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丨徐景贤：王洪文终于变成"刘盆子"

徐景贤新三届 2019-08-28

作者档案

徐景贤

　　徐景贤，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原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50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8月参加工作，高中文化。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卒于2007年10月。

原题

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作者：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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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徐景贤

　　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他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他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线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前线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一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

　　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1950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5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熟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1972年，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到中央工作。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

　　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西汉高、文、景、武、昭各帝，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

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马上意识到：毛泽东读书，向来是提倡“古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肯定是寓有深意的。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我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何许人也？

　　《刘盆子传》中写道：“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属血统，可以算是刘氏的宗室。不过，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很卑微，是个放牛娃，人称“牧牛童子”。

　　新莽末年，赤眉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长安”。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意说：“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意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

　　当时，在赤眉起义军中有景王刘章的后代共70多人，其中数刘盆子、刘茂、刘孝3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等人商议，听说古时候天子带兵者称为“上将军”，他们就想了一个有趣的办法，找了3块小木片，其中1块木片上写了“上将军”3个字，作为凭证，和另外的两块空白的小木片，一起放置在一只方形的竹器里，用“摸彩”的方式来确定谁当皇帝。

　　办法想好以后，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的郑北地方筑起了高台，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樊崇把军中的高级将领都请来，会集在台阶下，让刘盆子等3人站在高台中间，依照年纪的大小先后到竹器里去“摸彩”。“牧牛童子”刘盆子的年纪最小，轮到最后一个摸，却偏偏给他摸到了那块写有“上将军”字样的木片凭证。于是，刘盆子侥幸当上了皇帝，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这个放牛娃当时只有15岁。刘盆子当了皇帝以后，依旧故我，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早在1968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时，他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说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时，心中也有隐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选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有过先例的，结果很不理想。王洪文能不能胜任呢？会不会又成为向忠发第二呢？这一点，毛泽东是不无担忧的，他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王洪文约朱永嘉第二天带了《后汉书》到康平路大院里去，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后，在写作组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个领导核心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在王洪文办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后汉书·刘盆子传》，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王洪文后来的所做所为，宣告了他必然覆灭的命运。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王洪文终于变成了“刘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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