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 王骥：驴干的活，我们也干过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原题

驴干的活

我们知青也干过

作者：王骥

本世纪以前，咱们中国是正宗农业国。马、牛、驴、骡，被认为是农村的大牲畜，也被称作家畜。在这四大家畜中，最让人看不起的就是驴。讽刺一个人倔犟，常说这人就是“驴脾气”；说一个人傻，脑子不开窍，“你怎么笨的跟驴似的”？

虽然驴不可能像马一样在战场上驰骋，不能像牛一样在田地里耕作，也不能像骡子一样驾辕拉车……可驴的耐力是最好的，还可以走山路，陕北的婆姨带上娃骑着它回娘家，一天能走上几十里地呢。

驴，结实耐粗放，不易生病，性情温驯且听从使役，蒙上眼睛拉碾子、推磨，连续几个小时也不会罢工，当然拉屎撒尿是少不了的，因而也就有了“懒驴上磨屎尿多”这一流传久远的谚语。

驴是最能受苦受累的动物，而且是任劳任怨，就是累死了，也不会享受到整尸首安葬，更不会给立个墓碑。首先驴皮要被剥去做一种中药“阿胶”，补血益气，治疗妇女经血不调，还有美容功效。驴肉要拿去做驴肉火烧，据说驴肉火烧可以补益肾气，有壮阳功效。驴的内脏可以做杂碎汤，驴肠子是非常好的地域性特色食品，人们习惯称“驴板肠”。当然还有驴肉火锅、五香酱驴肉、驴钱肉等等。这驴钱肉就是驴鞭，大补。大清国时可是不得了，民间相传，那是慈禧太后老佛爷爱吃的一道菜。

这驴浑身上下都是宝，外边的给女人吃，里面的给男人吃，正可谓饮食男女常说的，“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极品美味也。

五十年前，我在陕北插队时，驴可是不能随意宰杀的，牲口是陕北庄户人的命根子，也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饲养员爱护所有的牲畜，驴也不例外。虽然不能像大骡子大马那样，有那么多黑豆吃，草料和麸子总是要让吃饱的。

那年月常听北方人说，这个人“很驴”。话虽不好听，其实经常是褒义的，是说这个人勤劳、中肯，而且强壮。我在延安插队的岁月里，凡是驴能干的事，我都能干，除了配种和母马下骡子这事儿我没干过（当然其他知青也没干过），代替驴推磨、代替驴拉车、代替驴驮水……驴能干的活儿，知青都能干。

陕北黄土高原，山头平坦可以住人、种田的黄土山，在陕北称作塬。常说陕北缺水，实际上是塬上缺水。塬上的村子几乎都没有水井，日常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就要靠驴驮上木桶，走上几里路到山下的沟里去驮。这事，我就代替驴干过，还是在下雨天，有人说我“很驴”！

1969年7月盛夏时节，我和刘钢一同从北京回到延安，首先去了宜川县，在他插队的牛家佃公社经历了一段黄土高坡塬上的生活。

刘钢是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六八届老高一的，比我大半岁，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家属院这群孩子当中的头儿，他带着我们打拳击、打篮球、游泳、练摔跤……，有时也出去和社会上的坏人打上一架，那坏人中既有老红卫兵，也有社会上的“顽主”、“流氓”之类。没插队之前我们就和北京的一些拳击爱好者经常进行切磋，海淀区的几个高校附中基本上都打遍了。刘钢的拳击水平比我好，名气也比我大，在北京时，我们和老红卫兵、顽主是井水不犯河水，平时倒也没有人招惹我们。

去延安插队的时候，刘钢比我们早走了几天，他插队的地方是宜川县牛家佃公社冯家岭大队徐里生产队，村子在塬上。牵着毛驴到山下驮水，和吃饭一样，几乎是天天要干的营生。天长日久，村里的乡亲们踩出了一条通向沟底的小路，远远看去，像一道“拓”出的白痕缠绕在山间。三公里的路，路程虽不长，但是有一半的路非常陡峭，其中最陡的地方，与地面的夹角大约在三十度左右。每天从第一声鸡叫开始，那条驮水的山路上，就能看见人牵着驮着水桶的毛驴，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到沟底，将两只桶灌满水，再返回村里。

驮水的桶是用坚硬木材的厚木板做成，铁条箍，全封闭，桶面上两个灌水的孔用木塞塞住，灌满水一桶足有八十斤重。驴的个头不大，两桶水压在驴背上颤颤巍巍，看着让人提心吊胆，走到陡峭的地方，得用力拉紧拴在驴头上的缰绳。上大斜坡时，避免驴的蹄子在山路上打滑，有的时候，牵驴的人甚至要掉头倒着走，与驴面对面，才能拉着背上驮着两桶水的驴向前走。

水来的不容易，村里的乡亲们，都懂得节约用水，不洗脸可以，不刷牙呢？也可以。在北京知青没进村之前，村里的乡亲几乎不懂得刷牙，有一口能喝的水，有一盆能做饭的水，就够了。洗衣服要到沟底下去洗，年纪大的老婆婆缠足小脚，从塬上下到沟里不方便，一年洗一次衣服，也算是正常。

刘钢他们村里，人多驴少，而且毛驴还有拉碾子和推磨的工作，因此，每户不能每天用驴驮水，要隔上个三、四天才能使上一次驴。如果碰上下雨、下雪，地滑不好走，怕驴滑倒摔伤，那毛驴就更不能下山驮水了，只能在磨道里（专门推磨的窑洞）推磨了。

陕北的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艰难，养一头毛驴真的不容易，因此一旦使不上驴，又急等用水，那就只能靠人，像驴一样去背水了。

雨，一连下了几天，知青灶房水缸里的水早就用完了，泥泞的山路又滑又陡很难走，怕出现意外，生产队不让牵毛驴下山驮水。我们只能用脸盆、水杯、塑料布接雨水，将雨水集合起来，放上一到两个小时，混入的杂质会沉淀，等雨水澄清了，再用来做饭、烧开水。可是，这鬼天气，像是在捉弄我们，大雨变中雨，中雨变小雨，最后小雨变成了毛毛雨，虽说下个不停，但是用塑料布却接不到雨了。刘刚他们知青点一共有四个知青，都是师大子弟，再加上我和其他几个外队知青的到来，做饭和生活用水确实成了大问题，就连能喝的水都没有了。

毛毛雨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我和刘刚商量，趁着大雨停了下山去背水。我们两人身体都不错，每个人拿了一只登山镐，背上一个驮桶，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就在濛濛细雨中出发了。

一路上都是软软的黄泥，黏黏糊糊的像自行车轴承里的润滑黄油一样滑腻，根本没法穿鞋行走。于是，我们光着脚，一只手杵着登山镐在地面上支撑着，另一只手抓紧扛在肩上的驮桶，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山下移动。走到坡度大的地方，就先把扛在肩上的驮桶放到泥地上，倒着向下走一步，用登山镐在泥地上刨出一个小土窝，再扛上驮桶，用脚踩住小土窝向下移动一步，再刨一个小土窝，再向下行走一步，反反复复，终于下山走到了沟底。

和我插队的史家岔村不一样，这沟底下也没有水井。我们村是喝井水，他们则是从一个天然形成的水窝子（水池子）里灌水，那水窝子上面的山岩缝隙中有个出水口，刘钢说那是泉水。我们俩轮流用嘴对着泉水出口，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喝了个够。然后把驮桶上面的塞子打开，让岩石缝中的泉水流入驮桶，大约十分钟一个桶就灌满了，再塞上桶口的木塞子。

背上一个八十斤装满水的驮桶，如果走在平地上还不算什么，但是要上坡，而且是雨后泥泞的地面，还是山间小路、陡坡，确实有难度。不过，再难也必须把水背回知青点，大家都等着这两桶救命水呢！

刘钢走在前面，先是寻找下山时挖的土窝，踩着自己挖的土窝向上走，找不到，就用登山镐在脚踩的土窝前面大约半步的距离再挖一个，每向前行走半步，都要把脚准确无误地踩在挖好的土窝里。我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是为了避免万一他失手，装满水的驮桶从他的肩上滑落下来砸伤我。因为每一脚都必须要踩在刘钢刨好的土窝里面，所以我一边扛着驮桶向上爬行，一边还要随时用登山镐修补被刘钢踩的变了形的土窝。

在山路上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突然又下起了大雨，路面更滑了，我们摔倒了好几次。为了防止驮桶从肩上掉下来，我们基本是跪在黄泥地上向上行进，当时真觉得这雨水和黄土结合成的黄土泥，是世界上最滑的物质。

走到三分之二的路程时，突然，我脚下一滑，身体失去重心摔倒了，驮桶从我的肩膀上滑落下来，不偏不斜直接砸在了我的右脚面上，眼见着那驮桶从我脚面上向下滚去，在五、六米远的一个拐角处被山体挡住了去路。一阵钻心的疼痛，从右脚背一直传到了心脏，我半躺半卧在泥泞的山路上，用两只手捂着脚任凭雨水冲刷，同时做着深呼吸。

刘钢和我有十几米的距离，他发现我滑倒了，立刻放下了肩膀上的驮桶，过来问我：“摔伤了没？”我说：“没有吧，驮桶砸脚上了，不知道骨折了没有。”他说：“你坐那别动。”他可能是怕我有骨折，移动会造成错位。我不停地用双手轻轻地揉着脚面，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感觉疼痛开始减弱，刘刚扶着我，试着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用脚后跟着地向下走两步。

由于是脚后跟着地，向下走的时候疼痛还可以忍受，转过身试着向上走，脚背立刻钻心地痛。刘钢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上去叫人来扶你。”他重新扛起驮桶，顺着山路，又继续向上爬行。

刘刚走了以后，我又休息了大约十多分钟，顺着山路连滚带爬地往下走了十几步，找到了从我肩上滑脱下来，滚落到山体边的那个驮桶。木制的驮桶很结实，居然没有摔坏，木塞也很紧，水没有流出来。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将身体的左侧贴着地面，用右手拉着那足有八十斤重的驮桶，左手拿登山镐扒着刘钢向上走时挖出来的土窝，靠身体的扭动，一寸一寸地侧身匍匐前行。

爬过了一段最陡的山路，前面的路看上去平缓了一些，我重新从泥地上站了起来，我把登山镐拿在手里，右脚刚向前迈了一步，就打了个趔趄，亏得是用脚后跟在支撑身体，前脚掌根本不能沾地，我不得不再次坐了下来。雨越下越大，卷着黄土的雨水顺着山路倾泻下来，我索性躺在了泥泞的山路上，任凭奔腾而泻的山水恣意地冲刷。

脚的疼痛让我忘记了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刘刚带着一名知青来接我。跟他来的知青叫董振群，他家住在师大家属楼工四楼一门，我们也是多年的朋友。刘钢背起了我的驮桶，董振群扶着我慢慢地站了起来，靠着他的搀扶，我用右脚的足跟支撑着，侧着身子艰难地走回了知青住的窑洞。

徐里村离县城有四十五里的山路，不要说是下雨天，就是晴天，也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急救车送我去宜川县医院。躺在炕上，我开始观察受伤的右脚，脚面已经肿了起来，我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痛得额头直冒汗。根据我常年参加体育运动积累的经验，自我感觉不像是骨头断了，可能是骨头裂了。那天吃完晚饭迷迷糊糊地就睡觉了，睡觉前，脚下垫了一个枕头，让受伤的脚高于心脏，这样有助于血液回流，减缓肿胀的发生。半夜疼醒了，我很庆幸自己只不过砸伤了脚，如果得了要命的病，像肠梗阻、肺炎……，看来就只有等死了。真不知道这种吃水靠驴驮的生活，哪年哪月能够得到改善？又有谁能够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为这黄土高原上的乡亲们撑起那把佑护生命的伞？

第二天早上，受伤的脚明显地肿胀了起来，还出现了一些淤血，一周后才渐渐消肿，疼痛也减轻了许多。一个月之后，走路时前脚掌还是不能用力，但已经可以干一般的农活了。三个月之后可以正常行走，四个月以后，可以参加体育运动。十年之后，当我作为81公斤级拳击运动员，参加拳击比赛时，那只受过伤的脚没有拖后腿。但是五十年后的今天，行走时间过长或站立时间过久，脚还是会隐隐作痛。

随着农村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如今役用驴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陕北塬上也已经抽水上山，不少村落还打了深水井，就连那驮水的桶都成了收藏家竞相索求的藏品。

在我国农村驴的养殖数量越来越少，但市场需求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涨。目前我国主要依靠从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等整个亚洲地区，以及非洲国家进口不同品种的毛驴，来满足国内驴的肉用、中药保健品制剂的消费需求。

今天的北京城里已经找不到驴了，能找到的只有我们这些比驴还“驴”的老知青。

那一年我和刘钢

驴驮水

五十年后我重新背起驮桶，讲述我替驴驮水的故事

王骥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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