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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王震之子王军：改开时代商界的标志性人物
原题
我眼中的王军
作者：秦 晓
相识与相随
我和王军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他在中信主管投资和贸易两大块业务，在商界已是赫赫有名。见面的缘由是他想找个副手，帮他处理日常业务，孔丹推荐了我，他约我到家里谈谈。去了后，他给我们泡茶、拿瓜子，话不多，语气不急不缓，平和之中透着威严和定力，像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就加盟了中信。从1886年在业务部做他的副手，一直到1995年他任集团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前后辅佐他十五年。这十五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历史阶段，得益于中信这个国际化大型企业的平台和王军的言传身教，我在知识、经验和能力上都有极大的提升。
在和王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工作之余或是出差外地也常聊天，有时会谈到深夜，谈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一般是泡上一壶茶，先下几盘棋，再开聊。他的故事充满了传奇启迪，都印在我的记忆中。
理念与认知
王军是改革开放时代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在商言商，他平日很少谈论政治，但这并不意味他不了解政治，不关心时局。文革中他有愤怒和反抗，“四人帮”倒台他有较深的参与。文革结束后，最初中央起草的决定说毛发动文革的初衷是的，但最后走向反面，他和王之认为这么讲不仅不正确，是会对清理三种人，拨乱返正留下隐患，文革应彻底否定，这个意见最后被采纳了。
他赞同邓的改革开放路线，并身体力行，助荣老板创办了中信，并将它打造成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方面，包括体制和政策，他会有批评意见和独立见解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重大的制度和政策问题上，他不赞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对企业的过度干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策决策部门还在纠缠计划与市场的时期，他曾对一位当时的国务院领导直陈“计划经济死路一条”，他说中信成功的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少。王军的理念和认知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威权与威望
王军在公司享有极高的权威，威权式的管理方式是他的风格，也是源自他在员工中的威望。外界不了解王军的人会以为他为人霸道，做事独断，其实不然。他的权威不是靠过度运用权力，整人建立起来的，而是他卓越的领导力、个人的魅力形成的；不是拒绝不同意见的独断专行，而是尊重知识、尊重事实，知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为。
我和他共事期间，他更偏向资本项下的活动，我则主要关注经常项下的状况，他相信发展是硬道理，我认为风险是企业的首要约束。总体而言，两者是互补的，但也会有摩擦和碰撞，他尊重我的意见，我服从他的决断，从而形成了良性的关系，这两种不同的的风格也塑造了那个时期中信的文化。
王军脾气大是性格使然，发脾气多是事出有因，事后不究，下属了解他，有时出了错，王总没发脾气，反而心里不安。威权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不同偏好的人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最终取决于市场的反应和员工的认同。
经验与悟性
王军对事物的判断多是基于他的经验。他不喜欢抽象的理论，更听不得空谈，面对问题先弄清事实及相关的政策，然后做出选择和取舍。有时碰到问题，他也会寻求理论的解释。
他曾问过我一些问题，比如“经济过热，需求过旺时，为什么宏观经济政策不是通过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供给，以现实需求和供给的平衡，而是控制基建，压缩供给？”我说，固定资产投资在投入阶段也是需求，形成产能后变为供给，投入期会继续扩大需求，产出后变为供给又需更大的需求支持。
又如“李嘉诚在国内有巨额投资，但负责国内业务的人权限很小，请一顿饭也要请示李嘉诚，为什么我们子公司一级在投资，利润分配方面有那么大的权力？”我说这涉及到企业内部集权和分权的配置，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对此有系统的理论解释，即 U(平板）、H（控股）、M（相对集权）三种类型的比较，中信应采取 M 型。
后来我为此专写了一篇文章，算是交他的答卷，他很赞同，成为中信当年重组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他不单纯依赖经验，不排斥理论，而且对理论的理解有很强的悟性。
2019年春节期间，保利集团领导看望王军(右二)
知识与数字
王军是工科背景，毕业后在基层工厂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生产、工艺、设备熟习并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一起出差看工厂，他看得很细，会提起一些很专业的问题，比如焊接火焰颜色偏黄，燃烧不充分等。看完后会给我们留作业，要我们把从原料到最终产品的工艺流程画出来。中信的工厂出了技术问题，比如戴卡轮毂铸造的气泡和砂眼，美国钢厂轧制的钢板颜色发红等，他都参与了诊断。
中信资产结构庞杂、涉及几十个产业，他的知识也得以丰富，从生产制造扩展到产业、投资、财务。比如最新一代的工艺、设备，单位产品投资额等。他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紧跟。生怕落伍，相关的知识也渐渐掌握了。
王军有极强的数字能力，包括记忆和心算。下属单位汇报财务时，他经常挑出数据上的问题，所以给王军汇报，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说半句含糊的话。我本科也是工程，记忆力尚可，但数字概念不强，跟了王总几年后，大有长进。现在已进入大数据时代，都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了。
王军资本市场、金融、法律方面的知识也是了得，他不靠读书，而是通过案例、交流学习，他很看重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会委以重任，不熟悉的问题会向他们讨教，可见他学习欲望和能力。
习性与品位
王军的生活习性与常人有些不同，但他是个有品位的人。他因过敏不喝酒，但会品酒，一次香港一位商界大佬拿出几瓶不同的红酒，让他品完排出优劣顺序，结果基本排对了，那位大佬很是佩服。
他烟抽得多，只抽混合烟型的万宝路，我跟着他也抽同样的牌子。前几年去看他，戒烟了，问他哪来这么大决心，他说王兵走前要他和王之把烟戒了，他答应了。
他饭量大又耐饥，饭量一般是常人的两倍，他常去的北京饭店、钓鱼台，见他来了也不问，自动上两份。一次同名的北京计委主任王军被误认为是他，也上了两份，弄得一头雾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去澳门，马万祺发现他吃的太多，担心胃有问题，要他做个胃镜检查，结果医生说王军的胃很特殊，体积小，壁厚，嚅动有力，几下就解决问题。马万祺才放下心来，说那你就这么吃吧。
他通晓中西各种菜肴，西餐还知道外文，吃相也好。耐饿，有时忙起来两天不吃饭。会品茶，知道各种茶的产地、特征、发醇度、泡制的方法、配套的茶具。一次请我在他家喝茶，倒了一小杯，我说这一小口哪够喝的？他说这叫品，你那叫牛饮。
他能熬夜，我陪他出差。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要下棋、聊天，多是搞到深夜，早晨要两个双铃马蹄表闹钟叫醒。有周期性失眠，当了董事长之后周期缩短，要服安眠药。
他好看体育节目，而且很内行，但除了打高尔夫没有其他健身和运动。他读武侠小说，家里放了满满一书柜，我早年读过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发现会着迷，就决定不读，所以谈到武侠小说里的人物、故事，我插不上嘴。
他平日不修边幅，上班或有活动时穿着讲究、得体。我一开始不懂，特别是西装、衬衣、领带颜色的搭配，是跟他学的。他说话声音小，听力不好，不善念稿，脱稿说得生动流畅。
王军参与的运动项目不多，说起来也就是围棋和高尔夫球。围棋每天中午下几盘，都是快棋。他懂棋理，棋力也不差，下快棋是要过把瘾，换换脑子，棋的质量就不讲究了。他和棋界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出资举办了多项赛事，赢得了棋界的尊重和爱戴。
高尔夫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有机会就打，认真、讲规则。支持中国高尔夫运动，曾任中国职业高尔夫协会主席，退休后精心打造了中国唯一世界百佳球场“山钦湾”，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为高尔夫界的佳话。
说到体育，不能不提国安足球俱乐部，王军一直上心，提出“永远争第一”的口号，鼓励国安足球队创建自己的品牌。
从1986年至2001年，我在中信工作，王军一直是我的领导。离开中信后，每过一段会去看望他。这几年他病情加重，状况愈下，预感到来日不多，但听到他离去的消息，仍是难以接受，抑制不住急促的心跳，好一阵才平静下来，拿起笔写下“我眼中的王军”这篇短文，以表怀念之情。
（作者秦晓，1947年生，山西人。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到内蒙古插队，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1986年加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95年任中信集团总经理、中信实业银行董事长；2001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招商银行董事长，现已退休。）
据悉，王军的遗体送别仪式于6月14日在广州市殡仪馆举行。6月15日－30日，在北京也将举行相关悼念活动。
延伸阅读
忆王军
——四十年的记忆
作者： 郭丰时
中信今年成立四十周年。
王军去世了，陆续看到了不少追忆报道，有些表达有误，有些不太准确。
有报道说：王军“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五系（导弹工程系）实际是王军毕业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系（船舶工程系）。
有报道说：王军1979年至1986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业务部总经理。
中信初创业务部总经理是徐昭隆，不是王军。初期王军是机电处处长。
王军1983后才任业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的。
中信1979年10月正式成立的，我于1979年9月正式调入中信。虽然还有人比我进入中信早，我确是在中信拿工资的第一人。
我毕业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四系（电子工程系），进入中信将我分配到机电处。王军是机电处当处长，我向领导反映“都是干部子弟挤在一块不好”，就把我安排在资源处。
不久王军就调任资源处当处长，我没有理由不要这个领导。这样就开始了我与王军“共穿一条裤子”的不解之缘。“共穿一条裤子”其实也是对我的误解。我只是做事，不参与斗争罢了。
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这本书我没看过，此文报道中提到“中信公司的筹备工作开始时，荣毅仁邀请了一批旧识加入中信公司，其中就有王军。”
中信公司是荣毅仁与王军的共同筹划和组建的。可以说没有荣毅仁或没有王军，就没有中信以后的辉煌。
说《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记载，创业之初，中信的办公环境很艰苦，“……到了中午，王军带头，几个家在北京的人就横七竖八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打个盹儿。下午两点，大家起身，用凉水洗把脸，揉揉眼睛，继续工作，常常就忙到深夜。”
别人是否如此我不清楚，至少王军没有中午睡午觉的习惯，更不会在地毯上打个盹儿，也更不会睡到“下午两点，大家起身，用凉水洗把脸，揉揉眼睛，继续工作，”那是政府衙门的官僚做派，张冠李戴的放到中信人头上，那不是中信人。到了中午，王军更多的是找人下棋。
“常常就忙到深夜”更是无稽之谈，完全是臆造。
王军处理问题很快，跟果断，从不拖泥带水。即便是在中信初创的年代，王军从来就没有工作要“忙到深夜”的需要，凡事都是当机立断。在王军和我的办公桌上从来就没有积压过一份文件，甚至连自己的办公桌边的座椅都没坐过，每天在各处转悠，现场办公，都是即来即走，完全没有国家机关那种研究研究再说的恶习。
王军也曾想改改，像个正规军的样子，坐下来办公，甚至把我的办公桌搬到他对面，训练我，看着我。就是那样，我也是一天都没在那襄理的椅子上坐过。王军也没有坚持多久。
说真的，如果“常常就忙到深夜”，就真不配在那个职位上干活。
那时很多需要王军签字的文件，王军不在，又不能拖延，不用请示，我就代他签上大名，等他回来告他一声就行了，这就是我们初创时的工作效率，不要说工作到深夜，就是在白天，王军常常给我们布置完工作后，就躲到一边打棋谱去了，那才是王军的效率，哪用得着挑灯夜战。
王军，我们是兄弟，王军是大哥，我是小弟，我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任性的、不听话的小弟！
只有是兄弟，王军在中信给过我不曾有过的宽容。
只有是兄弟，才会有对王军毫无顾忌地顶撞而未受惩罚。
到美国收购“李钨”，在讨论会上，王军认为经过投资，改造，第二年会有50万美金的利润。王军，你是大哥这样说了，我就没有发表意见。
但是，财务部樊家言处长手拿计算机算了起来，然后说：“王总你说的真对，我算了一下，明年不多不少正好是有50万美金的利润。”。
顿时，我心中的无名火蹿了上来，问道：“樊家言！你就是个资金处的处长，除了资金拆借成本，你还懂什么？你拍马屁拍到这种程度了！企业管理你不懂！工艺流程你不懂！生产成本不懂！原材料消耗不懂！市场营销你更不懂！你怎么算出的50万美金利润……”我把计算器丢到他面前，“你再给我算一遍看看！”
樊家言尴尬地看着我不说话。王军生气地看着我，“小郭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回到宾馆里王军和我同住一个房间，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看他的棋谱，我看我的电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美国考察谁也不理谁，最后还是他先开口。他让着小弟。
成立中北出租汽车公司，原来我是董事长，有人劝我说：“王总喜欢车，董事长让他当吧？”当仁就让，王军成了董事长。
董事会上，合作方北京出租汽车公司孙总经理讲：“王总，中北公司让你当董事长，就是你站得高看得远，你看中北出租汽车公司成立大会上，你和荣老板一出现，那么多人给你们鼓掌，我们老企业还很困难，希望你也支持一下……”当然，赞扬荣老板、王军我乐观其成，但是下面的事情让我坐不住了。
颂歌盈耳神仙乐。王军当即说：“好！给你们老企业400辆汽车指标！”我心里立马翻江倒海，说道：
“且慢，我这个董事还有几句话想说。老孙，你说王军站的高看得远我没有异议，但是你要和董事长这个职位联系起来，我要问问你？你是不是说我郭丰时站的低看得近？你给我说清楚了。
你们什么时候给王军、荣老板鼓过掌？就这一次！为什么，是你占了中信的便宜，中信让给你的利润每年一百万都不止。
这样，你每年给我一百万的利润，一年365天，我雇100人，每天早8点你上班，100人站在你门口给你鼓掌，晚6点你下班，100人站在你门口给你鼓掌……
今天，我希望你不要站在你老企业的立场上，我不要站在中信的立场上，咱们共同站在中北公司的立场上，把中北做大做强，双方分利……”
董事会立马鸦雀无声，王军又是那句老话斥责我：“小郭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是王军对我有过的当面最严厉的斥责。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王军的司机小岳跟我说：“你给王总点面子，就同意了吧。”我说：“我人微言轻，仅仅发表点看法而已。”
最终这四百辆车的指标没给中北。
中北公司已我说了不算了。我另起炉灶，花20天的功夫，成立了一家当时全国最大的中外合资出租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名称是“联合汽车出租公司”，这次不能大权旁落，董事长，总经理我一人兼。
外资也不能受制于他人，中外方都得是我自己，中方是中信，外方我去香港注册一公司。到香港一看根本来不及立马注册，就从荣智健手中转过一个空壳公司，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肖特基”，把“shortridge” 定名为“肖特基”这对我这个英文二把刀，实在是难为不少。
获经贸部批准进口3000辆免税汽车。我们一口气进口了20辆加长的凯迪拉克，这是中国第一次进口这样的车。
王军没有为难我，使得“联合汽车出租公司”能办得风生水起，年年获得北京市出租行业评比第一名，直到那年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通讯（莫道“的士”无月明——记严格管理的联合汽车出租公司）。“game over”。我8月1日写了辞职报告，主动下台。
我与王军，实际上很多事情不是在做事，是兄弟之间在“游戏”，在“斗气”……
发展我入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王军没有参加，只说了一句，“发展郭丰时入党，我怎么不知道？”党委就把我撂在那不批了。隔了一年，王军问：“郭丰时怎么还没发展入党？”立马开支部大会，就批了我。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从荣毅仁最早酝酿成立投资公司，王军已经是“中信”的一名重要成员。他早期长期负责的“中信”业务部，是事实上后来这个庞大企业集团绝大部分子公司的最初雏形。
那时，我与王军有过彼此无间的坦诚与信任，业务部所有的权力，只要王军有的全放给了我，王军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助理，中间隔着八九个副总经理，不管是投资，还是项目审批，不管进出口贸易，还是资金拨付管理，不管是出国考察，还是进入中信业务部的人员没有我的签字，他都不会批准，哪怕是职务比我高的副总经理。
会有这样的情况，没有王军的签字我可以代签，没有我的签字要返回来我补签。这就是当时业务部的工作流程。
但我既没有权瘾，又没有贪意，有时也觉得很不自在。
马春光介绍了一个打字员小唐，打起字来，如潮水涨落，我把她安排在进出口处工作。王军见到后要把她调到保利，我不同意，我说他“一碗水没有端平”。他说：“我用不到，你也别用，把小唐调到综合处”。
虽然我论地位，没有配秘书的资格，我调个女孩给我当秘书，也无人干涉，我们开始筹建保利公司，保利公司成立后，王军调这个女孩去保利，这下体会到了男女不搭配，干活实在累。我又去调来一个英文很好，人更漂亮的女孩给我当“秘书”。所以用引号，因我实在没有资格配备秘书。
有一次徐昭隆请外宾吃饭王军，我，还有那两个女孩都一同参加，外宾开玩笑说：“你们中信从哪找来这么多漂亮女孩。”王军似乎有些不悦，说：“都是小郭不知从弄来的，小郭你说，你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说话有些结巴，女孩为什么喜欢你？”
我的缺点似乎都让他抖搂出来，不好正面回答，我写张纸条给王军：“风流不在谈锋盛，袖手无言味最长。”王军看完之后，把纸条搓成纸团。低声说了一句：“TMD！”将纸扔进了纸篓……
人生无奈是多情。常思倾国与倾城，不怕身受声名累，不爱江山爱美人。结果呢？江山没了，美人走了。
这就是在中信，我与王军有的兄弟之间的任性，在逗着玩。
有时候王军小脾气也耍的可爱。
一次在人大会堂招待外宾，我俩没带证件，进不去，解释了半天没用，王军烦了，拉我到旁边坐下，别跟他啰嗦，咱俩不进去那会开的成吗？
有说王军出差去东京，吃烤鸡串，破了这个店八十年到一百年的纪录，那不是烤鸡串，是一种鸟，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王军告诉我，一次在军工一小盆肥肉没人吃得下，他给吃掉了，三天后擦屁股手纸上还都是油。
我和王军在西单吃涮羊肉，见到一对军人新婚夫妇叫的菜没吃完，受到了斥责，王军为人抱不平，喝干了涮汤，烧穿了锅底。服务员来指责王军，王军与人争辩道：“他们吃不完不对，我吃净也不对，你说怎么对？”
一次宴会上日商岩井的社长拿出一个当时谁都没见过的魔方送给徐昭隆，徐昭隆说这玩意只有小郭能玩，王军不屑一顾地说：“他一个星期要能对出来，下顿饭我请。”这口气也要争一下，当晚没睡觉，第二天凌晨六点给对出来了（其实不是我对出来的，是我弟弟对出来的）。
一上班，我把对好的魔方放到他办公桌上，到各处转悠去了，中午王军问我“对得怎么样了？”我想给他个惊喜，去他办公桌上去拿，已经不见。别人告诉我，王军看见它，就拿起来给扔了，那东西当时买又买不着，我输定了。
中北出租汽车公司成立之前，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是两大格局，首汽占据宾馆，北京出租钻胡同，中北出租汽车公司成立之后，因北京出租底子还是不敢去宾馆，有一辆到了北京饭店就让首汽和路口的交警把车牌扣了。王军和我立马赶去，不还我车牌，我立马调100辆车把北京饭店堵了，首汽如不道歉，我们立马发通知所有首汽车辆不准在国际大厦门口停靠，下客。最后以首汽一个副总经理来赔礼道歉告终，也终结了首汽独霸出租高端市场的局面。
在中信我与王军有坦荡的的君子之交，王军，他是大哥，我是小弟，开始是他骑着叶选基那辆摩托带着我出去办事，后来从北京出租弄了一辆旧“华沙”经常把我们抛锚在外。有一次在大三元请外宾吃饭，吃完后送外宾回去。这辆车楞打不着，也摇不着，只有王军力气大，我又摇不动，王军手上摇起了泡，也没摇着。
外宾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这辆老爷车很值钱，我愿拿一辆最好的车与你交换。”
王军，他是大哥，我是小弟，出门都是他花钱，我连公共汽车票也不会掏，出门吃饭当然都是他掏腰包。谁让他挣得比我多呢！
王军与我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灵犀。
有的说：王军“没留任何败笔与遗憾”，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王军当然有败笔，当然有遗憾，不过瑕不掩瑜罢了。
王军在我身上就遗憾小小的遗憾，不足挂齿，也说给大家听听。
我们进口了大量的汽车，外国汽车公司经常送汽车样车给我们，由我们自己选型，我选了一辆带天窗（当时国内没有），王军听了王柬之的“带天窗漏雨怎么办？”选了一辆没带天窗。后来遗憾不已，在人大会堂招待通用汽车总裁时还提起此事。他老想把我那辆车收走，我就是不给他。
一次丰田公司赠送两辆汽车给王军和我，在日本举行赠车仪式。约好他先去美国回来我们在日本会面共同接受赠车。在我出发日本之前，突然发现赠车仪式他决定只赠他那一辆车，赠我那一辆车不举行仪式。他也不事先通知我。不举行仪式我去干嘛。我不去了。王军从美国到日本一看我没去，放了他鸽子，在日本大发雷霆，见谁骂谁。回到国内，见到我又静如止水。
说王军在中信霸道，想想我，没有王军的包容就不会有我那样的横行。
调入中信需要靠英文，我若在某人的申请表上签上“此人不懂英文，专业我需要”就不用考英文了，就是考英文也走走过场，否则不是难为调入者是在难为我了。这样的情况基本都顺利通过。
公司分房，业务部的领导谁都不愿意去。凡是这些疑难杂症，王军都会交给我处理，我也是责无旁贷，饶有兴趣。事后王军经常提起，就是小郭去参加分房领导小组那次分房，他最满意。其实方法很简单，分房领导小组的人都抢着拍公司领导的马屁，要超标准给公司领导分房，我就是不同意。我在那里搅和，这房就分不下去，最后他们没办法，找我商量说你业务部需要多少房，只要别过分，你们先拿走。其他我们怎么分，你们也别参与。这样我们业务部顺利的要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住房，当然就委屈其他部门了。
有文章说“看完之后，他（王军）骂了一句国骂：妈的”。“妈的”的确是王军的口头禅，如果只骂一句，就太不过瘾了，太不是王军了。
你他妈的！我他妈的！他他妈的！真妈的……不少属下，王军不给他们轮番打上一顿“妈的”的鸡血，他们还真“妈的”兴奋不起来，他们把“妈的”当作一种褒奖，当作一种享受，挨一顿王军“妈的”臭骂，他们会兴高彩里地跳着从王军办公室跑着出来，向人们炫耀着：“今天，王总又把我骂了一顿”。
都以为国安，与安全部有什么关系，其实一点都没有，只不过当时我们分管他们的业务部开发处副处长叫金国安，拍这个处长的马屁，成立个公司叫“国安”。
我实在没有这样的雅兴与涵养，我对王军说：“老王，批评、处分都可以，处分错了我都不带吭气的。但是，你我都是爹妈养的，骂人不行，你骂，我也会骂，反正你地位比我高，咱俩看谁脸上挂不住。”王军也是给足了我面子，从来没有当面骂过我。当然背后不会少骂我。
一段时间荣老板王军与中信党组书记之间有了很深的隔阂，一方是我父亲的战友，我的长辈。一方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的兄弟，我夹在中间很难办，甚至向我父亲反应我与王军穿一条裤子，我与王军说的很明确：“我无原则，讲义气，拍马屁不会。有什么你就明确说，你想抢劫，我给你扛枪，想嫖娼我给你铺床，但你指示要明确。你们与雷伯伯（党组书记）之间的事不管谁对，谁错我都不能参与。雷伯伯是我的长辈”王军并没有为难我。
王军乐于挑战，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不假。他在飞机上比躺在床上要睡得好也是事实。他告我飞机，火车，汽车的震动让大脑震得成浆糊了，使人昏昏入睡。
即便我躲到“联合汽车出租公司”去，王军依然未忘我，不时地约我去聊聊业务部的工作和人事安排。业务部分家为兴业公司和贸易公司，王军首先希望我选择一个部门做担当，我毫无兴趣，王军特别想要我找他讨要点什么，我也知道只要我开口，他也一定会给，但我真没有这样的欲求。
我和王军一块商讨了，兴业公司和贸易公司的班底，秦晓是兴业公司总经理，杜彪是贸易公司总经理，王军问我：把你放哪？我说：“贸易公司公司吧，我和老杜比较熟，职务不变，还是襄理吧。否则你给我任命个啥，不干事情也不好。”过两天王军又找我，说“老杜比较为难，因为他是你建议提上去的，不好管你。”我说“那就到兴业公司吧”，虽在在兴业公司名下，秦晓也不管我，一次在香港碰见秦晓，秦晓说：“你看你的头发也不好好梳梳，都向上翘着。”我说“不服管教啊！”大家哈哈一笑。
肖栋，曾陪同某部副部长来拜会过党组书记熊向晖，我也出席也作陪，过后，肖某不断的找我，希望在业务上给与多多的支持。
我被他磨得无奈，对他说：“你这些项目，在我这里真的无法通过，我帮不了你，我能帮你唯一的办法是，我不在或我出国的时候，你报来，谁能批谁批，看你的本事了，批下来，我回来不吭气就是了，我只能帮到你这里。”
我出国去澳洲期间，他成功的介绍了一个二手录像带生产线项目，合同价格1840万美金。
肖栋高兴地找到我说：“成了，我还和王军说，怕你不同意，王军说别管他（指我），他就是个牛鸡巴，越撸越硬。”
我附和地说道：“那你算找对了，撸对了，找到了太监的鸡巴越撸越软。”
肖栋又将此话传给王军，王军大发雷霆骂我（只是没当我的面）。
咱这种人，顺着领导说都难让领导满意，还怎么能在官场混呢？
我并没有很高的觉悟，只是过早的接触权力与金钱，对它们已麻木。
如此明火执仗，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想想也是过分，想想也是过瘾。
无官一身轻，为官那是腐化，为士则风流倜傥。我也曾胆大包天，甚是猖狂，飘飘然忘乎所以。用现在的语言，就是找不着北了。好在那是改革初期的年代，还在当权者还不知如何用权，监察部，中纪委还不如此健全，我给我有了任性的空间。
有人问我为什么离开中信，并抬举我说：“在中信你就是混也能混个副总，和王军再配合好一点，中信就是王军老大你老二。”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但我的确不是当官的那块料，我喜欢自由，喜欢不受约束。我把领导当朋友，会显得对领导不尊重，把下级当朋友下级会无法无天，尤其王军官越做越大以后，我仍初心不改，改口好像对我都并不容易，连个王总都叫不出口。还是“老王”“老王”的这样喊着，还怎能在这个圈子里混呢？
再混下去，应该不是副总，而是“杨修”的下场。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必需离开中信了。
自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
自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
自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
依心而行，无憾今生。
【注】啰里啰嗦，写点琐事杂事，大家看的受累。一气呵成，又懒得再修改，不当之处，多多包涵。
原载作者微信公号郭丰时，本号获许可分享
追思远行的王军先生：
轰轰烈烈的一生就此真正谢幕
作者：周志兴
早晨，噩耗传来，原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驾鹤西行了。王董病了很久了，一直住在广州，不断有他身体不好的消息传来，毕竟也是78岁的人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不意外，但是仍然很悲痛，因为，王董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在我心里，他的形象非常高大。
其实和王董交往不多，但是，仅有的几次印象却很深刻。
1992年下半年，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当副社长，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找到我说，王震同志打电话来，希望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本他的画册，王震同志很客气地说，知道自己不够格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画册，但是，还是希望文献出版社能够支持。我知道，王震懂得中央的规定，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的是中央常委以上的领导，他没有当过常委，所以谦称不够资格。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粉碎“四人帮”和推进改革开放上，他的作用非常大，所以，不存在资格不够的问题。李琦同志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下来，把这个任务具体的交到我的手里。
从那时候开始，我和王震家里就建立了比较多的联系，王震在北京翠花湾的住所，也成了我常常去的地方。王军也住在这个小院子里，有时候，我也会到他的房间看看，这间也就是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说不上整洁，我估计王军管着这么多的事情，回来住的机会也不多。但是，这间房子之小之简陋，和中信集团董事长的身份实在是反差强烈。
《王震》画册
画册的编辑工作还是顺利，因为王震的秘书班子和家人为这本画册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出版社只是做了一些辅助和协调的工作。但是，印制出了一些麻烦。开始是王家自己找了一家中资在香港的印刷机构，我就不说名字了，他们负责从设计打样一直做到印制完成。他们也很认真，但是看打样的时候，大家非常不满意，觉得大失水准，只得临时决定改由香港凸版印刷来印制。
这是我推荐的印刷厂。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成立以后，第一本画册出的是《邓小平》，这是小平生前亲自看过的唯一一本他自己的画册，就是在凸版印刷的。后来中央文献出版社又出版了《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彭真》《陈云》等画册，所以，在出画册方面还是有着比较多的经验的。《王震》画册出现这样的问题，以至于决定舍弃前面做的工作，从头再开始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但是，王家并没有抱怨，也没有批评我们。
我记得这个画册还有一个插曲。开始编辑工作的时候，王震同志还在世，但是在编辑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王震同志去世了。中央对王震的悼词有官方评价：王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这本画册序言或者后记是不是要加上中央在给王震同志的评价？王震的秘书李慎明坚持要加上这些评价，但是王震同志的家属反对，尤其是王震夫人王季青，记得那天在他们家里为这个问题争持不下，最后需要老太太一锤定音，后来，王震最喜欢的孙女王京川说，她到里屋去问奶奶。
过了一会儿，京川从里屋拿出一张纸条，是王震夫人写的，纸条的大意是说：在这本画册上，不加入中央的这些评价，这是我的决定，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对这位老太太心里更是充满了敬意。
2014年，王震夫人王季青铜像揭幕
画册编辑结束后，王军在中信集团所属的国安宾馆，请我吃了一顿火锅，中信国安的火锅是名气很大的，邓小平、杨尚昆等都在这里吃过。王军再这里请我吃饭，也有象征意义。当时在座的。还有央视的著名主持人陈铎，他是为电视片《王震将军》做解说的。王军那天非常客气，说了不少感谢的话，其实，我就是做一份工作而已。王军自己其实吃的很少，一直在招呼我们吃。编过这本画册后，王军的弟弟王之还专门从香港买了一个公文包给我，这弟兄俩实在是非常客气。
2008年是王震的100周年诞辰，王家在两年以前就找到我，说是要准备拍一部六级的纪录片《王震》，希望我来做一个协调人，来找设摄制队伍，找撰稿人。于是我找了中央新影成立摄制队伍，也在央视找了著名的纪录片编导康建宁，搭起了班子，开始做这部纪录片。没想到这里又出了一些小插曲。撰稿人最开始选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老作家，他也写过王震，但是几个月后，他交了初稿编导看了不满意，认为没法拍。康建宁突然对我说，干脆你来写。我说，我从来没有写过纪录片的词儿啊！康建宁鼓励我说，我看过你写的《财经文摘》杂志的卷首，就是我喜欢的风格，我认为你会写的好。
纪录片《王震》
实际上，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因为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是个死日子，非得按时完成不可，我就迫不得已披挂上阵了。在创作过程中，王军也很关心，策划阶段他也给了很多意见。我为了写脚本，到了一次新疆实地采风，王军那时候已经离开了中信集团退休了，但是，他还是交待新疆的朋友关照我们，为我们提供各种便利。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审片阶段。王军那时候已经近70岁了，还是非常认真地参加。最后的审片是在中央新影厂做的，广电总局、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农业部和生产建设兵团都有专家参加，主导的是广电总局总编室。审片过程中提了不少意见，在我看来，有的意见实际上是没有太多道理，但是代表家属出席的王军非常仔细的听，从来也不反驳，我知道，他是在表示对审查的同志的尊重。我参加过一些审片，有的家属是非常难对付的，他们中有的人很狂傲水平又不够，但是，因为是家属，身份特殊，审片人也常常是无可奈何。
我也不说话，因为我毕竟只是撰稿人，但是在有一个环节上，我忍不住了。那是一段台词，是采访王震的长子王兵的。王兵说，我的妈妈很实在，一是一，二是二，我的爸爸有时候还“吹点牛”，审片人说，这句话要删掉。我忍不住了说，我认为这句话才表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王震来，最好保留。审片人说，中央领导同志还要吹点牛？这话不好听。他接着问在场的王军说，你们家属怎么看？我是不同意的，最后你们家属定。王军只是笑，没有反驳，也没有同意。但是实际上，审片人知道他是默认了主管部门的意见。我以前也听到过有的说法，说王军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但是从我看到的王军看，他完全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实际上，关于他的传说更多的是他如何体恤下属，关照下级。很多朋友在他手下工作过，提起王董，都是由衷地敬佩。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关纪律检查部门找到他说，中信集团有一个人涉嫌贪污，要带走审查。一般单位领导一定不会阻止，有的为了减轻责任还会落井下石。但是王军觉得，他是主管领导，要了解清楚情况，也要保护下级不受伤害。他说，据我了解，这个同志不是党员，不应该归纪委管吧！
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可是中信的朋友用这个传说来证明王军的为人，证明他的人格魅力。我相信这样的故事。
王军曾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1979年随荣毅仁先生创建中信集团，直到成为中信集团董事长，成为真正的站立于改革开放的潮头的弄潮儿。几年前，他开始重病缠身，只得在广州养病，一个轰轰烈烈一生的人似乎前进的脚步戛然而止，有时候，有朋友去看他，说到他卧床，说到他甚至认不得熟人了，说到他表达也很困难了，我都为他心酸。
现在，一切结束了，他退休的时候，就有一篇报道说王军谢幕，我看，从昨晚开始才是真正的谢幕，希望他在天国不再有巨大的工作压力，也不再有病魔的攻击，静静地俯瞰人间，我们会感受到他的目光。
（作者周志兴，1952年生，江苏常州人，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组任助理研究员。《领导者》杂志社长，《共识网》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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