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今天清明节，也是知名老兵李三友去世6周年的忌日。这几年来，孔丹为当年西纠的几位战友李三友、董良翮、陈小鲁写下多篇祭文，本号汇编起来，取题“孔丹三别”，以为祭奠。
本文作者
孔丹，1947年生，江西萍乡人，文革初期为北京四中学生，西纠主要负责人。1969年2月到陕北延长县插队。1978年，只上到高中的孔丹直接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2年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秘书。1983年起先后在光大集团、中信集团任职高管。退休前为中国中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现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莫干山研究院名誉院长。
1
好人李三友
孔丹
2012年4月5日，李三友去世。他既非位高权重、身居显要，也非事业发达、财运亨通，更非辩才无碍、著作等身，但以他的人格魅力赢得大家的敬重。在我看来，三友就是一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与李三友同年，1963年一起进入北京四中高中，担任各自班里的团支部书记。1965年7月1日，我与北师大女附中的佘靖一起入党，成为多年来第一批中学生党员；次年，四中的学生李三友、秦晓，教师马凯先后入党。这在当时北京中学里影响很大。以学生身份加入共产党组织，对我们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不久“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展开，矛头指向各学校党委，后来走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人。我们反对这些过激行为，于1966年8月成立了“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秦晓负责宣传组，三友也在其中。“西纠”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件是发布了十个通令，而最重要的第5、6、7号通令就是三友执笔的。
这三个通令明确提出，反对抄家、打人、体罚，反对冲击国家机关等。之所以由三友来写，是因他性格真诚、包容，能得到所有人的信任，而且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能把大家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从那时起，他就是我们的“笔杆子”，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
1967年后，我与秦晓、三友、马凯等朋友一起办了《解放全人类》报，只出了三期，其中一些言论引起了学校军宣队的猜疑，认为我们是“反林彪反江青分子”。当时学校贴出来这样的大字报：“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声。”我们后来被学校当局隔离审查，关了40多天。
1968年起知青陆续上山下乡，李三友与秦晓一起去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我1969年2月到了陕北。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后，政治空气稍微宽松，我们趁机组织了一次“少年游”，由李三友、秦晓、冯江华、路舒奇出费用（他们在牧区有一定收入），加上我和弟弟孔栋，一起从北京去了井冈山。那时我们经济拮据，先买三张火车票，到了站再寄回来，另外三人再来，就这样又去了庐山、黄山、苏州、杭州。
李三友在内蒙古锡盟阿巴嘎旗插队时牧马
“文革”结束后，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成为吴敬琏的开山弟子；1979年马凯、李三友也都考了研究生，三友前一年已经成为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读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即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民法专业；1980年秦晓也考上研究生。
这很有意思，20世纪60年代我们先后入党，70年代末先后读研，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生的又一个新起点，为之后参与改革开放的洪流打下基础。
1982年夏天，李三友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之后曾在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担任过公职；但1992年毅然放弃，创立了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记得公司初创时期我对他说：我们一般说“东拉西扯”，我建议你的宗旨就是“扯东拉西”。因为三友能得到所有朋友的信任和尊重，又温和、包容、乐于助人，所以能发现各种机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资源整合的平台。
与此同时，他还搭建了一个思想平台，即创办《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它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刊物，而是有明确的方向，组织专家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和论文，力图为中国抓住历史机遇、寻找发展出路，拿出有分量的意见。
这份民间刊物自上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一直坚持出版，三友病中也从未中断。他还搭建起我们友情的平台，每年都组织春节聚会，记得2010年春节聚会时来了几百人。他的感召力，别人替代不了。
2006年8月的一天，朋友打电话告知李三友患了肝癌。放下电话，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好人不是应该一生平安吗？查出癌症到辞世的近六年时间里，他始终保持顽强的求生欲望和乐观的心态，用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共产党员，要斗争到底。”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与共和国共命运，个人经历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三友有这代人拥有的优点，但没有通常的缺点，这在这个时代十分难得。
孔丹在李三友追思会上
附：
李三友生平
李三友，法学硕士，共产党员，北京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2年4月5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享年六十五岁。
李三友，原籍山西，1947年3月29日出生。曾在在北京小学、北京八中就读，品学兼优。1966年在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十年浩劫之初，他以中学生少见的坚定和冷静，团结同学，固守信念，虽身处逆境而不放弃理想。
1968年10月，他和几位同学结伴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插队五年，经历了古老的游牧方式，在一年四季的严寒酷暑中，和畜群共进退，体会着牧民的辛苦、喜悦、勇敢和坚韧，善良、包容和对生命的尊重。
1973年12月在北京五十五中学任英语教师，年级组长；1978年3月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就读；1979年9月入北京政法学院研究生部民法专业就读，获法学硕士学位。1982年7月任中国政法大学（原北京政法学院）教师。
1983年7月任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干部、副部长；1984年10月任中国西城区委常委兼组织部长；1989年4月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兼基金部主任；1991年3月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兼华夏出版社党委书记。
1992年10月起，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北京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三友再回草原
2
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孔丹
2017年4月12日
今年3月23日，董良翮的儿子董绍新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送出版的董老家书。我问及他父亲的病情时，他说正在用自己的骨髓来帮助治疗父亲的白血病，我还夸他是孝顺孩子。他父亲现在云南瑞丽疗养，情况尚属稳定。
昨晚，突然传来噩耗，董良翮已溘然长逝，不由错愕不已。他长我一岁，竟猝然辞世，令我怅然良久，扼腕叹息。除了怀念故人外，似是也在提示我辈，生也有涯矣。以下从我的口述史中摘取若干片段，以寄托哀思。
董必武与幼子董良翮
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了，谁是司令什么的。不过我们有几个编号、排名什么的，我是1号，也不过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
可我从来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负责人，现在叫一把手，或者说就是四中出的组织者。西纠领导层的这个结构，不仅和四中地位有关，和陈小鲁、董良翮的性格也有关系。我则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学生干部的历练，不是一天两天的历练。所以就自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
在西纠总部里，有几个组。其他人回忆说，西纠有宣传部什么的，这似乎不对，应当叫宣传组吧。有一个组织组，组织组是王向荣负责。还有一个后勤组，由赵胜利掌管。宣传组是秦晓负责，其实非常起作用的是李三友。真正动笔，特别是很重要的6号、7号两个通令是李三友为主起草的。
邓颖超怀抱的董良翮
李三友的父亲文革前是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当时实际上已经被打成北京市委的“黑帮分子”了。不过在我们的眼里，李三友还是自己人，所以让他发挥着幕后的作用。其实马凯也在里面帮着做了不少工作。我印象中，起草西纠的通令马凯也参与讨论了。
西纠总部设在育翔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我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我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师大女附中那个连谁是头儿，我记不太清了，包括邓榕当时都参加了女附中连。
所谓一个连，不过就是几十个人。纠察连的任务就是住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我们真正有组织的行动也就有几次，如在地质部和地院东方红冲突、在国防科委和北航红旗的冲突等。
董必武夫妇与孩子，中为董良翮
总理要求西纠去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西纠又临时从西城区各个学校抽调了300多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不是从纠察连直接派去的，但也是以西纠的名义组织的。还有些是临时情况变化就临时调动，比如保护班禅大师等。
在此之前，总理已经亲自主持和部署西纠在北京火车站维持秩序了，起因是红卫兵大串联把北京火车站的秩序搞得十分混乱。那天在国务院的一个会议室，他召集铁道部、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包括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外号武大麻子，还有周荣鑫秘书长参加。他那次把我、陈小鲁、董良翮三个人也叫去一起开会。
会上周总理一改在我心目中温和的形象，发了很大的火。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关系和总理很熟，从没见过总理发脾气。那天，他把武竞天叫起来一通数落，训斥他失职没做好工作。武竞天是副部长，也算我的父辈，他被叫起来，就坐不下去了，就那样站在那里，很尴尬。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总理后来说：今天，我把西纠的红卫兵请来帮你的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总理对我们说：现在看来，警察不行了，部队也不行，都不行，都管不住了。只有靠你们红卫兵了。所以他当场就决定让西纠把整个北京火车站接管了，让我们会后马上布置去做安排。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了几百人，由董良翮、陈小鲁率队去了北京站。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工作量极大。董良翮带着很多西纠队员在那呆了很长时间，扎扎实实地在那儿分兵把口，吃没吃喝没喝的，每天都是席地而眠。车站的事我只去看了一两次，看到大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着实感慨得很。董良翮、陈小鲁他们把整个车站秩序维持得很好，保证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中一千万红卫兵进出北京的秩序。
我在监狱里呆了整整四个月，1966年12月23日我母亲去世当天我被拘捕。1967年4月22日列宁诞辰那天晚上，我被释放。
因为西纠问题被抓的，除了我以外，还有董良翮和粟寒生。当时把我抓起来，矛头所指显然是周总理。从四人帮迫害总理、老干部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阴谋。那时追查所及，指向了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徐向前、陶铸、余秋里、廖承志、王任重、何长工、吕东、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等。中央文革希望从我身上追查出西纠的后台。以现在的标准看，我母亲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算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我们这个楼道里有十九个号子，我住的是19号，20号是茅号，就是厕所。有一次放风的时候，我捡了根钉子。墙上有一个走烟筒的窟窿，看样子过去牢房里是放过炉子的。窟窿已经被堵了，我就用这个钉子慢慢抠，终于钻了个孔。
那些看守们没有想到，我可以通过与厕所之间墙上的这个孔，和监狱里其他18个号子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用写检查的纸，写上交流的消息，再卷成细卷，从孔里穿过去。在各个号关押的人上茅号时，我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
董良翮在农村
后来因为联动问题被抓进来的人很多，在我周边的号子里都有。通过这种情报交流，我知道了董良翮、粟裕的儿子粟寒生，还有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等都被抓进来了。通过这种方式，我知道了外边的很多事情，比如联动反中央文革的事等等。
我们这批人是在1967年4月22日晚上大概10点钟左右释放的。那天，我们都被点名带出牢房。那阵势，感觉很恐怖，有的人声音都抖了。有的女孩儿小声说，是不是要枪毙咱们啊？我在里头算是年纪大的，我还说了一句：放心吧，没问题，绝不可能枪毙咱们，放心吧！
我们往外走，走到一个操场，灯光很亮，停着几辆大轿车。本来我们还很有秩序的，后来稀里哗啦地就上了车。这百十来人分头上了几辆车，然后车就启动了。开着开着，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南门。我们下车就被带进去了。不知是哪个厅，里面都摆好了椅子。本来我跟董良翮走在一起，到里面就分开了，不知道谁都坐到哪里去了。
董良翮回到插队的农村
刚坐下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等，我能认得的大概就这几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下子就走进来了。他们坐在一排，刚坐下，还没正式开始呢，江青就说了一句：“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她拉着个脸，阴阳怪气的。我就站起来了，也没什么表情。她看了看说：“坐下吧。”然后总理就上来讲话。
总理讲话，大概开场就是这么说的：毛主席讲了，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所以，你们有错误，也还是要出来继续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
总理说到中间的时候，叫到了董良翮和我。我们俩“哗”一下就都站起来了。总理说：“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们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有人回忆，后面还有一句是说：西纠还是有功的。但我不记得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总理说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这不等于直接承认自己是西纠后台了吗。
孔原许明夫妇与子女（后排右1孔丹）
还有人回忆，说我当时就掉下了眼泪。我现在回想是没有，当时只是觉得总理那么讲，我心里面有点酸酸的，但是没有流泪。我不知道董良翮是不是有这个反应。
那天，康生也去了。因为历史原因，康生和我父亲的私交原来甚好，他对我更熟悉。总理、江青两次叫我起来时，他都看着我笑，但没有说话。这次接见的时间不长，总理就宣布：散会了！
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突然。事后听说，彭小蒙当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血书。信中谈到，联动的牛皖平等人都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小将，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对江青有意见而已，不应当将他们继续关押，因此强烈要求毛主席关注此事。
2010年，董良翮回插队地激动落泪
这封信辗转送到了毛主席手里，毛做了批示。就是总理传达的：不要写什么检查了，放他们出去革命嘛。这才有了4月22日的释放联动，我也因此而沾光。
出了人民大会堂，我就问旁边的看守：我们怎么走？他就说：你们愿意现在离开也可以。我说：号子里还有我的东西呢！他说：有什么东西呀？我说：有一桶牙膏，一个洗衣皂，还有点杂物。那我还是回去吧。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回去，我们这儿有车接送。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象，我们出了大会堂南门后，多数人一哄而散，各自就走了。我呢，依然老老实实地上车，回去把我的东西收拾干净了，那里面还有我写的诗稿啊什么的。我都收拾好了，再出来。
我印象中，他们是用车把我们回监狱的这些人送到靠近各自住所的地方。我就在地安门大街附近下的车，大概是在深夜里到家的。我一进门，把我弟弟吓了一跳。他说：你怎么半夜三更回来了？我说：放了啊，然后就兴奋地给他描述晚上的会。
然后，我说：别的不说了，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赶紧拿出来。孔栋找出些花生、饼干之类，我就嘁哩咔嚓开始吃起来，才开始缓过点劲儿来。
我赶紧问孔栋：妈妈呢，怎么样了？
他说：你不知道啊？
我说：怎么啦？！
他说：你进去的那天晚上，妈妈就走了。
孔丹的父母孔原许明（左），与在延安同时结婚的邓小平卓琳夫妇合影
我说：我离开医院的时候，她那呼吸变强了一点，面色稍微有点恢复了啊。
孔栋说：人最后什么叫回光返照啊，就是那感觉。我也以为妈妈救过来了，其实也就是身体最后的努力挣扎吧，但一直再也没恢复知觉。就在你被抓的那天晚上走了。
我说：后事怎么处理的？
他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个人，帮着一块处理一下，就拉到八宝山去了……
我说：机关有没有关心家属一下啊？
他说：没有。
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国务院机关是把她自杀作为叛党行为来对待了。
左起赵胜利、孔丹、秦晓
3
两兄皆去吾独行
——送别小鲁
孔丹
2018年3月1日
小鲁是我发小。我父亲孔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同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其时主任为陈毅副总理兼任，他曾随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数月内访向亚非十四国。因父辈外事战线工作关系密切，儿辈少年时即往来。小鲁曾因肝炎留级一年，成为我北京四中初三四班同班同学。他为人谦和，生活朴素，身为元戎之子，他与我们大家那时一样，都穿过洗得发白的补钉衣服。
1963年升高中时，他考入北京八中，我留在北京四中，都是北京西城区很好的学校。文革前四、六、八中学生闹事，他与董良翮（六中）和我均是各校领头人之一。及至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又都成为各校红卫兵领袖，并共同成为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总部的负责人。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火车站，需要维持秩序，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会议，当场把任务交给西纠我们三个负责人。其后，我们一齐去北京站接管，他和良翮留下部署。
中央文革迫害西纠，我和良翮身陷囹圄，小鲁虽幸免入狱，也被交部队管教。其后五十余年，我们三人各自经历人生风雨，良翮长我两岁，小鲁长我一岁，我们均步入古稀之年。
去岁四月春末，良翮本命年卒于云南。未料小鲁于今年早春突然逝于海南，竟也是本命年！二人皆似昊苏大哥诗云：浪迹河山向远涯。鸣乎，世间逶迹三人旅，两兄皆去吾独行。
（三月一日闻小鲁噩耗纪之 ）
陈小鲁就这样骑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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