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1972年暮春，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读书。当时，外语系仅设两个专业：英语和俄语，系主任是王敦瑛教授（师生尊称“王老”），矮个儿，瘦弱，戴副深度近视镜，步态蹒跚，东北话带山东口音，偶用山东方言，如，叫同学们“大清早朗读”。
那时，大学外语系没有外国专家，学英语的，除听灵格风英语，偶尔听西安外国语学院斯里兰卡专家，叫什么姆巴姆土的，呜噜呜噜说印式英语。而学俄语的，就听王老录制的俄语。据说，王老曾留学俄国，喝伏特加，酷爱打猎，还养只俄国猎犬，取名“阿里玛”。在西北地区，王老的俄语应首屈一指。
每逢春节，全系师生联欢，节目除什么“阿瓦人民唱新歌”，文革舞蹈外，必请王老俄语讲话，由俄语老师口译，我们学英语的虽听不懂，但一致认为，王老的俄语比汉语说得流利。
我求学时与王老私下接触不多，有一次，在校园偶遇王老，他招手让我过来，说：“五十年代初，中苏友协开会，常见你爷，豪爽人呀！”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留校工作。后来始知，他与先祖父甚熟。
1975年夏，毕业实习结束不久，分配方案公布，我留校最具争议，有“工农兵”学员向工宣队反映，说我“思想极右，肆意攻击‘文革’和中央首长。”某老师愤言：“成小秦，反动之极，这样的人怎能留校？”但王老坚决保我，最终我留校教书，而没“社来社去”。
72届工农兵学员毕业照。王敦瑛教授（二排右九）；笔者（三排左三）
龙年（1976年），天象异，“四人帮”被打倒，10月10日，中午去食堂打饭，见人人脸上溢出笑容，吃玉米面发糕，喝清汤寡水，但高兴劲儿，不啻享用盛宴。19日上午，全校传达中央文件。会场设在校医院南侧篮球场，党委书记端坐台上，手捧红头文件，振振有词地传达：“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老站在我身旁，右手搭在耳边细听，忽然转头，一脸眩惑地问：“小秦，中央有几个江青？”我说：“就是那个江青嘛，毛主席的老婆！”王老摇着头，手里攥一卷报纸，不住地晃动。
三十多年后，读《林牧自述》（林牧叔叔与先父在陕西省委共事多年），其中一段文字，让我大吃一惊：“西安解放后，到军管会反映情况、提建议、要工作、找亲人的人络绎不绝。当时的政府和军队都有亲民作风。西安军管会秘书处专设接待室，由我主管。在那一段时间里，我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和事。有一天，一个东北口音的人叫王敦英（瑛），到军管会来接关系。他说：他是苏共党员、苏联情报员，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以俄语培训班为掩护，向苏联使馆发送情报。我问他同中共哪一级组织有联系？他说：没有，他直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领导。当时，我认为是奇谈，我不相信苏联驻华使馆不通过中共的组织就在中国搞情报。但王敦英一再来找，我只好向秘书长报告。秘书长转报中共西北局。西北局给当时还在南京的罗申大使发报询问，罗申回电说：‘王敦英是苏共党员，苏联情报员，是一个好同志，请按中国党的规定，处理他的党籍，为他分配工作。’西北局决定：接收王敦英为中共党员，并委派他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任副校长。这就是西安外语学院的前身。这件事使我增长了知识。”
此后，披露的信息渐多，让我重新认识王老，且感佩不已。原来，早年王老随父亲闯关东，定居黑河，跟俄国人学俄语，1924年，便担任哈尔滨特别区地方法院俄文译员。1930年代初，王老加入“共产国际”，1934年，奉调赴莫斯科，接受克格勃训练，学成潜回东北，为苏联红军收集日本关东军情报。抗战爆发后，王老又受克格勃派遣，潜伏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从事谍报。1940年代初，随苏联顾问团驻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后直接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领导并提供经费，潜伏胡宗南第一战区长官部，担任上校副官，以及绥靖公署资料组组长，为苏联提供战略情报。
1940年代，国民党（西安）与共产党（延安）对决，谍报环境极其复杂。周恩来在西安秘密布设三个情报组，均单线联系：1）由王超北领导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王是中共特科出身，所谓“南潘（汉年）北王（超北）”；2）安插熊向晖任胡宗南秘书；3）由王敦瑛领导西安通讯工作组，通过杜斌丞、杨明轩等西北著名人士，从国民党军政要员处获取情报。1943年夏，王老获悉，胡宗南准备偷袭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马栏镇，当晚将情报发出，受中共中央表扬。
至此，我才知道，陕西师大外文系王敦瑛教授，那个谦谦有礼的老头儿，竟出身克格勃，潜伏之深，既逃过国民党的杀戮，也躲过共产党的清洗。王老的谍报资历和睿智，远在潘汉年、王超北和熊向晖等红色间谍之上。1949年，王老在中苏关系密切之际，又有极接近权力之便，毅然脱离政界，终止谍报生涯，而投身教育，从而躲过历次政治运动，也躲过潘汉年、王超北等人的劫难。
印象中，王老夫人李儒珍，貌似家庭妇女，常因琐事与王老争吵，因夫人是回民，忌讳较多，夫妇一闹矛盾，她就将锅挂在树上，以除去异味。岂知，夫人精通英文，经高崇民先生介绍，与王老结縭，负责传递情报，翻译电码。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延伸阅读
王敦瑛的红色间谍生涯
作者：杨克勇
原载西安外国语大学校友网
1943年春至1948年春，在国民党西北统治重镇西安，活动着一个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秘密情报小组。它的领导人就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7年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敦瑛先生。王敦瑛，190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黄县。1934年8月奉调赴莫斯科，参加“积极工作训练班”，接受侦察、报务、爆破等情报专业训练。1935年5月学习期满，秘密潜回东北．在苏联情报人员米列尔的领导下，搜集日本关东军情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苏联空军自愿队援华，王敦瑛受克格勃派遣，以俄文译员的身份进人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6月，转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以苏联军事顾问团译员身份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1940年，以毛斯科夫斯基、施克雷巴为首席顾问的苏联顾问团相继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后改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西安绥靖公署）顾问军事。王敦瑛随行担任译员。1943年春，苏联政府出于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撤回了军事顾问团，王敦瑛奉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的指令，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驻西安王曲）俄文教官、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后改为绥靖公署）上校咨议等身份为掩护，利用顾问团移交的电台继续在西安秘密为苏情报机关工作，并被指定为西安清报小组组长。苏联军事顾问团撤离后，没有了公开的掩护机构，由王敦瑛直接使用电台和莫斯科联系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王敦瑛向他的直接领导人、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建议，为其派遣从事电台报务工作的助手。罗申经和我党驻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协商，决定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两名电台报务人员赴西安。周恩来把此事交由童小鹏具体承办。要选派到国民党统治重镇西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人员，童小鹏深感事关重大。他把八路军办事处做电台报务工作的人员全部考察了一遍，几经比较，并报请周恩来同意，决定派刚结婚不久的杨才、龙文英夫妇承担这一任务。杨才（到西安后化名夏中和）、龙文英（到西安后化名钱瑾）夫妇，均为中共党员，四川省人。他们辗转到西安后，在王敦瑛已选定的建国路玄风桥34号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作为秘密联络点。王敦瑛将电台转移至此，由夏中和、钱瑾负责和莫斯科联络。为便于王敦瑛在西安开展工作，应罗申请求，周恩来还把长期在西安从事革命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西北民盟的创始人杜斌皿先生（1947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及中共地下党员、教育家杨明轩先生介绍给王敦瑛，王敦瑛又通过杨明轩先生与打入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办事处任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蒙定军取得联系。考虑到地下清报工作的复杂性，罗申还特意交代王敦瑛：如果和他失去联系，可以通过其他秘密渠道直接请示周恩来副主席。夏中和夫妇为人厚道，性格随和，和周围住户关系融洽，生意也日渐兴隆。白天，“掌柜”夏中和与“店员”钱瑾、张岗（蒙定军介绍来的中共地下党员）忙活生意，晚上夏中和打开电台与莫斯科联络，收、发电报，钱瑾和张岗则负责警戒。情报由王敦瑛搜集和提供。王敦瑛除以第一战区长官部（后改为绥靖公署）上校咨议的身份接触到一些胡宗南部的军事、政治、经济秘密外，还通过与第一战区长官部（绥靖公署）高参傅葆初、参谋许亚川等交往获取清报；与杜斌垂、杨明轩、蒙定军等交换情报。杨明轩先生当时家住西安红十字会医院，据他回忆，每周要和王敦瑛秘密接头两到三次，商讨时局，交换信息。王敦瑛领导的情报小组不但为苏联克格勃搜集和提供情报，同时通过杨明轩、蒙定军等与中共在西安的情报组织也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在紧急情况下曾多次直接为他们提供帮助。当时以蒙定军为领导（后为赵伯平）的“西安军事情报组”，受中共关中地委直接领导。据其回忆，在他们和中共关中地委秘密电台中断联系时，一些紧急情报就是通过王敦瑛的电台经莫斯科、延安转关中地委的。1947年5月，蒙定军撤回陕甘宁边区时，行前对打入国民党驻西安第七补给司令部任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西安军事情报组”成员杨荫东说：遇到特殊困难或联系中断，可找王敦瑛寻求帮助。情报由王敦瑛搜集到以后，经译电员兼交通员李儒珍（王敦瑛妻子）处理，交由夏中和、钱瑾发报。此期间，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情报小组一直存在着侦察与反侦察的斗争，惊险局面多次出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先生解放后回忆：“在特务充斥的西安，此种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但王敦瑛看起来还是处之泰然，无所畏惧。不过曾有一次，他来看我，神色紧张，说中共在西安的电台被破获，特务还在到处搜查……”还应该提及的是，王敦瑛的情报小组，曾受到过屈武先生的掩护。1944年夏秋之交，国民党行政院派屈武先生到陕西任建设厅厅长，临行前苏驻华武官罗申对其说，王敦瑛在西安为苏联克格勃工作，是他的人，希望必要时对王的工作予以协助。在时间不长的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任上，屈武先生根据罗申的叮嘱，秘密对王敦瑛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1948年春的一天，王敦瑛参加绥靖公署总理纪念周会，会上胡宗南因特务机关不能破获不明电台大发脾气。会后绥署参谋娄蔚森告诉王敦瑛：“前些日子测向台发觉东大街附近（玄风桥34号在东大街南侧）还有一部不明电台，但始终找不到线索，所以主任发脾气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已在小商店附近进行，形势非常严峻，王敦瑛向莫斯科报告后，停止工作并隐藏了电台。杨才和龙文英夫妇也辗转撤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西柏坡。对杨才夫妇受命在西安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期间的表现，周恩来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予以嘉奖。此后王敦瑛通过地面交通向苏驻兰州领事馆传递情报直到西安解放。关于解放后王敦瑛的工作，经周恩来过问，中央电函西安市委组织部，拟调王敦瑛到北京由中央分配工作，后王敦瑛考虑拖儿带女有诸多不便，决定留在西安并被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1952年，受命负责筹建西北俄文专科学校（西安外国语大学前身），并担任该校副校长。1958年以后调任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1979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