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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 | 红二代在苏联遗落在异域的年少青春

张恒王晓新三届 2019-08-28

原题

红二代在苏联

遗落在异域的年少青春

作者：张恒王晓

20世纪40年代，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教职员与低年级中国学生合照

刘爱琴已经88岁了，下个月要出趟远门。她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是在76年前（1939年）。

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穿着粗布衣服，在延安的窑洞跑来跑去。有一天，父亲把她和哥哥叫到身边，让他们收拾东西，去苏联。行程匆匆，甚至没来得及和小伙伴们告别。当时像刘爱琴这样去苏联的，还有许多人。

年纪尚小的他们不会知道，这便是自己的命运。生在战乱年代、特殊的家庭，个人情感从来是不重要、不牢靠、难以长久经营的。无论是友情、爱情甚至亲情，随时都可能被战争、被政治硬生生撕裂。他们不断告别，颠沛流离，但只能接受。

2015年4月20日的午后，春日的阳光斜射在木地板上，刘爱琴背对窗户，坐在沙发上，安静地讲述过往的一切。从外表上看，她像极了父亲刘少奇——高鼻梁，高颧骨，满头白发。她回想着往昔记忆，念着那些人的名字，轻轻地叹了口气。

去苏联

5天前，刘爱琴去俄罗斯大使馆，从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手上接过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那天她很高兴，遇到很多久未见面的朋友。“稚沙，你也来啦”，她笑着对拄着拐杖的陈祖涛说，雅沙是陈祖涛的俄文名字。李敏就坐在刘爱琴旁边。李敏年纪小一些，79岁了，头发黑白相间，朋友的女儿也来了，刘丽替母亲来领奖，她是朱敏的女儿，朱德的外孙女。俄罗斯还邀请她和李敏等人参加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5月9日，在莫斯科。

刘爱琴更习惯把俄罗斯称作“苏联”，对她来说，那是一个让她至今说起来眼睛仍会发亮的国家。

刘爱琴和哥哥刘允斌离开延安去苏联，是1939年8月的一个早晨。这对小兄妹坐在卡车上，看着父亲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终于消失。

对他们来说，模糊，才是父亲最真实的状态，刘爱琴出生于动荡的1927年，那一年，不断有共产党员被杀，中共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刚刚出生的刘爱琴被送给他人抚养，十年中，她在不同人家流转，甚至被卖做童养媳。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里，直到1938年，被接到延安。几个月后，哥哥刘允斌也被找到，带到延安和家人团聚。但这场团聚也不过持续了一年而已。

这几乎是那代孩子的共同遭遇。住在他们隔壁窑洞的，红军将领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出生后一直和母亲躲在亲戚家。直到9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

陈昌浩患有严重胃病，在刘爱琴兄妹走后不久，他决定搭乘送周恩来的飞机一起去苏联看病，在请示了毛泽东后，陈祖涛被准许同行。同样获准一起去的还有高岗的儿子高毅、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

那时候的苏联，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盏明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天堂”，陈祖涛回忆道。

“天堂”儿童院

抵达苏联后，大人们便离开了，留下六个孩子，被分送到两处地方。孙维世到莫斯科一家戏剧学校学艺术，其他五人被送往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儿童院，后来，又转入距离莫斯科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由共产国际建立的儿童院，原是为了照顾世界各地革命者的后代，减少革命者后顾之忧而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中国共产党烈士的遗孤被送到这里，和来自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各国共运领袖的孩子一起被抚养。“他们是全世界共产党领袖的子弟，”陈祖涛说，“都在这个儿童院，一共是31个国家的子弟。”

据陈祖涛介绍，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除了烈士子女便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孩子，如毛岸英、毛岸青，刘允斌、刘爱琴。还有一些孩子是中共领导干部在苏联结婚后出生的，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等。

五个孩子换上了儿童院的统一服装：男孩子是黑色衣裤、黑皮鞋，唯一的女孩子刘爱琴则是黑色连衣裙、长筒靴。他们被带到礼堂里，与其他孩子们认识。

从这一刻开始，他们要与过去的一切道别了。为了讲卫生，无论男孩女孩都被剃了很短的头发。根据惯例，他们还要抛弃自己原来的名字，重新取名。从此，刘允斌叫克里姆，高毅改称沃洛佳，高老虎，陈小达则叫小老虎，陈祖涛变成了雅可夫，昵称雅沙。稍晚一些来到儿童院的朱敏则叫赤英。刘爱琴并没有起苏联名字，“我的名字本来就好听，大家都喜欢这个名字，就‘爱琴一爱琴’地叫了，只是按照苏联的习惯，把‘刘’字挪到了后面”，他们好奇又好笑地称呼彼此，却不知道，这些名字将伴随她们一生，成为永远的印记。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坐落在伊万诺沃市东部，由一片错落相连的灰白色楼房构成。楼房前面是用矮树围起的大花园，花木被精心剪裁，中间还建有一个喷泉。儿童院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松林，散发着树脂的香气。松林里，鸟鸣婉转，时有松鼠闪现。树林的一侧，是一条小河，蜿蜒流过。到春天，河岸上绿草茵茵，鲜花繁盛。

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记得父亲曾看过自己一次，在河里撑木筏玩儿。但是大部分孩子都没办法见到自己的父母，陈昌浩在莫斯科养病，从未看过陈祖涛，几十年后，陈祖涛才知道，当时父亲的地位尴尬，被冷落他乡，心中想必非常苦闷。“他不跟我讲他的事情，怕影响我们，只是嘱咐我，要忠于毛主席。”陈祖涛回忆道。

他们此前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父母陪伴，这一次离开父母，也没有让他们感到太难过。更何况儿童院里的生活简直像天堂一样。不但体育室、阅览室、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饮食也很好，猪肉、牛肉、鸡蛋、新鲜水果轮番供应，每天都可以喝到牛奶，甚至还有鱼子酱，儿童院的管理者共产国际很细心地照料着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们，他们制定标准，苏联有关机构负责执行。

大部分时间是在上课。儿童院实行苏联十年全日制教育，和普通苏联孩子的课程一样：英语、数学、物理等等。“儿童院里经常请来老共产党人、老工人和红军指挥员来给我们讲课，带领我们到工厂参观。”陈祖涛说，这种革命传统教育是很重要的内容。慢慢的，这些孩子逐渐掌握了俄语，对苏联的认同感也逐渐加强。

“斯大林当时签了一份决定，年满16岁的年轻人，都允许人籍苏联公民，”陈祖涛回忆道。当时儿童院里的很多孩子，都获得了苏联国籍。

2015年4月15日，北京，刘爱琴（右）与友人交谈

风云突变

1941年的6月，欧洲燃起的战火已经烧了两年，中国也在苦苦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但是在苏联，一切都很平静。

身体虚弱的朱敏生病了，小时候的哮喘病根开始复发，她整日整夜地咳嗽。药吃了很多，病情却不见好转。儿童院决定将朱敏送到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去疗养。

6月21日晚上，朱敏到达疗养院，“睡眠中的我们谁也不会料想这一夜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记的日期”。22日凌晨3点，希特勒向德军下达了进攻苏联的命令。

擅长“闪电战”的德军迅速打到莫斯科城下，儿童院的周遭沦为硝烟弥漫的战场。由于距莫斯科仅300公里，自身又有飞机场，伊万诺沃也受到不小的威胁。德军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头顶盘旋，有时从莫斯科转个弯回来，就朝伊万诺沃的飞机场轰炸。儿童院大一些的孩子每天举着枪站在楼顶巡逻值班，一有情况，就赶紧通知大家躲进防空壕。刘爱琴等十几岁的孩子则要负责帮更小一些的同伴躲避轰炸。

刚开战的那年冬天格外难熬。原本在儿童院里负责准备烤火材料的工人们扔下手头的工作，上了战场。孩子们没来得及准备烤火材料，长达五个月的冬天里，只能干冻着。冻得实在受不了，陈祖涛和大一点的孩子就去20公里外的树林里伐木，用马车拉回来做取暖燃料。儿童院旁边一块废弃的土地上，老师带孩子们种了不少土豆。等到土豆长出来，刨出来煮熟，再蘸点盐，大口大口地嚼。刘爱琴记得，“在战争以前，这些小土豆都是喂猪吃的”。

艰难之下，教育仍然继续。课堂上，老师讲卓娅的故事，大家听完哭得稀里哗啦。有同学报名要去前线，统统被拒。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多年之后回国，才从母亲那里听说，“战前周恩来与斯大林有一个协议，中国孩子学成后要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如果苏联参战，中国孩子不派去前线打仗。”

陈祖涛

身陷集中营

朱敏所在的疗养地是个风景更美的地方，有茂密的森林和平坦的草原，向四周望去，能看到很远。6月22日，朱敏正与捷克的一对小朋友散步，忽然感到大地微颤，天空中有小黑点移动。在国内见过日本轰炸机的朱敏很快意识到，战争来了。

第二天，德军便攻陷了他们所在的地方。疗养地的老师带着他们逃走，没走多久就被发现。朱敏编造了中国医生女儿的身份，躲过了检查。但同行的两位犹太儿童，却因头发和眼球颜色，被认了出来。

纳粹军官开始毒打两个孩子，直到她们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再挖坑将其活埋。近半个世纪后，朱敏一听到“扑扑”声，就会想起往坑里盖土的声音和那令人心悸的一幕：从土堆里慢慢拱出一只纤细血手，五个手指张开着伸向静默无语的天空。

朱敏和其他孩子们被关进了德军的集中营，原本在天堂生活，忽然间堕入地狱。在地狱里生存，与魔鬼同伴，每一刻都要小心翼翼，朱敏亲眼见到过饥饿的人们，忍不住偷了一块面包，被抽打至死；浑身是血的犹太人和德国军犬搏命。

曾经有一位纳粹士兵，乐呵呵地要给她和另外两个孩子照相。孩子们很开心，甚至暂时忘记了集中营的恐怖，脸上露出了笑容。忽然那个纳粹士兵变脸，用鞭子抽她们，认为她们的笑容过假。过了几天，他又微笑着走过来，把洗好的照片递给朱敏等人，一边称赞她们可爱，一边摩挲着手里的皮鞭把子。

朱敏只能苦苦坚持，她曾经冒死把一个列宁纪念章含在嘴里，保存下来，这成为她的一个精神动力。在漫长的黑夜里，她抚摸着列宁的头像，寻找慰藉。对着窗外苍白的月色，她常想起经常熬夜，在延安月色下满脑袋想大事情的父亲来。她记得父亲曾对她说过：“月光真好，坐在外面透透气，很清冷，现在再看东西，眼睛就不发花了，”她已经四年没有见过父亲了，不知道他是否还惦记着自己。

乱世孤儿

1943年10月，朱德曾给朱敏写过一封信，嘱咐她要好好学习。但是这封信根本没有送到儿童院，在边境线上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被退了回去。妻子曾要求他联系斯大林，请其代为寻找。但在抗战最为激烈的年代，家庭私事实在不值一提，朱德张不开口。

苏德之间爆发战争后，儿童院与国内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不过孩子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父母的日子，“我们当时对国内的一些事情很淡漠”，陈祖涛说，这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斯大林的一项决策。巨大的战争压力之下，苏维埃帝国的领袖亟需同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缓解德军带来的压力。为了与英美修好，减轻这些国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担忧，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大国政治博弈下，儿童院的守护者就此烟消云散。苏联红十字会转而接手儿童院的工作，但他们能力有限，能维持孩子们的最低生命需求就已经很不错了。

也是在这一年，儿童院来了一位新院长马卡洛夫。很快，孩子们就发现他不但克扣伙食经费，而且还有种族歧视，尤其是针对中国人。有次，食堂丢了东西，他不由分说，便认定是中国孩子所为。1944年8月，他还强行赶走了罗西北、王继飞等几个中国学生，任由他们在苏联自谋生路。后来，他又将住在儿童院里的贺子珍送进了精神病院。

战争耗去了苏联政府的所有精力，陈祖涛说，“共产国际取消以后，我们都是孤儿了。”

毛岸英原本有着与苏联高层通信的渠道，但1942年，他也离开了。

战争爆发后，毛岸英曾两次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上战场，“为数百万被害的苏联公民报仇”，终于，一位苏联将军将他从儿童院带到了一个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两年后，毛岸英从军事学院毕业，此时苏军已经将德国人赶出了苏联国境。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方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同兼保护毛岸英到前线战场转了转，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1944年，朱敏（中）和小伙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逃出生天

集中营里，朱敏发现自己快要不会说中国话了。从1941年离开延安，她已经有整整四年没有听过汉语，有时候她一个人在黑夜中默默和自己说，可说着说着就跑音走调，遇到复杂的语句，竟然想不起来怎么说了。这让她感到很惊恐。

1945年1月的一个早晨，朱敏醒来，发现催促上工的汽笛没有响起，带着暖意的阳光已经洒满院子。她一下子蹦起来，飞快穿上衣服，往门外跑去。

屋外静悄悄。荷枪实弹的宪兵不见了，几只麻雀在地上跳来跳去，院子的大门敞开着。过了很久，朱敏等人才确定，为屠杀而架起的机枪没有来得及射出子弹，德军就在苏军的进攻中仓皇而逃了。战俘们担心德军反扑，各自抢了些物资，也四散奔逃。

朱敏抱着一大块黄油，和几个小姑娘一起奔命。她们也不知道去哪里，只好往东，向着苏联的方向。

苏联人也在找朱敏。斯大林听说朱敏等孩子失踪的消息后，向正在指挥战斗的苏军元帅朱可夫发急电，要求他注意查找儿童院失散的孩子，尤其是朱敏。朱可夫也立即向部队下达命令：“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

朱敏对此一无所知。她虽然被苏军的一个难民营收留，仍然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她试探性地问过一些苏联红军，如果自己是共产党高官的女儿，他们会怎么办？结果遭到对方的嘲笑。

她不断想起自己的父亲，却发现，自己已经想不起他具体的样貌来了，脑子里，只有父亲一个模糊的影子。

饱受思念的煎熬，她再次对一个红军政委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对方不但相信了朱敏的话，还高兴地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

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四年之后，朱敏终于逃出生天。第一件事就是想给父亲写信，她要来纸笔，提手要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几个中国字来了。她15岁被父亲送到苏联，又被德军掳去，不但失去了对父亲的记忆，也生疏了自己的国家。

再见，爱人

在离开儿童院，进入军事学校为上战场做准备前，毛岸英恋爱了。他喜欢上了儿童院里的保育员费尔南妲，普列斯婕斯。这让他既紧张又兴奋，敌人的飞机在头顶上盘旋，爆炸声不断，他却总忍不住想她。他似乎想要告诉苏联的朋友，又极力克制这种想法。在给苏联朋友的信里，偶尔会看到他小心翼翼、半遮半掩地写上一两笔。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向这位年轻的姑娘坦白了自己的恋情。但这是一次不幸的表白，费尔南妲只是把他当作朋友而已。这场表白让她有点懊恼，她跑到马卡洛夫那里哭诉：“我想，我们是朋友，可他谈爱情……难道现在是谈论爱情的时候吗？”

爱情来的时候，从来不分时间场合。远离了父母约束的这些年轻人很自由地谈起了恋爱。中共领导人李富春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接受了苏联男孩瓦里亚的追求，1947年10月两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当时国共处于内战阶段，李特特甚至没办法和父母通信，报告这个消息。后来，李特特颇为酸楚地对母亲说：“我想念您和爸爸，可又没办法通信……我本来是想和你们商量这桩婚事的，可我到哪里去找你们呢？”

同样坠入爱河的还有刘爱琴。也是在1947年，她与西班牙共产党总Z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外甥费尔南多结为夫妇。

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让负责中国同学联络工作的陈祖涛去接刘爱琴和刘允斌。这时候，他才得知女儿的婚事。刘少奇当时要求刘爱琴和自己一同回国，并表示费尔南多一同回国不太合适。已经怀了身孕的刘爱琴不得不听从父亲的安排，与丈夫分手，回到了中国。

刘爱琴

祖国的陌生人

1950年8月的一天，一列火车由莫斯科开出，喷着白烟，一路向东。经过5天5夜，抵达中苏边境。中国海关工作人员做完入境检查后，给列车换上带有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蒸汽机车头。

朱敏就在这列火车上。和她同行的，还有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30名中国孩子。根据中央的要求，在苏联18岁以下的孩子，全部都要回国接受教育，而18岁以上的，则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做出选择。朱敏犹豫再三，决定在苏联完成大学学业再回国。这一次，她是趁着暑假回国探望父母。

每到一座中国的车站，朱敏都认真倾听车站广播，结果很气馁：完全听不懂。这个离开了十年之久的国家，已经变得陌生了。

列车终于抵达北京。孩子的家长们站成一排，在站台上等待。30名孩子也走出车厢，在家长面前排成一队，有人先念学生的名字，再念家长的名字，两人走出队列，对号认亲。

朱德派了司机把朱敏接回家中，见到康克清，朱敏心头一热：“妈妈，我回家了。”等说完，她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是俄语。

这些归国的孩子，不止要克服语言上的问题，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到饮食情况，都难以适应。一名叫赵绮莲的孩子当时发现，他们学会汉语后试着造出的第一个句子是“我们要回苏联”。

在鲍曼工学院学习的陈祖涛提前完成了学业，带着满心希望回中国了，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在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的赵世炎之子赵施格。

“到了北京机场，同机的几十个中国人，陆续都由亲戚接走了，机场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陈祖涛回忆道，当时自己的父亲还在苏联，一直没获准回国，根本没人来接他们。“机场的人就问，你们找谁？你们回国找谁？我说我们不知道。”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已经变成一所寄宿学校，主教学楼门口竖着86面国旗

余生

陈祖涛和赵施格终于想起一个认识的人来：蔡畅，“我们都叫她蔡妈妈”。

蔡畅和李富春夫妇带着陈祖涛和赵施格去见周恩来，之后，在周的安排下，赵施格去了鞍钢，陈祖涛则回苏联去参与一汽项目的筹备工作，后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刘爱琴回国后，在父亲的安排下到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教员。一年后，她又进人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学习，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她按照父亲的安排，结了婚，过起平静的生活。

刘允斌已经在苏联结婚生子，但是接到父亲建议他回国的来信后，经过痛苦的挣扎，在妻子的抽泣声和女儿的哭叫声中，回到了中国。他曾动员妻儿到中国来，但她们并不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双方只好相隔千里，两地分居。

朱敏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认识了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刘铮，两人最终在朱德和妻子的祝福中结婚了。1953年，他们生下一个儿子。那天朱敏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把婴儿托在手掌上，仔细端详，久久不肯放下。看到父亲如此欢喜的样子，她想，也许自己出生时，他也是这样看自己的吧。

在朱敏的回忆录里，她这样写道：“像我父亲那样全身心属于革命事业的人，命中注定：家庭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家庭。即使有了儿女，他也无法承担义务，去扮演家庭的角色。所以，我从来不埋怨爹爹，因为我知道他深深爱着他的家人，只是投身的洪流越大，个人的悲欢离合的水流就越小，阻力就越小，远远不能去改变一个人奋斗的航程。”

他们的人生，依然没有避免被撕扯的命运。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那些曾代表着中苏友谊的家庭也受到波及：李特特与瓦里亚结束了夫妻关系，后者返回苏联；刘允斌也与妻子正式离婚。他们的留苏背景，给他们带来了“苏修敌特”的帽子，刘允斌、陈祖涛、李特特等人，都因此受到批斗。作为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受到的批斗最为激烈，他最终不堪忍受，卧轨自杀。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也在文革中被批斗致死。

1998年，刘爱琴去莫斯科，曾去打听前夫费尔南多的下落，得知他在1963年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2015年4月末的北京已经很暖和了，伊万诺沃犹在飘雪。那家儿童院还在，只是名称已换了，大楼重新修过，校园里看不到中国孩子的身影，年轻的俄罗斯学生身上几乎看不到当年苏维埃留下的烙印。在一栋新修的教学楼背后，写着一段这样的话：“在我生命中有很多人经过，但是留在心底的只有你。万卡，我爱你！”

延伸阅读

留学，到苏联去

作者：白崭

“除了枪炮支援之外，更亟待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到该校学习。”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后，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资本。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里，一国政权更迭往往意味着与别国关系的重新确立与发展。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苏两国来说，尤是如此。这也为此时期中俄一中苏教育交流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苏联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俄为师”对尚未摸索出自己道路的中国来说，不只是一个口号。

而苏联也需要这样一个学生。

2004年8月17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跟红军战士一样待遇

中国近代史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学子尤为重要。他们不仅是最早一批前往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关键是其中大部分人归国后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在正式建党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已率先派遣留苏学生。1921年初春时节，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20多名留苏生从上海吴淞港登船启程，其中就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觉等人。鉴于当时国内情况，他们乔装成裁缝、理发匠等，经日本长崎过海参崴，之后走陆路，历经近半年方才抵达莫斯科。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苏成立。“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大学。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的骨干，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肖劲光回忆。

首批留苏学生恰逢其会，于1921年8月1日登记注册，正式成为东方大学的学员，此后至1925年，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共组织派遣百余名党员赴东方大学，其中既有赵世炎、王若飞、聂荣臻、蔡畅、李富春等日后中坚力量，也有陈延年和陈乔年这样的“红二代”。

考虑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东方大学专门成立了中国班，主要学习政治理论和俄语，并聘请瞿秋白、李宗武任教学翻译。

当时苏联尚处于百废待兴的经济困难时期，各种物资都很匮乏，衣食等方面更是如此。中国班学生的饮食待遇与红军战士相同：每天分给四分之一磅的黑面包作为一天的主食，午餐时每人会分到一勺加有海草、土豆的汤，有时汤里还会有一点咸鱼。学生们经常不去吃这种午餐，因为吃的东西还不够走路消化。

中国班学生所穿的衣服、鞋子，大部分都是由欧洲工人捐献的，尺码常常出入很大。除衣食外，住宿条件也不理想。中国班的学生冬天只能在宿舍烧柴烤火，然后每人盖一件大衣和毯子，大家挤在一起取暖。这种艰苦生活直到1923年才随着苏联经济的好转而得以改善。

国共合作的短暂蜜月

和东方大学相比，至少在生活条件上，1925年10月7日成立的莫斯科（孙）中山大学，要好很多。

中山大学建校时，正处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第一期中国学生选派，以国民党党员为主体，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其中。加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高层人士直接推荐的20余人，各地秘密选送的学生，第一批赴苏留学者总人数即逾330人——至1926年底，中山大学学生已经超500人。其中不乏邓小平、乌兰夫、左权等中共日后精英，亦有蒋经国这样的国民党“二代”。

由于苏联经济形势已经趋于好转，因此这些学生获得了完全公费的优待，享受高于普通苏联人民的特殊待遇。

学校起初为中国学生安排每日五餐，后由于学生并不习惯且觉得浪费，于是改回一日三餐。每人每月的标准是60卢布，比一般大学高出一倍，主食是不限量的白面包，还提供牛奶、黄油以及鸡、鱼、牛肉等——校方还曾专门派人到苏联远东采购海参、香菇等名贵食品，为学生们改善伙食。

中山大学学生报到后即可领取一套呢子西装、两件衬衫、一双皮鞋、一件厚呢子大衣，还有一双御寒的橡胶套鞋。学校每月还发给学生12卢布作为生活津贴，每年暑假带领学生到旅游地疗养。校方还设有俱乐部，负责组织学生开展照相、无线电收发报、唱歌、音乐、跳舞、绘画、打球、滑冰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

基于为中国革命培养大批干部的办学宗旨，中山大学偏重于政治理论，尤为注重对苏联式革命理论的讲授。学校开设有七大类课程：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和军事学。

课程内容受到中共党、团员的欢迎和喜爱，与此同时也遭到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尤其是右派的质疑。据屠义方回忆：“中山大学，顾名思义，对总理中山先生的学说思想，革命言行，以及国民党的革命方针和组织路线，这一类的科目，无论如何，总不应该缺乏，但事实上，讲共产主义理论与实际的课目，占十分之六七；讲社会发展及一般革命史与俄文学习的课目，占全课目十分之三四。如果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讲，我们来学习什么呢？”或是基于这样的逆反心理，中山大学的课程并没有改变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尤其是右派分子的政治立场。

幸福的时间总是短暂，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关系急剧恶化，中山大学的国民党留学生大部分被遣返。

而至1930年，中共单独派遣两期留苏学员后，因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以及中共对学生质量并不满意，3月2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停办，“尚未毕业的学生全部转入列宁学院”。

彼时在校的中共学员此后命运并不相同：有直接启程回国革命，有的则终生留在苏联，甚至还有些学生由于“清党”而遭到迫害客死他乡或下落不明，

持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学生首次留苏热潮终结。

“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直到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成规模组织选派人员留苏，具体由东北局负责。与之前的留苏学生不完全一样的是，这批人指明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做准备，而且罗西北（罗亦农之子）回忆，“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这21名留苏青年后来被称为“4821”。李鹏是当中唯一在企业工作的，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由李富春、蔡畅夫妇推荐。而邹韬奋之子邹家华接到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大致位于松花江右岸）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饯行宴上，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对留苏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罗西北回忆。

据崔军（崔田夫之子）回忆，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苏联政府以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为由，要求他们隐匿身份；而且他们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只能听从苏联方面安排去伊万诺沃市学习——以“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4821”全部选择了工科专业。

不单如此，“4821”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只够买4公斤左右的黄油。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在滴水成冰的苏联，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比生活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4821”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只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回忆道：“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俄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可以连蒙带猜，倒也学会了不少单词。”

即便这样，1955至1956年期间，除2人因病提前回国外，这批“4821”留苏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祖国。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4821”拒绝中央组织部将他们安置在各大部委的分配方案，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回国之后的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些人走上不同的领导职位，还有些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821”竟成为审查和迫害的对象，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所谓的“4821专案组”，由康生亲自主抓，对每个人的“苏修特务”身份进行审查，“4821”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与摧残。

直到1982年1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人头上的不实之辞才被全盘推翻。

从那时起，这21人，除了罗镇涛（罗炳辉之女）去世、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过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留学，到苏联去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1949年10月5日，“4821”之后，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这番话，将赴苏留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最恰当的方法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

与之前几次派遣不太相同的是，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其后经北京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再赴苏留学者，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以及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

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上等的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

中方可谓举全国之力走着留苏这条加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捷径”，领导人也对留苏学生寄予厚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毛泽东说。

中苏两国“蜜月”期里，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同时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而绝大多数留苏学生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学有所成。

但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国家行为”下的留学模式，不重视个人志趣和不同的个人才能，学科专业有所偏颇，更重要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国关系冷暖的直接影响。

1960年前后，正值留苏学生大批回国，准备投身建设事业的时候，两国关系发生极大变化，昔日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苏学生受到冷落，回国后第一件事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以帮助他们“划清界线，提高认识”。

1966年，国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方要求所有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休学或提前毕业，苏方则限令所有中国留苏学生于10月底前回国。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遂告终结。

大部分留苏学生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较少，但也有一些留苏学生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个别人甚至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遭批斗。虽然日后在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这些留苏学生成为新时代的精英，但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留苏学生也不得不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浪费了十分宝贵的青春年华。

世易时移，尤其苏联解体、进入新世纪后，两国间大规模政府公派留学潮再不可见，俄罗斯仅仅是中国自费留学生一个选择而已。

延伸阅读

国民党二代的苏联岁月

作者：白崭

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

这群年轻人，与其后数批国共两党选派学生一起，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赴苏联学习革命。除超两百名国民政府考派留学生外，出于巩固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这些人里还包含20位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有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有于右任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以及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廖仲恺之子廖承志、邓演达之弟邓明达、张发奎之弟张发明。

当然，要员子弟名单里，还有无法被忽视的蒋经国，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他，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共青团员蒋经国

蒋经国留学苏联，其实一开始蒋介石是拒绝的。

年轻的蒋经国比父亲更“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的蒋经国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结果被学校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开除。

但当他向父亲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刚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并没有同意——他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

不过，蒋经国去苏联的意愿十分强烈，苏共代表鲍罗廷也把他圈进了赴苏名单，再加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邵力子等人竭力劝说，“处于两可之间”的蒋介石最终还是首肯。

1925年11月，蒋经国与同学们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员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给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文名字——蒋经国从此在苏联被称作“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尽管离开上海之前，蒋经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但时处国共合作，同学们虽由两党分派，彼此相处倒也融洽。而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也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共产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

这其中也不乏好友邵志刚对蒋经国的影响。由于父辈的关系，加上在上海时都参加过“五卅运动”，赴苏之前经瞿秋白推荐介绍加入中共的邵志刚，与蒋经国的关系特别亲密，常常辅导小三岁的蒋经国学习俄语，而蒋经国也喜欢邵志刚陪着他，为他当口头翻译。1925年12月底，经邵志刚介绍，蒋经国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几个月后，一位从巴黎来的小个子插班生担任了蒋经国的团小组长，他叫邓希贤，后改名邓小平。

思想上，蒋经国也积极向革命靠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革命必先革心》，鼓吹“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这一篇蒋经国留苏期间最早留下的文字记录，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贴上墙报《红墙》。校方十分欣赏这篇文章，将这位年仅15岁的作者拔擢为《红墙》的编辑。

不过，在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蒋经国与中共的观点有所不同。他相信，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将在父亲的领导下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中共只能充当配角。

“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最初一段日子，蒋经国算得上春风得意。大约1926年底，16岁的他有了一段罗曼史，与冯玉祥长女、15岁的冯弗能坠入情网，不久又结了婚——莫斯科中山大学1926年学生名册上写着，妮芝达诺娃（冯弗能）是伊利扎洛夫（蒋经国）之妻。

冯弗能是一位美丽的少女，她与大哥冯洪国1926年5月才被父亲冯玉祥送来苏联，算是插班生。冯洪国崇信共产主义，言行举止俨然一副共产党人做派，一度与蒋经国、廖承志并称“赤色三公子”。不过，冯弗能对政治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兄长和丈夫，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因此，蒋经国不少思想激进的朋友认为，冯弗能不配做他的妻子。

即便如此，蒋经国的生活此时还是平静而浪漫的，直到被国内风波打断。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反苏反共”。

作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一下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父亲划清界限。在中山大学举行的声讨蒋介石罪行的大会上，蒋经国跳到主席台上，激动地用俄语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蒋介石！”

不久，蒋经国又在苏联《消息报》发表给父亲的公开信：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冯洪国，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响应国民党的“清党反共”政策后，在1927年8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当你追随反革命分子之时，我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因此，我现在和你这样的反革命父亲断绝一切关系。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农工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

苏共中央也曾通过莫斯科中央大学的共产党支部，要求冯弗能与冯玉祥划清界线。没料到，冯弗能坚决不愿与父亲反目。在政治和亲情面前，她选择了亲情。

“四一二”政变意味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终结，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与苏联当局的蜜月走向了尽头。第三国际东方部和苏联当局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在中山大学发布通知：国民党员留学生可自愿选择留校或在一定期限内提出回国申请。

通知发布后，共有一百七八十人要求回国，中山大学决定分四种回国路径——一是从海参崴直达上海；二是从蒙古入境；三是从东北入境；四是从欧洲转道回国——分批遣送这些学生。申请回国的学生均能获得一张出苏联国境的车票以及50卢布，路费的不足部分则由个人自行筹措。至1927年8月下旬，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并遣返回国。

冯弗能也在要求回国成员之列，并试图劝说蒋经国与她同行，蒋经国拒绝了。不仅如此，蒋经国还在1927年7月向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委会写了一封自白书，宣布断绝与冯弗能的夫妻关系。他在自白书里声称，“她想对我加工（改革思想），我也曾对她加工”——暗指冯弗能是国民党派来监视、影响他的。

1928年5月25日，冯氏兄妹终于获准回国。此后，蒋经国与冯弗能终生不复相见。

留在苏联，很难说是好是坏。没有选择与妻子一同回国的屈武，和左权、刘云等5人被保送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在1928年夏天，于芝秀以“通共”罪名被国民党清党委员会拘捕，经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出面保释，她才得以出狱，同时被迫公开发表声明，与屈武断绝了夫妻关系。

至于已经公开与蒋介石“决裂”的蒋经国，苏联当局并不打算让他回国，几次驳回了他的回国申请，“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实质上，蒋经国成了“质子”。

1935年，苏联，蒋经国与蒋方良在海滨度假

第四类布尔什维克

应该说，苏联当局还算“优待”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提前毕业后，蒋经国先在莫斯科军事特种技术学校进修，半年后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大学学习。

1929年12月，蒋经国被接受为苏共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

1930年，蒋经国曾有一次机会回国。那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以至于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

蒋经国到红军工作的请求也落了空。他被派到莫斯科的狄拿马电气厂当机械工具操作工人，共产国际要他“体验无产阶级的生活”。

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通过莫斯科决定，并受到密切监控，因此他日后回忆时，连称自己完全与中国隔绝，“思亲之情及思乡之情，真是无时或释，隔一两天就给父亲写信，只是每封信我私下阅读两三遍就毁掉了。”

陷入失望不满情绪的蒋经国，又惹上另一场政治风波。1931年，他的中山大学同学、已经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来到苏联，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发生口角。勃然大怒的王明，指称蒋经国为反党、反苏维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要求苏联严惩。

恰逢彼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中、苏、日三国之间的形势紧张、微妙。苏共中央出于政治斗争需要，对蒋经国采取了保护措施，只是把他安排到莫斯科郊外石可夫集体农场劳动。第二年，他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做工。

相比下，屈武就缺少了这样的“好运气”。1930年4月，他响应国内呼唤，向伏龙芝军事学院党委申请立即回国，结果被怀疑是日本间谍。经过长达半年的审讯、关押，屈武最后被以“违犯军纪”罪，判处到苏联北方最大的劳改区摩尔曼斯克劳改场流放10年。

意外的转折

蒋经国留苏，父亲蒋介石表面上自称“宁可绝后”，但终归血浓于水，在其日记中留下了真实想法：“余近来甚为我经儿忧虑。呜呼！经儿为吾母所最疼爱者，余乃弃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

随着中、日、苏之间关系不断变化，蒋介石一再通过外交努力让蒋经国返国，但均被斯大林拒绝。不过，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状况，倒是有所改善。

他被调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家重型机械厂做技师、助理厂长，后成了当地《重工业报》的主编。1935年，蒋经国与这家工厂的女工白俄罗斯姑娘芬娜（后改名蒋方良）相恋、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蒋孝文。

在这座乌拉尔山脉的小城，蒋经国与妻儿同住在一套两室的公寓中，过起了平凡的小康家庭生活。好客性格似乎也从此时开始，他不时会以高加索舞蹈、苏联歌曲来取悦宾客，还邀请朋友到家中同度新年——他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带信给蒋介石。遗憾的是，陈甫玉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给中国抗战带来戏剧性转变，也改变了蒋经国的未来。苏联终于同意蒋经国回国，让他影响、支持蒋介石坚持联共抗日的方针。

1937年3月25日下午2时，留下书面保证“回国后绝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或附和托派”后，蒋经国偕全家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快车上，蒋经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Z书记季米特洛夫写信称，“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热忱的布尔什维克的问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

蒋经国还在路上时，蒋介石就释放了在上海逮捕的苏联特工站站长“雅柯夫”。

耐人寻味的是，蒋经国回国前，还最后一次向苏共中央投书表白忠于斯大林，同时秘密告发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当他返国火车经过时，这些同事还赶到车站为他送行……

“赤化”烙印

回到中国，蒋介石好几天没有召见这位12年没有谋面的长子。

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说情下，蒋介石才答应见长子。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以表达与过去12年彻底决裂的态度。

蒋经国说到做到。在这之后，他不再是苏联共产党员“尼古拉”同志。相反，他以坚决的“反共”立场，出现在中国政坛。

但“赤化”烙印，不是这么简单就能消除的。

在他之前回国的冯洪国，同样迅速与父亲冯玉祥恢复了父子关系，并很快在父亲的保送下东渡日本求学军事——在学期间，他秘密地加入日本共产党，并在1931年7月毕业后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历任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重庆市政协委员。

蒋经国的好友邵志刚，离开中山大学后，调到第三国际远东局工作，以后还担任了远东局国际部部长，“少共国际”书记等职。1930年春，邵志刚奉第三国际指派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12月19日，邵志刚从法国巴黎去意大利途中，在旅馆被暗杀，死因至今尚难查明。

比蒋经国晚一年归国的屈武，辗转抵达重庆，住在于右任家中，与于芝秀破镜重圆的同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同时也是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主席。

即便是蒋经国，也难脱“赤化”影响。

蒋经国的政治生涯始于1938年的江西时期，在那里，他提出“三年计划”，目标是将江西建设成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天堂”，而事实上，不过是苏联“五年计划”的照搬照抄。

不光是江西时代，实际上，多年之后，他在台湾实施的“十大建设计划”，都还让许多研究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历史学者，有一种依稀似曾相识的感觉。

政治上的影响更为深远。蒋经国深信，一个治理国家的领导人必须两条腿走路，要抓住民心得靠计划经济，要抓住政权，则要仰仗秘密警察。

1947年2月，蒋经国向蒋介石提出了“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该计划集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六个情报机构的权力于一身，如果蒋介石接受了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将取代戴笠，成为新一代更有实权的特务首脑——不过，因为内战的原因，该计划被蒋介石无限期搁置下来。

败退台湾后的蒋介石曾总结教训，结论之一就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力。因此，1950年3月，他任命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和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后改为“国家安全局”）——前者是军队中的政治机构，后者则是“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的变体。直到1988年去世，蒋经国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

但要承认的是，台湾受美国影响太深，使得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虽有些许苏联形象，但并非“复刻版”。而自从蒋经国逝去后，这些许形象，至少在台湾，已消失无踪。

来源：《Vista看天下》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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