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冯骥才：无路可逃，革命时代的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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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冯骥才：无路可逃，革命时代的口述史

冯骥才新三界 2020-08-25

原题

无路可逃

1966~1976自我口述史

（节选）

作者：冯骥才

摘自作者口述《无路可逃》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出版

一

抄家全过程

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被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一个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人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著名的“8·18”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23日晚饭后，我去女朋友顾同昭家。一进门就感觉她家气氛异样，不等我问，她母亲便说今天下午忽然涌进一群孩子，闯进各间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欢儿一般乱蹦乱跳，狂喊狂叫，乱扔屋里的东西，还把她父亲硬塞进一个空木箱里锁上，然后一哄而去。

她母亲披散着花白的头发，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的，露出黑眼珠四边的眼白，显然下午的惊恐还在她心头。

1966年8月抄家

我说：“你们没去派出所报案吗？他们怎么能随便闯进人家呢！”

她家没人吭声。她家是个很本分的老实人家，没经过事，何况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变故突然降临，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她父亲听说，五大道这边别的人家也闯进学生了，她家对面的两位名医金显宅和林崧家都被破门而入，有的乱翻乱砸，有的说要搜查“变天账”。什么是变天账？我一时没想明白，却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赶忙告辞回家。这时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时要乱一些，远处有扩音器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宣讲声，在黑夜里听得很清晰。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里临街的一家门口，乱哄哄聚着一群人，楼上楼下所有灯都亮着，窗户里有急匆匆晃动的人影，还有叫喊声、呵斥声，砸玻璃、摔东西的声音和猛烈的撞击声；没等我看明白，只听有人说：“红卫兵抄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抄家”两个字。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赶紧骑车回家。快到家时，几个年轻人坐在边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们，一个冲我说：“神气什么，到家门口看看去吧。”我没答话，往家里骑，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门口白花花一片，是大字报！我立刻紧张起来。

到近处看，大字报气势汹汹，写着要坚决揪出父亲的大字标题，还有一连几张声称要打倒我这个狗崽子。怎么还会有我？我心慌成一团，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说我醉心于“封资修”的画，还卖画——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经济，我所在的书画社是计件工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现在上纲上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令我感到惊愕的是，贴这张大字报的竟是我的一个亲戚。

我已经无法把这张大字报全看下来，赶紧进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间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几两边带扶手的椅子上一动不动，两张脸带着同一种表情，都在鲜明地告诉我：要大难临头了。

我还发现屋中有些异样,光秃秃的，原来桌上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时母亲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进柜里，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边，好像是“坚壁清野”，防备即将到来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么样的？谁都没经过，只是在《红楼梦》里看过。我们仅仅靠着藏一藏怕摔怕砸的东西就能应付这种不得而知的抄家吗？如今看来我们对那场即将到来的社会灾难与时代疯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被抄户楼前贴满大字报

整个夜晚我是在一种破碎和慌乱的感觉中度过的，分不清是噩梦还是现实，反正无法挣脱。有时我分明听到呼喊叫杀之声，好像还有一队人马从我家的楼前呼啸而过——我不认为那是梦境。记得我曾爬起来把自己两本日记塞到暖气片后边，这写满了我近几年思想的日记叫我感到不祥……可是我又觉得这些记忆有点像梦境，后来的事实却证明确有其事。平时半夜醒来总能听到父亲在隔壁那种刮大风一般的鼾声，可是这一夜没有，异样而出奇的静；这是由于我一直睡着没有听见，还是父亲和母亲一夜未曾合眼？我承认，那时的我，对父亲所知极少，对父亲的事也不感兴趣，只知道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商人，开过面粉厂和贸易行，为此自己便先天和别无选择地出身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里。现在父亲要面对这个世界；我却不知道自己马上也要身陷在这个骤变得可怕的世界里。

第二天醒来，外边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而骑车上街很快就发现天下大变，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红标语、绿军装哗哗地跳进眼睛，被扬声器放大的凶猛呼叫声和语录歌闯进耳朵。

在骑车经过三十四中学的时候，正赶上黑铁的大校门忽然从中打开，打里边涌出一大群穿绿衣、戴红袖章的学生，手里拿着亮晃晃的东西，飞快地占据街心。我停车下来，正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忽见迎面一个学生手指着我喊：“瞧，这个人是大背头。”一群红卫兵迅速上来把我围住，冲我喝问：“你是资产阶级大背头吗？”我说：“我头发一直很长。”学生们立即怒了，叫道：“还狡辩，老实点，给他铰了！”跟着学生们呼叫着拥上来，原来他们手中亮晃晃的东西都是剪子，有理发剪子，也有家里用的剪纸剪布的大剪子，跟着“咔嚓咔嚓”在我头上一通乱剪，我不敢乱动，怕他们的剪子捅破我的头，老老实实等他们剪完，又呵斥我一通，才放掉我。我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战斗胜利者的神气。后来我知道这是红卫兵“扫四旧”最早的行动——剪长头发和肥腿裤，还有焚烧图书字画，砸一切老东西，伴之而来的就是抄家了。

我赶紧骑车赶往单位，同事们看到我乱糟糟的脑袋，再听我一说，都对时局的突变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们找来一把剪子帮我把头发修齐，由于头发被学生们铰得太苦，修好后短得接近光头了。他们还去商店给我买一顶便帽戴上，虽然不像是平时的我，但这时已顾不上自己是什么模样了。

我那时所在的书画社在营口道上，“文革”一来，被上级集中到和平区文化馆后院一间空房里搞运动，学习文件、揭发坏人、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化馆四周的楼房民用的少，行政单位居多，平时很静，现在各个楼里好像都在打架，喊声愈来愈大。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为家里的母亲担心，渐渐感觉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厉害，第一次觉得心脏和喘气都不舒服，临近中午时，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楼上找文化馆的吴主任，说我要请假回去看看。当时吴主任正在受单位群众的揭发批判，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揭发他的种种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边还没有打叉，表示还未被“拉下马”，还在管事。主任室的几扇玻璃窗上也糊着大字报，光线晦暗，他的脸色反而显得比纸还白，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记得他对我说：“运动都有高潮，但不会总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气。”然后就准了我的假。他说的话却叫我懵懵懂懂听不明白；不知这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我急忙骑车穿过乱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时，气氛变得紧张和严肃了，一队队红卫兵手拿着木枪挺着胸膛走在街上，样子像去上阵杀敌；有的胡同口已经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经开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里的居住区，老宅院多，遗老遗少多，当然是抄家目标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亲现在如何，愈使劲蹬车，愈觉得双腿无力。在我从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时，隔着一百多米远，就见我家门口黑压压围着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马路对面的边道上，都仰着脸朝我家那座楼看；我家的院墙上、各个窗口上、屋顶上都站满红卫兵，远看像《西游记》里的猴山。不用说，我家被抄了！

单位的楼道

我家这座楼有三层。一层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后裔；二层是我家；三层是孙家，出身一个银行世家。可以说，我们整座楼的所有住户都是抄家的对象。此刻，红卫兵们正从窗口把室内各种东西稀里哗啦往下扔，发出不同的摔碎声；有一种旧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们抓住布头从窗口扔下来，好像一道道长长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随之下边发出一片呼好声，上下呼应一片；一个站在三楼最顶上的红卫兵使劲地挥舞着红旗，好似占领了一个山头。

此刻我回家去，不知会出什么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亲。我把自行车推进桂林路一条胡同深处的隐蔽处藏好，然后奔往家中。奇怪的是，这时我反而不觉得心慌了。待到了家门口，耳听着有人叫了一声“狗崽子回来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从各家抄出来的东西已经全混在一起。几个红卫兵上来用木枪拦住我，其中一个直问我：“你是谁？”我说：“我住在二楼，我回家。”这个红卫兵冷笑道：“家？你跟我进来。”

我跟在他的后边走进去，走廊到处堆着从屋里抄出来的各种杂乱的东西，楼梯已经被这些东西埋在下边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们一边走，各种碎裂的声音一边从脚下发出来；几层楼上上下下站满手执木枪的红卫兵，那感觉使我脑袋忽然冒出电影《马门教授》里抄家的一个镜头。然而，在这样从未经历过的严峻的气氛里，我感觉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种自我的控制力，这种感觉使我自己有一点冷静。奇怪，这能力是哪来的？谁给我的？是因为父母和家中落难，只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上了二楼，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轰击过的惨状。地面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开的书、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柜子和箱子不是被打开，而是被刀斧劈开的，书桌的一角硬被斧头砍去，被打散的吊灯垂在屋顶中央，上边挂着母亲的一条长筒丝袜，这怪诞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里。墙上所有画都没了，涂抹着许多气势汹汹的标语。后院里不知在烧什么，浓浓的烟冒上来，使得站在屋外小晾台的红卫兵已变成人影。后来知道，我心爱的中外名著和书画都被扔下去，正在后院放火焚烧。走在我前边的红卫兵忽然扭过身来问我：“你有什么感觉？”

问话这红卫兵大概是个头头，年岁略大一些，戴着一副窄黑边眼镜，可能是个高中生，比较沉稳，和那些年纪较小、冒冒失失、非常情绪化的学生不一样。他脸上没有表情，略略低着脑额，抬起一双细细的眼睛透过薄薄的眼镜片冷冷地盯着我。我说：“我家的一切都是父亲剥削来的。”

这红卫兵想了想说：“你能这么认识就好。现在是中午，我们去吃饭，可是马上就会回来。你们不准乱说乱动。”我点点头，感觉这个红卫兵比较能够说上话，便对他说：“我们决不会下楼。”从他的表情看，他满意我的回答。他盯着我又说一句：“可不许藏东西。”说完便带着楼里的红卫兵撤了。

我赶紧去找母亲，急于知道她的处境，在她的卧室里找到她。她头发蓬乱，脸很脏，但她见到我时没有哭。母亲是个镇定的人。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庭每遇风浪，定海针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父亲只是做生意时胆大，出了事便胆小。此时，父亲没有下班，肯定在单位挨斗，会遭遇到什么就全不知道了。我和母亲先在废墟般的家里找到了一点昨天的剩饭剩菜，把肚子填饱；暖壶全被砸了，就打开自来水的水嘴，接些凉水喝。我小声问母亲：“您藏什么东西了吗？”母亲说：“有一盒首饰。”我一听就急了，说：“妈妈，快把东西交给我，一会儿由我上交。现在任何东西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就行。”我当时比较清醒。我知道在那种突然的变故中唯一的选择是设法平安渡过这一劫难，这也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没过多久，红卫兵就回来了，细一看，并不是刚才那拨人，而是换了一拨，头头也换了一个女的，十六七岁，身子瘦小，脸很白净，眉目清晰，人很厉害，一脸怒气，好像随时会发火；她腰上没系皮带，皮带攥在手里，一边上楼，一边用皮带啪啪使劲抽着楼梯两边的护板，气势很大。她上来就向我要“变天账”——这时我才明白，那时候放映的土改时期的电影中，常常会有一个老地主，偷藏房契地契账本之类，准备将来向农民反攻倒算，这些东西就叫作“变天账”。显然，此刻我们已被这些未通世事的年轻人当作假想敌了。我说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她就火了，叫几个红卫兵把母亲弄到大街上“接受群众批斗”，然后翻箱倒柜抄找“变天账”。她本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用脚掀动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碰到几个厚厚的黑色大本子，她拾起来问我：“这是什么？这不是变天账吗？”我吓了一跳，那时代我们对长辈的事情所知甚少，谁知家里的老东西都是些什么，真是些老账本吗？可是再一看就放心了，我说：“这是家里解放前的老照片、老相册。”

没想到“解放前”这三个字又把她惹火了。她呵斥我：“旧社会的照片留着想干吗，这不是怀念旧社会，想变天吗？”她边呵斥边翻看相册，随后脸上的表情就变了，露出阵阵冷笑。她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们的老照片确实都很漂亮。只见这女红卫兵将相册上的照片一张张刷刷地扯下来，然后撕得粉碎，扔掉，嘴里一边说着：“叫你们想变天！变天！变天！”我却感觉到她似乎在发泄着什么。

这时，母亲正在大街上遭受近乎戏谑的批斗。

从窗口望下去，母亲、一楼和三楼的几个女主人，横排一行跪在街上，被喝令赛跑，必须跪着“跑”，跑不动就爬。一群学生在四周连呼带喝。我发现邻居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也参与进来，这些男孩平日就很调皮，有的很野，这会儿闹得更凶，时不时上去没头没脑地打一巴掌，我看到三楼的女主人孙大娘挨了很重一脚，在地上翻了两翻。我忙找那女红卫兵头头说：“红卫兵纪律严明，可是现在一些不知根底的人混在中间，万一别有用心，出了事就麻烦了，别给革命小将们抹黑。”没想到我的话真起了效力，她马上派人下去制止。我开始知道“政治智慧”的重要性。

忽然，一个红卫兵跑上来，与这个女红卫兵头头耳语，女红卫兵立即大声说：“我们有重要任务，立刻到楼下集合出发！”很快这拨红卫兵撤了。

我下楼去接母亲，母亲她们已被放回来，正上楼。前院浓烟滚滚，我担心起火，跑到院里一看，一些学生和邻居的孩子们在点火焚烧“四旧”，这中间有我的书，更多的是一楼李家的衣服与杂物。李家是天津巨贾李善人的后人，家用物品十分讲究，此时都在烈火中燃烧。我忽听烟火中有种挺怪的声音，透过浓烟看到李家的二妈披头散发在地上爬，好像寻找什么，火已经把她后背的衣服烧着，冒着很亮的火苗。我上去朝着她叫：“二妈，你在找什么？”她忽然反过身，仰躺地上，举手拿给我看，竟是她的假牙。原来刚刚她和我母亲在街上被批斗回来时，她的假牙掉了。她停下来找她的假牙。她的腿走不动了，只能爬。

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冲上来把假牙夺走，训斥她：“你还想用假牙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血肉吗？做梦！”一挥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动引得站在院中和墙上的孩子们叫好。

有一句话热烘烘涌上了我的心头：“你们还有人性吗？”但我知道——我不能说，我可不能毁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弯下腰对二妈说：“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恶吗？”二妈一直是个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个乞丐傻呵呵地对我说：“我想吃捞面呵！”我发现她眼神有些涣散了，嘴张得圆圆的，神情似笑非笑，有点滑稽和可怕。她周围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来，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了；连惊带吓，烟熏火烧，她的神志已经不清，弄不好她会被烧死。此刻站在院墙上的孩子们都在笑，在喊，没人当回事。我必须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声：“吃捞面？叫你这资本家的寄生虫吃——”跟着转身跑进她家的厨房提来一桶水，大叫一声，“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哗地搂头盖顶浇下去，全浇在她身上；一瞬间，我看到她本能地扬起胳膊挡水时可怜的样子，但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浇灭了。我就势弯腰把她抱起来，进了楼，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动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叫好，真以为我教训了这个“阶级敌人”。在我抱着她湿淋淋、瘫软、冒着烧煳气味和汗臭的身子时，那感觉好像救起被车轱辘轧破肠子的一条狗。

二妈作为一个富家的遗孀，在她那个利害纠结的大家庭里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现在没人管这些了。现在只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接下来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场劫难。

从乱砖碎瓦中挖出我临摹的《清明上河图》

在下一拨红卫兵到来之前，小楼里出现暂时的平静，我对母亲说：“我要马上去单位请下午的假，现在单位搞运动，不准请假。”我离开家跑到和平区文化馆，前楼已经乱了，吴主任被揪出来了，正在楼门口的台阶上批斗，胸前已经挂上牌子，名字上已经打了叉。到了后院我们书画社的屋里，竟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据说一些人家里被抄，被红卫兵叫回去了。全市的大抄家已经开始。再返回大理道上，看到又有几家挨抄，一群群红卫兵在这些家的门口进进出出；一个女人站在桌上被斗，脖子上挂着两串她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鞋子。我依旧先把自行车藏在桂林路的小胡同里，因为上午他们抄家时我看到弟弟放在家中的自行车被砸成一堆废铁。我回到家时，上午抄家那拨红卫兵已经回来了，重新占领我家。门口围观的人少了，红卫兵好像增加了一倍，看上去有点重重围困的气氛。

我刚一进门，就被红卫兵们用木枪顶着后脊梁押上了楼，在二楼走廊上我看到许多人围着一个人，这人坐在地上，背对着我，看背影像是母亲，但头发怎么像男人那样短？被铰了！那一瞬间，不知是由于我叫“妈妈”她才回过头来，还是她回过头我才叫起来——她的样子太可怕，整张脸被一种治外伤用的紫药水胡乱涂抹，她眼睛在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圆圆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我好像被吓得放声大叫一声，跟着脑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忽然，我感觉自己像给一根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跟着听到一阵咚咚咚敲门似的声音，还有喊叫声，我渐渐清醒过来，看到身子四周站着一圈红卫兵低头看着我；他们一齐用木枪捶着地，我自己蹲在中央。一个红卫兵对我叫喊：“干什么？装疯吗？”这时，我有一种“还阳”的感觉，一种很奇妙甚至很美妙的感觉来到身上，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像被清洗过了一样，极其清醒。

事后母亲说我那时那样子、那叫声，非常吓人，真像疯了。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听了我这段回忆后说：“多亏你当时那个‘被牛筋拉了一下’的感觉，否则就没今天的冯骥才了。应该说你疯了一分钟，但你自己好了。”我问他：“自己能好吗？你听说别人也有过这种情况吗？”他摇摇头说：“仅你一个，这是极特殊的一例。如果不是一分钟，是一个小时，就根本不会好了。你是个奇迹，只能说天不灭你。”他又加了一句，“人要灭你，天不灭你。”

我清醒过来后，发现眼前问话的红卫兵就是上午那个戴眼镜的红卫兵头头，我还听到有人叫他周队长。这个周队长多少给我一点稳妥感。他看了我一下，叫我去卫生间喝点水。在砸成一片瓦砾的卫生间里，我找个罐子接了水，一连喝了四罐，再用凉水冲一下脑袋，才感觉我实实在在回到现实里。

周队长对我说：“你家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一是你父亲单位提供情况说，解放前有人看见你父亲有枪，这支枪一直没有下落,这次我们掘地三尺也一定要找到；一是我们在你家楼下小夹道一卷地毯中，发现了一盒首饰，是你家藏的。现在你母亲拒不认罪，隐匿查抄物资可是现行罪，不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你去把这话告诉你母亲。”

我听了，脑袋轰的一下涨起来，心里十分埋怨母亲。我去对她说：“妈妈，您怎么这么糊涂，这东西会要您的命呵。”母亲却信誓旦旦地说她没有藏任何东西，家中全部首饰中午全交了，我才想起中午将首饰盒交给那个女红卫兵头头的事，忙去告诉周队长。周队长怀疑的目光在眼镜片上停留了一下，便叫来一个高个子红卫兵，问他中午吃饭时候是否还有别的学校红卫兵来过，高个子红卫兵说：“听说‘九十中学打狗队’来过。”周队长立刻叫高个子红卫兵去九十中学问问，如果拿走这盒首饰，要开个收条，还说：“告诉他们首饰必须上交，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一来，他们对母亲的审讯便暂停了，压力也就小下来。

整整一下午，红卫兵们在我家里里外外搜查，将满屋的东西翻来翻去，查找父亲那支虚无缥缈、似有若无的枪。我对枪的事一无所知，也没听父亲说过，只能听天由命，心里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暖气那里发现我藏匿的日记。我开始恨自己昨晚怎么这么糊涂，为什么不把日记烧毁，一旦被发现，我定死无疑，那么以后我的女友怎么办？但是，这些十六七岁的红卫兵却把隐藏枪支的地方想象得更离奇，更有戏剧性，做得更具破坏力，比如撬地板，拆掉灶台，砸墙。这都是电影告诉给他们的细节。有个红卫兵突发奇想，说可能藏在竖在后院厨房顶上那个高高的烟囱里，于是一群红卫兵爬上屋顶，再蹬肩踩背上了烟囱，还在腰间拴了绳子，下到烟囱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干到日头西斜，从烟囱钻出来的红卫兵满身黑烟，也没见到枪影子，从他们的身影已看出疲惫。可是又一个高潮到来了，父亲被他的单位押送回来了。父亲今天在单位挨斗一整天，现在被押回来交给红卫兵小将继续批斗。父亲是这场斗争的主角，头号反面人物。父亲的出现使他们一下子像扎了一针兴奋剂，情绪激昂。楼上楼下口号声一片。

父亲没有被带回家，而是径直押到三楼顶上。当晚我们整座楼的批斗“战场”挪到了三楼孙家的阳台上，楼里的红卫兵多半上了阳台。三楼是顶层，只有一个正式的房间和两个小储物间，其余全是阳台。被批斗的总共五人，父亲、母亲、孙家的大爷大娘，还有一楼的二妈，二妈已经清醒过来了。这时，我在二楼房间里，看不见批斗现场，只能听到他们被批判时的各种声音。天黑下来之后，阳台上拉线吊一个大灯泡，灯光很亮，把父母等五人的影子全照在对面大墙上，非常清晰，像影戏一样；每批斗一阵，便要喊一通口号，壮壮声威；喊过口号，还要对挨斗的人呵斥两声：“低头！低头！”父母他们的一排身影立刻应声缩短一截，这情景又荒诞可笑又可悲。我当时只担心一件事，怕他们受不了，从阳台栏杆一跃而下。

批斗会持续到近十点钟，一个红卫兵跑来叫我给父母买点吃的，我跑去买来几个烤饼，弄一壶凉水送上去。登上阳台，才看到批斗的真实场面。父母几人排成一排，胸前挂着牌子，被斗了几个小时，人人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不过，使我放心的是父母他们每个人腰间都绑一根绳子，绳头拿在红卫兵手里，要想自杀是不会成功的。周队长停下批斗，叫我把吃的拿过去，也叫孙家的女儿和二妈家的老保姆送上吃的。我父母见到吃的东西，先一通喝了很多的水，再吃烤饼。八月底的温度到了晚上依然很热，红卫兵们也都汗流浃背，身上军装的前胸后背全都湿了一大块，他们拿着两个军帽轮流喝水。

这时那个高个子的红卫兵跑上楼来，把一个长方形的铁盒递给周队长。周队长问我父亲：“你认识这个首饰盒吗？”父亲看了看说：“这不是我家的东西。”我在一旁看，这个铁盒和中午母亲上交的那个完全不同。母亲那个首饰盒挺讲究，这个铁盒很破旧，锈得厉害，像个工具箱，母亲是绝不会用这种首饰盒的。但我不能说话。只见周队长从盒里抻出一条珍珠项链，举到父亲眼前冷笑着问道：“这个也不认得？”父亲抬眼一看，他居然说：“我家没有这种项链，这串珍珠是假的，是在玻璃珠里边装的水银，您可以砸开看。”周队长说：“好呀，看看。”他把珍珠放在凳子上，用根铁棍一敲，珍珠像炸了一样，银花飞溅，果然是水银。父亲是懂首饰的，他的经验证实了这盒首饰与我家无关，也使这场批斗没了劲头。后来听说，这盒首饰是二妈的老保姆个人的东西，有平时存的，也有从二妈那里偷的，抄家时她怕自己这盒东西被抄走，乘乱藏在小夹道那卷旧地毯里。可是老保姆出身好，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红卫兵干了一天，累了，要回去休息了。

周队长对我说：“今晚，所有查抄物资都要就地封存，楼内各屋都要贴封条，只在你家留出一间屋子，你们全楼的人都睡在这间屋子里，互相监督。”这个苛刻的决定却叫我感到意外“得福”，因为他要留出的屋子是我平日住的房间，而我的日记就藏在这间屋里，这使我有机会来消除最揪心的隐患。等到红卫兵列队撤走，趁着楼上孙家的人还未下来，我急急忙忙将塞在暖气片后边的两本硬皮日记掏出来，在卫生间撕碎冲掉。由于撕得太急，纸块太大，量太大，一度堵在管口冲不下去，费了很大劲才冲净了！“罪证”终于消除了，数年间很多珍贵的思想随笔也去之空茫。

晚间，孙家夫妇和两个女儿、二妈和她的老保姆、我一家人同居一室。令我惊奇的是，大家相互见面竟然谁也不理谁，平日里大家关系挺好，说说笑笑，此刻谁都不看谁一眼，好像彼此全做了戒备。屋里的吊灯被砸了，只能各自摸黑找一块地方躺下。谁也不知谁睡没睡。反正一夜无鼾，只有二妈不时发出叫疼的声音。

我自己在屋外的走廊上卧倒便睡。

我度过自己有生以来最漫长、艰难、恐怖、绝望、充满意外和命悬一线的一天，已经精疲力竭，很快睡着。非常奇怪的是，半夜我被一种震耳的声音吵醒，这声音竟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再一听，这声音不是来自外边，而是自己的脑袋里。为什么？一天中我经历的一切都与这激扬着人性与博爱的音乐毫无关系，甚至截然相悖。如果这不是我亲身经历，或许会被认为是我的虚构与矫情，但它真真切切就出现在抄家后那个夜晚。我醒来后，这音乐好像还在脑袋里没走，我脸颊挨着的地面湿乎乎一片泪水。

五大道地区的抄家绝不止于一天，而是一个月甚至更长。

各学校红卫兵在进入这个街区抄家时，都是就近。从南部进来的是新华中学和四十一中学的红卫兵；由北部进来的是二十一中学、耀华中学、一中与六十一中学的红卫兵；自东进来的是三十四中学和二十中学的红卫兵；我家位于大理道西部，又是重点户、重点楼，所以首当其冲，以凶猛凌厉著称的“九十中学打狗队”和十二中学红卫兵，头一天就先后闯进我家。

转日，五大道地区的抄家全面开花，我家已然抄过了，可是这并不算完。日复一日的轮番战开始了，周队长那拨红卫兵没有再来，可能另有“新战场”，然而不时会有一拨红卫兵气势汹汹地砸门，冲进来就楼上楼下大干一气，可是绝大部分物品已经被捣毁砸碎，没有可以发泄的对象。他们多是把我们召集起来呵斥一顿，又到别家去抄。这样一天要来好多拨，几天过去我们也就知道怎么应付了。那便是东西放在那里别动，人待在屋里不动，大门大敞四开，表示“城门已破”；他们一进来就站起身，低头表示认罪。这样过了十天，抄家渐渐少了，只是偶有几个人闯进来，拿几样东西就走了。一次进来一拨人专拿被褥，拿了就走，这和开始来抄家的红卫兵不大一样了。

一天，周队长忽然带几个红卫兵来了，问过情况后，对我说：“现在有坏人冒充我们革命小将，你平时可以关门锁门，砸门不要开。要是穿红卫兵服装的，就叫他们来找我们。”然后又说，“封在屋里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动呵，动了找你算账。”虽然他在威吓我，但我总觉得他对我还可以，总能对我这个剥削阶级子女“区别对待”，这便使我得以为父母的处境做些周旋。不像有些家连老带小都被视作“阶级敌人”全面打击，听说住在常德道桂林路口的儿科名医范权的儿子就是受不住才跳楼自杀了。

然而，按照周队长所说的那样，有人砸门不开，我可做不到。他们的砸门声大得吓人，如果硬不开就会破门而入。一次门开得迟一些，刚拧开锁就被连门带人撞到一边。这拨人自称是从北京过来的“西纠”，厉害又凶狠，每人手里抡着一条皮腰带，他们不拿东西，只打人。其中一个瘦小个子，反拿着皮带，亮闪闪的铜带头甩在前边，上来啪的一下抽在我胸上，灼热生疼，如果打在脸上就不可想象了。幸好他们像是有事在身，闹一阵就走了。从此，只要有人砸门，我们马上就开。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年底。这种说来就来的凶猛砸门声，成了我们一种恐怖的“文革”记忆。时过五十年，今天我妻子偶然听到砸门声，还会条件反射地心跳起来。

抄家那天太乱太紧迫，有一个细节我无法插进来，只能放在这里来说，就在那天周队长带着红卫兵去吃午饭的时候，我的女友顾同昭跑来看我。我在楼梯上，隔着小方窗叫她快走。她是个太单纯的女孩，见面就说：“葛朗台死了。”她说了两遍我也没听明白，她便小声告诉我：“你放在我家的书全烧了。”原来“葛朗台”是指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她这话是暗示我放在她家的书全烧了。对于她这个幼稚的自作聪明的暗语，我当然不能马上明白。

那时，我正痴迷世界文学名著和音乐，爱得甚至有点发狂。我家里反对我花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我每次买到书和唱片便都存放在她家。她父亲是仁立毛织厂的高级职员，不属于运动打击对象，但她母亲是安徽寿州孙家的后人，孙家十分富有，所继承的一座漂亮的西班牙别墅位于五大道的中心睦南道上，太惹眼了。红卫兵以为她家是资本家，闯进去后弄明白了，不好对职员抄家，就借口“扫四旧”把我的书全烧了。烧书并不容易，比如《十日谈》《战争与和平》《简·爱》等等都很厚，又是硬皮，难以引燃，红卫兵就叫她全家把书一本本打开，扇状地立在地上，二十五本一排，烧了整整一个上午，把我放在她家的书全部烧光。她知道这些书在我心里的分量，但她不知道此刻世界上一切东西在我心里都无足轻重了，只有看到她才神定心安。

一个月后，一天忽然闯进来五六个年轻人，大多穿着普通的衣服，只有一两个人穿一条军裤或一件军褂，一人戴袖章，他们进来就叫我们面对墙壁站着别动，然后走到封存东西的房间前，把门连带着封条踹开，进去拿了东西转身就走；无法知道他们拿了什么，走时封条也没有再封，门敞着。我见状不好，跑去十二中学，却找不到周队长，只好跑到唐山道我父亲工作的单位外贸畜产公司，报告了情况。畜产公司派人来贴了封条，三天后就开来卡车把查抄物资全部运走。房子搬空后，还将父母所住的那间屋子贴上封条，说要另行分配给单位的职工住。从我家运走的最后一批查抄物资，是由我父亲自己用板车拉去的。我虽然天性不喜欢经商，但父亲有一点我还是钦佩的——他自小没有得到家庭任何照料与支撑，一切全靠个人打拼，由无到有，家里的东西都是他一样一样从外边弄进来的。然而现在，全部再由自己运走，重新化为一无所有，可是够残酷的。看到父亲拉着车远远走去的背影，真有点可怜他。

在收拾房里剩余的杂物时，我最留意的是两种东西，一是书，二是照片，但大都是残破的；特别是母亲和姐姐的照片，多由脸部中间撕开；即使如此，我也像考古那样，一点点全捡拾起来，不留一个残片。后来证实，我此时做得太对了。今天手中最珍贵的家庭老照片都是那时小心拾起来的；“文革”十年中的精神食粮——所读的书，大部分是那时从“文革”废墟中收集到的，虽然有的只有半本或一些残页。

很快，楼上孙家的查封物资也被他们所在的单位运走了。房子腾空，他们便回到楼上去睡。二妈背上的烧伤感染生蛆，腿也坏了，早就不上来。她的居室一直封着，她便生活在她家的厨房里，由老保姆照料。当然，她没能活多久。

这样，我家又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未来从这里开始吗？

初冬一天晚上，我送顾同昭回家。此刻，小股真假难分的红卫兵时而还会出没于五大道地区，紧张的气氛像被冻结在寒冷的空气里，不时能够感到。忽然她仰起头对我说：“咱们结婚吧！”

我怔住了。她曾经对我说，她不喜欢结婚，她认为做女孩子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时期——自由自在，不依从任何人，还有女孩子的骄傲感，这个时期愈长愈好。我依着她，这样我们在一起无忧无虑地傻玩了五六年，在抄家之前我从未和她提过结婚，也从未想过做什么结婚的准备。但在此刻，我们两人全被抄得一无所有的时候，她却主动提出了结婚。我明白，她需要保护，需要力量，结婚会使我随时在她的身边。

二

结婚纪念日

我们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秘密、悄然、不声不响地进行。狗崽子结婚弄不好会招事，何况我们的新房正好就在一个“红卫兵总部”的楼上。这间房子是她家临时借给我们结婚用的。那时，虽然她父亲是高级职员，也没有逃过抄家的风暴，因为她母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定息”。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以定息方式进行“赎买”。“文革”一来，凡领取定息的全部视作剥削，全要抄家。不但相关单位纷纷向红卫兵提供信息，连银行也将定息存款者的姓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她家因此被抄，而且比我家抄得更惨，被“扫地出门”，被“勒令”搬到这里来。

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2号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高家曾经很富有，所以这次抄家抄得特别狠，传说抄出来一车黄金，其实只是传说而已。抄完之后，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楼的两间卧室里。其余的屋子都给了其他几家“扫地出门”的被抄户。这些外来的被抄户中，有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做过副市长的毕鸣歧；有启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后人；再有，便是顾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只给了二楼上的一长一方两间小屋。凡是被“扫地出门”的，只准许带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脸盆、暖壶、旧桌椅，别的东西都不准带，所以这两间房屋虽小，仍显得空荡荡的。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间，不足十平米。

当时我俩两手空空，任何家具都没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净，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站在空屋中间，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心中忽冒出一种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的兴奋来，我俩相互露出笑容。但是兴奋也不能出声，因为楼下住着红卫兵。四个月前五大道抄家时，这里曾是红卫兵的临时指挥部，后来一些被抄户住进楼中，它更像一个看守所。然而此时红卫兵大多外出串联去了，主战场已不在这里，人也少了，我们反过来要加倍警惕他们；不能叫他们得到任何风声。

大理道松竹里2号的窗户，1967年1月1日我在这里度过了“新婚之夜”

我从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一是小时候使用的书桌，书桌的一角在抄家时被斧子砍去，桌面还有几道挺深的剁痕，把它放在我们小小的新房内，大小刚好；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躺柜，柜门已被砸烂。我便把柜子立起来，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成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床是用抄家扔下的烂木头架起来的。没有窗帘，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纸糊在窗户上。同昭买了一盆文竹放在改制的小立柜上边，婆娑的绿叶斜垂下来，这惹起了我们对“新生活”的幻想，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给自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这两件物品都是她用心挑选的，一台是造型别致、漆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另一个是小小的夜明钟。于是，一个在废墟上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成形了。这台收音机还能收短波，但我不敢去拧。我知道，只要短波的电台一响，叫人听见，就会让我立刻送命。我们要分外留心把自己的小巢藏在自己的身后，对谁也不说。

那时，我母亲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因为她头发被剪，一时长不长，出去就会暴露，遭人攻击。直到天冷，可以用块布做头巾把头发包上，她才敢提篮子去买菜。母亲只有不多的一点钱，她交给我二十块钱，叫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同昭哪敢穿红的，就买块蓝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母亲见了就哭了，说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又拿出二十块执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多少钱了。同昭执意不要，我却接过钱来，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深洋红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给母亲看。依从母亲，叫她顺心。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戗着，只有自己能叫自己的心气儿顺着。

结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店，店门不过五尺宽，三层小楼，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做得有滋有味。记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炒得很香，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结婚”二字。当时她的母亲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们的“新婚晚宴”。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祝贺！祝贺！”跟着六七个酒杯丁丁一响，她父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很优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欢的花，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不时扭头看看是否有人发现我们，好像我们在偷着干什么事。这感觉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

在我离开家来赴“晚宴”时，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里边有一套秋衣秋裤，还有内衣和袜子。我出门把这布包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跨上车，一心去往“晚宴”，饭后骑车到新房，忽然发现布包没了，掉了吗？那可是我带到新房的全部家当！是掉了。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从零开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我们从外边回家、锁车、上楼、开门都是小心翼翼，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进屋开了灯不一会儿，外边忽然响起喇叭声，吓了我一跳；声音很大，好像就在窗跟前，再听原来声音出自外边院里，跟着有人喊：“狗崽子，你们干什么哪？”是红卫兵！他们知道了？我们突然感到极度紧张。被发现了吗？我们没出一点声音啊！难道走漏了消息？反正是糟了。

跟着，一群红卫兵，五六个或七八个吧，站在院里又吹喇叭，又喊又叫，又唱革命歌曲，又喊口号，又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同昭吓得赶紧把灯关上。他们反闹得更欢，夜里静，声音显得分外响分外清晰。喇叭声像火车汽笛那样震耳。不一会儿，他们想出更具侵犯性的法子——用手电筒往窗子里照。他们的手电都是长把儿的，电池放得多，光极亮。他们在下边往上照，我们没有窗帘，电光就直接照在屋顶上，手电晃来晃去，许多条雪白的光就在屋顶上乱划，好像夜间空袭的探照灯。那种紧张感难以表达。我们哪敢再去生炉子，只能穿着棉袄坐在床上。我紧紧搂着她，感到她在发抖，我知道她更怕的是突然的砸门声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还好，他们没有上楼来，只是在院里闹，闹了一阵，尽了兴，便回去了。冬日外边毕竟很冷，然而隔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兴致，就会再跑到院里吹喇叭、喊口号，用手电的强光朝着我们的“新房”攻击一阵。整整一夜我们就是这么度过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大概也累了，没劲儿了，睡了？反正没动静了。我们便穿着棉衣卧在床上。屋内没有炉火，太冷；又怕他们突然袭击，闯进来。我感到她一直在打战。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冰凉的玻璃罐儿；她是木然的，毫无反应也无感觉。

我们的结婚照

后来，我们也睡着了，睁开眼时天已亮了。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其实这时还不到七点钟。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杯里的康乃馨，却感觉不到它们优雅的美。它们精致的花瓣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年来，我一直把自己这个遭遇视作我的一个人生财富，一生都不会丢掉。我妻子却从来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为结婚纪念日，她要挪到转一天，改为1月1日——元旦。她想从生命里切掉这一天，或者跨过这一天。

跟着应该是“蜜月”了，但我们也不可能有蜜月，因为“一月风暴”开始了，否定红卫兵、骂红卫兵的声音出来了，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吗？怎么忽然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了？跟着造反队纷纷揭竿而起。前一阵子一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又起来拉一帮人马，专和原先正统的“主义兵”作对。一天，我去文化馆办事,撞到美术组一个姓韩的干部，他说：“你怎么不参加咱们文化系统的造反队？”我说：“我能参加吗？我出身不好。”他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愿意跟着毛主席造封资修的反，造当权派保皇派的反，都欢迎参加。”我听了很兴奋，表示愿意，他带着我上楼去报名，还领了一个大红袖章，足有半尺宽，上边只印了两个黄色的大字“造反”。我把它往胳膊上一套，立时感到威风八面。几个月来最有威慑力、令人震悚的红袖章，竟然“合法”地跑到了我的身上。我从此变了一个人？

从文化馆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先去母亲家，想叫母亲感到一种保障与安全。一路上觉得很多人在看我，好像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可是到了大理道只听几个在路边玩耍的孩子惊奇地说：“瞧，冯大个儿当上红卫兵了。”这些孩子肯定都参与过抄我家，现在一看不妙，一哄而散，都跑掉了。

我有点诧异：我怎么成了红卫兵？我到家，母亲见我戴着大红袖章，问了半天我也说不明白，母亲露出担忧。不过，她也不必担忧，第二天文化馆就来人找我要走了袖章，据说他们的总头说我出身不好，容易叫对立面挑刺找麻烦。虽然后来不少出身不好的人都参加了造反派，我却从此认定自己还是做超然世外的逍遥派最好。

我结了婚，到了现实生活里，才发现我们乘上了一只很单薄和无助的小船，而且这只船正在沉没。我俩在同一个单位——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她喜欢花鸟和仕女，习画时师从天津美院的两位老画家溥佐和张其翼；我长于山水，老师是惠孝同和严六符。我俩都从宋画入手，临摹也多是绢本，在书画社里都算是高手，靠画画吃饭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文革”一来，古画成了“四旧”，临摹古画是宣传封资修，我们书画社立即把所有的画，包括临本、范本、粉本以及各种资料全堆在街边上烧了。可是临摹古画被废止，马上断了我们的粮草。结婚后第一个月两人的工资是七元二角五分，不光是我们，单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经济的谷底，像一群无奈地站在干涸的河床上的禽鸟。

结婚十年后大地震中，所有结婚纪念物都丢失，连结婚证也砸在废墟里，只有结婚时我俩精心选购的夜明钟幸存于世。但玻璃面碎掉，表针已停住不动。这时间曾停在我人生中的哪一刻？不得而知

触发我的自救之谋的还是红袖章。

这期间我在街上发现戴各种字样袖章的人愈来愈多，能不能给他们印袖章上的字呢？我向一位做工艺美术设计的朋友打听，得知印袖章的工艺极其简单，经过一通努力，很快将书画社改行为丝印作坊，专印袖章和各种旗帜。我们书画社只有一间房子，在营口道临街的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是一个做糨糊的车间，街上人车往来，画画有点乱，招揽业务却是个好地方。丝印一开张，天天各种红卫兵和造反队爬上楼来印袖章队旗。那时社会各种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我们只要对方出示单位证明就给印。一天，有个学生来印袖章，“红卫兵”前边加“千钧棒”三个字。那时红卫兵已不是铁板一块，分裂成各派，各立名号，多取于毛主席诗句，如“风雷激”“金猴”“云水怒”“从头越”“追穷寇”“全无敌”“在险峰”等等。这学生与我办理完手续，我送他下楼，他边走边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我不认识他，忽想他是不是抄我家的红卫兵？着意看他一眼，有点像曾经那个跟着周队长的高个子，待回来拿他的介绍信一看——十二中，没错！这时再看用一排排竹竿晾了满屋子的红袖章，对红卫兵的恐怖感立即消失了，人像松了绑。

随着形势日益复杂，袖章愈加五花八门。有时对立的两派都来印袖章，在我们这儿遭遇上了，没说几句话就要打架，我单位的老邢对他们说：“你们要打到街上去打，我们是逍遥派，没观点，不向着任何人，谁来印都给印。”单位的同事们说这样最好，管它哪派，给活儿干就好。

可是这种超然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上班来忽见人人脸色都有些异样，抬头看，迎面墙上两张大字报，竟是写给我的。题目是“揭发冯骥才的十大罪状”，小标题是“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冯骥才”，我的名上居然用红笔打着叉。再看署名是我单位一位姓王的同事。怎么会是他？

这个王姓的同事是刘奎龄的徒弟，擅长走兽翎毛，功力不错，我和他平时关系挺好。他喜欢向人借钱，常常借了还不上，债主就找上门来要，逢到有人向他讨债，都要靠我去帮他周旋和解围。再说前两天下班还同我一起去喝酒，有说有笑的。

他为什么突然对我反目？当时的我，尽管已经二十五岁，由于此前的家境还算富裕，人生过于简单，喜欢把生活想象成小说，对待人际关系过于理想化和感情用事，世事所知甚少，或者说不谙世事，“文革”让我一下子突然看到人赤裸裸的另一面；我惊愕、意外、不可理解，但必须接受，因为现实是强制性的，人生存在现实里，不管现实变成什么样，你首先得承认它。“文革”前书画社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委会来管理，这三个人是区文化科指派的，管理社里的行政、财务和业务往来。我是其中一个。那二位都是年老的画工，管行政和财务；我年轻，比较能干，负责与社外的业务联系，过去是接洽书画业务，现在便是联系丝印了。别看在这个小小的书画社管这点事儿什么也算不上，却叫这王姓的同事看上了。突然扯去平日熟悉的面孔，露出杀气。

那天下午，他来到书画社时正好和我面对面，他的目光立即躲开，再没瞧我一眼。屋里的人都不说话，没人跟他说话，也没跟我说话，气氛异样。那时的生活可是说变就变。我脑袋有点乱，同昭的一句话却使我清醒过来：“人家当权派都是国家派的干部，是党员，你什么也不是，光是跑跑业务就能算当权派吗？”我便找朋友去打听我是否算当权派。有的说：“你算屁当权派。你那单位自负盈亏，说垮就垮，垮不垮都没人管。你别再给他们联系活儿干了，没人上班，看看谁是当权派。”有的说：“你那个小作坊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式单位，甭说公费医疗，连工作证都没有，你是当权派？不是太无知了？”有的说：“人家是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党员吗？你单位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哪来的当权派？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回事，瞧把你吓的，脸都白了。”他们说得再有理、再好，却没人认可，这些道理也无法拿到书画社去说。于是，我到文化馆和区政府的文化科去问，但是过去管我们单位的文化馆吴主任和区文化科的卞科长都被打倒靠边站，再去问别人，别人只是笑笑，没人解释，也没人肯解释。有人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都被打倒了，没人主事，很多问题没人说了算；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建立了一些地区的联络处，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向他们咨询。天津的事归“华北地区联络处”管，这个联络处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办公，可以去找。

我和同昭马上到火车站买车票奔往北京。那天阴天，赶到天安门广场，昏昏沉沉，天气很冷，黑压压到处是人，人群中间立着一些临时办公的帐篷，人们挤来挤去，多是进京告状的人。运动初期大量挨整的人现在没人管了，便跑来申冤；一个老人拉着我就喊冤叫屈，他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不叫我走，我说我不是政府的人，我也有麻烦，我比你还冤，老人才松了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边终于找到这个“华北地区联络处”，我们钻了进去，里边只有一个人，干部模样，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头戴“三块瓦”棉帽，两边的两块放下来垂在面颊旁，人有五十多岁，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小桌前，阴沉着脸，见我们进来，只说一个字：“坐。”桌上一支笔，一个登记本。他指指登记本叫我把自己的姓名、单位、地址都写上去，然后只说两个字：“说吧。”我便把书画社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来，这些话我昨天想了一夜，复习了无数遍，来北京时还想了一路，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张口一说却乱了，愈想说清楚就愈乱，最后把一句最想得到答案的话说给他：“我到底算不算当权派？”然后着急地等着答案。

我为自己“新房”画的速写

这干部在我说话时好像根本没听，我说完他立刻说：“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算不算当权派应该是本单位革命群众说了算。”说完这两句，不管我再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只这两句，最后说：“回本单位去吧。”

我从帐篷钻出来时，心已凉到底了，和广场一样凉和空空荡荡。忽见妻子站在我对面，身上裹着一个大棉猴，斜背个军包，绿色的背带斜在胸前，嘴上扣着一个大白口罩，口罩上边一双大眼睛直望着我，绝望，茫然，不知所措。我忽地涌起一阵怜惜的情感，作为男人我不能把压力放在她身上，我应比她强，给她力量。我用胳膊上去一拥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最多就是不再管事嘛，更好！咱们回去吧。”我们踏上了返回的火车。

火车上很乱，有进京告状的，有各派之间相互串联的，也有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是可以不买票的，但他们常常会和列车员吵起来；还有一些卖各种“红卫兵小报”和“战报”的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叫着：“一分钱一份！”

我和同昭上车晚了，没有座位，就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上，肩靠着肩。我的腿长，常给走来走去的人踩着。忽然车厢里的喇叭广播一条没头没脑的新闻说：伟大领袖的身体非常健康，经医学鉴定，伟大领袖至少活一百四十岁，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车厢里立时被一片高呼万岁之声淹没。我和妻子对视一眼，传达彼此心中的惊愕：这运动还要搞多少年啊，一直要搞到我们老了，要搞一辈子吗？我感觉火车好似载着我们正在一头扎入无穷的黑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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