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丨九秩老人李世培回忆：父亲李一氓在中央特科的岁月

Original 李世培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李世培，祖籍四川彭州，1928年11月生于上海，1941年4月-1944年7月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大附中及延安中学学习。1944年7月-1949年7月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三局及中共中央社会部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7月到大连大学工学院学习，1952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学习，1957年7月—1994年4月从事航天事业，1956年3月-1965年6月负责航天事业的单位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属军队建制。1956年6月根据上级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律就地集体转业，脱掉军装，改建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属国务院建制。1994年4月离休。

原题

《红色堡垒》播出以后

为纪念上海中央特科90周年而作

作者：李世培

《红色堡垒》宣传片

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他们是听风者，守护着永不消逝的电波；

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

他们是火焰，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不朽的丰碑。

——《红色堡垒》片头语

解密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在上海

为了纪念上海中央特科诞生90周年（1927-2017），央视国际频道（CCTV-4）在《国家记忆》栏目，以《红色堡垒》为总标题，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2017.11.27-12.3）播放了这部纪录片。

《红色堡垒》共分五集：

第一集：《中央特科的诞生》；

第二集：《生死情报线》；

第三集：《红队在行动》；

第四集：《永不消失的电波》；

第五集：《守护一号机密》。

由于父亲李一氓在1928年至1932年曾是上海特科成员，母亲毛一民在上述时间段协助、掩护父亲的地下工作的原因，我对CCTV-4播出的《红色堡垒》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期待感，并且非常认真、专注进行了观看。《红色堡垒》播出之前的2017.9.15，CCTV-4的采编人员还到天津对我进行过采访。

李世培母亲毛一民1965年于天津，时任天津市政协常委。（李世培供照）

《红色堡垒》这部电视记录片再现了90年前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的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的革命前辈们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斗智斗勇、可歌可泣的精神。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隐藏隐蔽战线进行殊死斗争的一幅幅场景。

·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在上海召开一个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议的筹备由全国总工会负责。开会以前中央决定，由父亲李一氓去做这个用于开会的房子的主人。为此，我们一家就临时搬进了这个开会的房子里。当时，决定让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和李一超（又名李坤泰）一个当我父亲的弟弟，一个当我父亲的妹妹并住在一起，组成为了一个临时的家庭以便掩护这个会议的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约50人。红军代表是每个军来二人，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向忠发和李立三，此外还有全总的代表，团中央的代表、左联的代表等等。

2008年6月，央视社会与法制频道（CCTV-12）在《谍海揭密》中播出了《医院的秘密》纪录片。从内容看来，讲诉的就是这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重点是医院的病人都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假扮的。其次主要是讲诉了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政治密查员的特科人员宋再生，如何表面上积极的寻找这次会议的地址并抓捕开会人员，实际上采取的都是拖延战术以掩护会议的顺利召开。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1925年入党，由陈赓单线联系。

中央特科成立时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铲除叛徒）及无线电通讯科。因此特科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交叉、单线联系、内外互补，保证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

父亲李一氓1930年代在上海

我于1928年11月生于上海市，是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见证人之一。可以说，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均已去世，现在还生活在世界上的仅存我一个人了。

文中提到的在会召开期间成为我父亲妹妹的李一超（又名李坤泰）不是别人，正是全中国闻名的巾帼英雄赵一曼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四川宜宾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冬天从苏联回国，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团政委时被捕，入狱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时年仅31岁，真是令人惋惜与敬佩。

2013年清明节，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出了四位中国妇女界的巾帼英雄，她们是：赵一曼、江竹筠（即江姐）、陈铁军、秋瑾。央视记录频道选出这四位巾帼英雄是正确的。不过将视野放宽一点，我以为将杨开慧、刘胡兰或者还有类似的巾帼英雄放在一起编辑成更多的纪录片，播放出来以教育后人就更加完善了。

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明确宣布：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八年（即从1937的卢沟桥七·七事变开始），而应该是十四年。（即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今后一切宣传、报刊、教科书都应该以此为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非常的欣慰，认为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正确客观公正的。因为从此以后，历史将认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到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他们的领导人及烈士们，如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周保中等也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及烈士们一样享有同等的荣誉与待遇。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史是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抗争史，我们应该世世代代永远的铭记在心，绝对不允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将中国的一寸土地分割出去。

·龙潭三杰·

龙潭三杰中的三杰指的是上海中央特科中的三位中坚力量，龙潭指的是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环境犹如龙潭虎穴般的险恶。

这三位中坚力量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他们为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湖人，是从隐蔽战线走出来的开国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军勋章。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军队及政府要职，当选为党的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他是党的隐蔽战线上卓越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钱壮飞（1896-1935），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

胡底（1905-1935），又名胡百昌。安徽舒城县人。1925年入党，1935年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时，因对张国焘的领导不满，被人告到张国焘那里后，被张国焘秘密杀害。解放后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李克农和父亲李一氓曾一同前去胡底家慰问过。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成立特别小组，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担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

李克农当时进入到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因为工作成绩优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提升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1930年初，徐恩曾根据李克农、钱壮飞的建议，在南京设立了“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他还成为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天津设立“长城通讯社”，由胡底负责。上海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种布局深感满意。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从上海到武汉，再去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本应立即返回上海报告，但他却在武汉不走。随行的特科人员董健吾只好自己先回上海报告。4月下旬顾顺章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的某舞台表演魔术时，被一个叫尤崇新的叛徒发现后，立即报告到国民党特务机关。顾被捕后立即叛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愿戴罪立功。并表示，必须尽快见到蒋介石才能全盘交代，否则不谈。

国民党武汉行营为了邀功，在4月25日晚间连发几份绝密电报，紧急报告南京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恰巧当天是星期六，徐恩曾不在南京，晚间值班的只有钱壮飞，他觉得可能有重大的事件发生，就用复制的密码本进行翻译。钱壮飞看到这些电报后震惊不已，因为是顾顺章叛变了，他掌握着上海中央特科的大量机密，如中央领导人的住地及中央机关的布局等等。

于是，他连夜就派他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找李克农，李克农也感到事态严峻，必须马上找到陈赓后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分头组织中共中央机关，共产国际代表机构及党中央领导成员争分夺秒尽快转移。完成中央机关转移后，李克农又用暗语，发电报通知天津胡底尽快转移。

当徐恩曾连夜赶到上海组织大批巡警，会同英、法租界巡捕房，组织全市大搜捕时，哪知所到之处，人去楼空，一无所获。这令蒋介石异常气愤。

由于这次斗争的影响重大，特别小组贡献突出，被周恩来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为“龙潭三杰”。文革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应该实事求是的说，在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党中央机关，上海中央特科的损失之所以能够避免，钱壮飞是立了头功的。可惜钱壮飞1935年在长征途中牺牲了，他离开我们实在是太早了。

龙潭三杰是历史对他们的肯定，当之无愧。

反之，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在叛变后自恃有功，恶性不改，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拉帮结派被发觉后，1935年被枪毙，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铲除叛徒·

叛徒白鑫于1929年8月就已暗中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他是黄埔四期学生，在中央军委任秘书，受彭湃、杨殷的领导。他出卖了彭湃、杨殷。彭湃、杨殷被捕后，白鑫就跑到南京去了。

彭、杨是广东人，当时有一位特科成员也是广东人，是医生，名叫柯麟。因此他们之间来往比较密切。白鑫也就认识这名医生。

当时父亲李一氓一家住在一个三层楼的楼房。一层是洗染店。二层住的柯麟，三层住的是我父亲一家。这就使白鑫也知道柯麟的住处。

有一天白鑫给柯麟打电话，说他从南京回来了，要到家里去找他。柯麟立即找到父亲李一氓，父亲说此事必须报告周恩来，并很快得到了回信，要柯麟约白鑫到他家里来。到了约定的时间，父亲从楼上一望，楼外有几个人显然是来采取行动的。等了很久，已过了约定的时间白鑫没有来。当天晚上，父亲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五十块钱，要父亲立即搬家。

白鑫知道自己在国内再也呆不下去了，国民党决定送他去国外。他又从南京来到上海，准备去国外，暂住在上海市党部CC特务头子范争波家里，在霞飞路和浦石路之间的和合坊。11月11日晚上，即白鑫上船的前一天晚上，在范争波的家门口，由行动队的同志把他除掉了，达到了铲除叛徒的目的。

柯麟也很快得到了通知，要他当晚离开上海。第二天，英、法巡捕房派人去提他时，扑了一个空。

就这样，在中央特科的全面周到的运作下，既铲除了革命的叛徒，又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真是一篇难得的杰作。

上海中央特科在铲除叛徒、特务及内奸的原则是：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确有把握、我方伤害最小以及不伤害波及无辜。

这与国民党及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人的滥杀无辜反动政策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铲除叛徒白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彭湃烈士（又名彭汉育）（1896-1929）。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8月被叛徒白鑫出卖，在上海英勇就义。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彭湃烈士有一个儿子名叫彭士禄，是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第一批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回国后从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

·伍豪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的代号。

青年的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从事青年运动时，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认为每个人都取一个代号，而不必用自己真实名字。那时周恩来是伍号，邓颖超是壹号。伍豪是伍号谐音，从此、党内高层就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的代号，伍豪就是周恩来。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申报》和《时事新报》忽然刊出：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当时，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去了江西，用伍豪名义登的脱党启事，显然是敌人想用造谣中伤的手段挑拨离间蒙蔽不明真相的同志，因此必须想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出面请了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了一个启事。这个启事于1932年3月4日登载在《申报》上。

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是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仅仅是周少山的笔名。这个启事的内容，当时就明确地证明了那个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

周恩来已经离开上海，他不知道父亲李一氓及潘汉年等做的这些事情，以后也没有人向他报告这件事情。

“文化大革命”时，南开大学“红卫兵”从报刊上查到伍豪启事这一事件，并报告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中写了一个从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到1932年2月的大事记交给中央，以说明情况。1968年毛泽东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文中提到的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特科成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一直从事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大汉奸的统战、策反工作，解放后任中共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1955年4月因“内奸”嫌疑被捕，1977年4月14日含冤病逝，1982年8月平反昭雪。

潘汉年与夫人董慧

由于工作关系，父亲李一氓与潘汉年接触还是比较多的。伍豪事件的处理就是一例。

父亲与潘汉年相识于1926年大革命时期。1932年父亲奉命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就是潘汉年为父亲精心安排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毛泽东要父亲做他的私人代表，带着他的亲笔信以及朱德、刘伯承的信去四川做军阀刘湘的工作，就是靠潘汉年的帮忙才与刘湘取得了联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父亲李一氓脱险，途径皖、桂、湘、粤等省抵达香港也受到了潘汉年、廖承志的关照，并在香港接连写了六份电报给中央，报告皖南事变经过。这六份电报已成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最详实的、最可信的历史资料。

在香港，潘汉年还陪父亲去澳门看望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夫人。4月中旬，父亲与潘汉年一道离开了香港去上海。

1984年父亲因病住院，病房隔壁住的是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两人互相谈及香港往事及潘汉年时，都为潘汉年感到惋惜。父亲并赋诗一首以表怀念之情：

梦寻旧事满香江，病榻逢邻欢欲长。

苒苒京华都老去，潇湘魂断吊潘郎。

·永不消逝的电波·

李强（1905-1996）自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电台。1929年底在香港九龙制造了第二部电台。从而实现了香港与上海特科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此以后，各地的地下工作都配置了电台，极大地方便了各地的地下工作者与上海中央的通讯联络。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党派李强经过哈尔滨去苏联学习，他所在的学校名称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现在改名为“莫斯科电信与信息技术大学”。他在莫斯科学习成绩优异，发明了“发信菱形天线”〈又名李强公式〉，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了轰动。被苏联政府提升为研究员，是当时苏联七名无线电专家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与骄傲。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就回国参加抗战。1952年，毛泽东点名要他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从此以后，就在外贸部门担任要职。

1952年10月我到苏联学习时，就读的学校就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在列宁格勒也有一所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在与我熟悉的苏联老师交谈时，他就告诉我有关李强在学校学习的情况，特别强调的是李强发明的“李强公式”，是学校非常荣幸的事情，并对中国留学生勤奋学习的态度表示了赞扬。

李一氓的两个儿子。哥哥李世滨（右）与弟弟李世培。1956年，他们在苏联莫斯科的合影。当时，李世滨在外交部工作，李世培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学习。（李世培供照）

李强是位革命家，又是一名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无线电专家），也是一名经济贸易专家。他在艰苦条件下，危险环境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永不消逝的电波》又是一部描写党的地下工作者电影的片名。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解放后任云南省省长）调到中央军委三局总台任无线电报务员。当时中央军委三局总台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军台，是代表延安党中央与各解放区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另一部分叫党台，是代表党中央与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也称蒋管区）的地下党的电台进行无线通讯联系。我被分配到党台工作。从1945.9月一直工作到1949.7月，总共工作了五年时间。

党台工作的特点是工作时间都在深更半夜，对方的信号比较弱，因为他们受到限制，不可能有大功率的电台。对方的工作频率不是很固定，最重要的是必须速战速决，尽量减少对方的工作时间，以保护对方的安全。这就要求在党台工作的同志耳聪目明、头脑反应要快。工作时必须集中精力，心无杂念。这种精神状态对我以后的工作与学习起着很重要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面世。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才知道党的地下工作者是在如何的险恶环境下与延安总部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联想到自己从1945年9月至1949年7月在中央军委三局总台以及中共中央社会部，与这些不见面同志在深夜里与他们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系往事，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与自豪。

《永不消逝的电波》由上海电影制作片厂摄制。主人公李侠由著名演员孙道临主演，其原型名叫李白。

李白（又名李华初），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红军总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7年党中央派李白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并安置秘密电台。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真是令人非常的惋惜与敬佩。

为了表示永久的怀念，李白烈士的塑像于2008年8月1日在总参通信兵部落成。同时落成的塑像还有电影《英雄儿女》的主角王成的原型于树昌。电影《英雄儿女》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1946年我还参与了令我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事情。那一天，中央军委三局副局长王子纲要我与他一起编制密码。我做的工作是无线电报务员，从未接触密码的编制。现在看来，当时密码编制的方法似乎比较简单。但我敢说这种编制方法无任何规律可循，是任何解码机器及任何解码高手都无法解密的。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2为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

·父亲李一氓与上海地下工作·

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时间，父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成员。上海的特科工作非常重要，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除了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之外的另一条战线，即隐蔽战线，是保卫党中央、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及领导机关的核心力量。周恩来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领导，此外，陈云、聂荣臻、陈赓、“龙潭三杰”、李强等则是这支核心力量的骨干。当然还有众多的无名英雄。

风华正茂的父亲在这五年的时间里，除了参与特科的具体工作外，他没有虚度年华，浪费光阴，而是埋头苦干，辛勤耕耘，以自己充沛的精力、青春的活力、出众的才华为上海的地下党开垦出另外一片土地。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

·翻译马列主义著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宣言》，发表于1928年11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

2.《共产国际纲领》，发表于1929年4月的《布尔塞维克》刊物上。这篇译作共4万五千字。

3.《马克思与恩克思合传》，1929年江南书店出版。

4.《马克思论文选译》，1930年由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书的序言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引论》。

5.《土地问题材料》，发表于1930年6月《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父亲翻译这篇材料的目的，是为当时对中国土地问题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参考。

6.《世界经济与经济政策》，1930年出版。

7. 此外还有《资本论》、1905-1907的《俄国革命史》《苏联与和平》《尼亚林及其著作》等译著。

父亲通过这些翻译的工作可以起到一举三得的作用：提高了英语水平；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费用；更重要的是起到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作用，从而丰富了他对共产国际和国际运动的认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打下了有关世界经济进行分析的基础。

父亲在上海特科工作这五年间，还创办过两本小杂志，一本名为《流沙》，一本名为《巴尔底山》。通过杂志让当时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发表文章、诗歌等，表达对大革命失败后，关于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的思考，进而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939年，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领导与周恩来合影。左起：李一氓、袁国平、粟裕、陈毅、王集成、周恩来、邓子恢、项英

·与反动学术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党的基本观点与原则：

1.阶级斗争性质之争。1928年，上海一个银行职员章乃器办了一个刊物《新评论》，模糊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没有阶级斗争，即使有，也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这真是奇谈怪论，必须予以澄清。因为章乃器是统一战线对象，所以没有进行更多的争论。

2.中国劳工问题之事。1929年有个回国不久的美国留学生陈达在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中国劳工问题》的书，提倡对中国工人阶级实行改良主义。父亲认为在中国劳工问题上，我们如不反对改良主义，则我们的职工运动，不但不能前进，反而会垮台。因此他写了《中国劳动问题》一文加以批驳。

3.批驳国民党的工会法和工厂法。1931年，国民党公布了工会法和工厂法，父亲受中央宣传部委托写了《反对工会法和工厂法》，刊登在中央和江苏省委会办的宣传刊物《红旗》周刊上。

4.批判社会主义纲领。1930年7月，中国国民党推出了一个叫《穷汉》的刊物。刊登了《社会主义纲领》一文，整个纲领是改良主义的，摆脱不了旧三民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思潮。9月，父亲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长文《社会民主党纲领批评》，一条一条的，一层一层的从理论到现实全面的加以批驳。

父亲在上海5年地下工作的阅历对他的一生都影响深远。危险的特科工作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让他始终置生死于度外。翻译马列著作成就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让他在经济工作及解放后的外事工作中如鱼得水，从而使他自豪地成为了一个“老共产党人”。

李一氓同志在书房工作，1984年

·结束语·

上海中央特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八年（1927.11-1935.10），但他撒下的红色种子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在十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4.12-1937.7.7），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时期（1931.9.18-1945.9.3）以及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1947.3.12-1949.10.1）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红色堡垒》的片头语是对是对上海中央特科的革命前辈及革命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的高度的概括与高度的评价。这种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应该一代一代地永远传递下去。

作者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留影

2018年2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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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和视频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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