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程鹤麟：中国间谍眼中的红色高棉
作者简介
程鹤麟
程鹤麟，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人。1957年3月生，1974年高中毕业，闽北山区插队劳动。1978年初考入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1982年初分配到福建电视台新闻部。1996年任神州电视有限公司制片人、企划部经理；2000年起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中文台副台长；2003年3月起，主持《时事辩论会》。
1967年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谢杰、农谢等人率队拍摄行军照
一
1月7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在首都金边举行庆祝红色高棉政权垮台 39 周年纪念活动，超过 4 万人到场参加，其中许多人是经历红色高棉迫害的幸存者。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集会上表示，1月7日的胜利挽救了可能会被杀害的生命，还使柬埔寨人民从波尔布特手中夺回政权。
红色高棉，柬埔寨共产党的俗称。柬共原先处于地下的、非法的状态，其早期领导人杜斯木被捕后遭开膛杀害。
1970 年郎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中国支持下与红色高棉结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进行抗美救国战争，并于 1975 年推翻了美国资助的郎诺政权，建立了柬共掌握实权的新政权。柬共从此在柬埔寨推行极左政策，使柬埔寨坠入了一场浩劫，饥荒、苦役、肆意的处决以及疾病或迫害等非正常原因，导致柬埔寨超过百万人死亡。
法国学者吉恩·拉古特发明“自我屠杀”一词来形容这场浩劫。
关于这段历史，中文书籍不多，《逐浪湄河》是其中一套。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0万字，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有很高档案价值的写实著作。
作者是一位中共党员，笔名铁戈，真名是黄时明。黄时明祖籍广东普宁，生在金边长在金边，后来又到越南求学，1950 年代初期回到祖国，10 年之后又奉命回到金边，在柬埔寨和南越两地，从事秘密活动，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儿，就是间谍。
《逐浪湄河》的主人公叫常修文，但其实就是作者黄时明自己，所叙所记，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书中详尽记载和揭示了越南战争和柬埔寨内战的前因后果，真实记录了战后红色高棉政权在柬埔寨施行的野蛮政策和举世震惊的残酷暴行，记录了红色高棉这个原本充满美好理想的政党和政权，如何残杀自己的同志、如何涂炭自己的人民、如何危害自己的祖国，又如何走向毁灭。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国家人士笔下的红色高棉，那绝对是罪行累累血债累累。而在黄时明这位中共党员的笔下，红色高棉又是什么样子呢？是累累血债累累罪行。
《逐浪湄河》主人公是个秘密工作者，公开的身份是个华侨小商人。1975 年红色高棉强制驱赶城里人迁到穷乡僻壤去，这位华侨小商人自然不能例外，从金边被赶到偏远的农村，再被赶到更加偏远的山区，颠沛流离饱受折磨，与蚊虫蛇蝎为伍，与饥饿的老鼠为伴，自己生病，妻子生病，母亲生病，一个侄子死亡。他万万没料到红色政权送给人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这样一场浩劫。
主人公一家、加上弟弟一家连同母亲一共十二口人那仅仅只有两个月的难民生活，让他对红色高棉几乎完全绝望。万般无奈之下，他违反组织纪律，向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干部层层上报，这才获得解脱，被接回金边。
后来他才知道，自打红色高棉拿下政权之后，北京在一夜之间跟派驻在金边的情报人员，几乎全都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北京的情报人员在敌对的朗诺政权之下，安然无恙，却在盟友红色高棉掌权之后一夜之间生死不明。北京方面忧心如焚却又无计可施。
程老汉推测，很多情报人员可能都和本书的主人公一样，
被红色高棉驱逐出城市，被滚滚难民潮裹挟到死亡之旅去了。所不同的是，那些情报人员被一则过期的命令所害，坚持保密身份，最后不明不白死难于路途、乡间、河沟、山谷，从此人间蒸发。
柬埔寨有很多华人，就连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也是柬埔寨华人的后代。
本书作者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柬埔寨，也是有着极深极深的感情。
书中有一段作者对湄公河的抒情文字，是这样写的：“我热爱这条大河，仰慕这条大河，甚至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受到大河的深刻影响和感染。”
作者这样描述柬埔寨的人民：“和平年代的柬埔寨，人民由于受佛教长久的熏陶，心地善良，心境平和，很少发生暴戾事件，犯罪率很低，在柬埔寨生活，的确有很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一直维持到柬埔寨内战发生之前。”
内战改变了柬埔寨，和平安宁的柬埔寨，一夜之间腥风血雨生灵涂炭。
那场内战，从美国人策动的针对西哈努克的军事政变开始，西哈努克政府的首相朗诺，自愿充当美国的傀儡，跟王室成员、西哈努克的表弟、副首相施里马达合谋，利用西哈努克到法国治病的机会，发动军事政变。
作者写道：“1970 年 3 月 18 日，是柬埔寨历史上一幕最令人感伤的悲剧。从这一天开始，柬埔寨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整个柬埔寨都陷入火海中，过惯了和平生活，而且与世无争的柬埔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柬埔寨这片祥和的土地上，到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为什么会这样？三一八那天柬埔寨发生了什么事？
作者这样写道：“3 月 18 日，朗诺的军队在坦克车的配合下，包围了经过柬埔寨人民选举的国会，绝大多数议员在武力的威胁下，对‘停止宪法六个月和罢黜西哈努克’的决议，只能投票赞成，不能反对。”
1970 年的 3 月 18 日是柬埔寨历史的分水岭，从那个三一八开始，作者说，“在柬埔寨这片原本是祥和美丽的土地上，埋葬了数以百万计无辜的牺牲者，留下成千上万个危险的地雷；更使人担忧的是：在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中，已经播下了互相仇恨的种子。佛教徒“慈悲为怀”的观念，已经从柬埔寨这些久受佛教熏陶的人民心中淡出，在艰难求生的环境下，那潜伏在人类意识中、久被遗忘的原始野性已经被唤醒。人们心中的关心和信任，已换成了嫉妒和猜疑，兽性已代替了人性，恐吓代替了说理，整个社会上，人欲横流。”
朗诺卖国政权的倒行逆施，结束于 1975 年 4 月 17 日，那一天，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谁都没料到，柬埔寨更大的灾难就从这一天开始。
二
中国间谍黄时明是在柬埔寨出生成长的华人，中共党员。
他的《逐浪湄河》一书的书名是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写主人公在柬埔寨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如果我们从读者的视角出发，从我们所读到的令人发指的那些事实来看，也许改名为“血染湄河”更加贴切。
作者说，红色高棉内部，“有亲中和亲越两个派系，在面对强敌时，暂时还可以保持一致，但一旦打败了强敌，彼此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造成此后红色高棉的分裂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入侵，这都是国际共运的分裂所衍生的恶果。”
当时带领部队投靠越南政府的韩桑林，正是红色高棉内部的亲越南派系。
2018 年 1 月 7 日，柬埔寨首相洪森在庆祝红色高棉政权垮台 39 周年纪念集会上说，1月7日的胜利挽救了可能会被杀害的生命，还使柬埔寨人民从波尔布特手中夺回政权。
其实，1979 年 1 月 7 日是越南军队在韩桑林、洪森策应下入侵柬埔寨的日子。
现任柬埔寨首相洪森，本来是红色高棉的一位师长。1975年4月，波尔布特当权后，在红色高棉内部实行极左清洗，洪森的许多战友遭到残酷迫害。1977 年，韩桑林与洪森等红色高棉将领率部投奔越南。1979 年，在侵柬越军的帮助下，韩桑林等人成立金边傀儡政权，时年 28 岁的洪森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成为总理兼外长。经过多年内斗外争，洪森一步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直到今天。
洪森的政敌总喜欢以“民族尊严”为由，来揭洪森的这块伤疤，谴责他效忠河内，引狼入室。
但洪森总是强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了求救于越南无计可施，他说当时的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道红色高棉的残忍暴行，可就是没有任何人出面干涉，连道义上的谴责都没有，联合国也是装聋作哑。
波尔布特一伙人，1975年拿下政权之后，就开始清除异己，对党内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波尔布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变态最残暴的一个代表，人称“杀人魔王”。这个人，表面上温文尔雅，内心里暴戾无情。他 1950 年代曾留学法国，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62 年，柬埔寨劳动党总书记杜斯木被捕牺牲，党内位置并不靠前的波尔布特继任。1966 年，波尔布特将劳动党改名为共产党。
1967 年 4 月，柬埔寨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但那只是一支乌合之众，拢共才有几百个人，七八十条枪，比胡传奎的“忠义救国军”强不了多少。
但是，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意外帮助了红色高棉趁势崛起。当时正在忙着打击北越的美国，由于对西哈努克政府中间偏左同情北越的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所谓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这样，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埔寨全体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柬埔寨革命军就增加到2500人。
1970 年美国继续从反面帮助红色高棉崛起。
3 月 18 日，老美策动了柬埔寨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4 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红色高棉捐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就这样，红色高棉一步步坐大，最后夺取政权。
红色高棉掌权之后，所做的主要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大屠杀，一件，是大清洗。大屠杀是针对党外人民的，大清洗是针对党内同志的。在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看来，要保持社会主义国家不变色，清除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是当务之急。被处决的领导人当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 副主席，还有各大区的党 政 军领导人。
据说，光是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 14000 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
前些年程老汉曾经主持过凤凰卫视的纪录片《血色黄昏》，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解说：在这座集中营的另一头，原来的一座教学楼被改建成了一间间狭小的牢房，犯人们经常得不到食物和饮水，因而大批死去。这栋楼过去幷没有安装铁丝网，直到 1976 年的一天。
采访：这起自杀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关押在这座楼上的一位前红色高棉高官的夫人，趁着看守们在聊天，一不注意，她就从楼下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解说：据说，这位夫人生前遭受了太多的酷刑和虐待，只有死亡才可以让自己及早获得解脱。发生这起事件后，监狱长非常生气，就命令手下人在这栋楼加装了通高压电的铁丝网。
《逐浪湄河》由这样一段文字：
“神州大地同样地也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所敬爱的 ZHOU 总理，正躺在北京医院和死神搏斗。正是这伙万恶的‘ SI 人帮’，把他们极左的祸国殃民的一套办法，灌输给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伙。而‘ SI 人帮’在柬埔寨的忠实伙伴们，为了表现出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竟比‘ SI 人帮’走得更远，将柬埔寨人民的命运，投入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政治实验中，使全体柬埔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1979年1月，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其实，与其说红色高棉是被越南军队推翻的，还不如说他们是被自己推翻的。
三
生于柬埔寨的华人黄时明是中国间谍，前半生就在柬埔寨和南越从事秘密工作，公开的身份是个华侨小商人。
他亲身经历了 1970 年代后半叶那场红色高棉制造的浩劫，回国之后写了一部 60 万字的纪实著作《逐浪湄河》。
在这部书中，他这样评价红色高棉领导人：“他们只是一群满脑子浸透着极左思想、双手沾满着鲜血、以人民为刍狗的狂人。”
作者这是咬牙切齿了。
红色高棉执政 3 年 8 个多月时间里，疯狂地屠杀自己的同胞、同志。到底他们杀了多少人？
现在还没有准确的数字。保守的说法是，40 万；夸张的说法是，300 万；40 万和 300 万，差距太大，但就以最少的 40 万来说，那也是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那也是罪无可逭。
有关那场浩劫，另外有一本著作、《活着，我的儿子》，也是一本亲历纪实作品。
作者平亚赖是柬埔寨人，用红色高棉的说法，他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所谓的“烂透了的城市人”。1960 年，他 17 岁的时候，曾因为数学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数学奖，颁奖人是西哈努克的母亲柯萨玛王太后。
平亚赖这样写道：“红色高棉的所谓‘新社会’就是要删除所有‘旧的’。”
删除，这个词儿简直叫人毛骨悚然。删除不要的文字，电脑上摁一个删除键就 OK 了；该怎么删除不要的人呢？整死。
平亚赖说，他听到红色高棉的一个官员解释：“在新的柬埔寨，我们只需要一百万人来继续我们的革命， 剩下的我们都不需要。我们宁可杀死朋友也不让一个敌人留下来。”
有这样一组数字，已经无法验证其真假。
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除了本民族高棉族大量死亡之外，在柬埔寨的两万越南裔几乎全部死亡，43 万华裔死了 21.5 万，1 万老挝裔死了 4000 人，2万泰裔死了 8000 人。
《逐浪湄河》的作者写道，“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鐡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程老汉主持的凤凰卫视纪录片《血色黄昏》的第5节：
解说：柬埔寨档案中心近些年来一直在调查前红色高棉时期的情况，根据他们的调查显示，当年的杀戮行为不仅仅是发生在首都金边的这座监狱里，而是遍及全国各地。
柬埔寨档案中心副主任波达拉说：“我们在全国发现了近两万个杀人坑，通过对每一个杀人坑死难者的数量进行评估，可以合计出一个大概的数字，而就有研究者由此推算出，全国大约有两百万名左右的死难者。”
凤凰记者在金边街头做了几个随机采访。以下是其中的几个片段。
“那个时期让我非常地痛苦，因为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祖父母告诉我，在波尔布特时期，我的大伯和叔父被人带走幷处死。而杀害他们，只是为了用他们的尸体去做种榴梿树的肥料。”
“我的亲叔叔，在那时候被杀死了。他们说我叔叔是旧社会的人，他跑到屋顶上藏起来，但还是被人发现，并从屋顶摔到地上，就这样被杀死了。”
“我的一个哥哥在斯东医院前面被他们开枪打死.。原因是他白天去工地劳动，晚上收工以后,没有按时返回村子。”
“在波尔布特时期，我的家人死了有六七个，包括我的表兄弟，还有我的亲叔叔。他们是被人打死的，他们被强迫挖坑来活埋自己。”
“我的一个姐夫有一天被他们叫出去,说留着他没什么用,杀了也没什么损失，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比较瘦弱吧，不能做多少工作，所以就这样被带走杀死了。我想，他们可能做了计划，村子里面每一户人家要杀死多少人，由村长负责筛选哪些人身体比较瘦弱，工作不积极，就把他带走杀死。”
如果他们所说的都是事实，那样的柬埔寨还能算是人间吗？
《逐浪湄河》这样写道，“在红色高棉出现之前，柬埔寨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是外族强加于柬埔寨人民身上的，但谁也想不到，给柬埔寨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祸害的，竟然是自己的骨肉同胞。”
这位作者，黄时明先生，对红色高棉的如此暴行恨之入骨，他干脆这样说：“红色高棉领导层中的那一小撮灭绝人性的极左分子所犯下的罪行真正是罄竹难书，他们所执行的政策，给柬埔寨人民带来的这一场‘世纪浩劫’，不但是高棉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毁灭性的大灾难，而且也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
凤凰网友问——老程：有一个问题，1975 年之前的柬埔寨战争期间死了有多少人呢?
在程老汉主持的凤凰卫视纪录片《血色黄昏》中，有这样一段话：这里有两组数字。一组，美国学者说，美军占领柬埔寨 5 年，90 万柬埔寨人死于美军和伪军之手，也有学者说，死亡人数为 200 万。另一组，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保守估计屠杀了40 万人，夸大估计是 300 万。
两组数字，一样令人发指。
四
红色高棉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组织上超过列宁，政治上超过毛泽东。
言下之意，波尔布特才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其实，波尔布特并没有那么了不起，就以那城市人口大迁徙来说，一方面抄袭了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另方面抄袭了纳粹的集中营。
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程老汉亲身经历过。
虽然号称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还是我们知识青年把文化知识带到农村，教育农民，至少我们没有被监管，没有被批斗，我们不是专政对象，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在当地入党升官，今天中共许多高级领导人，当年就是插队知青。
而波尔布特把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驱逐到穷乡僻壤，是把城市人作为罪人作为专政对象看待的，就像纳粹看待犹太人一样。
而且，整个迁徙行动，采取的是卑鄙的欺骗手段。
红色高棉告诉城市居民，美国飞机要来轰炸金边，大家暂时疏散一下，用不了三五天就能回来。
生于柬埔寨的华人、中国间谍黄时明在他的纪实著作《逐浪湄河》里这样写道：
“（波尔布特集团）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认为城市的人浸透了资本主义的毒汁，已经是不可救药的废物，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要‘消灭’的对象。”
红色高棉的战士都来自贫困山区，有一位战士这样问《逐浪湄河》的主人公：“上级告诉我说城市里的人，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是吗？”
作者这样写道：“红色高棉的领导层，不但错误地引导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盲目地仇恨‘城市人’，而且将这种荒谬的观点，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制订出一系列严重错误的政策。”
金边曾经繁盛一时，号称东方小巴黎。
而在 1975 年的 4 月，只用了三天时间，原本 200 万人的城市已经空无一人。但这还不够。3 个月之后，波尔布特又进一步发狂了。
《逐浪湄河》这样写道：“ 1975 年7 月间，当从城市驱逐出来的难民，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农村初步‘安置’完毕之后，红色高棉政权中以波尔布特为首的领导层却认为，仅仅是‘下乡’，还不足以改造这些已‘烂透’了的城市人，应该进一步把这些人全部迁移至西北部荒凉的山野上，才能彻底地予以‘改造’。”
作者说，红色高棉把已经困苦不堪的难民，“进一步地放逐到柬埔寨生活条件最恶劣的西北部山区去，任由他们在非人生活环境中，自生自灭，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民，葬身于柬埔寨的荒野之间，人为地导演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
红色高棉没有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他们也不想学习管理大城市。
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要建设理想社会，倒必须消灭城市。所以他们刚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
他们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程老汉主持的凤凰卫视纪录片《血色黄昏》有对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乔森潘的采访。
农谢对凤凰记者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那就是这条路线走得太急促，大部分民众跟不上这个运动，比方说，把土地收归国有，虽然这项政策当时受到了贫农的拥护，但是大部分农民并不能理解和支持。”
乔森潘说：“我们一个劲地要求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把城市民众疏散到了农村，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都编进了农村合作社。实际上这些人根本不能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发生了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死亡事件。这就正如同当时波尔布特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走入绝境。”
乔森潘所引用的波尔布特的那句话，大约是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波尔布特所说的唯一正确的一句话。
《逐浪湄河》这样写道：“红色高棉这种灭绝人性的政策，愈来愈引起更多人的责难，甚至红色高棉的干部中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人，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疑问，他们不明白这样做究竟对谁有好处。”
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特别战争罪法庭
五
生于柬埔寨的华人、中国间谍黄时明在他的纪实著作《逐浪湄河》里这样写道：
“为了实现和追求一个幻想中的目标，那种不顾一切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可能是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内战中，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同样的因素，却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红色政权，带进一个乌托邦的幻境、陷入反科学、反人性、反现实的死亡陷阱中。”
作者说，“红色高棉依靠人民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却实行反人民的政策，把自己引进一条绝路。”
1978 年 12 月 25 日，越南 10 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南北夹击入侵柬埔寨，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仅仅两周时间，1979年1月7日，越军就占领了首都金边。
除了兵不如人，不得人心众叛亲离是红色高棉失去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棉老百姓早就盼着结束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他们面对外敌入侵袖手旁观，无人奋起抗敌。
因为，高棉人已经明白，红色高棉，才是高棉国家和民族最大的敌人。中国人说，苛政猛于虎。显然，在高棉人看来，红色高棉不止是苛政，那是一个恐怖政权，比外国侵略军还坏。
红色高棉最后被联合国特别法庭指控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柬埔寨国内国外，许多人认为这是伸张了正义。其实，政治上从来只有胜利与失败，并没有什么正义与邪恶，所谓的正义，不过是胜利的一方收获战果时顺手派发的一颗春药而已。
就审判红色高棉而言，其实是红色高棉领导人自己加诸于自己头上的审判。因为，自打越南侵略军推翻红色高棉以后，大约 20 年时间里，红色高棉有多次机会可以东山再起，至少不会输得这么惨，如果不是波尔布特顽固坚持极左路线的话。
第一次机会出现在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之后。
尽管越南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推翻了红色高棉并迅速成立了傀儡政权，但柬埔寨内部的反侵略阵线也迅速地建立起来，抵抗阵线以西哈努克为首。虽然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但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躲进西部山区的红色高棉携手合作。
1982年 6 月，红色高棉、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成立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
到 1980 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埔寨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
1989 年 9 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越南所扶持的金边当局开始谋求国内政治和解，在他们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波尔布特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
他一方面迷信军事斗争，认为和平谈判等于背叛；另一方面，他继续在红色高棉内部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个人的绝对领导，清除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结果激起内变，不断有人投奔金边。
1991年 10 月 23 日，包括红色高棉、金边当局在内的柬埔寨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同意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
不料，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随后变卦，宣布抵制大选。于是，除红色高棉外，其他三方共 19 个政党都参加了 1993 年 5 月举行的大选。
抵制大选，这个愚蠢的决定白白葬送了红色高棉合法回归政坛的历史性机遇。
如果红色高棉参加大选，以他们先后抗击美国侵略者、越南侵略者的历史功绩，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少数党，永远不会被送上审判台。
大选后，柬埔寨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
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
他们其实很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政府和红色高棉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1994 年 7 月 7 日，柬埔寨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红色高棉后来还有机会。
1997 年，拉那烈的奉辛比克党与洪森的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拉那烈主动联络红色高棉武装，双方结盟反对人民党。但洪森棋高一招，7 月 5 日突然发动政变，摧毁了拉那烈的奉辛比克党总部。拉那烈被解除第一首相职务并流亡国外。洪森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
1998 年 7 月 26 日，在国际压力之下，柬埔寨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在西哈努克的调解下，11 月 13 日，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达成全面合作协议；25日，拉那烈当选国民议会议长，洪森被任命为首相并负责组阁。
他们和解了，红色高棉再没利用价值了，接受审判变成他们的最后结局。
但波尔布特本人却逃过了审判，就在这一年，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山区被软禁期间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 7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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