到厂家。从这些事情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能力，得到自信，就这样一点点把书画社的丝印改为塑印，业务一点点扩大起来。单位有了钱后，又从泊镇买了两台四十年代日本造的老式圆盘印刷机，不但可以大大提高产量，还能印刷包装食品的聚乙烯塑料。

干业务推销虽然很辛苦，我却获得了这个时代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整天在外，可以躲开单位那些潜在的不祥的人事关系，也不必想方设法应付愈来愈颐指气使的王姓同事。我天性不愿受束缚，喜欢独来独往。所以我以联系业务为理由，天天从早到晚尽量人在外边，事办完了，就串串门，找朋友聊聊，看看父母。

那时，经过了“向十种人要房”等几次波澜，父母的住房被压缩到保定道树德里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平房里。母亲手术后身体不好，心情郁闷，我去到那里，便扯东扯西，给她赶出聚结在心中的阴云。父亲在劳改，回家还要写检查。父亲写东西吃力，尤其写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判，他已经没有新词儿，赶上我去了就替他编，编好后再由他誊抄在纸上。

有时候，实在无处可去，天还早，就在路边找个水龙头喝点凉水，然后在树下寻个地方坐下来抽根烟。一次困了，见身边堆了一堆施工用的细沙，躺在上边很舒服，再给太阳一晒，竟呼呼睡着了，直到渐渐觉得身子有点凉，醒来一看天已晚了，便骑车回去。

一度靠印制红袖章吃饭

我却很喜欢这种生活，甚至现在还会怀念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只有不自由的时代里，才能感受到自由的珍贵而倍加珍惜。

躲开运动，躲开现实，是当时很多人心中的一种渴望。就像霍桑写过的那个短篇，一个终日烦恼缠身的人，一天忽然奇妙地离开了现实，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虽然仅仅待了一天，人间却已过了十五年，待他回到现实，曾经所有纠缠他的烦恼都已经过去了。在“文革”中，我无处去寻找这样的能躲过现实的地方，但是我给自己创造出一种别样的自由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文革”，没有尔虞我诈，置身其中，能够让心灵得到喘息。

“文革”一连串席卷全社会的运动中，最后一个高潮是“一打三反”。这个运动来势极猛，要打击的人各种各样，有现行的也有历史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当时有一条标语，贴在大街两旁到处都是：“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学习、揭发、批斗、批判、再批判！又是一阵无法逃避的疾风暴雨，又是“该抓的就抓，该杀的就杀，该管的就管”。这次运动出现了个意外，身边冒出一个让大家吃惊的事来——书画社的会计贪污被人揭发了。

这会计姓苑，是个单身的老处女，五十来岁，家在老城里，人干瘦而木讷，平时很少说话，走路很轻，做事很谨慎，抽屉里每一个小纸片都放得整整齐齐，大头针、曲别针、橡胶圈都分别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她被揭发出贪污，出乎书画社所有人的意料；会计从账里偷钱，这种事本身就引发人的兴趣，而书画社的经济一向拮据，会计贪污是私吞集体的钱财，引起了众怒；于是书画社的运动有了一个众所关注的新主角，一时不会再去怀疑别人，明显看出那两个“死老虎”有点释然了。可是，这个会计的问题不好搞，不知道是由于她胆小心怕，不善表达，还是问题太大，说不说都难逃罪责，只能拒不交代，反正她一直把唇缝紧紧闭成一条直线，不论怎么审问也一声不吭。这使得书画社的运动迟迟推动不下去，没有新成果，上级要求加大审问力度，天天把压力升级，一连多天，她还是像哑巴一样站在那里。

印制丝印画的“机器”

那天，质讯搞了一下午，苑会计死不开口。下班后，王姓同事说今天要搞夜战，非拿下来不可。王姓同事留下三个人，其中有我，都是年轻男同事。四人分两拨轮流去吃饭，王姓同事和另一同事先去吃，吃完回来时涨红着脸，推门进来时动静挺大，带着很大一股酒气。待到我和另一个矮个子同事去吃了饭，回来推开门，见王姓同事正在朝着苑会计大喊：“再不说，就送你进去。”说完上去猛地一推，苑会计往后一仰，若不是另一个同事反应快伸手扶住，就栽在地上了。

我见事情不好，却不敢去拦。

矮个子同事对我小声说：“他醉了，今天就这样吧。”矮个子同事出身城市平民，当时在书画社已当上了副手，主要管学习和运动。此时只有他好去阻拦。他上前对王姓同事说：“今天过去还有明天，先叫她回去想想，反正不交代绝对过不去。”

我们也跟着上去连劝带说，王姓同事扭脸又朝她大声训斥一通，才放她回家。这时王姓同事的酒劲明显上来了，几次点烟都没点着。

转天是周日不上班，按照王姓同事的安排，周日一早由矮个子同事和我去到她家，再给她施压，连续作战，不能叫她得到缓冲。

早晨八点，我们来到她家，她住在老城里一个套院正房西侧的耳房，房间高大宽绰，耳房也是里外间。我们敲门，叫她，都没答应，有点奇怪。矮个子同事叫我从窗子往里看看，这房子的窗台比通常的高，只有我能够不费力看到里边。我从窗外望进去，里边没有拉窗帘，看得很清楚。我忽然看到了苑会计，她侧身站在里外屋之间的门框边；让我很奇怪的是，她怎么站得这么高？好像脚下踩着一个凳子，脑袋斜朝上，她的表情给我留下极深刻的怪诞印象：依然还是紧闭着嘴，眼睛也紧闭着，眼角与眉毛高高挑起，一种陶醉又高傲的神气，好像还带着一点蔑视……我说不清楚，但这种表情似乎已经凝固在那里了。她在干什么？忽然，我看到她脖子上斜着一根绳子。我禁不住大呼一声，呼出心中极端的惊骇。扭脸直对着矮个子同事——

矮个子同事问我：“怎么了？”

我大叫：“上吊了，上吊了！”

我从来没见过上吊的人，只在书中读过，第一次看到，我被吓坏了！一边喊一边跑出大院。矮个子同事也是老城里的人，知道派出所在哪里，拉着我赶紧去报了案，我却再不敢返回去了。我俩赶紧回到书画社，把这意外和可怕的情况报告给王姓同事。他听了，明显地一惊，但他很快收敛起一时的惊慌，说他要马上向上级汇报。

那时家里都没有电话相互通信儿，第二天大家好像都知道了，单位的气氛变得异样，没人说话，人人脸上都写着“惊恐”二字。运动死了一个人，而且是在自己单位里，谁也没经历过。虽然王姓同事带来上级的定性：“畏罪自杀，死有余辜。”但是很清楚，没有人心里会这么认为，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月来不断压力升级、逼得她走投无路的结果。她到底贪污多少？多大的罪？多大的罪也不是死罪。人们是否在暗暗反省自己在这个悲剧中起到什么作用？

我陷入自责。我仔细回忆她自杀前一天质讯时，我的哪句话给她施加了压力？扪心自问，我说那些话还不是为了争取表现，表白自己对运动的忠诚而对她落井投石？别说在运动中都是不得已的！把她往死里推的人中间就有我！

在给苑会计办理善后事宜时，我忍不住对一个同事说：“这两天我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他看我一眼说：“你是不是想说咱们有点缺德？”

我听了这话一怔。不知道他是否与我有同样感觉，同样的良心发现，同样的不安和负疚感，还是他想乘机试探和掌握我真实的心态，抓住我的小辫？

我琢磨不透他，所以没说话，表面什么也没有露出来；一个阴影却留在我心里。我遭受的种种打击和挫折都没有留下什么阴影，这个阴影却始终留在我的心底。

苑会计事件后，王姓同事的锐气有些回收了，运动开始降温，倘若上级没有布置，书画社好像不在运动之中了。过不久，文化系统开始一边总结“一打三反”的胜利成果，一边落实政策。那句曾经叫得山响的“该杀的就杀，该关的就关，该管的就管”，变为“不该杀的不杀，不该关的不关，不该管的不管”，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时候换一种说法，就使一批人死于非命，或使一批人幸免于难。书画社里的两只“死老虎”都“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活过来了，连眼神也活了，敢出声说几句话了。

一天中午到父亲家，家里正吃炸酱面，好像过生日，这天并不是父亲或母亲的生日啊。再问，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原来父亲被落实政策了，结论是“主动接受改造，表现较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因而得到宽大处理，还发还了部分查抄物资，我作为子女得到了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发还我个人房间全部属于我的物品，可是由于书烧了、东西都砸了，无法发还，只能折合人民币，总共发还了十八元。

在通知我去畜产公司领取这笔钱款时，告诉我，我屋里的东西本来也是我父亲剥削来的，我之所以长得如此高大，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给养的。现在落实政策，发还给我，是政策宽大，我必须感恩。我心里当然觉得荒唐，但还很一本正经地表达谢意，并装出一点受感动的样子，因为此时任何不当的表现都会给家里找麻烦。

现在该喘一口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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