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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沉浮录
原题
王洪文的“小兄弟”
陈阿大沉浮录
许多老上海人都还记得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还当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
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陈阿大原籍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1958年，16岁的陈阿大成为上海中华造船厂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19岁的陈阿大顺利通过各项审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退役前，陈阿大已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春，陈阿大复员回到上海，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陈阿大曾任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兼民兵排长。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大出身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根正苗红，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仍受到了重视。“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他做不来。他所做的主要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
在参加“四清”工作中， 陈阿大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而且他本人也对厂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 因此有些事情厂领导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了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 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这样那样的意见， 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 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 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 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 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陈阿大知道厂领导的“ 问题” 多， 敢于揭发， 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这样， 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 他也很快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
后来， 由他倡议， 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成为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 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 并建立了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他本人就是被王洪文笼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做手下的一员“虎将”。
工人时期的王洪文
掌权有术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
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
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上海帮成员
突击入党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自认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不料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就直说了吧。这位常委只好点明：你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在秘书的帮助下，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该厂金工车间于当天，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王秀珍事先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使其顺利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
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王洪文与姚文元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中共九大后，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上海市工交组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高多了。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邀请陈阿大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是有会，他必到，到会后必讲话。
陈阿大从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陈阿大也被视为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于是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坚定地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艘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但是，历史潮流不可抗拒。陈阿大紧跟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动乱，爬上高位，又在“四人帮”覆灭之际策划武装叛乱，最终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央很快就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海市委。陈阿大同“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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