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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成小秦：失学青年如何成了“知识青年”？
作者：成小秦
1969年初春，我们这批失学青年，历经三年动乱后，成了“知识青年”，发配“广阔天地”务农。
我校（西安外国语学校）系中专，原属省教育厅管，据传可免于下乡。“文革”中，教育厅瘫痪，学校下放红卫区（莲湖区）。当时，学生因下乡问题分为两派，少数派结伙到区革委会，表示不愿下乡;多数派列队请愿，坚决要求下乡。区革委会与驻校工宣队认定，我校“黑帮”子女居多，且学洋文，更应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几经拖延，关中富庶之乡早已分配，剩下两个穷县让我们选择：宁强县，据说克山病流行；麟游县，传说柳拐病严重。工宣队随队长领师生代表前去考察，回来尽说麟游好，于是，我们下放麟游。
2月7日，失学青年领到《毕业证书》，浅蓝糙纸套红印刷。《毕业证书》四字，繁简体字混用。打开对折，左侧印三段毛主席语录；右侧寥寥一句：某，1969年2月在我校初67级英语学习期满特发此证。加盖革命委员会印章。
不伦不类的毕业证书
此时，听说凡打成“现行反革命”，以及等待审查的学生，暂不批准下乡。工宣队西派师傅因没能收拾我们几个，耿耿于怀，一再阻难。我们就去办公室闹，掏出红宝书，背诵“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没人敢反驳最高指示。其时，工宣队师傅也分东西两派，随队长偏向我派，而军宣队小冯与我们关系密切，最终批准我们下乡。
工宣队随队长（左）与军宣队小冯（右）
2月中旬，领到《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批准书》，对折左侧引七段毛泽东语录，右侧为“XXX同学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立志上山下乡 ...... 经研究特予批准。”如今，重读这段文字，殊觉可笑，当农民，还须批准？但当时，惟恐工宣队西派师傅不准我等下乡，因此，拿到一纸《批准书》，有逃脱之感。
务农批准书，加盖印章“精简下放支农指挥部办公室”
凭着《批准书》，母亲去指定供应点买块驳杂再生布，让张妈缝床被褥。母亲说，下乡衣物简朴些，好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从东厦房翻出一白茬木箱，装上随身物品和一套毛选，准备离家。
知青小组结合，全凭派性或交情。我们小组十二人（八男四女）同属一派，分别来自英语或俄语一、二、三年级五个班。
除夕那天，我从学校返家，进老宅上房西屋向祖母禀告下乡事。1968年夏，大姑家遭华北局造反派查封，祖母中断癌症治疗，从北京仓惶返老宅。那天，祖母面色灰白，半卧在几层棉被里，因癌症扩散，已近弥留。她未戴眼镜，目光显出温和。听说我们要下乡，泫然泪下，长叹一声：“成家败了！”沉默一会儿又问：“今后还有机会念书吗？”侍立一旁的家人无言，三大说：“书怕念不成了！”祖母悲咽失声。我和大弟满怀豪情，对祖母临终悲哀毫不理解。2月22日（旧历正月初六），祖母辞世。
下乡之前，学校组织最后一次集体活动。3月2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激战，刚过正月十五，工宣队领着全校师生，列队进城游行，澳籍外教伯莱夫人也摇着红宝书，跟我们一起高呼“打倒新沙皇！”
3月7日晚，父亲得知我次日下乡，批斗会结束请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叮嘱好好接受“再教育”。第二天早晨，天气阴沉，我们与同一派别师生告别，分乘（二十一军）十一辆敞篷卡车，驶出校园。谁成想，这一别就是几十年，与诸多师长和同窗竟成永诀。多年之后，我返回西安，寻访师生，拜见马志才老师并道歉，他深情回忆道：“当年，你们离校，没人与我话别，站在操场边，望着卡车开出校门，校园一下空了，返回宿舍，大哭一场。”
“上山下乡”欢送会在学校礼堂举行，从此告别寄宿五年的母校
远离尘嚣，我们与工宣队师傅再次冲突。下乡第三天早晨，太阳初升，知青扛长柄斧，由老乡领着，去桑树塬西坡打柴，路上遇公社干部陪工宣队师傅巡视。其中两个西派师傅，一见我们又教训开了：“哼！到了这搭儿，好好接受‘再教育’！”我呸了一声：“接受不接受，关你屁事！”他俩火了，指着我们冲过来，我们抡着斧头迎上去，公社干部吓得连忙拦住：“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两个师傅万万没料到，我们落难如此，还未脱野性，逃走时回头指向我们，恶狠狠地说：“你们几个等着！”我们舞着斧头大叫：“我们在这儿等着，你来！”
麟游地处渭北旱塬丘陵区，沟壑纵横，梁峁连绵，但土地瘠薄，耕作仍为广种薄收。我们分到桑树塬公社贤坡生产队，三个自然村：贤坡、杨家堡子、罗凹，隔沟相望。落户的罗凹（土音念“鸟”），位于桑树塬东坡一道沟崖，避风向阳，靠崖沿沟一排窑洞，有十来孔。仅有五家庄户，王姓兄弟分家而居，两家为知青腾出两孔窑洞，一小一大：小窑是会计月翔家的，粉刷一新，四个女生住进；大窑残破，鼎甲老汉家的，成为八个男生的住处兼灶房。入住头晚，躺在通铺，借煤油灯光往上一看，几条大裂缝贯穿窑顶，硕大土块，让灶火熏得乌黑，悬在顶头，看似摇摇欲坠。
我在罗凹生活不到两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再教育”早已淡忘，惟几件小事，让我萦怀。四十年来，无论身处异域，还是隐于都市，尝梦见搭敞篷卡车，驶过荒塬，遥望罗凹沟壑，却找不到路径下塬，惊醒方知为梦。今将入梦的人物和景物，记录下来，聊作纪念。
（一）
下乡没几天，知青就组织一场批斗会，会场设在贤坡的空粮仓，批斗对象是个老汉，叫王鼎甲，据说是国军士兵，还当过伪保长。
老汉身材瘦长，黑色夹袄夹裤，戴顶黑色瓜皮帽，酷似电影《槐树庄》中的老地主。见人到齐，队长百寿把烟锅往鞋跟磕磕，立起身，干咳两声宣布：“现在开会，看谁对他王叔还有啥说的？”
没人吭气儿。梁上挂盏马灯，幽幽地照着。男人们圪蹴着咂旱烟，烟味浓烈呛人。婆娘们紧着纳鞋底，锥子往头发一抹，照鞋底一扎，接着将两根麻线对穿过去。姑娘家没事干，悄声说话，不时朝知青这头儿瞟。
老汉直了直腰，往四下乱看。几个知青跳出，上去按老汉的头，将瓜皮帽打落。老汉不服，还想抬头，百寿一看知青动了粗，就拾起瓜皮帽，递给老汉，劝他叔低头。地下坐的蹲的，都把老汉叫叔，就胡乱呐喊几声口号。此时，知青小组长连忙上去，掏出批判稿，领袖语录加豪言壮语，大声读起。后来，百寿把老汉打发走，打着哈欠分派明天的活路，会就散了。
过了几个月，队上分派我放羊。山乡里，放羊是个清闲活，大多派给弱劳，我属壮劳，拿十二工分，怎去放羊？话还得从我受伤说起。
下乡之初，我校各派互存戒心，加之县境还有外校知青帮派，寻衅打斗时有发生，邻队的知青瑞林，就让谭沟的同学打伤。因此，我们为防身兼打猎，便集资从县城供销社买了一支猎枪，河南济源县造，十发霰弹，弹壳大如重机关枪子弹，里面填装黑色火药，铁砂，然后封口，弹壳后座安装引信。
那天轮我做饭，把面和好醒着，土豆丝切好，等伙伴下工的空儿，我想填装霰弹，发现火药受潮，凝成块状，于是将火药摊在报纸上，放到窑洞门口晒。临近中午，估计火药晒干了，便撕下一条报纸折起，撮了一点儿火药，倒在右手水缸旁，离摊晒的火药约两米，然后划根火柴，点燃那点儿火药。
“轰”的一声，火焰从窑洞门口腾起，我急忙向右闪身，只觉左侧灼热无比，脸部，连同左臂让火燎伤，一跳而起，拿瓢从水缸舀水，往胳膊上泼，然后，赶往公社卫生院。赤脚医生给患处涂些紫药水，建议我返城治疗。那时，县城开往省城的班车，一天一趟，半途遇知青不停车。第二天一大早，伙伴们在公路上横放一根树干，截停班车，让我返回省城。
疗伤一个多月，秋收在即，我急忙返回山乡，左胳膊还缠着纱布。队长百寿见我这样儿，就分派我跟鼎甲老汉放羊，“明个天麻麻亮，在窑前等老汉。”
次日，天未亮我就起身，从蒸笼拿个冷馍，拎上短鞭。一出窑洞，就见三个老汉，黑衣黑帽，蹲在窑院一堆篝火前，吸旱烟，煮罐罐茶。我上前搭话，鼎甲老汉应一声：“先歇着!”借着火光一看，老汉沉着脸，我顿时没了话，蹲在火旁烤馍。老汉自那天挨斗，见了知青就没话。
老汉吸足旱烟，又喝灌灌茶，然后拿起头，下到自留菜地忙活，旋磨到天亮，才回到窑院，闷声说“走了”。我跟着老汉去羊圈，先将羊数上一遍，然后赶往阳坡。时近仲秋，草木繁盛，阳光洒满山坡，照在身上暖烘烘的。羊群在坡上沟底吃草，人坐在沟边儿，时不时吆喝几声，吓唬豺狼。看羊走远了，捡块儿料浆石或土疙瘩，朝头羊扔，羊群就聚拢了。这活儿确实轻闲。
老汉离我丈八远，咬着旱烟锅，眯着眼看羊群。我点燃纸烟，想跟他搭话，但又没话。
秋去冬来，放羊的好日子没了。队里存储秸秆不多，得把羊群赶到野坡寻吃的。那会儿，队上派我放另一圈羊，常与老汉在塬西坡相遇。天气渐冷，山草枯萎，山羊费劲地啃草，歪着脖子嚼枯枝。我和老汉找个避风的土坎，拿头搂些干草枯枝，点燃了取暖烤馍。
日子久了，老汉对我少了戒心，不时跟我谝上几句。一天，老汉说起胃不舒服，当晚，我到他家土窑，送去半盒养胃丸，还念了说明书。过几天，我刚把羊赶下坡，就见老汉赶着羊过来。老汉话多了，烤火时，从怀里掏出帕帕儿，里头包两块锅盔，一黑一白。黑锅盔掺麸子多，白锅盔用头茬面烙的。老汉先把白锅盔烤好，递给我：“我让屋里人昨个儿烙的”。然后给自己烤黑锅盔。
1970年初，我在罗凹窑院
一天，夜里突降大雪，听见公鸡打鸣，我懒在热炕不起，忽闻老汉在窗边轻唤：“青年，起来了莫？羊莫吃的了。”我只好爬起，穿上破棉袄，像老汉那样，拿一条麻绳，拦腰一扎。顶风走在塬上，老汉说：“三单不如一棉，三棉不如腰里一缠。”
我和老汉把羊群赶下沟，羊饿得不行，用蹄子刨开积雪，忙着嚼枯草。大雪纷飞，沟壑迷茫，我们没寻到避风处，就冒雪看羊。我戴顶棉军帽，不时抖掉护耳上的落雪。老汉用一片破麻袋，顶在头上。
午后雪停了，我和老汉在坡上打柴，忽然，灌木丛传来咩咩叫声，有些凄惨。老汉说：“下羊羔了。”我俩赶紧过去，一只母羊叫着，尾部血淋淋的，枯草中倒着羊羔，四肢乱蹬，浑身粘液。老汉抓几把干草，将羊羔口鼻，身上脏污擦掉，解开棉袄，将羊羔抱在怀里，扭头对我说：“天不早了，往回走，看着母羊。”母羊是我这一群的，我抢步上前：“叔，我来抱！”他说羊身上脏，我说：“我不嫌脏，”就从老汉手里接过羊羔，裹进破棉袄。打那以后，老汉跟我更亲近了。
临近春节，我要回城，在老乡家收了些鸡蛋，买了几斤土蜂蜜。老汉让屋里的烙了十来个油旋饼，面里掺了碎花椒叶，一闻就香。我问老汉：“叔，捎带啥不?”老汉犹豫一下，把我叫到窑洞外，悄声说：“回来帮叔买些阿司匹林？”我说莫问题，老汉张开干瘪的嘴，笑了，胡须下露出几颗黑牙。我头一次见老汉笑得开心。
春天到了，赶着羊群下沟，一路弥漫着嫩草气息。山坡葱绿，野花点缀其间，羊群也不乱跑，只顾津津有味地吃草。我和老汉坐在坡上，我吸纸烟，老汉拿出旱烟杆，从烟袋捏出碎烟叶，装进烟锅，从怀里摸出纸包，里面包了几片阿司匹林。他将一片掰开，揉碎一半，用拇指压入烟锅，拿燧石擦铁镰，燃了棉媒，开始吃烟。他深吸一口，停顿片刻才慢慢吐出，眼睛眯缝着，头有些晃。听说老汉吸过鸦片，有瘾。
老汉吸几口，舒坦地望着我：“唉！庄稼人恓惶，你城里人不懂。”我没接话茬儿：“叔，听说你打过日本鬼子？”老汉睁大眼睛，挺起身来：“知道中条山不？”我记得模糊，就冒问一声：“出了潼关？”
老汉点头，边吸烟边说：“二十七年，咱的部队跟日本人打，白天让日本人打退，晚上组织敢死队，腰里别上手榴弹，拎上大刀片子，夜里摸到日本人营房，摸上头就砍。”老汉说着，举起旱烟杆，做劈杀状。
我问：“后来呢？”老汉叹口气：“日本人凶呀，把咱的部队打散。我腿上挂了花，退到朝邑，就往回走了。一路上跟叫花子似地，走一个多月才回到庄里，半夜叫开门，额妈都不认得了。哎，恓惶得很。”
记得批斗老汉时，说他当过宪兵，就试探地问：“叔，你到过省城？”老汉直起腰：“在长安城当兵，钢盔一戴，皮带一扎。”但很快，他觉出说多了，就哎一声：“庄稼人恓惶，一辈子莫享几天福。”
太阳落山了，我和老汉把羊拢到一起，清点各自的羊群，然后往回赶。一路上，老汉没言传一声。
丑娃其实一点不丑，黝黑的脸膛儿，一双豹眼，在浓眉下分外有神，粗布短褂敞开，一身疙瘩肉。用乡里人话说，娃是个好胚子。
我们下乡没几天，就跟丑娃认识了。那天，队上分派男知青去背板材，一人一根皮绳，跟着壮劳力下沟。
罗凹涝池东坡，林木繁茂，老乡常去那里打柴伐木。往沟里走，先过一道崾岘，顺陡峭山道下去。
老乡走在前头，我们跳步跟着。只见一个精壮小伙儿，跳跃着往下跑，矫健得象豹子。副队长吆喝一声：“丑娃，忙球呢，找婆娘去！”老乡哄笑。
残塬缓坡下，现出一块平地，堆着原木和板材，两个老汉正用一柄长锯扯板。副队长叫：“他叔，歇会儿再干。”老乡蹴在当地，掏出烟锅子，装上旱烟，拿铁镰敲燧石，燃了棉媒，呼地一吹，起了火压在烟锅上，悠闲地抽，空气中弥漫着辛辣的烟味。我从口袋掏出“飞马”牌纸烟，散给大家。副队长接过烟，笑说纸烟太软，就别到耳后，老乡舍不得抽，只有丑娃凑到跟前，点燃纸烟，跟我们谝起来。
后来才知，丑娃是外乡人，三年饥荒时，跟他娘从四川广元一路逃荒，来到地广人稀的麟游，让光棍儿老杨头收留。山里人虽厚道，但看不起外乡人，叫人家侉子，说侉子你长得再好，有多能行，也说不下媳妇。乡里像丑娃这么大的小伙儿，早已娶妻生子，就丑娃光棍儿一个，跟着老娘和老杨头过活。
老杨头出身赤贫，当上大队贫协主任，公社指派他参与知青“再教育”。某日，公社组织知青“忆苦思甜”，先端上一屉麸子掺野菜馍，黑糊糊的，咬一口，糙得难以下咽。知青边咽边听老杨头忆苦。他吃着旱烟，不时挠两下癞头，诉起苦来：“哎哟！三年困难那会儿苦呀，人饿得 ......”公社冯书记连忙制止：“他杨叔，咱说解放前你给地主拉长工......”老杨头恍然：“哎哟，给地主家出力，天莫亮就起身，......干到晌午，白馍馍提到地头，哎哟，三年困难那会儿......”冯书记打断话头，忆苦思甜草草收场。
乡里来了知青，丑娃高兴得很，每到歇工，他就过来跟知青坐在一搭儿，抽烟谝闲传，教我们辨认浆果，去哪里摘野杏，用粗钉打造的弯刀抠新核桃。
下雨不出工，或晚上喝罢汤（麟游人称晚饭为“喝汤”），知青常去丑娃的窑洞，往炕头一坐，听他拉二胡，吹笛子。他从墙上取下二胡，用松香在弓毛摩两下，调调弦，拉“江湖水”，琴声呜咽，跟广播里放得一样。要不就从炕头拿来几根笛子，挑出最长的，贴上笛膜，润润唇吹“二小放牛郎”。这时，他娘就靠在门口，一身黑衣，瘪着嘴，睁大深陷的眼睛，来回地看知青。
丑娃干农活是好把式，还能打柴、编筐赚钱。农闲时，他就下沟打柴，酸枣耐烧又背称，连根挖出，晾干挑到公社或二十里外的县城，卖给公家；或割荆条编筐，拿到集市上卖，换得钱就扯花布，买头巾和发卡，送给姑娘和媳妇，堡子女人都夸赞丑娃。
男女社员一块儿除草，整地时，丑娃总混在媳妇堆儿中，四下调笑，惹得媳妇举起鞋帮子，追着拍打，这边男人就日噘屋里人。一次，男女社员一搭儿间苗，丑娃挤在媳妇堆中戏耍，副队长黑着脸骂：“干活呢，还是骚情呢？”他媳妇脸红了，低头紧着拔苗。
芒种时，塬边传来算黄鸟催叫：“旋黄旋割！旋黄旋割！”一天早晨，社员正锄二遍秋，杨家堡子一个婆娘慌忙跑来，急喊：“老支书，丑娃跳井了！”细问才知，头几天日落，老杨头隔沟呐喊，说黑了过来给知青开个会。那晚，等老杨头跟副队长上了塬，丑娃溜进人家窑洞偷情。哪知会没开成，副队长返回，把俩人堵在窑里，扇了丑娃几耳光。丑娃逃回自家窑洞，黑着灯拉胡胡，一直拉到半夜。隔了几天，庄里人打水，觉得桶不吃水，拿镜子往下一照，才发现井里沉个人。
公社派人催促，队上才请河南打井人老孟捞人，但死活不愿埋葬。一则丑娃是外乡人，二则人死得不清白。老支书只好来罗凹，苦着脸央求知青：“这事就麻烦青年咧！”按当地风俗，凶死的人，等到天黑才能下葬。
知青应承下来，便分头忙活：几个男知青下沟帮着挖墓穴；王军去县城扯几丈白布裹尸；维新与乡民九龄锯柳木板，钉口薄棺；我负责清洁尸体。
杨家堡子后坡有几孔破窑，存放农具。窑前空场支着架子车，丑娃仰面躺在里面。人让井水泡得肿胀，浑身裹着泥，太阳一晒，裂出细纹，像尊倒下的泥罗汉。泥身上满是苍蝇乱飞，发出恶臭。
我进窑洞找来喷雾器，里头有残留农药，兑半筒水，朝尸身喷去，苍蝇轰地飞开，泥水淌下，显出模糊面容。等白布买回，拿一条扁担，将浮肿尸身翘起，用布缠住，塞进薄棺。
等天全黑下，堡子里一片死寂，黑灯瞎火的，我们八个知青（七男一女）抬起薄棺，打着两盏马灯，一支手电照着，由组长万翔引路，深一脚、浅一脚地下了沟。那晚，沟底黑极了，一路下去，扁担压住肩头，越压越沉。
夜半时分，将墓穴填土拍实，我们往塬上爬，到了塬边，远远望去，村口燃起一堆火，烟气杂着火星升起，杜梨树下闪着人影，走近一看，是老支书，张开双臂拦住我们，非让从火上跳过，以除晦气。
丑娃没了，堡子里怪事不断。某天，老支书儿媳满口疯话，说丑娃给她托梦了，据老人说，魂缠了身。隔几天，生产队往县城交公粮，队长百寿驾辕，黄牛“蔫墩”拉套。从县城返回时，车队刚到丑娃葬身沟边，“蔫墩”突然发疯似狂奔，把坐在车帮的妇女队长和娃娃伙颠翻，滚下沟壑。等百寿拢住“蔫墩”，乡民下到沟坡，妇女队长满嘴鬼话，口气像丑娃，说谁谁欠他多少钱。回到杨家堡子，只见老支书拿个大簸箕，扣住妇女队长，攥一把荆条抽打。妇女队长嘶喊：“不要打咧，额走呀！”开门扑倒在地，不省人事，几个婆娘上前掐人中，苏醒后，问啥啥不知。当晚，老支书又将知青的猎枪借去，半夜立在塬畔，朝天连放三枪驱邪。
来年，算黄鸟始鸣。一天，我去供销社打煤油，刚上公路，就远远看见丑娃他娘，穿一身黑衣，立在料浆石堆旁。
见我走近，她神秘兮兮地靠过，四下张望后颤声说：“昨个，我见丑娃咧。”我头皮一紧，从她幽幽的眼神中，透出些疯癫。她拽住我的胳膊说：“昨个晌午，我下沟给丑娃上坟，草里钻出个青蛇，对着我叩三个头，围坟转一圈，才走的。是丑娃。”她痴笑着，干瘪的嘴颤着，深陷的眼窝满是浊泪。“是丑娃！”她絮叨着，我不住地点头。
天际传来算黄鸟鸣叫，忽远忽近：“旋黄旋割！旋黄旋割！”
1970年7月9日，一大早，抗援与乡民风子去县城卖蚕茧，听说变电站一工人作业时不慎触电，严重灼伤，抢救急需鲜血，抗援是O型，当即献血300cc，傍晚返罗凹，将此事告大伙儿。喝汤时，炕头有线广播响起，县医院紧急呼吁：献血献皮，挽救垂危的工人。
正值三夏大忙，给队上打个招呼，次日清晨，众知青挎上军用水壶，赶路二十多里，淌过漆水河，沿崎岖小路爬上老城北门豁口，直奔县医院。经过验血，我与薛军是O型血，每人献血300cc，抽完血，一人一盐水瓶红糖水，还发36元（每100cc 12元）。我俩喝了糖水，将钱捐给工人。晓宇、爱国、王军、维新、启亮、文龙非O型血，十天后，如约去县医院捐皮，从后背取皮，烟盒大小，术后贴块纱布。
薛军的献血证明与启亮的献皮证明
献血献皮后，知青匆匆返回罗凹，碾打扬晒，争着扛起百十斤的桩子，踩着条板上去，将新麦倒入粮囤，接着犁地、播种秋粮，没等喘口气，男知青又备一口袋干粮，跟着老乡进山伐木，准备给知青盖瓦房。
那天天未亮，我们就上路，拉架子车走五十多公里，翻两座山，临近黄昏，走进两亭原始山林。密林深处有一庄户，老汉衣衫褴褛，拄着鸡骨头棍儿，茫然望着我们一干人，一问三不知：不知江山易主，不知人民公社，也不知“文革”，全然活在世外。
头两天，先伐冬瓜木（小叶杨树），树干上下粗约十多公分，用作小椽。组长万翔拎着长柄斧走在头里，看准一棵树，照根部斜劈一斧，让我们朝这边放树，有时，见粗些的树干，就抡起斧头，拦腰一砍，下半截弃之不用。后几天，清理灌木丛，砍伐粗壮松树或柳树，准备用于梁柱，砍去枝桠，剥开树皮。
每当歇息，就抡起棍子，打些青皮核桃，拿大钉砸成的弯刀，刀尖插入果蒂，豁开皮壳，再拿刀刃一旋，剜出嫩白的核桃仁，直吃得两手发黑。向晚，住进窝棚，生起篝火，用自带小锅熬苞谷碴子，就着锅盔和辣子，吃得舒坦。
砍伐的木料，装满五架子车，趁月色和凉爽，连夜往回拉，途经童山老城南侧果园，大伙儿歇下，凑钱买些桃子、沙果充饥，然后，吸烟提神，一口气把木料拉回罗凹。
后来听说，那位工人因灼伤严重，输血植皮，也未抢救过来，我们都惋惜不已。贤坡九知青献血献皮，当年被评为宝鸡地区先进集体。我因献血后劳累，伐木时饮用山涧生水，患了阿米巴痢疾，久治不愈，几个月后，服用红霉素，才将痢疾治愈，但从此元气大伤。
知青亲手搭建的五间瓦房，与黄牛为邻（左侧为牛棚）
下乡后，才学着做饭，无论煮蒸炒，熟了，能填饱肚子就行。每到饭时，从老乡窑前经过，忽听哧啦一声，飘出葱花儿或嫩韭菜炝锅的香味，便向往着与贫下中农“同吃”。
1970年夏收，在老乡家享用一顿美食，让我念念不忘。某日，公社指派我跟个干部，去邻队核定亩产，以防社员瞒产私分。我的任务，是等后晌社员将麦子碾晒、扬净、堆好，用木锨抹平顶部，拿木把儿画几个“洋字”，防止偷粮，次日上午过秤，上缴“忠字粮”。
队长把我当成公社干部，派饭找个殷实人家。一进窑洞，就觉出亮堂，炕上被褥整齐，窑洞深处，摆着材板和粮囤。一看这家就是“富农”。
外前人姓魏，一脸络腮胡子，笑眯眯地把我让到炕上，盘腿跟他对着抽旱烟。不一会儿，屋里人端上一盘白锅盔，一碟油泼辣子，摆在炕桌，紧接着双手端上臊子面。一大碗红辣子油汤，漫过白面条，上面漂着油花，葱花，碎肉，老魏请我自便。我就端起老碗，拿筷子挑起面条，吹着气吃一口，屋里人又端上一碗，放在炕桌上，忙着收碗。“还没吃完呢？”我急忙说。老魏笑了：“小伙子么，一口一碗么。”我这才想起，吃的是酣水面。
酣水（口水）面，俗称“一筷头”，就是说一筷子挑上面，吞入口中，把汤倒回锅，盛了面再端上，吃饱为止。
屋里人频频换碗，老魏一连吃十几碗，最后还添一大碗干面，拌上油泼辣子，面全红了。我吃七碗再加一碗干的，就撑得不行。撂下筷子，老魏让过旱烟锅子，拿手背把嘴一抹，笑着说：“青年吃饭太客气咧！”
成了庄稼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为吃忙活。一日两餐，农忙时，晚上才喝汤。吃的饭食粗粝，充饥而已，一年中除逢年过节，难得吃一顿肉。
那会儿，知青也与老乡一样，盼着生产大队烧砖。因为烧一窑砖，需用大量柴禾，大队就抽调劳力打柴，到时，必宰杀一只肥羊，架起大锅，将羊肉连同内脏武火急煮。乡民自带干粮，掰碎，浇上沸汤，一老碗下肚，心满意足。
1970年入冬，我久未沾荤，浑身乏力。一天，听说大队烧砖，跃跃以喜欢。第二天一早，带上黑馍，皮绳和镢头，跟乡民燕翔下沟打柴。
燕翔打柴麻利，日头爷刚升高，就背起柴捆上了塬。等我挖好一堆狼牙和酸枣，用皮绳扎紧，镢把斜插，扛起柴捆往上爬，已近晌午。陡坡上留有残雪，踩着脚窝往上爬，两腿发虚，一步一滑，吃劲的时候，一步一吼。爬到半坡歇肩，大口喘气，抬头望塬畔，想着那碗羊肉汤，体会出“恓惶”。
等我将柴禾卸在窑场，才觉出浑身湿透。老支书笑着催我：“克里马嚓，拿碗！”锅底还剩些肉汤，沸滚着，掌勺的婆娘边舀汤边说：“锅底有肉咧！”
端一老碗羊肉汤，坐在塬畔，临风掰碎馍，看着干馍慢慢泡开，闻着羊汤的膻气，一双筷子在手，顿觉人生美好。
三十多年后，某年春节，我返回西安，前往老字号“同盛祥”吃羊肉泡馍。选个雅座，窗外，钟楼、鼓楼分列两侧，桌上摆着青花海碗，死面烙坨坨馍，虎背菊花，配以豆瓣酱、新腌糖蒜、香菜、什锦凉菜，忽想起当年雪地里喝羊汤的情景，不禁感慨。
等一海碗羊肉泡馍端上，肉烂汤浓、香醇味美，但不再令我垂涎！
麟游方言：
背称：压秤
日噘：臭骂
外前人：男人
屋里人： 女人
日头爷：太阳
克里马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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