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杨春新：伪保长半夜偷了窗台那根绳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杨春新，1947年8月生于西安，1966年高中毕业于西安市第十五中学，1968年11月初赴陕西省陇县下乡插队，1970年8月招入陇县新华书店工作。1978年秋考入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短时中学任教，后调入县市党政机关工作至退休。

原题

知 青 纪 事

作者：杨春新

第二排右一为作者

窗棂黑影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

这时，我们到农村当知青已近半年。“九大”闭幕公报发表的第二天上午，在县城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来自四乡八村的农民、知青和县城的机关干部、工人，高举红旗、语录标语牌、毛主席像和“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狭小的街道上。小县城似乎又成了一片"红海洋”，高音喇叭里反复播送着革命歌曲 “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

在县城热闹了一天，回村时已近黄昏。

光开会不下地干活也挣工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草草吃过晚饭，不觉月已升空。银盘似的月亮挂在天边，小山村笼罩在薄纱般的如水月光中，显得十分静谧，还有几丝神秘感。因为里间炕小，睡不下五个男生，我就将被褥铺在外间灶房的大案板上，仰头倒下，望着透过窗纸的皎洁月光，听着门框上小喇叭一遍遍播送着“九大”新闻公报，渐入梦乡。

半夜时分，皓月当空，万籁寂静。我却被窗外一阵阵“哗啦哗啦”的响动闹醒，朦胧中睁开双眼，眼前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紧靠案板的窗户白纸上，透过惨白的月光，映出一双手的黑影在晃动着！摸索着！我骤然 一惊，心里“砰砰”狂跳，头发似乎都竖起来了。“这是谁？！要干什么？！

我心里迅速判断着，害怕惊吓了其他熟睡的同学，就悄悄爬起，顺手抄起插在案边的大菜刀，紧握着蹲在窗边，准备一搏！盯着窗户纸上那个黑手影又变成一个身影，似乎在翻找什么，踩得堆放在窗外的玉米秸秆”哗啦“作响，随后就听见迟缓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紧张的心略略平静，但也不敢贸然开门。毕竟才来半年，人生地不熟，当时正值“正值清理阶级队伍”，谁知这又是什么复杂情况？窗外堆放了生产队分给我们做饭烧火用的玉米秸秆，还有我们用的笼、筐、绳、锄、锨、水担等农具都扔在窗根，即就是有人拿去又值几个钱？我松了口气，继续上案睡觉，可睡意全无。惨白的月光透过窗纸照得屋里白森森的，一闭眼就是那个在窗棂上晃动的黑影。

就这样迷迷糊糊挨到天亮，忽听屋外“啊！”的一声女生尖叫，紧接着又是脸盆落地的“咣当“声。我飞身跳下案，拉开门，只见一个女生坐在门前地上，脸盆、牙缸滚落一地，满脸惊恐地指着崖边。我顺着望去，只见崖边的槐树上直直地挂着一个人！其他四个男生已经冲到树下，有几个社员也赶到了，听见有人喊“有治他二伯！”人们七脚八手地从树上放下上吊的人，但早已气绝身亡。原来是村里的一个伪保长，他用我们放在窗外的绳子上了吊！

记着刚进村时，要对知青进行“认门，认人，认阶级”的教育，我们见过有治他二伯：一个瘦弱的小老头，戴着白袖章，见人说话细声慢气地，据说是解放前几年，当过几天保长，也无什么大的罪恶。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早已见识过疯狂残酷的武斗和血淋淋的尸体，和那些批斗所谓“牛鬼蛇神”的场面：戴高帽，涂黑脸，站高台，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相比，村里的批斗会就显得“温良恭俭让”多了，不过是大队革委会指定几个人念念千篇一律的发言稿，喊几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名副其实的文斗，应付而已。

那么有治他二伯为什么要走绝路呢？当时我们不太理解，但现在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小人物在那种巨大严酷的社会压力之下，精神是会崩溃的！这样的悲剧“文革”中不知有多少？

当天晚饭时，我把半夜的情景向大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同学们都停住了手中筷子，呆呆地听着，几个女同学吓得不敢回她们在沟那边的宿舍。我一再劝慰大家，不要紧张，不要害怕，这是社会政治压力所致，与我们知青没有关系。同时，我们又为自己订出一些“约法三章”，要求大家对村里的宗族、宗派、阶级斗争的动向要保持冷静，不要贸然介入。

后来几日，有治家办丧事，村上的赵、雷两大姓都参加帮忙了。安埋那天早上，任凭村里人咋叫，我们一个人都没出去，所谓“划清阶级界限”罢了。可是对洒在坟头上的小馍馍，倒捡回来不少，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眼前总浮现出那个夜晚的如水月光，总是闪现出那双在惨白的月光中颤抖、摸索的黑手影！总有一种沉重感压迫在心头，久久散不开。

金良队长

乡下俗语：谷叶响，换队长。

这是人民公社时期每逢秋后，农村最低层组织机构变动的一个必然程序。1968年11月上旬，我们从西安到陇县城关公社赵家坡大队时，二队的新队长已经上任了。

进村的当天晚上，全队的老少和我们集中在做为队部的一孔破窑洞中开欢迎会。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去西安接的我们，彼此都熟一些了。他宣布请队长金良讲话。这时，在昏暗的煤油灯旁，站起一个瘦高的身影，戴顶“一把抓”的瓜皮毡帽。我上前给他递了一根烟，他极其熟练地拿烟在鼻子下闻了闻，就夹在耳朵上，干咳了几声，慢慢地从衣兜里摸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翻了翻，又合上，然后朝着众人"嘿嘿”一笑，黑黄的高颧骨脸上一双小眼睛闪着兴奋的光亮，开口便道：“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咧，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改造，好得很！咱贫下中农热烈欢迎！完咧！“便带头鼓起掌来，窑洞里随之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这时，我才明白这位名叫金良的中年男人难怪在我们一进村就跑前跑后地张罗着知青吃住，原来他就是新上任的二队队长。

在村里时间一长，和老少爷们打交道多了熟了，对金良队长的身世也了解一二。他是个甘省孤儿，二十几岁时，其父母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饿毙，他只身一人逃荒到陇县，后留在赵家坡给一对无儿女的老人上门当了儿子。后来，又寻了一个同样是逃荒的甘省女子做媳妇，生下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一家子和和美美，倒也快活。前几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金良披麻戴孝，安顿老人下葬，赢得一个”孝子“的赞誉。他从小吃苦耐劳，人又勤快能干，农话样样精通，处事处人也有窍道，在村里颇有口碑，因此当上队长也在情理之中。

刚下乡，农村生活不适应，特别是清早不想起床，总想多睡一会儿。这时，就听见金良队长满村转着吼叫：”上工咧，上工咧！太阳嗮到尻子上了，我儿还不起！”社员们集中后，他麻利地一一派活儿，张三干这，李四干那，一一安排妥当，还总是给知青派些轻活儿，说是：城里娃娃，慢慢来，有下苦吃力的时候。

那时，我们知青轮流做饭，经常是刚吃过饭，锅还没洗，就听见金良的吆喝声“上工咧，上工咧！”轮到我做饭时，正在洗锅，就听见他在门口大喊：“老杨，老杨，还在锅上bia着呢吗？”喊着就迈进屋里，和我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问我们的粮够吃吗，烧的煤柴还剩多少。有一次，我们组的一个女知青不小心叫驮粪的骡子踢了，幸无大碍，在屋里休息几日。

这天中午饭后，只见金良队长一手牵着他的宝贝儿子，一手提着毛巾盖着的小竹篮，进门就从竹篮里掏出十几个鸡蛋搁在案板上，“嘿嘿”地笑着说：“你一天也吃不好，我拿几个屋里养的鸡下的蛋给你补补。”

那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农民都舍不得吃，积攒起来交到供销社换些油盐钱补贴家用。金良队长拿这么多鸡蛋送给我们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大家当时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还是那几个女知青有心眼，第二天就带些水果糖和药品去金良家拜访。一来二去，我们和金良队长更熟悉了。

但在关键时刻，他却有自己的老主意。1969年夏收后，给知青评定工分底分，我就见识了一次金良的“一言九鼎”。那时，农村男劳力最高十分，要农活把式才行；女劳力最高七分。我们知青都想定最高标准，金良队长一句话：男知青最高九分，女知青最高六分。我们不服，找他论理，他还是“嘿嘿”笑着，不紧不慢地说：“娃娃，甭来缠！拿十分工要干十分工的活哩，你的行吗？”是啊，我们哪有农活把式的本事，只好服软了。

那年夏收，我在麦场忙了一天，晚上还要看场。吃过晚饭，早早就向村外的麦场上走去。天已攃黑，有几颗星星在空中闪烁，一丝凉风吹来带有泥土味的麦香，真是惬意！

我正沉浸在夏夜的宁静中，忽然听见场边的麦草垛里传来一阵阵“蟋蟋哗哗”的声音，隐隐约约看到一团黑影在麦草垛里扭动。我下乡后就摘掉了近视眼镜，又是黑天，自然看不到前方的情景，以为是狗，便从场边顺手拾起一大土块向那团黑影砸去，并高声大喊：“打！”却没有听见狗叫声，我正诧异，只见一个黑影顺着场边向村里跑去，经过我身边才看清：原来是村上的一个中年寡妇！我看见寡妇低着头胀红着脸跑远的身影，还不解地想着：她跑到这儿干什么？

这时，又听到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老杨，喝汤了么？”原来是金良队长！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色，只感到那双小眼在一闪一闪。“我来看场，你······”我不知如何应对。“那你就好好看，我回屋喝汤去咧。”他一边说着一边慢悠悠地向村里走去。噢，突然我明白了一切！在农村听到的那些情色传闻终于亲眼验证。

三十年后回赵家坡

下乡三十周年时，我们知青小组十个人又回到赵家坡，当年的女知青们拉着金良婆娘和其他妇儿家问长问短，我只见了金良一面，他佝偻着腰身已弯向地面呈九十度，脸色依然黑黄，颧骨还是那么高，只是那双小眼睛已经暗淡无光了。他接过我递来的香烟，还是熟练地徃耳朵上一夹，“嘿嘿”地干笑着，嘴里嗫嚅着：“噢······老杨······好麽？······”一句话没说完，就急匆匆地回家了。

不久，我就听到村里传来口信，金良一病不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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