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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特赦1959:北京功德林里的“监狱风云”

金可镂 新三界 2020-08-25

原题

特赦1959

——北京功德林里的“监狱风云”



 


作者:金可镂 

原载微信公号“古籍”


功德林原貌


“你也进来了?!”

“真想不到竟在这里见到你!”

1956年1月11日,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高墙内,惊诧、欣喜、激动……难言的情绪写在每一个犯人的脸上,熟人相见,点头、微笑,喜怒哀乐,不言而喻。

这一天,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蓝色部队”会师了———国共内战中被俘的100多名国军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关押。

功德林的八角楼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黄埔四期生文强,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黄埔五期生郑庭笈……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出身“黄埔系”,曾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的老同学,又在同一面高墙内“改造”。

在功德林里,没有“杀身成仁”,也没有“忠臣烈夫”,烜赫一时的将军们在失去自由后,似乎与贩夫走卒、市井小民并无二致。

1960年代,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杨伯涛、溥仪、王耀武、周振强(左起)在一起研究工作


初入功德林


功德林成为收押级别最高的一处: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我一进大门,不禁倒抽口冷气。”自辽沈战役中被俘8年后,郑庭笈被押至功德林“加速改造”,“这里俨然是阴森可怕的正规监狱。”

功德林一号,正式名称为“北京战犯管理所”,是现在公安部秦城监狱的前身。

功德林原是北京城德胜门外的一座庙宇,清朝末年,朝廷在此创设“京师习艺所”,是中国第一个劳改机关。1915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更名为“京师第二监狱”,后又加以改建。1928年后,功德林被国民政府用来专门关押政治犯,即“北平第二模范监狱”。1949年初中共接管北平后至1960年3月在押犯人迁往秦城前,100多名国民党将军先后走进功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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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8月,功德林监狱被拆除,原址变为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驻地。如今,旁边的几栋居民楼仍叫“功德林小区”,但除了新民胡同外残留的一段斑驳围墙,昔日模范监狱的旧貌已无迹可循。

根据郑庭笈回忆,功德林占地百亩,四周有丈余高的围墙,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地上还存有插放绞刑架木桩的洞穴。大门南边有3幢房子,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花园里有株名贵的梅花,枝繁叶茂,开花时更是可爱,“我常踱到这里,捡起几片飘落的粉红色花瓣放在鼻孔,享受大自然清鲜甜润的气息。”

大门东侧,是成排的平房。监狱中心是呈放射状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胡同里的情形便可尽收眼底。八角楼脚下还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个铁栅,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分别挂有写着“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字样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

1975年,文强(右一)、黄维(右二)等在全国政协接待美籍人士、原国民党国防部故旧的来访


1949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黄埔三期)和少将处长董益三(黄埔六期),最先“入住”功德林。1950年11月前后,杜聿明、文强、黄维(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埔一期)、宋瑞珂(原国民党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黄埔三期)、杨伯涛(原国民党十八军少将军长、黄埔七期)等在华北战场上被俘国民党将领也被押送至此。1955年底,中共决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民党高级战俘集中管理,功德林成为收押级别最高的一处:仅限军队将级以上军官,文官则须到省主席一级。

原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这等于过去中了举人后,选送太学来学习差不多。”引得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

原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在全国“镇压反革命”期间差点被枪毙,后被押至北京,在赴功德林途中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对着城楼上悬挂的毛主席像深鞠一躬,说道:“我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据介绍,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才能较好的接受“改造”,而且他们“改造”的时间比一般人长,所以待遇要高一些。一听“改造的时间较长”,也就没人再继续闹了。

1983年6月23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在京召开座谈会。前排左起:方靖、郑庭笈、覃异之、刘琦(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负责人)、黄维、宋希濂;后排左二起:文强、杜建时、赵子立、李以劻、杨伯涛、罗历戎


思想学习


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学习委员会”承担


上百名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集中到功德林后,按管理处规定,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犯人当中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承担。

王耀武(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黄埔三期)、宋希濂(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黄埔一期)、曾扩情(原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埔一期)等当选为学委会成员。学委会下辖13个学习小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在学委会的组织下,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业余时间开展文娱活动。

郑庭笈是第八组组长,同时兼管澡堂。文强回忆,这个“小海南”乡音浓重,每星期洗澡都由他站在胡同口通知,他总是把“洗”字读成“死”音,一喊“第一组先‘死’,第一组‘死’了第二组‘死’……”总是引来笑骂:“你要‘死’就‘死’吧,我们可不想死。”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特赦杜聿明等战犯


在文强眼中,郑庭笈是功德林里的先进分子,最爱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曲子,“虽然发音不准,但唱得很有感情。”积极改造的态度和文强大相径庭。

在功德林里,要写的不只是悔过书。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墙壁上,挂了一张白布大床单,床单上方贴着一张白纸,上书“新生园地”四个篆体大红字,床单两侧的红纸上,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这就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的机关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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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回忆,为了表达学习心得体会和暴露思想,他们每学习一篇文件,一篇重要社论,听了首长一次讲话,甚至是看过一次电影,都要写一张墙报贴到“新生园地”。写多了,有人总结出一种模式:说形势时,便是当前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时,便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学习之余,犯人们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沈醉回忆,他们最爱讲的,是带兵打仗时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从政时又如何升官发财的得意事,“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在功德林监狱管理员雷皓看来,国民党内部原本存在复杂的派系斗争,在功德林,这些人虽然都穿上了统一的囚服,但矛盾并未消除:正规军人蔑视特务分子,嫡系将领瞧不起杂牌将军,文官和武官之间的成见也很深,“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恰好使我们便于从中了解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

沈醉说,闲谈时常遇到爱“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他们便会不约而同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者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的乐趣”。

正因为此,搞特务出身的沈醉虽未上过战场,但却对黄埔建军、消灭陈炯明、攻打惠州以及北伐时汀泗桥之役、龙潭大战,抗战时的台儿庄大捷、湘西会战等,听得烂熟。只不过,一提到国共内战,将军们个个如同关公“败走麦城”一样,都不愿多谈。

比如,宋希濂平时爱背古诗,有时能一口气背出上百首,一次,当他背到后蜀王妃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红润欲泪。因为这位曾经统领14万大军的“黄埔之光”,正好也是在四川被俘“解甲”。

特赦通知书

劳动改造


郑庭笈回忆,这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


在对被俘国民党军政人员实行“改造”的过程中,中共执行的政策是“以思想改造为主,劳动改造为辅”。

除了每天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批判,他们每周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缝纫、理发、烧开水等,“自愿报名,量力而为”。

一名曾在功德林5号院上幼儿园的北京市民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幼儿园和功德林监狱只有一墙之隔,她从监狱后面经过时,常看到许多“穿黄色军服的叔叔伯伯们”在劳动,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有更老一点的,虽都穿着军装,却没有戴帽徽和领章,“许多人长相也不错,面容端庄儒雅,很像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们通常都是面无表情的慢悠悠地劳动着,也不说话,也没有笑容”。

1960年代,全国政协第一批文史专员合影:溥仪(前右二)、杜聿明(前右一)、宋希濂(后左三)、王耀武(前左一)、杨伯涛(后左二)、郑庭笈(后右一)、周振强(后左一)

1958年10月,功德林监狱管理处宣布,让犯人们自愿报名,到京郊秦城农场参加劳动。用沈醉的话说,消息传来,立刻引发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波动,个个都紧张而又兴奋异常,几天都没有平息下来。

公安部秦城农场所在的燕山东麓,山间潺潺清流,自燕山汉白玉石湖中冒出,涓涓温润,半山腰有一处龙泉寺遗址,公安部绿化队在寺前建平房数十间,是犯人们在秦城的居所,他们从功德林到秦城,接触到青山绿水,极目碧空蓝天,栖息农村旷野,顿觉耳目一新。

按照体力强弱,来到这里劳动的犯人被分成五个生产队,每队10-20余人不等,第一、二生产队承担大田作物的农活,主要栽培蔬菜;第三队负责拆作废的砖窑,垒猪圈鸡窝,被称为“建筑队”;第四队负责果树葡萄的栽种管理;第五队是象征性的半劳半休队,队员都是年迈的“老将军”,负责饲养鸡鸭。

53岁的郑庭笈被编入体力较好的第一组,他回忆,这些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在田地中却束手无策。挖鱼鳞坑,要求每人每天挖一个两米方圆、一米多深的大土坑,没想到到了第三天他才挖了一个半,还算中上水平,可第四天就直不起腰了。

原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牟中珩已年过花甲,但却不服老,干起活来总要与青壮年比高低。文强说,牟中珩半边脑袋没有头发,一年四季不戴帽子,在凛冽的寒风或炎炎烈日下,只要一干活,头上就冒着一缕缕热气。作为饲养员,有一次,母猪产了一窝猪崽,牟中珩像保姆一样,几天几夜不睡觉地护理,其中一头猪崽因缺奶死了,他竟伤心得老泪纵横,还写了一份检查。

1960年10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被特赦的黄埔军校学生、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这一年,犯人们在秦城农场度过了第一个春节。大年三十晚上,对上床睡觉时鞋子的摆法,犯人们尤为注意:鞋尖一律朝外,因为这样第二天一下床,就可以很顺利地把鞋穿上向外面走,象征来年可以交上好运“走出去”;如果把鞋尖朝里,下地穿鞋脚尖还朝床不朝外,这等于来年还是没希望出去。

巧的是,当第二年的秋天来临时,他们都看到了“走出去”的希望。

197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发特赦通知书


分批特赦


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在场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叫:“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中,第一条便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最先看到这一喜讯的是徐远举(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黄埔七期),他负责当天下午收工后分发报纸。徐远举一字一句地念着报纸上的内容,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叫:“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最后的宋清轩(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大叫一声后,脱掉上衣,赤膊在附近的柿子树林中狂奔乱跳,边跑边不停叫着这句话。文强回忆,听到这一喜讯后,康泽紧紧握住他的手,嘴里呢呢喃喃说不出话来,猛然一斜身,差点倒下,当晚即送进了医院急救。

但由于没有公布特赦名单,患得患失的心态在犯人们的心灵深处打着秋千。

郑庭笈连续几天睡不安稳,一闭眼总看见一名正颜厉色的法官站在眼前,一睁眼总不由得想自己会不会被释放,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了鼻孔。廖耀湘(原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黄埔六期)说,那几天人睡不着觉,小便也多了起来,一夜起床六七次,“胡同里的人来来往往,我看都差不多”。

对于关押在功德林的这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一直以“战犯”视之,但却对其“不审、不判”,而且给予相当高的礼遇。在中共宣布将实行特赦后不久,“战犯”们受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

文史专员填写的稿件处理单

国庆观礼两个月后,功德林监狱礼堂,“战犯”们终于盼来了特赦大会。首批特赦的名单到这时才公布,法官唱名时一字一顿: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曾扩情。

十个人的名单很快念完,其中有8人出身黄埔。台下凡是没有被点到名字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叫了声:“完了?!”被点到名的则激动不已。

“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郑庭笈回忆,此时此刻,在他的耳畔,黄埔军校教官的喝令、战场上枪炮的爆鸣、逃难人群的哭号、秦城农场的鸡、锄头落地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

第一批“战犯”获释几个月后,管理处宣布,功德林所有在押人员全部迁往秦城农场关押,有人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是功德圆满了”。

1960年代,宋希濂、杜聿明、溥杰、溥仪(左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


从1960年起自1966年“文革”前,中共又先后特赦了五批国民党“战犯”,几乎每年一次。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国民党在押人员出狱,至此,内战中被俘的国民党“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的特赦令中,第一条便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主要参考资料
沈醉:《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文强:《新生之路》、《文强口述自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从战犯到公民》;郑洞国、侯镜如等:《杜聿明将军》;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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