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陆伟国："红二代"孙泱孙维世兄妹之死

From: 陆伟国新三届 2019-08-28

作者简介

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和140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香港时代出版社，2015年）。

电子邮箱：luweiguo1900@sina.com

（一）

这是革命吞噬自己儿女的典型事例。

孙泱，生于1913年，四川南溪人，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解放后，历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1964年4月，为加强人民大学的领导班子，配合新调来的郭影秋工作，由中共中央任命为人大党委副书记。

孙泱的引人注意，不只是他的个人经历，更在于他非同一般的身世。他出身于一个令人敬佩的革命世家，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响当当的“红二代”。他父亲孙炳文与朱德是好友，生前与朱德数度共事，交往甚密。1922年两人同去法国，11月就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两人一起入党。

孙炳文

孙炳文是我党早期军事工作领导人，曾任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4月携妻儿从广州坐船北上，准备去武汉就任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结果刚到上海港即被捕，20日牺牲于上海龙华。当时，孙泱14岁，妹妹孙维世才5岁多。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

左起：前排：孙泱、孙维世（孙泱三妹）、黄富生；中排坐者：任锐（孙泱母亲）、任馥坤、黄志烜；被抱者：孙济世（孙泱二弟）、黄连生、黄直生；后排：孙炳文（孙泱父亲）、任载坤、任焕坤。摄于1925年左右。

说明：任馥坤是任锐的大姐，黄志烜是大姐夫（矿业专家），黄富生、黄连生、黄直生是他们的孩子。任载坤、任焕坤是任锐的三妹、四妹，任载坤的丈夫是冯友兰，任焕坤21岁就已去世。他们中有不少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颇有作为。

1956年冬摄于北大燕南园冯友兰住宅前。左起：后排：孙泱、金山、冯友兰；中排：孙维世、宗璞、石琦、任载坤、任均；前排：王延风、冯枚、冯蓓、王津津、王乔乔。

说明：石琦为孙泱妻子，金山为孙维世丈夫，任载坤是孙泱的三姨，任均是孙泱的六姨，宗璞是冯友兰的女儿。

（二）

但是到了文革，这份光荣历史却给孙泱带来了巨大麻烦。极左势力很早就盯上了孙泱。1966年6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那次会上，康生找到已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谈话。康生问：“孙泱这个人怎么样？”郭影秋回答：“他还不错，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后代，做过朱老总的秘书，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能力都可以。”但康生却沉着脸说：“是这样吗？”稍后又说：“这个人很坏，不能说做过朱老总的秘书就一定可信，你要注意。”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果然，孙泱是人民大学领导干部里第一个被揪出来批斗的。人民大学对当权派的第一场大批判会，是在6月13日，工作组进校的前一天。那天上午9点，学校依据上面的要求宣布，孙泱停止领导职务。10点，孙泱等人就在文化广场上被批斗。

这次还只是叫几位领导站在台上，垂手而立，接受批判，还没有怎么动手动脚，但这已经是很惊人的了。因为是第一次看到领导会被这样对待，站在下面参加大会的我，感到很突然、很惊讶，甚至怀疑起自己的眼睛，这是怎么啦。这场批斗会的照片，至今我还留着。

1966年6月13日，人民大学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

1966年10月之后，文革进一步深入，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左势力的矛头更加明显，其打击目标也包括了要打倒朱德。他们采用的战术是首先点名批判孙泱编写的《朱德传》，想以此打开缺口，从孙泱身上搞到“朱德反对毛主席”、从而整倒朱德的材料。这个点子，是张春桥出的。

张春桥大骂《朱德传》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

可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写书是尊重历史事实的。1966年11月，对孙泱的斗争开始升级。

在反对朱德、反对孙泱的浪潮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极左势力的爱将戚本禹充当了急先锋。1967年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所不解，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有人问：“怎么个批法？”戚本禹说：“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

想说明的是，这天晚上，戚本禹对人大的两派组织都召见了，而且双方是一同去的。但戚先对“新人大”谈，“新人大”的人也就先打电话回学校。等“三红”这边回到学校，“新人大”就已经抢先把孙泱抓走关了起来。直到孙泱被害死，一直被关在“新人大”那一边。

不久之后，戚本禹还嫌声势不够。3月3日，他直接跑到人大召开大会，挑明了“人民大学的敌人就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他在大会上，对孙泱的问题，讲得很具体，也很明确。

戚本禹说：“孙泱是几号（被罢的官）？（会场呼应：六月十三号）六月十三号，孙泱六月十三号的罢官是个大阴谋。孙泱是个什么人物？是蓝衣社的特务，钻到共产党内部里边来，与陆定一黑帮严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给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服务的。在这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你们革命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现在看，你们进行什么斗争？进行的斗争，水平高不高？（不高）他们居然对你们的战斗队十分猖狂，说他有权和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没资格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们没打倒孙泱，孙泱敢于同你们那样嚣张，敢于跟你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弄清这个问题’。‘我有权力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对他有了解。是的，我们对他是有了解的，我们了解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最后他说：“人民大学的问题变成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最复杂的问题。什么道理？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对敌斗争大方向。”

在戚本禹的煽动和指令之下，对人民大学校领导的迫害，就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典型的就是6月8日和6月13日，连续大会批斗孙泱。

但事不遂愿，孙泱还没斗倒，戚本禹自己先倒了。1967年夏，武汉发生“7·20事件”，极左势力借机发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攻势，结果引起了一些军内领导的强烈不满和不安。极左势力想想，还是枪杆子比笔杆子重要。为了安抚局面，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当作替死鬼，扣上“反党乱军”的帽子，先后被甩了出来。

（三）

然而，极左势力要打倒朱德、从而扫清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可能有的最后阻力，这个企图始终不改。于是，尖刀又指向了孙泱。戚在政治上跛脚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便跳到了最前面。

1967年9月6日，康生点名孙泱是“大特务”，并说中国人民大学特务多。同月26日，陈伯达、江青两人也迫不及待地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再次讲这个话。（顺便插一句，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后来知道他们是坏人，所以现在就说当时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几个极左势力的代表人物讲话的那个腔调，叫人听了就不像人话。陈伯达是没有进化好的福建普通话，纯粹是大家都听不懂的鸟语。江青是高八度的尖叫，人们只能听出猖狂和嚣张两个词。至于林彪那更是变了调的装腔作势，根本不像是人在讲话。任何当时听过他们讲话的人都有这个感觉，只是不说而已。）那次会上，陈伯达说，孙泱是坏人。江青接着说，孙泱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

1967年，人民大学造反派批斗孙泱、郭影秋。

这种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使得对孙泱的迫害陡然升级。孙泱除了大会批斗，还被连续审讯和毒打，打得很厉害，受到严重内伤。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讲到：“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

没几天，10月6日，孙泱就被害死在被“新人大”关押的图书馆地下室里。据说，当时有个“上吊自杀”的现场。因为关押他的地下室内没有任何可供自杀的工具，他就把床单拧成一条，捆在暖气管上，一端套住自己的脖子，可是暖气管道很矮，所以只能使劲向下，自己勒自己，活生生将自己的一条命勒死。

孙泱更有可能是遭受毒打伤重而死。有句话说，文革中的自杀，其实都是他杀。尸体解剖发现他腹内空无一物，这之前还不知经受了多少的饥饿。不知道后来工宣队进驻后对此事进行调查的正式结论是什么。

按说，那时对关押“走资派”的看管是很严密的。比如“三红”这边对王若飞夫人李培之副校长的关押，就是每天都有两个女同学24小时连续看管。尽管李在1965年初已经离校去邮电部任监察组长。我们班的两个“三红”女同学就去看管过一天。不知他们那边怎么会出这个问题。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孙泱被关押和遇难后，他的夫人、相貌和风度都非常出众的石琦也被关押，而且遭受到了灭绝人性的迫害和蹂躏。他们的孩子孙名和孙宁，精神也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非常地压抑。

但是，孙泱像他父亲一样，表现刚强，至死不屈，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最终也没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四）

朱德在得知孙泱的死讯后十分悲痛，说：“孙泱有什么错？他的错误无非两点，第一是给我当过秘书，第二是说了真话。”孙泱遇难前后，朱德还曾几次想请周恩来出面伸以援手。周恩来苦笑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些。我保了他，日子更难过了。”

朱老总自己的境况，也是一言难尽。远的不说，“文革”一开始，在1966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受到了林彪等人的围攻。在这次会上林彪指着朱德说：“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他是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也没做过总司令。”（《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朱和平，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朱老总的逝世，更觉蹊跷。2011年11月20日，年过八旬的朱德的儿媳赵力平女士在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公寓接受采访时，证实了朱德被“意外”感冒的情节。1976年6月21日，已是九十高龄的朱德被安排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却在空调房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出现了感冒症状。

朱老总进医院治疗几天后，一直未见好转。家属中有懂医疗的，当时还特地向医疗组提出，“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却拒绝换药。朱德就这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来源：《同舟共进》，作者：周海滨，原题：《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朱德夫人康克清进一步回忆道：1976年6月26日，朱老总住进医院。“当时天气很热，老总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我就紧张起来，老总的病怎么会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我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很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朱老总从住院到逝世，只有十天……他走得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请见：《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增补本），杨胜群、陈晋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

首都各界群众前往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沉痛悼念朱德去世。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离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这之前，周恩来于那年1月8日逝世。这两个主要领导人恰巧都在同一年里，赶在毛泽东之前相继离世，而且三人前后相差仅八个月，间隔竟然如此之近？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提出来过。

（五）

讲到孙泱，就不能不说到孙泱有个才貌双全的妹妹孙维世，周恩来的养女，时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

孙维世生于1921年，年少时就在上海东方话剧社参加进步文艺演出。1937年，投奔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时遇上了周恩来，并收为养女，而后就去了延安。她在延安时的风采被江青所嫉恨，尽管她们还曾同台演出。孙泱兄妹为四人帮所不容，这也是个重要原因。1939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疗手臂，孙维世有幸同去。在苏联期间，她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成了革命队伍内少有的红色戏剧专家。

1940年代初摄于莫斯科。左起：前排：孙维世、邓颖超、任弼时、蔡畅；后排：周恩来、陈琮英、张梅。

说明：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张梅是林彪当时的妻子。

孙维世的脾气非常耿直，很有正义感。解放后，江青几次拉拢她，想叫她牵头搞“现代革命剧”、“样板戏”之类，孙维世都回绝了。江青心里恨得咬牙切齿。

孙泱死后，孙维世向毛泽东写信，为其兄申冤，要求查明真相。孙维世向毛泽东直接求助，决不是毫无缘由。建国初，毛泽东访苏时，江青想同去而不允，相反是找了孙维世，还担任了俄语翻译组长。因此，孙维世和毛泽东之间是非常熟识的。孙维世在五十年代可以随时出入中南海，在京城高层圈子里是有名的“红色公主”。所以，她不但为哥哥申冤，为丈夫金山的被捕入狱申诉，而且还敢在信中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江青害人太多，要求停止她的政治活动。

左起：任锐、孙维世、任均。

但是，孙维世在政治上还是太天真了。这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不知怎么却落到了江青手里。江青狂怒，拿着逮捕证找到周恩来，大骂周纵容干女儿反对她，还当众挥手打了周恩来。

周一言不发，默默地在逮捕证上签了字（当时逮捕一些特殊人物，要周恩来亲笔签字）。尽管周恩来应该知道江青打狗不看主人，抓孙是冲着他来的，也应该知道孙维世被江青抓走之后将是怎样的结果。

29岁的孙维世和39岁的金山。

而且，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也扯进了这件事。早在孙维世在苏联留学期间，林彪就曾是孙维世的热烈追求者，尽管那时他和陕北米脂美女张梅（刘新民）还没有离婚。1942年林回国时与张梅离婚，想要孙与他同行，孙不肯。虽然，林彪到东北后与叶群结了婚，但对孙维世仍然很感兴趣。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瞒过叶群。1946年孙回国时途径哈尔滨，林设宴热情招待。同桌之上，叶相形见绌，一言不发，由此而对孙维世恨之入骨，视为仇敌。

因此，当“文革”中，江青对叶群提起孙维世，说：“她是我的仇人。现在趁着乱，你去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之后，叶群在孙维世一案中也起了恶劣作用。

在西柏坡时，周恩来夫妇与孙维世合影。

（六）

孙维世也已预感到自己将会遭遇不幸。根据她姨姨任均的回忆录记载，文革时孙维世曾三次到她家。“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苹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笔者注：1968年初），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

果不其然，厄运很快就降临到孙维世的头上。1968年 3月1日夜晚，两辆军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开进了北京饭店西侧的南夹道，车上跳下9男1女，清一色的空军打扮，迅速将孙维世的住宅包围起来，先派一人谎称是剧院的去叫门。门一开，便亮出了逮捕证。孙维世看着明晃晃的手铐，一切都明白了。她略略拢了拢头发，顺手捡了几件常用的衣物，便默默地随同他们走近停在外面的汽车……

孙维世被捕后，被改名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即：要一直关到死，也不会释放），一再追问她和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她在狱中受尽摧残。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人说，对孙的每次审讯都是一场蹂躏，还曾被轮奸。只七个月的时间，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在北京看守所五角楼。死时赤身裸体，遍体鳞伤，双手戴着手铐，头上还插着一根钉子！那年，她47岁。

孙维世自身是个好样的，始终表现刚烈，就像她的父兄一样。她为了维护周恩来而死，就像孙泱为了维护朱德而死。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时，孙维世的丈夫金山等人曾去中央文革专案组查询孙的情况。在材料里，专案组认定她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仅仅只有几行字，而具体罪行只有一条：“1950年代曾经给李立三的妻子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大概因为李莎是苏联人，孙维世也是毫无道理地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

（顺便说一下金山的事。抗美援朝时，金山带领文工团去朝鲜慰问，与当翻译的金日成女秘书有了关系。事发后，女的被朝方枪毙。金山回国后面临巨大压力，但孙维世仍对他不离不弃，总算平安度过。之后，金山表现一直不错。孙维世去世后，她的妹妹孙新世和金山结合，共度余下的岁月。）

四十年前，孙炳文被国民党腰斩，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他的妻子任锐忍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四十年后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烈士子女身上再次重演。只是凶手不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天理难容啊天理难容！

1945年7月，林琳、孙维世、林利在莫斯科合影。右侧的林利，就是笔者在“阚玉瑶老师之死”一文中提到的林伯渠的女儿大林利。因江青对她有仇，被打成苏修特务。而阚老师的妻子林莉因为与她同音，江青分不清，也被一起打成“特务”。

主要参见：

陆伟国：《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漓江出版社，2012年；

任均口述：《革命家族的私人记忆：我这九十年》，王克明记录，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

《炎黄世界》2011年第6期有关内容；

丁帆：《‘红色公主’命殒五角楼》《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沈国凡：《“莫将血恨付秋风”——“红色公主”孙维世之死》，《同舟共进》2011年第六期；

司马荒原：《孙维世之死》，发表于“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