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今天丨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陈虹新三届 2020-08-25

杨成武（右）与毛泽东

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

陈虹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8年3月24日的“杨余傅事件”，正是那段非常历史时期，由林彪、江青一伙“为反军乱军，篡党夺权”，“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的政治事件。尽管11年后(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第28号文件为此案公开平反，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它的内幕很多人并不清楚，它的严重教训还很值得我们研究。

为此笔者采访了这一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杨成武将军和有关同志，请他们较详细地谈了自己所了解的那部分情况。现整理成文，留给读者，更留给历史。

“杨余傅事件”的发生，离不开“文化大革命”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尖锐激烈的斗争。

上将杨成武

军队的稳定因素，成为林彪江青一伙乱军夺权的最大障碍

据杨成武所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毛泽东主席提出了1968年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设想。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118号召开的中央小碰头会上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个会上，毛主席决定到外地去，并说：“杨成武跟我去。”6当天晚上就出发了。9月，毛主席南巡即将结束，返回北京途中在武汉停留，又根据各地情况指出：“全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毛泽东主席曾几次谈过，要尽快把老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他们被选为“九大”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回北京后过了国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1968年春季结束文化大革命，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主席明确指出：专案要尽快清理，除了有问题的，很多老同志都要参加“九大”，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同志都要当中央委员。并指示：恩来负责“九大”的筹备工作。

毛主席召集的会议一结束，周恩来总理为落实毛主席指示立即召集杨成武等有关人员，在怀仁堂西厅开会。主要部署怎样尽快解脱老同志的工作。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决定把原中央专案组的其中十个专案，划分出来，组成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周恩来指示由杨成武负责“二办”工作，任“二办”主任。

杨成武当即表示：“军队事情多，过去又没有管过专案的事，不了解情况，又不熟悉这项工作，要我负责确有困难。”周总理说：“我的事更多，你不清楚，有别人，又不要你具体管，你督促一下就行了。整个中央专案组长是我，你帮助我工作嘛，你比我年轻好多嘛!”周总理还说：把老同志解脱出来，有问题搞清楚了是你们的成绩，没有问题搞清楚了也是你们的成绩。

10月7日，党中央将7、8、9三个月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许多指示，转发全国。指示的中心意思是强调干部95％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号召各地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联合，搞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等等。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由于有毛主席决策，老帅们都参加了1967年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预示着老帅们已初步走出了困境。中央军委发了“八八”通令，禁止军队院校再搞串连。

9月23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杨成武上将发出《紧急通知》，规定在外串连的学生和在京上访的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这一系列的措施促使那个时候的形势好转。这与大串连时期的大动乱比较起来，确实是开始慢慢地走向稳定了。

杨成武（左）与毛泽东在城楼上

当时各总部各军种的主要领导状况是：

总参谋部是至关重要的部门，杨成武是代总长，还有几位副总长，在当时那样大动荡、大混乱的情况下，还是比较稳定的。机关里也没有分成保杨成武或反杨成武两大派组织。林彪感到这种形势对他篡军夺权不利，于是在1967年11月决定调温玉成任副总长，并指定他接管杨成武负责了十来年的作战系统。事后看来，林彪的这一决定，是他为夺总参的领导权而进行的组织准备。

总政治部那时分成了两大派，闹得不可开交。下属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已有不少被抓了起来。袁子钦副主任去世后，连个主持丧事的负责人都没有，要不要开追悼会，无人问津。还是杨成武给毛主席、周总理、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批了，才争取开了追悼会。

总后勤部、海军、空军的主要领导权，被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把持着，这一点历史已经作了结论。

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也是林彪、“四人帮”不放心的地方。卫戍区司令员是傅崇碧，北京军区代司令员是郑维山。林彪认为这两个地方的领导权，均未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对北京军区不放心，实际上是忌恨长期领导北京军区的聂荣臻元帅。他对聂老总是既恨又怕。

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眼中，军队的稳定因素，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重大障碍。为了扫除障碍，他们捏造罪名，制造这样那样的事件，便成为必然了。

1951年,杨成武和志愿军第20兵团师以上干部合影

打倒杨余傅的背后有着更为险恶的目的

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三二四事件”从表面看是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实际上他们有更阴险的罪恶目的。其实打倒杨、余、傅用不着开万人大会、10万人大会；用不着全国大城市武装游行三天；用不着接二连三地接见全军干部。杨成武说，“文革”中打倒那么多高级领导干部，他和余立金、傅崇碧，都没啥了不起，林彪、“四人帮”一伙所以那样兴师动众、声势浩大、凶相毕露、声嘶力竭，其目的从宣布“杨余傅事件”大会的口号中，即可以窥见一斑。“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没有好下场”；“杨成武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坚决揪出杨成武的黑后台”。这里他们已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几位老帅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三二四事件”发生后，聂荣臻元帅于4月6日给林彪打电话质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接电话的叶群回答说：“并没有点名嘛。”聂帅说：“不点名比点名还厉害！我愿受明枪，不愿受暗箭！”林彪为什么要揪后台呢?因为老帅们特别是朱德、贺龙、陈毅和聂荣臻元帅对林彪的底细最清楚。1955年授军衔时林彪在十个元帅中尽管位居第三，但他在这些资历深、功劳大的老帅面前，总有一种受压抑感，有他们在，林就不能独自“指挥一切”，便想寻找时机，贬损他们，甚至罗织罪名，予以打倒。

杨成武恢复自由回北京后，叶剑英元帅曾对杨说：“打倒你那天的会，原先主席台上放有我们坐的椅子，临开会前他们把椅子撤掉了，让我们到台下就座。由朱老总、李富春带头，徐帅、陈老总和我依次从台上休息室出来，走到大厅中间坐下。会场里坐得满满的军队干部都见到老帅们下台了。”叶帅接着说，在这次会上江青、叶群、谢富治在主席台上歇斯底里叫喊“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嗓子都喊哑了。

叶帅说：“陈老总衣袋里装着糖，分给我吃。并说，我们吃糖，不听他们的。聂老总当时因为生病没有到会。”叶帅还说：“他们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向到会的人暗示，坐在台上的是左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动一根毫毛；坐在台下的政治局委员、老帅们是可以‘炮轰’的、冲击的，打倒的。这种台上台下分坐也是他们蓄意策划出来打倒人的一种招法。”

“杨余傅事件”以后，整老干部的面更宽了，调子更高了，老帅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对老帅们的公开点名批判，各种罪名都加上了。大字报贴到了叶帅的院子里，卧室的电话也被撤了，向外界打电话，必须到前院经黄永胜派去的警卫参谋批准。实际上是将他软禁了起来。

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叶帅被赶到了长沙(后又到湘潭)；徐帅被赶到开封；朱老总被赶到广州从化。杨成武出来后，聂帅同杨说：陈老总被赶到邯郸，聂总被赶到石家庄。当时已发现陈老总有病，聂总主动提出同陈老总调换一下，让陈老总去了条件较好，便于治病的石家庄。

1967年3月24日大会上，林彪宣布：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当时黄永胜就坐在台上，实际上三月十几号他就已经秘密地来到了北京。“三二四”之后，北京军区召开大会，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等人都去亲自坐镇，林彪、江青等出马讲话，大批所谓“晋察冀华北山头主义”，诬蔑北京军区是“山头主义黑窝子”，“从聂荣臻、罗瑞卿、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代接一代”，矛头直接指向了聂帅。

1963年国庆节,杨成武(右起)、陈丕显、童小鹏、刘亚楼

强加给杨成武的种种“罪名”与事实真相

杨成武将军在谈到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非要把他打倒不可的问题时，杨成武说，那时他并没有看出林彪、江青一伙是坏人，是反革命，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暴露了一些，也没有看出来，因为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杨说，过去也执行过他们的“指示”。对有的“指示”也作过一些抵制。他们非要打倒杨不可，只是他当时在自己的位置上传达和执行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指示，做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事。只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怀有篡党乱军的罪恶目的，才不可避免地发生矛盾和对立，他才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杨成武将军几十年后，回头看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所以非把杨余傅打倒不可的事例，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林彪说杨成武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杨成武是1958年调到总参谋部的。全国解放以后杨两度在华北军区任职，到1953年改为北京军区，杨成武是第一任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1954年公布杨是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防空军司令，1958年底决定调杨到总参谋部，任常务副总长、代总长，1967年3月任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并主管作战系统，一直到“三二四事件”。

杨到总参的时候，国防部长是彭德怀元帅，总长是黄克诚大将。杨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三二四事件”林彪、江青一伙就说杨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黄被打倒以后，罗瑞卿当总长，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总参工作六七年之久，1965年冬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后，在北京总参党委扩大会上杨讲到罗瑞卿同志时掉了眼泪，说“可惜了”。后在北京批判罗瑞卿同志的会议上，吴法宪、温玉成等提出要开除罗的党籍时，杨又表示不同意，所以林彪、江青一伙在说到杨成武是“彭黄反党集团漏网分子”的同时，又称杨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二、林彪说：“杨成武封锁我！”

“三二四事件”后，聂帅曾当面问林彪：“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说：“杨成武封锁我，从来不到我这里，他跟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根据杨成武回忆，事实是这样的：

杨成武随毛主席外出期间，做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联络员，经常往返北京、南方之间。毛主席做过多次重要指示。1967年7月下旬，毛主席要杨准备回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杨成武如实向毛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为建军节，造反派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毛主席不解地问：“为什么?”杨回答说：他们提出要把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

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种事不能变。”并心情激动地叫杨记下他的话：“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打响的第一枪。”又指示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并反复交代说：“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招待会老帅们都要参加，一定要向总理报告。”

杨成武又将在北京街头见到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们已受到了冲击天天有人要揪斗陈老总，叶帅；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大街上不断地贴，有人贴徐帅的大字报要打倒他；连朱老总也有人要揪，老帅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许久，谈了他对老帅们褒奖的话。

8月24日杨成武又从上海飞回北京参加由周总理召集的会议。会后，周总理叫杨留下，对杨说：“今天单独找你谈话，主要是有几个问题由你直接去向主席请示报告。”周总理首先向杨介绍了各省的情况，之后沉默了片刻，心情沉重地说：“还有件事，现在北京很乱，工作难做。”“王力8月7日在外交学院的谈话(中心内容是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夺陈毅元帅的权)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

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及借口揪刘少奇围困中南海等事件。周总理说：“这样下去了怎么得了！我耽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总理要杨成武立即飞往上海，直接向毛主席报告，并请毛主席指示。周总理特别向杨交代：“向毛主席报告，只讲情况，请主席指示。”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处理办法无权擅自提出建议，不该参加任何意见，一切由毛泽东主席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

第二天上午杨成武乘飞机到上海，按总理指示一一向毛主席报告后，主席说：“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两天后通知杨去毛主席处，毛主席指示杨成武准备好飞北京的专机后，毛主席向杨讲了他对王力讲话及对王力、关锋等人的处理意见，毛主席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杨一字不漏地记下毛主席的指示，复述后并将记录请毛主席过了目。毛主席说：“就这样，你回去叫总理马上办。”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到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正焦急地等待着上海来的消息。在杨单独向周总理汇报了毛主席的决定后，周总理想了想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很快落实了毛主席的指示。

杨成武跟随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那段日子，毛主席的指示明确、具体，有的指示让杨只向周总理一人汇报，有的向小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传达，杨都按毛主席要求一一照办。

今天实事求是地说，林彪那时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全党唯一的副主席，林彪若真的要杨去汇报工作，杨成武不能不去。杨对林一向是尊重的，何况还有一个上下级观念和组织性问题。但是毛主席明确指示要杨成武只向周总理一人汇报的事，如逮捕王、关、戚，在没有落实前，没有得到新的指示前，他也不可能自作主张地去向林彪汇报。

至于毛主席在谈话中涉及到评论林彪的话，杨成武更不便向林彪讲了。如一次毛主席问杨成武：“你知道不知道是谁封我四个‘官’啊?”(指“伟大领袖、伟大导帅、伟大统帅、伟大航手”，简称“四个伟大”)，杨成武知道这是林彪为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典礼题的词，1967年5月1日见报，而且林彪书写的这些字经常在报上刊登，毛主席也未必没有见过，但听毛主席问杨的语气，含有不喜欢“四个伟大”的口气，当时杨也不便说三道四，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说：“报纸上早就登了。”再如，毛主席同杨成武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吗?”并指示杨说：“你回去报告周总理，不要宣传这些，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犯大错误吃大亏的。”

毛主席这些批评林彪的话，杨成武当然不能去主动向林“汇报”。甚至叶群多次向杨成武探问“主席讲了什么”、“主席说过林总些什么”等情况时，杨成武也从没有向她吐露过任何东西。这大概就是林彪所说的对他实行“封锁”吧。由此可见处在夹缝中的杨成武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仍然免不了遭受冤屈、关押之害！

三、林彪、“四人帮”一伙很不满意杨成武对老帅和一些老同志的态度。

在“文革”初期，对刘伯承元帅，先安排到山东治疗眼病，后又到上海治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老帅都保护在西山军委的房子里，派两个营守卫；贺龙元帅保护在象鼻子沟，派一个营守卫。

林彪提出“批带枪的刘邓路线”后，他叫杨不要给叶剑英元帅再送文件。杨请示周恩来总理，根据周总理指示“照送”文件给叶帅。

武汉“七二〇事件”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毛主席随即要杨告诉周总理将陈再道接到北京，住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并要杨转告陈本人，毛主席关于他的问题的三点指示：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黄永胜的儿子把造反派引到京西宾馆，抓了宋任穷同志后，杨成武根据周总理指示派人去保护起来。

林彪、江青一伙对这些非常不满。

杨成武全家福

四、杨成武不赞成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

1967年夏天，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问杨成武有什么意见，杨坦率地说黄永胜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怕不合适。

毛主席南巡时对杨说，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我没有同意，我人都不认识。

杨说，黄在长征前当过总部特务营长，在晋察冀时，犯过乱搞女人的错误，聂帅很严肃地批评过他。

五、杨成武不同意吹捧林彪。

1967年春，吴法宪在空军首次提出“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提法，杨知道后对吴法宪、余立金说：“你们不要这样提，还是要以中央的提法为准。”后来余立金告诉杨，吴坚持他的提法，这个提法并在当年五一节正式见报。

不久，空军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当时吴法宪不在京，余立金把文章送给杨看，杨只看了标题，就对余立金说：“最好不要用‘光辉榜样’的提法提林彪，那毛主席呢?如果要这样提，最好报告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余立金表示同意，并转告了吴法宪。后来听说吴又告诉了林彪。这篇文章后来刊登在1967年8月13日《解放军报》第四版上。吴法宪神气十足地说：“他杨成武不同意，文章还是发表了。”

1967年秋总参机关召开第四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闭幕口号中有“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句，因为此前毛主席同杨讲过“什么永远健康，难道有不死的人?”的话，杨不便再呼这样的口号，引起也在主席台上的叶群不满，到了休息室，她拍拍胸，瞪着杨说：“杨代总长不喊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没关系，他还是健康的，林彪同志的内脏都没有病。”

六、杨成武签报王飞等人问题严重。

1968年春，空军有人写了一些检举信，揭发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几个人胡作非为。杨当时并不了解这些人，也不知道他们与林彪的关系，便写了一个条子，说“这些检举信反映的情况很严重，如果情况属实要严肃处理。”报林彪批示。对此，林彪说杨成武要将这些人打成反革命，成为杨的一大罪状。历史证明，这些人的问题确实严重，其中有的后来成了林彪阴谋集团谋害毛主席小舰队的重要成员。

七、杨成武婉转谢绝给叶群作证，激怒林彪

1968年3月上旬的一天，林彪叫杨成武到毛家湾他家的会客室，很客气地对他说：“现在有人说叶群历史有问题、不清楚，讲叶群1936 年入党是假的。上海、南京、南昌等地写的百多份材料都证明：叶群历史是清楚的，36年入党是真的，但写证明材料的都不是主要负责人。现在叶群在你领导下的军委办公厅工作，你是总参党委书记、军委办公厅党委书记，你给她写一个证明最合适。”

杨成武万万没想到作为党的副主席的林彪会直接出面干预妻子的历史问题，杨成武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无理要求，顿时脑子紧张，渗出一身冷汗。杨成武参加革命在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后在保安红军大学学习。而叶群原在白区，直到1960年杨在协和医院养病，叶群受林彪委托去看杨，他们才第一次见面。杨成武怎么能为她写抗战以前的入党证明呢!杨成武必须坚持原则，但此刻又不能当面拒绝，便说，先将这些材料拿回去看看。

这样的结局是林彪始料不及的。善用心计的林彪由此断定杨成武是不按他的指挥棒转的，“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泄露了天机”的结果使林彪愤怒已极，因而对杨也痛恨已极，认为杨完全不可信了。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宣布杨成武所谓“罪行”时，恶狠狠地说：“从一个人身上的一滴血，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全身。”由此看来，就是“佐证”的事促使林彪把杨成武搞掉。

八、江青说杨成武“三次下令武装冲击钓鱼台”

江青说杨整她的黑材料，还说杨成武“三次下令武装冲击钓鱼台”。“四人帮”被粉碎后，这些玄乎其玄的编造，很快被当事人揭穿。

1968年3月9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突然给杨打电话，让他到钓鱼台，说傅崇碧冲钓鱼台。江青大发脾气说：“傅崇碧没有得到许可，冲进钓鱼台，你们军队这么干太胆大包天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不知道?”并说：“对于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必须进行严厉的批评。你们是老关系，你去狠狠地批评他。”

杨成武认为，傅崇碧作为卫戌司令有进出钓鱼台的资格，无可指责。有问题要批评，要讲，也应该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的事。杨成武严肃地说：“应该找谢富治同志。”江青一听暴跳如雷，说杨“狂妄”。还说：“你了不起，是个红小鬼。”周总理见此情况，设法缓解，说：“成武啊，你还是和谢富治去一下，开个会，你主持，谢讲话，他兼北京军区政委嘛。”

杨成武遵照周总理指示，先去京西宾馆，向傅崇碧了解事情原委。原来是：许广平同志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提出鲁迅先生的四箱手稿叫造反派抢去了。江青要傅崇碧过问此事，傅查清手稿是经戚本禹存放在中央文革保密室，当面来向江青汇报的，而江青却颠倒黑白污蔑傅是冲击钓鱼台⋯⋯

至于林彪、江青一伙为什么要把杨、余、傅连在一起?据杨成武将军分析：

傅崇碧原来是抗大的，后到晋察冀，后在华北军区的六十四、六十三军工作，再以后是北京军区。选调北京卫戌区司令时，三个人中间选了他。“文革”中傅同杨一起执行了周总理、叶剑英的指示，办了许多实事。傅在北京卫戌区这样一个要害部门工作，必然受到林彪、江青等的忌恨。

余立金过去是南京空军的政治委员，来自二方面军的干部，杨同他不认识。1967年，毛主席派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西南的云、贵、川诸省处理“文革”的问题。“七二〇事件”前又把他们叫到武汉。当时，周总理、余立金和杨住在一栋楼里，吃饭也在一起，后来周总理让余立金留下，带着空军作战部长石国英，是为了毛主席乘飞机方便，安全保证也更好些。毛主席到上海，杨和余立金住在一起，毛主席同杨成武等人谈话，余大都在场。余立金当时同意杨成武在宣传上不提“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意见，也支持杨对“光辉榜样”那篇文章的观点。

吴法宪问余立金毛主席南巡讲了什么时，余以“没有传达任务”回绝了吴，引起吴法宪对余立金的强烈不满。余立金是贺龙专案组的组长，因他知道毛主席讲过“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将来还要当中央委员”的话，所以余对审查贺老总的问题是不积极的。

大概就是基于这些事情，用居于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全党唯一的副主席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的话说，“是材料很零碎，东拼一点，西拼一点，不准确，不全，也没有很好地整理，也是信口开河”地为杨成武网织了三条“罪名”：一、搞晋察冀、华北山头主义；二、勾结余立金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勾结傅崇碧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委的权；三、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了反革命。

当然，仅凭这三条是打不倒杨成武的。他们又捏造出：杨成武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彭真的死党”；“排挤许世友、黄永胜”；“五一六的黑后台”；“曲解马克思主义”等等政治帽子，毛泽东主席又一时受了他们的蒙蔽，杨成武无法抵挡住这“文化大革命决战的第五个回合”，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杨成武全家福

杨成武被抓经过与事后的彻底平反

1968年3月11日，杨成武因交感神经失调，迷走神经亢进的老病复发，在家休息。20日杨的父亲去世，至火化时杨也因病未能与遗体告别。22日晚约12时半，他服安眠药入睡不久，林彪派张云生和于运深两位秘书来说：“林副主席非常关心杨代总长的病情。”非见杨不可。虽经杨的秘书再三婉谢，二人还是硬进了杨的卧室。看见杨确实躺在那里才离去。

一个多小时后，23日凌晨，几辆小车开进了杨的院子，把房子包围了起来。走进屋的是李作鹏、邱会作、王新亭等人。邱会作先向四周看看，然后假惺惺地对杨说：“杨代总长，现在请你开会去！”杨成武此时已经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挣扎地坐起来，因已躺了十几天，衣服一时都找不到，只好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杨成武想打电话，电话线已被全部切断了。顿时，杨成武怒火中烧，边走边大声斥责说：“你们少来这一套，你们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要有人性嘛！邱会作，你也要有点良心啊！”

走到楼下，杨成武发现他的母亲、妻子、孩子、秘书、警卫员、炊事员统统都被抓起来，关在客厅里。杨成武要去看他们，邱会作不让看。杨不顾一切推了警卫团副团长一把，猛地把客厅门打开。当时，他母亲、孩子都在哭，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是反革命，他从小跟毛主席干革命，他有什么罪?”

杨成武安慰母亲几句，便被推进李作鹏的吉姆车内，李、邱坐在两边。到了人民大会堂，把他关在新疆厅边上的一间屋子里。当天晚上开会，由林彪宣布杨的“罪状”，并当即命令黄永胜当参谋总长。温玉成接着发言揭发杨包庇罗瑞卿；康生说杨、余、傅有后台；江青说杨整了她的黑材料。面对这些责难，杨成武要求说几句话。江青站起来蛮横地下令：“不要说了，散了。”杨看着周总理，问：“怎么办?”总理向大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来电话说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会后，他们用飞机把杨成武送到武汉山坡机场，一个人被关在山沟里头。两个多月后又用飞机把杨送到郑州，后又转到洛阳，转到开封，转到山西侯马。杨和孩子前前后后写了几十封信。第一封信是5月份写给毛主席的，杨要求与毛主席面谈，如果主席没有时间可派可靠的人来谈。信的最后一句是引用中国的成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杨成武所有上送的信，都石沉大海。

杨成武自1968年3月23日凌晨被抓到1974年5月22日回到北京恢复自由，前后被关押了七个年头。一，始终没有一个人来找他面谈，查问他的问题，也没有人出提纲要他写材料；二，全家被关押，老母亲、妻子、孩子、妹妹、侄子无一幸免；三，全家有母亲、大女儿和内弟三人先后被迫害致死；四，牵连广，不仅总参系统，还包括原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部队多有牵连。这些，就是杨成武被打倒所具有的特色。

1974年7月31日下午，国防部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招待会，通知杨成武出席。在宴会前，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邓小平、叶剑英、张春桥集体接见他。宣布“杨余傅”一案彻底平反。宴会后，周恩来总理要杨留下，说：“我有话同你讲。”杨随周总理来到北京厅，总理单独同杨说：“‘杨余傅事件’我也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我向你作检讨。”周总理要杨记住：“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林彪的头上，一切幸福来自于毛泽东主席。”

周总理真诚地同杨讲：“成武，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事，本来我不想说的，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告诉你，你的大女儿杨毅被他们整死了……杨毅的事原先我知道一点消息，她正在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罪行材料，纲目已列出了四十多条，文字尚未完成就被害了⋯⋯ 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忙于接待，我没有来得及及时处理，结果出了事。后来我作了批示：一不许火化；二要化妆；三要用木棺埋葬，并做好标记。待你们出来后处理这件事。将来叶剑英和空军党委就有权处理这件事。我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

周总理讲完这些，又意味深长地对杨成武说：“你回来是不容易的啊。是毛主席救了你，如果没有毛主席救你，你可能不在人世了。他们(指林彪、江青集团)由康生、陈伯达署名写了一个报告，要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型的军事法庭把杨成武处决，把杨成武的妻子赵志珍秘密押到北京审判。这个报告毛主席和我没有理它，一直压在那里。如果没有毛主席，今天可能没有你了。”周总理还告诉杨：“你的问题毛主席早就在中央的一次会上说过，这是林彪搞的，我(指毛主席)偏听偏信，听了一面之词，一个人一辈子有几次偏听偏信，就要犯大错误。杨成武一案要彻底平反。”周总理说毛主席这最后一句作自我批评的话，用英文、中文重复了三遍。

杨成武听完周总理这一番感情深沉而又真挚的话，不仅深刻理解总理为什么要自己记住“两个一切”的意义，也使他完全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所以对历史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实事求是，离开了当时的背景是不行的。在那种复杂的条件下，谁也不敢说谁一贯正确。问题在于是不是搞阴谋，搞阴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今天回顾起这一事件，冷静地想想，这种仅凭个人意志，信口开河，罗织罪名，愚弄群众的做法，实在是太荒谬。它的后果使党的威望、团结、凝聚力等等遭到严重损害，代价是很沉重的。

原载《炎黄春秋》 2000年第六期

延伸阅读

探谜杨、余、傅事件

作者：阿飞

杨、余、傅事件是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个著名案子，与彭罗陆杨案、贺龙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并列。有所不同的是，后几件案子线条还是较清晰的，历史资料也比较多。而杨、余、傅案却一直语焉不详，不但当事人自己始终搞不明白，连历史工作者也苦于无从下手。其关键原因还是历史档案的缺乏。下面就已公开的史料对此事件作一分析，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1940年杨成武(前左二)在百团大战(河北省)前沿阵地

一、杨、余、傅事件的背景

杨、余、傅事件发生于1968年初，此时正是文革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时期。自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泽东对局势的估计变得异常严重，认为全国各地的军队大部分都支持了右派，犯了严重错误。因此，毛泽东一方面发出“武装左派”的指示，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冲击军队，导致了各地大规模武斗的蔓延；另一方面又大力依靠林彪的军人集团，以掌握军队达到掌握全国的目的。

另一方面，江青的文人集团在这个时期也有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是乱中夺权，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文革初期的笔杆子打天下中，江青集团确实也达到了部分目的，基本上整倒了老干部们。但涉及到军队的问题，文人们却是力不从心的。一是因为军队是毛泽东和林彪的禁区，外人轻易插手不得；二是军队老总们也看不起这帮文人，根本不听招呼。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集团就必须要紧紧依靠毛泽东，尽力影响他的决策。同时又要和林彪集团结成联盟，毕竟真正在军中有影响力的还是他们。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夺权，还处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包打天下的阶段。

二、杨、余、傅其人

杨成武当时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身挂数衔，可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更加关键的是，杨成武此时已成了毛泽东在军中的耳目，代替了罗瑞卿先前的位置。因此，杨成武不但要管理军中日常事务，还要将情况向毛泽东、林彪两头报告。毛泽东经常会在杨成武面前说些对当时政治人物的评论，又叮嘱杨不要说出去。而林彪最关心的就是毛泽东的这些案头之语，因为可以从中揣磨出毛的动向。

左起舒同、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摄于1940.8

这样，杨成武就夹在了毛林两大巨头之间，地位非常尴尬。他不能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就只能令林彪不满。林彪看人的标准一向是“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如此举动在林彪眼中无异于背叛，当然会令他怒不可遏。而杨成武又不能过分得罪林彪，也不得不透露些毛泽东讲过的话，这同样会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许世友当时就在私下说过：“老杨当的是大内总管的角色，可还是老样子，嘴上没有把门的，迟早要出事。”可以说，处在杨成武那样的地位，想两边不得罪，那是不可能的。

余立金当时是空军政委、空军党委第二书记。在历史上，余立金是新四军的，因此被视为陈毅的人。在大力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当时，江青等人是不会对他有好感的。而余立金的秘书当时发生了所谓的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又牵连了余立金。因为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失踪过一段，林彪对吴法宪就说过：余立金是个叛徒。吴法宪是空军司令员，说这样的话就已经含有了某种意味。

傅崇碧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文革初期的大乱中，傅崇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尽力保护了彭真、贺龙、彭德怀、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一批老干部，因而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眼中钉。

三、杨、余、傅是如何被打倒的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因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撤销他们各自所担任的职务。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同日，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余立金和夫人陆力行，双双被打入秦城监狱

3月24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悉数参加。林彪首先讲话，阐述了哲学上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然后指出杨成武有个人野心，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列主义；余立金是叛徒，要篡夺空军领导权；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驻地，反对革命左派。因此撤销他们的职务，逮捕法办。接着，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相继讲话，除了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伟大决策外，又给杨、余、傅加上了一些罪名。最后，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与会者。在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中，三位高级将领的命运彻底决定。

4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为杨、余、傅事件正是粉碎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四、谁从杨、余、傅事件中得到了好处

很明显，直接从杨、余、傅事件受益的是林彪的军人集团。黄永胜升任总参谋长，空军成了吴法宪的一统天下，北京卫戍区也换成了林彪的亲信温玉成，林彪集团已一手掌控了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北京军区，几乎一统军界。

间接受益的是江青的文人集团。杨、余、傅事件成为了新一轮清肃的借口。此事件后，直接阻碍中央文革进行夺权、打击老干部的力量受到抑制，军中一帮老帅们的威信又遭受了沉重打击，更加抬不起头来。江青等人更加出师有名，利用所谓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风而四面出击，再一次打击异己，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五、毛泽东扮演了何种角色

在杨、余、傅事件中，毛泽东的面目是最神秘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打倒杨、余、傅这一等级的人物是不可能的。林彪在3月24日的讲话中说：“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更加重要的是，林彪的讲话提纲，也是毛泽东在当晚亲授的。

傅崇碧与毛泽东在城楼上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杨、余、傅事件的一些大致眉目。因为相关档案的缺乏，想完全复原这一事件目前还是不可能的。可以作出的推测是：打倒杨、余、傅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都有好处的，而对于林彪集团好处更大。林彪想打倒杨、余、傅，自己不宜亲自出面。而江青的特殊身分则更适合说动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林、江两个集团互相勾结夺权的大背景下，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从毛泽东的方面来说，文革的一切决策都是根据当时的局势而确定的。打倒杨、余、傅，会造成林彪在军中的强势，这是毛心知肚明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当时的特定背景。在毛对全国左右对立作出严重估计的情况下，掌控军队以达到掌控全国，是毛当前必须面对的。因此，毛作出牺牲杨、余、傅的决策，就如以前牺牲罗瑞卿、贺龙一样，是顺理成章的。

正因为这一点，这一事件的原委也就变得秘而不宣了。至于公开宣布的种种罪名，不过就是欲加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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