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海林，籍贯山西，1957年生于上海，1974年到四川广元县下乡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发动机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航空工业部161厂，1988年调入深圳，先后在深圳市工业学校、深圳信息职业学院工作，现已退休。
作者：陈海林
难忘的1976，大悲大喜，惊心动魄，在我们民族的年轮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当时，作为上千万所谓“知青”之一，（加引号不光是因为那个特殊年代特定群体的指征，更是自嘲，那十年的青少年们上了几天课，读了什么书，有多少文化？标以“知识青年”，真是莫大的讽刺）我在川陕边界山区的插队生活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头，也许，上面成天要求大家宣誓表态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将成为我们终生的命运。元旦前，我回到成都，冬季的盆地气候，似乎特别沉闷。如同越来越喧嚣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得已被折腾得麻木漠然的广大民众，心里越发沉甸甸的。从各处返家的知青们，成天聚在一起，都在悄悄传播一些犯禁的“小道消息”，比如“红都女皇”之类。而对于虽未点名、但已明显所指的“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大家都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而久未露面的重要人物，更是牵动着众人的关注。元月九日早上，一个阴冷的清晨，高音喇叭响起了哀乐，噩耗降临，播音员悲痛的声音宣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许久以来的不愿发生的预感终于变成了事实。厂区、宿舍的人流停下脚步，时间仿佛停滞了……我母亲找出一块黑布，用缝纫机做了几个黑纱，含着眼泪对父亲和我们兄弟俩说：“我们给总理戴孝。”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全国都一模一样：商店的白纸黑布被买光了，白花黑纱遍布厂区街头；各单位自发制作的花圈越来越多，越做越大，悼念活动规模不断升级；街上不断有越来越长的队伍，花圈领头，臂缠黑纱胸佩白花的人们默默随行；当时电视机非常稀少，基本都是单位上的，小屏幕黑白显像管的，晚上搬出来供大家集体观看。众人含泪和首都人民一起向总理告别，当看到江青居然没有脱帽时，人群中响起了议论和谩骂声。当时的一大景观是街头的大字报，少量的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官方命题之作根本无人理会，而大量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文章、诗词贴满了大街小巷。十年“文革”，练出了不少人的毛笔字，当然谈不上书法艺术，写得比较流畅就不错了。内容都是人民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对总理的怀念，对时局的担忧，对某些人倒行逆施的愤懑，都通过这种“街头艺术”发泄出来。街道、广场万头攒动，观者如堵，人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情。过了一段天天上街看大字报、传抄写得不错的诗歌的日子，临近春节了，还得解决物质生活问题。那时，几乎所有东西都得凭票购买，粮票布票自不必说，炒菜的清油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一斤。放到现今，不够一两天吃的，真不知是如何过下来的。但在当时，由于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这种待遇，比起被称为“陈三两”领导的“东北虎”，（指陈锡联治下的东三省，每人每月仅三两油，进京抢购首都人民享受的不限购的猪肉）已算是高标准啦！我们这些知青是没份的，户口已下乡，只能蹭家人的。过年总得吃些肉，办法就是向农民买肉票。他们养了猪卖给国家后，按半边重量返还若干肉票。但由于还得再花钱买肉，基本没有现金收入的农民许多都将其出售换钱，由此形成了肉票的黑市。那时成都的猪肉每斤七角七分，肉票大概要五六角，郊县要便宜些。我有个同学W在大邑县插队，准备去他那里采购一些。其实稍微算一下就知道：即使买十斤肉，能够省下的也不过两三元钱。没办法，那时的生活水平就是这样。到W插队的董场镇（离著名的安仁镇刘文彩地主庄园很近）有六七十公里，我和另一个同学Z骑自行车出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抵达。天色已晚，借已回家过年的知青床铺住下，饭后海阔天空一通乱聊。谈到纪念总理之事，W说镇上有一篇诗词，写得非常之好。第二天一早，上街去收购肉票（当时算投机倒把行为）。见路边墙上贴有一张白纸，上书“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个大字，下面有三段诗文：子夜哀歌阵阵催，魁星坠，夜幕垂。弱风呜咽，天地为之悲。敬爱总理长眠去，惊霹雳，万人泪。
鞭驱黑暗播春晖，倒三山，奋铁臂。策运四海，一身系安危。满腔热血铸伟业，扶华夏，振神威。
慈父一去难返回，止悲痛，住哀泪。先志未了，继业看我辈。誓将遗愿化宏图，仰音容，照丰碑！
不同于成都街头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的阵势，在这小镇街头略显孤单的一张大字报，反而让我们可以细细品读。赏析良久，慢慢品尝出了其中的厚味。首先觉得其情感真挚，既有催人泪下的悲伤，也有对总理功绩的赞颂，更有促人奋发的宣誓。思绪跌宕起伏，格调昂扬向上，意境悠长，感人肺腑。虽悲痛却无伤感，用现在的话说是充满了“正能量”。其次觉得篇幅短小精湛，格式严谨整齐。当时流行的诗歌是宜于宣传表演的形式，如诗朗诵、对口词、快板书等。适合红卫兵们身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手握语录本，集体列队，登台亮相，手舞足蹈，大声朗诵。如造反誓词，战斗檄文，打打杀杀，就是好就是好之类！内容空洞生硬，基本为标语口号；篇幅较长，动辄十几页数百句。极少见到精炼的古体诗词，偶尔有几篇，都是生搬硬套地模仿《毛主席诗词》中的词牌名，按字数填空凑数，没有音韵，不通格律，无所谓平仄，更谈不上对仗等等了。而现在面对的此篇，除意境高雅外，文笔也显出功力，遣词用句到位贴切，通顺流畅，一气呵成。更重要的是，平时最烦那些不押韵的所谓“诗歌”，读起来都没有味道。要有音韵格律的美感，是诗词的起码标准，“无韵不成诗”嘛！此篇用的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韵脚，却能够严谨循规，一韵到底。足见作者功底深厚！出门未带笔纸，也不便向外人相借。但毕竟年轻，加之被吸引住了，好在诗句朗朗上口，诵读几遍之后，便已刻印在脑海之中了。底下没有落款，不知是何方神圣之大作，或者是转抄自何处？现今看来，也许未必称得上有多高水平，但在经历了十年“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之后，满脑空空的年轻人，能够看到如此佳作，加之感情贴合，心灵相通，已经如获至宝，觉得是难得的精品了！唯独有些不解的是：看语句排列，似乎应该是某个词牌，但却说不出来。文革扫荡了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我们连《唐诗三百首》都没有读过。唯一例外的是因为盛行《毛主席诗词》，还知道《满江红》《沁园春》《西江月》等一些词牌名，但主席诗词没有用过的，就一无所知了。加之这种三段式的，更没有见过。后来跟一些朋友交流，也没有知道的。一件小事，难得经常回忆，偶尔想起，吟诵把玩一番，也还加深了记忆。十多年后，导演丁荫楠用大胆新颖的手法拍摄了人物传记影片《周恩来》，轰动一时。观看电影时又想起了这首小诗，仔细琢磨，猛然发现，这首词牌的格律应该是《江城子》！不过我看到的只有三段，相当于一首半，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原作者应该是有相当功底的，不会留此残缺之作，也许是传抄中遗漏丢失了。电影《周恩来》用独特的视角描写了总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的经历。回想一下，词中二三段之间的跳跃也大了些，似乎缺少了些内容。一时兴起，以浅薄的功力，斗胆做一番续貂之尝试，遂成下文：之一
子夜哀歌阵阵催，魁星坠，夜幕垂。弱风呜咽，天地为之悲。敬爱总理长眠去，惊霹雳，万人泪。
鞭驱黑暗播春晖，倒三山，奋铁臂。策运四海，一身系安危。满腔热血铸伟业，扶华夏，振神威。
之二
乱世挺身独撑危，护元勋，嘱后辈。殚精竭力，为民身心瘁。妖孽病魔恶相逼，劳躯倦，泰山摧。
慈父一去难返回，止悲痛，住哀泪。先志未了，继业看我辈。誓将遗愿化宏图，仰音容，照丰碑！
本人才疏学浅，诗文基础更是不堪，只是注重了韵律，对词性、平仄等完全没有讲究。不知能否与原作相配？时光荏苒，原创者是否还在人世？还能够记忆起自己当年的一首力作（肯定是满怀激情写下的）吗？他（她）更不可能知道这首小诗在一位知青心中引发的巨大共鸣！四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于历史有了更加详尽客观的了解，对于人物、事件有了更为冷静全面的评价和解读。这里只是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政治环境、舆情民意、人心向背。这首小诗不过是当年涌动暗流中的一滴水珠，它从细微的角度折射出了民意和人心，反映出了历史的必然！它和全国亿万民众的心声一起，汇聚成了当时京城长安街十里相送的人流，掀起了两个多月后丙辰清明的巨澜，更引发了金秋十月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惊雷。
1976年，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极度匮乏的年代。纸媒仅见“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各地的报纸几乎都是其翻版，统一转载的新闻、社论、报道、批判文章；外媒也只有新华社编发的《参考消息》，那是内部发行、只限领导干部才有资格看的。电视刚出现不久，城市里都只有单位才配备了几台黑白电视机，家庭基本空白（有个别懂技术的自己组装，那是难得的奢侈品），节目也只有北京电视台一个频道。（1978年才更名央视的）广播是当年最重要的传媒手段，城市、工厂里主要是高音喇叭，乡下条件差多了，一个生产队给队长家配备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连上铁丝电线拉到各家各户，墙上挂一纸盆喇叭。通过它收听广播，由队长通知出工、开会等事宜。1976年初，经历了周总理去世引发的民怨沸腾，过了春节，又不得不返回乡下去干活。日益喧嚣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得政治气候愈发低沉。遥远的山区，比起城市的信息更加闭塞。偶尔赶场到公社办公室去翻几张过时的报纸，除了社论、批判文章，看不到任何经济民生方面的消息。生产队喇叭里成天播送的，也是这些“新闻”，再就是已让耳朵磨出老茧的“八个样板戏”，还有“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杀气腾腾的歌声。前段时间在整顿乱象、恢复生产方面有所起色的邓小平，看来已不可避免地将要第三次被打倒。他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时的凝重身影，也许是这个小个子最后的亮相。他已被定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性质逐渐升级，点名批判呼之欲出。虽然惋惜，虽然愤愤不平，但在层层打压下，民间的不满情绪被强行抑制下去了，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在淡化平息。农活没有闲的时候，两个多月过去了。一日收工回来，天色已黑尽，同住的一位本地知青低声告诉我：“北京出大事了！”猛然一惊，赶忙凑到喇叭前细听——“XXX广场的反革命事件！”虽然播音员言辞灼灼，声调激昂，但仅从事件发生本身就已显露出其严重程度！在山区乡下不知道，全国各地以纪念周总理而掀起的群众运动一直未有止息。自三月份从南京等地广大民众自发奋起抗争，于丙辰清明时节在共和国的心脏地带达到了高潮，百万群众云集广场，悼念总理，抒发豪情，矛头直指极左的文革势力；而作为“反革命宣言”样本公布的民间诗词创作，更是如雷霆震耳：“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如同霹雳闪电，惊醒了似乎已经麻木的神经——人民没有屈从，地火仍在运行，奔涌的岩浆终于爆发了！在喇叭前呆立了许久，已忘了做饭，自然是通宵夜不能寐。虽则激愤，但理智在提醒自己：事态已升级，性质已变化，邓小平已被点名撤职批判，群众运动也已被弹压。作为小老百姓只能噤声服从，以求自保。山高路远，地处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村民（那时叫社员）对此政治动向没什么兴趣，也是多年的折腾让大家早已麻木不仁，对上面布置下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敷衍了事，晚上开会时读两篇报纸，让知青写几张批判文章做做样子。大家每天听从队长的广播布置下地干活，通常是大糊弄磨洋工，歇气（休息）时男女之间瞎起哄开些荤素玩笑，过过干瘾满足心理需求（这种大锅饭的做法效率极低，大都是以混工分了事）。收工后却又精力旺盛地去伺弄自留地，家家户户的那一小块都比生产队的大田长得好得多！毕竟填饱肚子才是头等大事。生产队唯一的“通讯设备”半导体收音机放在徐队长家里，可怜没有文化的队长连调台都不熟悉，居然有几次喇叭里传出了“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的声音（可能是其功率较大的缘故？）我们吃惊地凝神听一阵，连忙穿过半个村子去叫停换台。要知道“收听敌台”的行为弄不好会坐牢的！好在社员们对此无动于衷，生活在社会底层成天忧心于吃饭问题的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也没有识别“敌台”的能力，从来没有人去告发。五月份开始了双抢（抢收抢种）大忙，这是一年中农活最集中的时候。开不得玩笑，“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个季节要是耽误了，收不回来种不下去，一年的辛劳都会泡汤！全生产队男女老少悉数上阵，白天在旱地里收割小麦，然后犁出地来种玉米、黄豆，壮劳力则要把冬水田翻耕、耙平，插上水稻秧苗，一天下来腰杆都几乎要折断了。而晚上全队还要集中在晒坝上打麦子（用机器脱粒），大概有十几天时间几乎是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人已经累得麻木恍惚，有时坐在压柴油机的石条上就睡着了，任凭机器轰鸣震动都吵不醒。那时每天回家做饭吃饭的短暂时间太宝贵了，难得喘上一口气，就又听到徐队长在喇叭里吆喝：“出工了，出工了！”双抢忙完，稍事喘息，田间管理又得跟上，除草、间苗、薅秧、施肥，顶着炎炎烈日，成天在地里田间忙活。“粒粒皆辛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才能深切体会到农民的辛劳，粮食的来之不易！就在这盛夏之时，传来了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消息，记不得是不是在广播里听到的了，只是联想起年初周总理去世，感觉到这1976年似乎流年不利，开国元勋们都进入凋零的时代了。当然，没人敢说出来，更不敢再往下想。老天似乎也在趁势折腾，年初吉林省下了一场陨石雨，大火球从天而降，散碎飞落，惊恐人间，最大的一块陨石重达1.7吨！七月底，喇叭里传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不过那时的套路是先播送党中央国务院的慰问电，强调阶级斗争为纲，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指导抗震救灾，军民携手，人定胜天。让你听不出灾害的烈度和损失的严重性，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次地震恐怕很厉害。当时几乎到处都在风传本地也要发生地震的消息，闹得人心惶惶，坐立不安。一天晚上收工后，喇叭通知吃完晚饭到晒坝（打场晒粮食的平坝，也是生产队的广场）开会，传达有关预防地震的消息。闹腾久了有些“狼来了”的感觉，加之听说队里有个在天津当兵的青年探亲结束要返回部队，我们两个知青便没去开会，到那位士兵家里去摆龙门阵，顺便打听一下唐山地震的消息。那位士兵（记得好像姓雷）告诉我们，队里另一个与他同在天津服役的士兵写信回来了，讲到唐山地震很凶，连天津都损失严重，垮了很多房子，伤亡不少。我们听了非常震惊，印象中天津离唐山有相当距离，是另一个城市，影响尚且如此，那么震中情况如何可想而知！正在感慨之时，忽然觉得坐着的条凳猛地晃动起来，身体急速左右摇摆，头顶房梁上的瓦片“哗哗”响动……说时迟那时快，人的本能反应此时非常敏捷，猛地一蹬腿，我就已经站在房间外面十几米远的空地上了……过程如何，事后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大脑一片空白，只听得远处鸡啊狗啊一起狂叫。又过了片刻，才感觉一股冷汗不停地往外涌动，湿透了周身衣裳——“地震，真的来了！”这就是1976年8月16日，发生在四川省松潘、平武地区的大地震，震级为7.2级。现在知道，这次地震有感范围较大，西至甘肃高台，南至昆明，北至呼和浩特，东至长沙，最大半径1150公里，成都市震感明显。我下乡的地方，距离震中大概只有一百多公里，那感觉是太强烈了！这可是一次真正预报了的大地震，当天上午，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贯彻中共中央“8.13”关于四川防震工作的电话指示（我们生产队当晚也开会了！）结果晚上22时左右，大地震就爆发了。由于震中地区人烟稀少，加之预先采取了较为充分的防备措施，这次大地震造成的伤亡和物质损失都不算严重。总共只有800多人伤亡，其中600余人轻伤，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好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垮塌伤人，但谁也不敢再住回干打垒的房屋了，只能在野外用竹席、麦草搭起防震棚。偏偏又正逢连天阴雨，在漏雨潮湿的草棚里勉强过夜，真是苦不堪言！此时水稻已近成熟，一年中最主要的收获季节将要来临，人连觉都睡不好，如何全力以赴收割庄稼？又折腾了十几天，风声稍微平息，大家还是逐渐搬回屋里去住了，“压死就压死算了！”真是天怒人怨啊！人间斗来斗去自我折腾，上苍也愤怒发威给你颜色看看，“洒向人间都是怨！”上至国家兴衰存亡，下到个人前途命运，给人的感觉，简直是糟透了！大地震的惊魂因时间流逝渐渐淡化，秋雨连绵中，水稻收割季节开始了。生产队将几个劳动力编成一个小组，分别用镰刀割稻子，用拌筒摔打脱粒，把稻草捆扎起来，将稻谷挑回晒坝晾晒。稻田有些已经放干，有些还积了较深的水，赤脚踩在里面行走很是吃力，深一脚浅一脚，有如红军过草地。阴雨天倒是免除了人被烈日暴晒，但令人担忧的是湿淋淋的稻谷如何晾干？一旦霉变生芽，全年的心血就泡了汤。真是两难啊！一天下午干到歇气时，想偷个小懒回住处喝口水。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屋里喇叭低沉的声音，“是哀乐！”大白天下午四点钟，放哀乐意味着什么？而且连续播放，时间很长，让人心悬吊起来，越来越沉重。我记得很清楚，年初周总理逝世，是第二天早上播报的，朱德委员长去世，也是次日公布。还有什么规格能够高过他们的？哀乐终于结束，播音员沉痛的声音传来，不敢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停了下来，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人人都臂缠黑纱胸戴白花，你能够想象和不可想象的最高规格的丧葬仪式都被用上了。9月18日下午，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每个生产队的院坝，举国上下统一召开追悼大会，我们是到公社的操场上列队参加。时间一到，汽笛长鸣，全国所有的喇叭都奏响了长长的哀乐，一片悲伤肃穆、压抑和紧张的气氛。突然，队伍中有一位女青年晕倒了，周边的民兵赶忙将其抬走，没人发出一点声音。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过程中，在晨练骑行时从耳机里听到了一段回忆，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杨正泉说：那天他在天安门城楼的一角，和播音员方明负责转播实况。作为中央台的老播音员，方明在排练时几次把“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说成了“毛泽东主席万岁”，可见心情紧张到何等程度。实况转播时要再如此，那可是天大的政治事件啊！（下）
喇叭里传出的声音
收完水稻，田里的活路暂时没那么紧张了。想想已经大半年没有回家，在队里也基本没歇过气，就打算回去看看家人，自己也休息一下。跟队长请了假，步行十余里山路到区上，乘长途汽车抵达县城，再坐火车返回成都。穷知青没有什么能孝敬父母，记得是装了一书包黄豆，怀里抱了一只老母鸡。偏偏火车晚点，半夜才到达火车北站，公交车早已收工了。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步行，穿越了大半个城市，凌晨两点过才回到家里。欣喜的父母连忙烧水煮面条。不久后市面上逐渐有了一些风言风语的传闻，小道消息越传越广，几天后，成都街头贴出了打倒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四川省委书记、成都军区政委赵紫阳和司令员刘兴元从北京返回成都，在金牛坝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我一位中学同学Z的亲戚是省里国防工业某系统的负责人，能够参加会议，并约好会议结束后立刻赶到他家里告之详情，我同学也承诺他听完后立马来我家传达。这是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天黑不久，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驶入宿舍区，一位身着军装的老同志下车进入Z同学家里。我们知道Z同学的父亲早已备好了酒菜，要和老战友兼亲家一醉方休！另一位要好的W同学（即在大邑县下乡，春节前我和Z同学曾骑车去他那里买过肉票）早早来到我家，大家一起急切地望着Z同学家的窗户，期盼好消息的来临。正在猜测议论间，门外传来一阵急切的敲击声。拉开房门，只见Z同学兴奋地涨红了脸，双手握拳高举过顶，压抑着音量低声呼唤：“解——放——啦！”这是电影《创业》里的一段台词。那天晚上有多少家庭灯火通明，特大喜讯在飞速传播着，多少人兴奋得彻夜未眠！过了几天我重返乡下，路过公社机关忍不住透露了一点“小道消息”，把公社干部听得目瞪口呆。回到生产队，天已黑尽，人也疲倦了，便收拾上床睡觉。准备待明日出工时再告诉队里一帮社员朋友，还想着让他们大吃一惊。谁知第二天清晨，在睡梦中被广播吵醒了，只听得喇叭里一片欢腾锣鼓。人们心中积郁的愤怒如今得以宣泄，便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听说成都街头有人拿着酒瓶，跟素不相识的人互相碰杯敬酒，一同庆贺；而北京城里当时流行吃三公一母的螃蟹，诗曰：“西单卖蟹众称奇，一母三公搭配齐，揭盖劈螯除四害，看你横行到几时！”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喇叭里几乎每天都能够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恢复声誉重新登台，大量被批判诬陷的文艺作品纷纷解禁。1978年入校不久，中央决定纠正反右运动中扩大化的错误，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彻底平反。辅导我们高等数学的唐老师就是这55万不幸者中的一员。当年因为对学校西迁有看法，想回家乡南京而发表意见，结果被划为“右派”，发配到清洁队扫大街，二十多年一直孤身一人。今天终于卸下了背负的沉重枷锁，重返校园，四十多岁才结婚成家，重获新生。一个星期天，在宿舍里给同学讲了自己当年抄过的《第二次握手》的故事，感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大毒草？结果没过几天，清晨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就传来了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消息，已被判了死刑的作者张扬被释放出狱，重获新生。当时的感觉真是太兴奋了。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广播里喜讯频传，整个国家都处在蓬勃向上的热潮之中，人民风清气顺，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转眼到了1978年年末，我们的《机械制图》教学进行到了课程设计阶段。那时没有CAD（计算机辅助设计），都是拉计算尺算题，用大图板、丁字尺手工绘图。西安的隆冬，窗外寒气逼人，而在12号楼的大教室里，灯火通明，暖气很足，同学们都在俯身作业，工作量很大。这时，一位同学的收音机正在播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全大班同学凝神细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四十年过去了，往事并不如烟。现今，高音喇叭和纸盆喇叭早已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回想当年在乡下、厂区、校园里听到的那些广播里传来的声音，它们记录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凝固了我们国家一段伟大的历史！写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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