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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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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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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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记忆丨刘嘉陵：小红书·忠字舞·大串联及其他
语录歌
作者：刘嘉陵
128开本的小红书
一九六六年初秋，天安门广场阳光灿烂，人声鼎沸。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伟人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或在长安街上乘车驶过，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片军用黄色和军用绿色的汪洋大海中，不断起伏着数不胜数的小红书。
128开本的《毛主席语录》是那个时代人手必备的“红宝书”“最高指示”，它甚至成为人们在大街上安然行走的通行证。除了以造反为天职和至高荣耀的红卫兵小将，即使随便一个什么人，在大街上忽然拦住一个行人，讯问他带没带上红宝书？对方都要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所有身上少了一本小红书的人都狼狈不堪地逃回家中，想尽办法使自己成为一名持有“红色通行证”的合法者。那个时代的任何一张纪念照，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全家福，一群同学或一群战友，无一例外是人手一册红宝书，十分虔敬地捧在胸前。全国各大印刷厂的机器昼夜轮转，语录本的印数在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纸张及印刷精美异常，差错率一一零。
那是个“踊跃发言”的时代。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中国人论证什么的时候，喜欢说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而一九六六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任何一个中国人，无论他打算论证到第几点，在发言之前，都必须先引用一段主席语录，并要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后来，连这样的说法似乎都有些失敬了，引用语录前又要先说 “最高指示”。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有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正在沈阳音乐学院红色和白色标语、大字报中间行走。他是学院的院长，初期的运动对于他尽管比较温和，但是后来，他的家也被抄了多次，下一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已难预料。许多人包括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位作曲家的历史性的“下一步”与伟人的语录紧密联系起来了。最初是应本地一位青年的请求，后来是应全国各地来沈红卫兵的请求，他一首接一首地为“最高指示”谱写歌曲，操着铅笔头，当场即写，一挥而就。语录歌就这样被越来越多的人唱了出去，后来又见了报。印刷机再次飞速轮转，作曲家的大脑也像印刷机一样飞速轮转。
这位作曲家名叫李劫夫，当时是国内最优秀的作曲家之一，那以前他创作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哈瓦那的孩子》《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等早已家喻户晓，妇孺尽知。李劫夫的大脑令人惊讶，那里面潜藏着无穷无尽的旋律。就那么七个音符，可是经过那样的大脑过滤后，总能点化出一首又一首一下子便可流传开来的歌曲。文革初期他一共谱写了一百多首语录歌，其中广为传唱的就有几十首。
人们一直以为当年所有毛主席语录歌都出自劫夫之手，后来才知道还有许多作曲家也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没办法，只要是一首上口的语录歌，人们就把它归入劫夫的账户。“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这首歌当年不知被唱过多少次，甚至许多年后，知青战友在酒店聚会，大家也要再次唱起来。唱完了大家便说: 人家李劫夫这歌儿是好听。可是后来我翻阅文革时期的老唱本，才发现，这首歌的著作权应当归于当年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艺术指导迪什。
语录歌是六十年代的顶级“流行金曲”，“文革”期间来中国演出的“友好国家”的歌舞团，也要讨全国人民欢心，在他们的节目中加上几段语录歌，用突击学来的怪腔怪调的汉语演唱。当年阿尔巴尼亚有一个民族歌舞团访问中国，我们都从黑白纪录片上看到了演出的场面。来自亚得里亚海岸一一山鹰之国(“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革命同志穿着彩色民族服装，满脸笑容地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舞台下面的中国观众掌声雷动。这位阿尔巴尼亚大叔按照中国同志的习惯，唱了两段，又铿铿锵锵地念了一段。大叔勉为其难啊，他把“下定决心”念成了“下定决身”，把“不怕牺牲”念成了“不怕牺身”。我们在银幕外面开心地大笑，觉得我们已经征服了全世界。
公款旅游的老前辈
语录歌在各个城市的上空通过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与此同时，中国的青少年在革命和造反的狂热中，遍游华夏各地，名山大川。火车车厢里水泄不通，行李架上和厕所里也塞满了革命小将。火车停下来时，小将们从车窗口跳进跳出，打水，买食物，方便方便。疲惫不堪啊，但他们抻抻懒腰便又豪情万丈，继续放声高唱语录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面还放声高呼：“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红卫兵是中国公款旅游的老前辈。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公款旅游伴随着巨大的破坏。
那时候我的在报社工作的爸爸已经被“打倒”了，清算他“罪行”的大块文章刊登在省市党报的头版上。但是我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冒险出去参加“革命大串联”，后来还到了北京，激动万分地接受了毛主席的第x次接见，还给我寄来铝制毛主席像章，和有机玻璃镶成的主席语录章。据传老人家一听说全国各地生产的铝制像章要耗掉多少架飞机的原材料，便说了四个字: “还我飞机!” 但全国各地继续大量生产着各种式样的像章。
我们家的孩子当年填各种登记表的“家庭出身”一栏时，一向要填“革命干部”，父亲“倒”了以后，哥哥姐姐们为了大串联再填表时，就心惊肉跳起来，哪里还敢一如其旧啊。大家一再问父亲，老家土改时到底定了个什么成分? 父亲说，定的是中农。
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们已经有了很强的“政策观念”，他们即刻生吞活剥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些“最高指示”。当他们读到“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时，急迫地追问父亲，当年老家到底剥没剥削过别人? 当他们读到“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债。他们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 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么? 怕未必！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农会的人拿着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他们说: 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就回答说: 莫性急啦！” 这工夫哥哥姐姐们额角便开始冒汗。当他们读到对自己十分有利的“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做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顿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等他们又从“毛选”的什么篇里读到“贫农和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和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几个人更加欢欣鼓舞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多伟大呀！他把中农和贫农并列在一起了，还说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从此后，哥哥姐姐们就以中农后代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加入了公款旅游大军。
在那个各取所需的革命狂欢年代，如果这几段关于中国中农兄弟的“最高指示”也被李劫夫他们谱成歌曲(最好用东北民歌小调），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定早早就唱它个滚瓜烂熟。
我大哥班里还有几个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男生，被人家的公款旅游大串联馋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便想了个办法，把出身写成了“城市贫民”，之后赶紧去补这一课。
这个说法妙极。任何一种聪明智慧都会迅速开花结果的，在我生活的沈阳城里，一夜之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城市贫民”的后代。我从前的好多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家里时常可见典雅的家具和古玩，还有洁白飘逸的蝇甩(“拂尘”)，就像京剧舞台上周信芳老先生戴的髯口。他们的家庭出身个顶个都令人生疑，但是忽一日，大家都清一色地写上了一一“家庭出身: 市贫”。
我因为是小学生，不够资格参加“革命大串联”，只好在家里读哥哥姐姐们从北京写来的信。这些幸运的公款旅游者呀，不但坐火车不花钱，在北京吃馒头睡榻榻米不花钱，甚至乘公共汽车也照样不花钱。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有句道白: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 这位胖翻译跟大串联时期的红卫兵小将比起来，那叫小巫见大巫。
哥哥姐姐们在北京串联期间为了安全起见，隐瞒了相互的亲情关系，彼此之间直呼其名，就像货真价实的革命同志。他们学了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回沈阳后不停地唱着，弄得我也会了不少。除了他们教的，当时的收音机里也每天都在教，后来我就成了毛主席语录歌的“演唱大全”。
结果斗了个假的
这就到了一九六七年夏末，到了沈阳城和全国许多城市真刀真枪武斗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全都去了北京姨妈家。
大串联虽然已经结束，但我们去北京仍然用的是大串联的免费方式，因为沈阳火车站和北京火车站差不多已经失控了。我们在火车上胆战心惊，却一直没有人查票，就连列车员都没见到，只有一位和气的解放军战士组织着大家。半夜里列车停在野外，幽蓝色的信号灯神秘地眨着眼晴，大家下去方便时，解放军战士不但不问我们有没有票，还一再高喊: “同志们快上来呀！一会儿车就要开啦，谁也别落下! ”早上到了北京火车站，我们既高兴又害怕，首都可不是沈阳啊，我们拿什么出站呢? 可是到了检票口，还没容我们多想呢，大家哄的一下就出去了。顷刻间，蹬三轮的老北京人香脆可口的京腔便灌满了我们的耳朵。
在北京的两个多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满街的菜籽油香味，满街的炸油饼，满街的古都气韵(虽然它披上太多的红颜色)。北京话好听极了，大男人说起来倒不怎么的，可那样的话一经孩子和老人说出来，简直让我想收住脚步，一句不漏地听完。吃早点时，我要买豆浆，老伯伯便问我来 “白浆”还是 “糖浆”? 白浆二分钱一碗，糖浆五分。我当然要买二分钱一碗的“白浆”了，我还不是个挣钱的大人呐。但是那“白浆”喝下去，仿佛也甜丝丝的。在北京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在蔚蓝色的池水中游泳(沈阳的游泳池水是像军装一样的草绿色)，一个猛子扎进去，恨不得在蓝色水中张大了嘴，咕咚咚喝上几口。
“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语录歌每时每刻都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林副主席为毛主席语录作的序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有那一段“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也都谱成了歌曲，不停地播放着。大街上贴满了批斗哪个大人物的会议海报，有一天我在长安街上看到一张海报，说是次日下午两点，北京市一个区妇联的革命造反组织将在天安门广场批斗王光美，望广大革命群众届时踊跃参加。
次日午后，我这个十二岁的傻小子忘记了自己父亲也正在什么广场上接受批斗，早早地赶到了天安门广场，准备“踊跃参加”这次批斗会。我东望着中国革命博物馆，西望着人民大会堂，南望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北望着天安门城楼，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可是时间到了，与会者仍然稀稀拉拉。我心说，首都人民真是见过世面啊，连王光美的批斗会都吸引不来他们。会议开始时，有人起了个头，大家高一声低一声有一句没一句地唱了首语录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之后，一个尖嗓门的革命妇女大喊一声: “把中国赫鲁晓夫的老婆王光美押上来!” 我抻长脖子向她手指的方向焦渴地望去，却只见几个妇道人家推上来一个挺老高的纸做的假女人，穿着旗袍和高跟鞋，戴着用乒乓球串起来的夸张的大项链。
人群中哄笑起来。我原以为大家笑的是假王光美，后来明白了，大家心里其实都在说: 谅你们也没那么大能耐！一个小破区的妇联，也想弄来真王光美斗一斗?嘁! 几位妇道人家也抿嘴乐起来，讪讪的。我也跟随着讪讪地乐。没多会儿，在那些妇道人家尖声尖气念批判稿的时候，我跟好多人一块儿溜号了。
回到姨妈家住的四合院后，姨妈向街坊邻居讲起我的奇遇，说：“我这个傻外甥啊，就是实心眼儿，从昨晚就吵着要去看王光美，结果斗了个假的！哈哈哈哈……”男女老少北京人民都望着我，在古都初秋的夕阳中开怀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我坐在过道上的帆布马扎上闷着头，用一块碗碴儿为姨妈刮土豆皮，斜阳晒得我眼睛直冒金星。姨妈又说: “这个傻小子！你倒是找个凉快地方啊。”
那真是段奇妙的日子。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破四旧！”“立四新！”“荡涤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但谁也没办法用一把大砍刀把古城的古韵连根砍掉。谁也做不到。青灰色的四合院，青灰色的小巷，干净整齐的街道，革命者与封建帝王共用的红色的宫殿。过水面，肉末炸酱，黄瓜丝，香椿树，京胡，三弦。老北京人摇着蒲扇谈古论今: “北新桥没有桥”，大栅栏念成“大拾辣儿”。“您早啊!”“您回来啦!”“您吃了么?”“您慢走啊!”
北京的男孩女孩穿着白地黑边懒汉鞋，踏着语录歌的节拍，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张口闭口“向毛主席保证”，男孩子虎头虎脑，女孩子眉清目秀，一个又一个奇妙的字眼儿在他们嘴上滚动: “东单”“西单”“灯市ロ”“花儿市”“钱粮胡同”“船板胡同”“宽街儿”“德胜门”，还频频吐出一个个老北京土语：“尅（揍）他！”“chei（碎）了！”“颠（跑）儿啦！”我险些爱上姨妈家邻居的一个女孩，她扎俩小辫，穿着白衬衫和绿黄相间的碎花裙子，说出话来好听极了，尤其是你午睡醒来，忽然听到她在外面说了句什么的时候。
革命真好！我们再不必整天在教室里受罪了。满大街播放着童声齐唱: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日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首语录歌大概就不是李劫夫所作了。)副食商店门外，大缸里盛着流动的井拔凉水，泡着好多大个儿的西红柿，二分钱一个，生吃，又爽口又香甜。
想念北京
回到沈阳已近深秋，到处都破破烂烂人心惶惶，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人们用浓重的沈阳口音破口大骂，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商店柜台里稍稍像样的商品都用小牌小字标示着: “展品，不出售”。武斗期间在各个居住区路口栅起来的木板还没有拆除，沈阳街头的大喇叭里也不播放童声齐唱: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再也吃不到姨妈用“肉末儿”炸的浓香的黄酱了，嘴里都淡出了鸟。家里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买来一种叫“猪肉豆”(只有豆，没有肉，应当叫猪油豆)的罐头，用它来炖大锅菜。
我满肚子辛酸啊，以为天底下顶数我们家和我最不幸了，除此之外，谁都在那儿无忧无虑地歌唱。我们家后来搬去的胡同里，有一些男孩子动不动就欺负我，拿父亲的名字羞辱我。而他们三天两头就要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穿着洗白了的黄军装，抹上红脸蛋，兴高采烈地唱毛主席诗词歌曲: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唱语录歌: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有一天中午，我拿着姐姐煎的几片玉米面窝头，在胡同里边走边吃，一个淘气的男孩子从我身边跑过去，顺手抢走了一片。这个在我眼里幸福无比的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后代，跳起“忠字舞”来像许多年后的摇滚舞星一样灵活，时常博来一片彩声，我对他连气带羡慕。但是这个“幸福的”男孩子一面吃着我的午饭，一面向胡同里的孩子们大喊：“他家窝头片儿放油！”
我发了疯似的想念北京，夜里一躺在床上，听到残存的武斗枪声时，脑子里便闪现出北京的往事，心里难过极了。想着想着亲爱的北京，就做了个梦，梦见从沈阳太原街北口一直往南走，就可以抄近儿走到北京，不必坐火车，一会儿工夫就到。我正在喜气洋洋地重返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边走边听着那首嫩声嫩气的童声齐唱:“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我的哥哥姐姐们也一样发着疯，但他们比我勇敢得多，他们可不仅仅是做梦，还要行动。有一天夜里，我大姐刘宁和二哥刘齐从沈阳南火车站候车室的厕所窗户跳到了站台边上，立即被工作人员抓住了。我和二姐在窗子这边听着外面的唇枪舌剑，心都要蹦出来了。大姐和二哥都说着标准的北京话，说他们是北京xx中学的红卫兵，大姐说她名叫申丽，二哥说他名叫王钢，他们是“一块儿到沈阳来联系红卫兵组织的”，现在，他们要返回北京了，因为有“重要的事项”要向组织上汇报。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姐弟呀，都戴着白边近视镜，眉眼酷肖，用毛主席老人家的话讲，“何其相似乃尔”，可他们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天子脚下奉旨造反的红卫兵战士——“王钢”和“申丽”！
“那你们怎么不买票呢?”
“红卫兵没有买票的习惯！”
“你们有什么重要事项？”
“那是我们组织内的事情……”
大姐的声音越来越尖厉，二哥的声音越来越粗壮，他们在字里行间还不停地引用毛主席语录。令我们万分惊奇的是，他们的口音听起来比北京人还北京人，就像一出优秀剧目的动听道白。对方似乎已经被说服了，我们在窗户这边听着听着，心里慢慢就有了底，对他们的临危不惧五体投地。
“申丽”和“王钢”同学成功了么? 他们实现了重游伟大首都的宏愿了么?
两天后，他们回到家中，嘴里哼着湖南花鼓戏腔调的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问他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北京怎么样?他们说，那天晚上，沈阳站的工作人员说不过他们，就让他们进了站台。但是去北京的仅有一次列车却严加盘查，就是一只耗子也休想无票上车，不晓得首都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本省的丹东市玩了一圈，就回来了。那个小城市，玩上一天也就差不多了。尽管没去成北京，他们还是获得一种成就感。他们得意洋洋地唱下去: “我们到了一个啊，地呀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在人民中间哎——生根开花！”
胡同里每天清晨和晚上都要演练“忠字舞”，语录歌继续唱下去。有一伙高干子弟一天晚上在一个独门独院里拉起京胡、捏着假嗓唱起了《红灯记》:“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一个在国营饭店上班的矮壮汉子远远地听了会儿，撇着嘴角说道: “这啥鸡巴玩意儿，明儿我也整一帮来!”
次日傍晚，胡同里来了一伙手持各种乐器的高人，先室外，后室内，吹拉弹唱了半宿，围观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有一个脖子细长、肩膀像门那么薄的瘦男人坐在地板上，一面熟练地弹着怀中的秦琴，一面仰脸笑眯眯地唱起了豫剧曲调的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一一主义的道理哎，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有一一理哎——啊依啊依啊——嘿嘿！”
那块板儿油怎么卖
到了六十年代末，头发不再纯黑的父亲终于被“解放”了，恢复了人身自由，补回了几年来扣发的工资。但是在省市革委会的严密控制下，食油月供已由全国平均的每人五两降为三两，每人每月还要再“节约”一斤粮，“支援兄弟省份的阶级兄弟”。沈阳人民非常务实地不再张罗吃红肉了，所有买凭票猪肉的顾客都非常热爱并争购猪腔子里那块白里透红的“板儿油”，有了它，人们的饭食中好歹有了点油水。没有人听说过“胆固醇”这个词儿，啥叫“胆固醇”啊?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大声问着：“那块板儿油怎么卖?”
初秋的一个周日大清早，仍然穿着灰旧劳动装的父亲悄声喊醒我，骑车带我到城市的北半部——一个叫“北行”的地方去买“黑市肉”。一路上我们很少讲话，要讲也压低声音。到了地方，父亲警觉地四下瞅了瞅，只向乡下人问价而不讲价地匆忙买完了白的，又买了些红的。我们已经很久没见到稍大些的红肉了。
回程中，父亲问我: “你最梦寐以求的是什么？爸爸满足你。”我有好几年没长个儿了(在班级排队总是甘居中游)，胃肠和觉悟早已适应了紧缩时期的物质生活，思来想去，只让父亲买了顶红白相间的游泳帽，一角六分钱，二寸布票。
我们就要举家迁到乡下，“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的五七道路”去了，四十九岁的父亲也就要钻到灰尘累累的床底下，把所有破东烂西都拽出来拍拍打打，用绳索捆好，通过又慢又吵的大卡车带到广阔天地。彼时，全国范围大唱语录歌的风潮不知何故，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多年以后，我查阅当年的文献，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泽东形象时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从那时起，全国范围大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新风潮，又取而代之了。
（载于《布老虎散文2004春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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