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作者：成小秦
年少失怙，乃人生一大不幸。父亲去世那年，秦未及弱冠，从懵懂中醒觉，痛彻心扉。岁月匆匆，愈发思念父亲，却对父亲一生了解无多。近五十年间，读父亲日记、笔记，文章，据父亲遗留的通讯录，寻访父执，了解父亲一生之脉络。每拜见父执，如见父亲，聆听他们讲述先父往事，亲炙教诲。如今，父执凋零，思之惘然，遂将与父执的交往写出，留作永念。宋伯伯辞世十年矣，总想著文悼念，迟迟未动笔，是因为我虽从小常听大人提起“宋伯胤”，但与伯伯仅见两面，而追述之事不多。犹忆1962年夏，宋伯伯访老宅（西安西梆子市街63号），父亲唤五个孩子到上房西屋客厅，一一介绍。提及我的名字，父亲说，老大生于秦皇岛，祖籍三秦，祖父起名“小秦”，伯伯笑称一字双关。 宋伯胤（1921-2009）
1962年，我正顽劣，着迷武侠小说，立志练功，不久又热衷于绘画，从东厦房翻出《芥子园画谱》，放学之后，常临摹几笔，不管笔墨技法，拿起狼毫笔乱画。有时，趁大人不在，躲进东厦房，将祖父藏画一一展开，观赏群松、寒江之类的画作，照着画远山，摹枯树，久之兴致索然，又去书摊租小人书，摹绘《三国演义》和《水浒》豪杰，骏马。某天，描幅关云长，面如重枣，手提青龙偃月刀；又摹画东吴艨艟，精心上色，放在写字台忘了收起，父亲看见，说画得不错，恰好那天宋伯伯来访，便出示我的涂鸦，伯伯夸奖几句。 再次见到宋伯伯，已是二十年后。1982年秋，我在陕师大教书。某天中午，好友刘九生（历史系教授）匆匆而来：“小秦，宋院长想见你！”见我诧异，又说：“宋伯胤先生。你老兄与宋先生世交了。”我才知，宋伯伯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据传将受聘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当时，应邀来陕师大出席研讨会。 我随九生兄走近校招待所平房，宋伯伯撩开门帘，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小秦，又见到你了！”宋伯伯已沏好龙井茶，甫入座，便关切询问先父去世情况，以及家人境况，垂询我的留英生活，接着聊起博物馆，细问大英博物馆现状，谈他在墨西哥考察，玛雅文化与半坡文化之比较......宋伯伯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儿时至耄耋，所写日记近百册，与我聊天时，边聊边笔录，不知老人家记下什么。我们一直聊到天黑。第二天，我想请伯伯吃顿饭，因他会务繁忙而作罢。此后我们偶有书信往来。 2008年初，得知宋伯伯突患心肌梗塞，经抢救，“总算把这条老命保留下来，现在一切恢复得很好，只是双腿无力，不能速行”（宋伯伯信函）。出院后，伯伯知时日无多，抓紧时间整理文稿，以及与文博界名宿函扎等，编入南京博物院计划出版的《宋伯胤文集》，其间，还抱病著文，回忆先父（见附文）。 宋伯伯于2009年11月20日辞世，南京博物院庄天明先生送挽联曰： 宋伯伯去世后，我检索网络资料，才知他不凡的学术生涯： 宋伯胤，1921年6月出生于陕西耀州，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向达先生举荐，入南京博物院，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宋伯胤早年致力于民族文物调查，1952年参加夏鼐主持的长沙发掘，其后在南唐二陵、六朝陵墓、新沂花厅村遗址等地从事考古发掘和调查，对南唐二陵遗址的发现和保护作出贡献。1959年，从事苏州民族手工业生产组织的调查，并赴苏联、墨西哥等地开展民族及民族学博物馆调查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独创博物馆藏品“四部四项分类法”，日本学界誉为“宋氏分类法”。先后参与山东省地志类博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等馆舍的筹建和陈列设计工作。在博物馆学、民族学调查、考古学文化等领域成果丰硕。著有《剑川石窟》《明泾阳王征先生年谱》《紫砂苑学步》《博物馆历史文选》《博物馆人丛语·宋伯胤博物馆学论著选》《宋伯胤说陶瓷》《茶具》《枕林拾遗》等。此外，还发表研究论文、调查报告等298篇，计380万字。1986年，退休之后，仍以读书、教书、写书为乐。一生最喜二印：一曰“率真”；一曰“耀州瓷娃”。（注：所谓“瓷”，即乔世宁著《耀州志》风俗所言“质木”。） 2009年，宋伯胤与罗哲文、谢辰生等21名知名专家，获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2018年5月19日草
2020年2月5日修改
在一个人的生命途程中，九年时间是短促的；但对成景晖（后改名成青阳）和我却是至为重要的。 1939年夏季，我考进西北农学院附属高中。在同班同学中，我遇到了另一个耀县人成景晖，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通过交谈，他的父亲就是伯伯宋晓棠经常提起的耀县大学问家，当时在西安办报的成柏仁。我还记得，当我考上西安师范简易师范班离家时，成逊三叔父（景晖的姑父）跟我说，到西安，有空去看成柏仁先生，他对青年学生很关心。到西安后，是否拜访过成老伯，我实在记不起。最近，宋新勇先生在编辑成柏仁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时，发现我在1937年6月7日《秦风日报》上刊出一首题为《渭滨船夫曲》。真使我受宠若惊，没有想到这样的习作竟得到成老伯的青睐。前几年，在父亲的一个笔记中，偶然发现成柏仁伯父在1948年12月为伯父宋晓棠和大妈左月月合葬时写的一篇诔辞，情真意远，感我至深，所言又非两家事。现在我把它抄在这里，愿广大读者和我再读一次。 1948年12月7日，为晓棠仁兄及德配左夫人合葬良辰，灵轮将发，诔以辞曰：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特务，以“爱国护权示威运动”名义，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营业部，并殴打工作人员。我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12位陕西籍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怒，于是公推我起草一封短信（见本书西安血案资料选），除向当时政府提出抗议，并向报社全体员工慰问并声援。我记得这信写好后，是我直接给柏仁老伯寄去的。 景晖是西安省立一中毕业的。当时我们班上，有几位也是来自一中。其中，和景晖最要好的是魏国柱和冯雨荪。听人说，雨荪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儿子，从小就跟母亲住在外祖父西安著名闻人李问渠先生家里，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课外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书。我很羡慕他，经常在一起听他说长论短的。记得有一天黄昏，我和雨荪坐在大楼前的草地上闲谈，不知怎的说到古代历史名著的作者，雨荪突然冒出一句：“君是令孤（令孤德）我史迁（司马迁）”，使我大吃一惊。也就在这一刻，不知景晖从哪里走近我们，而且听见这句话，就很严肃地跟我们说：“你两个真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话虽刺耳，但我心里对他的爱护同学的直爽、真诚，肃然起敬。雨荪和我都是喜欢《红楼梦》的，特别喜欢林黛玉的为人和行事。记得是一个秋风乍起，落花缤纷季节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雨荪跑到三道原，把散落在地上的落花聚集起来，准备挖个坑坑埋下。这时景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指着那一堆落花，那个正在挖的坑坑，极为严肃地说：“在这全民抗战，日寇已经把炸弹掷到我们校园的今天，你们两个竟然干着这桩蠢事，还像黄帝子孙吗？”说罢，从我手中夺去小铁铲，再加上一句：“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跟我回去。”这一席话说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在我的心坎上，再一次感到景晖的肝胆相照。“正是君子爱人以德”，这样的好同学哪里去找哩！于是走近他，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一眶自责的眼泪，向景晖认错。要毕业了，我和景晖决定去考西南联合大学，结果他上了工学院，我进了文学院历史系。当时昆明是“冒险家的乐园”，穷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当我读完“大一”后，便休学一年，找了个小学去教书，赚点钱继续上学。临行前一天，景晖来送行。看见我脚上穿的一双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的旧布鞋，就立即去学校门口的修鞋摊上，给我买了一双旧黄皮鞋，说“穿上它，走南北。”这话不假，日寇投降后，“复神京，还燕碣”。1946年初冬，我就是穿着这双皮鞋，走进北京大学红楼的。此前，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安眠罢勇士——昆明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出殡记》（笔名宋溪音）的小文章，在昆明找过几家出版社都以各种借口拒收。后来，通过景晖寄给柏仁老伯，他毅然收下，并在1945年12月《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全文刊出。后来，我曾把这桩事给一位在昆明报界兼职的联大同学谈过，他说：“西安报人，有胆有识，可敬可佩。”回到北平后，景晖去了清华大学，我回到北京大学。清华远在海淀，交通不便，但我们还是经常见面。多数是景晖进城，在红楼地下宿舍和我、张相州、程新达（现名左达）聚聚。我记得在1948年1月27日上午，景晖趁着我正在整理王徵材料，相州、老程还未到来的当儿，把我的1947年的日记翻了翻，并且写了个字条，夹在日记内。等到晚上，我才发现，他写出的是又一次对我的拳拳忠告。现我把它全文抄出：写给伯胤兄日记
半年日记，匆匆拜读一过。粗看之，满篇烟、酒、女人、茶，是堕落的生活，处烦恼之境地，消磨无可奈何之时日。细看之，则是真情之流露，不平的喊争，“世人莫我知”之苦衷。穷苦生活的折磨，有什么办法？这样的家境！这些所谓的“朋友”！日记主人只有在苦海中，把真性情，从记事中的这许多事实中表现出来！这是暂时的，是逼出来的！日记主人说过：“毕业后，一定要离开北平！”对！我赞成！我并不赞成你离开这个文化古城的北平！可是我赞成你离开这个烦扰折磨你半年的“小北平”。
成景晖匆匆草于红楼
对此，我读了几遍，愈读愈感到它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景晖对我的爱护、真诚和厚望。诚如张岱说的“如金玉之有声，羡其风范，如兰兰之有气，念其交情。”作为座右铭，时刻向自己敲起警钟。同时，我更没有想到，它竟是景晖留给我的唯一的笔迹。1948年2月14日一早，景晖从清华园来，跟我说，最近他听人说：冯雨荪继祖母带着两个女儿还住在北平，生活十分困难，饭都吃不饱，两个孩子也无法上学。他建议可不可以由北大、清华的陕西同乡出面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帮助他们解决点困难。雨荪是我们高中同学和好朋友。雨荪的祖母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怎能坐视不理呢？于是我们商量先去联系北师大和华北学院，然后逐步扩大到北平陕西同乡会。这桩事，景晖花了不少时间，收效可观。关于景晖和程新达想去解放区的事，我早有察觉，但认为必定是毕业后的事。不料在5月17日下午，程新达带话来要我和相州到“西斋”去一趟。我们到时，看见景晖也来了。老程让我们坐下，给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低声告诉我们，他和景晖不久就要走了，今天向你们二位告个别。这话刚一落地，我立即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自私，和他们二位一比矮多了，坐在一边，不说一句话。于是程兄就开口了，给了我许多帮助。最后，我站起来，紧紧握着程兄和景晖的手说：“走吧，放心地走吧，你俩的老朋友，决不会叫你们失望的。”我的话音刚落，景晖走近我，十分郑重地说：“你还要继续照顾冯家母女，并且想办法和雨荪联系！”后来听人说，程兄18日一早就走了，景晖哪天离开清华园我就不知道了。 建国后，听说景晖改名青阳，已由华北回到西安，但无法联系。直到1962年7月我携眷回陕省亲，我俩才在西安重逢。当时，我是直接去梆子市街63号去看他的。乍一见面，顿时被14年后的重逢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子，景晖才破颜说话，“你是伯胤？”于是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两个人已是泪如倾雨，泣不成声了。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三天的庆解放，颂新生，怀念故友，臧否往事，游览西安古城，重登西安城墙，去易俗社看秦腔，到老童家吃羊肉泡馍等等赏心乐事。直到帮买车票，送我们一家四口上火车。我真没有想到当火车徐徐开动，站在站台上向我们挥手道别的身影，从此再也看不到了。此行三天，虽是我们“同学少年”的最后一次聚会，但他遗留给我们的“忠党、爱国，视同学如亲兄弟，爱之弥深，教之更严”的德行才能，将永远移植在我们心中，茁壮成长。病后脱稿，
时2008年5月25日，于南京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注：标题选李白《送友人》两句，“落日故人情”，最让我感动，因先父曾用名成景晖，1948年改名成青阳。晖，光也；阳，明也。
1981年9月中旬，亲戚转来《清华校友通讯》国内增刊复3期，刊载张家炽（新华社高级记者）文章“忆成景晖”，深情回忆1940年代末，他与父亲编辑《清华旬刊》往事。我读后，随即致函张叔叔，详述先父在“文革”受迫害去世的情况。张叔叔回复，说他从张文英（张奚若先生女儿）处获知先父去世，并在《清华校友通讯》国内增刊复4期著文，补述先父“文革”含冤而逝。1948年4月27日，父亲编辑发行最后一期《清华旬刊》（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封面选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照片，并著文《从墙上看清华》，激情写道：“这里的“墙”，指的是清华民主墙。自由，民主，进步，铸成这座墙的精神——也就是清华的精神。” 5月初，承印《清华旬刊》的印刷所被国民党军警查封，接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名单泄露，当局开始大逮捕。 15日，朋友袁玄晖告诉父亲，训导长李继侗教授紧急约他，让他转告：“成景晖上了黑名单，捕风甚急，让他赶紧走。” 19日，父亲仓促离开清华园，投奔冀东解放区。 1942年夏，父亲入西南联大先修班，李继侗教授时任先修班主任，后来，父亲因张奚若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关系，也与李教授甚熟。李教授对同仁和学生关怀备至，1948年5至8月间，国民党军警特务持“黑名单”搜捕学生，李教授不避风险，掩护许多学生逃离北平。 是年8月19日，张家炽（清华剧艺社成员）被捕，与多名清华同学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才出狱。2013年，我读张叔叔夫人高洁著《一个家族里的百年中国》，才知“文革”中，张叔叔因入国民党监狱，被强加罪名“叛徒”，关牛棚、挨批斗、服劳役，停职长达10年之久。这期间，张家被迫搬迁七次，先后两次被抄家，两个儿子也沦为“黑五类”。 1987年秋，母亲收到一封信，寄自沈阳，署名许应钟，说1948年秋，父亲离开北平，去冀东解放区前，将一枚印章托他保管。印章是闻一多先生篆刻的，并说得便将亲赴西安，将图章交我母亲。父亲生前从未提起这枚印章。 1988年，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当年的学子重返昆明，事后，许叔叔写信给我母亲，详述校庆盛况：“到昆明旧地重游，倍思故友......在拓东路（盐行宿舍）一带流连徘徊，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住处，茶铺和风貌，俱往矣，但记忆犹存，脑海中却映现一家茶铺，在那里，景晖给我娓娓讲述《秦风工商日报》，张奚若先生著名演讲，以及李敷仁遭特务绑架枪击，死里逃生 ...... 当年的同学，如方复等，都参加了校庆，若景晖健在，也会旧地重游。思之，心实不安。” 不久，许叔叔寄来回忆《一枚珍贵的印》：“这方印，是1945年在昆明，闻一多老师为成景晖同学篆刻的，为一紫纹玉石，阳文，顶端刻有“1945多”，系一多老师落款。1948年五月间，景晖去解放区前，交我保存。后即失去联系。在1981年《清华校友通讯》国内增刊复３期、复４期上，张家炽学长的文章《忆成景晖》和《来函照登》说，景晖在十年动乱中，含冤故去。1987年因“炼社”编印社友录，才同景晖的爱人宋锡蕙同志取得联系，得知景晖离开清华到冀东解放区后，改名“青阳”......”同年，该文刊登《清华校友通讯》。 1942年，父亲在西南联大求学，祖父托张奚若先生照顾，所以，周末课余，父亲常去唐家花园张家求教，每月生活费也去张家领取，在那里结识闻一多、吴晗等教授。1945年初，父亲去西仓坡闻宅，请先生刻印一方。据西南联大纪念馆负责人说，闻一多先生授课写作甚忙，抽空为好友或名人治印，纪念馆多年寻访，迄今只知闻先生为两位学生刻印，所以，父亲这枚印章弥足珍贵。 1946年4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父亲带着这枚印章，从西南到西北，又从西北到华北，同年7月15日，闻先生在西仓坡家门口殉难，父亲悲愤异常，更加珍惜这枚图章。1948年5月中旬，父亲仓促离京前，将私人物品，包括印章交付好友许应钟。1949年后，因父亲改名，几经调动，许叔叔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却音讯全无，直到1981年，读了张家炽叔叔著《忆成景晖》，才知先父1950年初调西安，已去世多年。
闻一多先生治印
2017年11月，闻先生殉难七十多年后，我循着父亲的足迹，来此凭吊 1992年2月，许叔叔和阿姨专程赴西安，将印章交我母亲，完成故友的托付。在西安逗留期间，由我家人陪同，去陵园祭奠故友。京华一别四十年，竟幽明永隔，手捧故友的骨灰，何其悲伤！ 1992年2月，许叔叔夫妇去陵园祭奠先父，与外甥女卓卓和侄女佩佩留影2018年，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校史纪念馆打算借用印章展览，母亲劝我捐赠，但我仍舍不得。这枚印章，经闻一多先生亲手篆刻，先父生前摩挲，如今，传我手中，常睹物思念父亲，久不忍释。1940年代末，国共决战，中共在国统区开辟所谓“第二条战线”，北平成为主战场，而清华大学地下党是主力军，分“南系”和“北系”，分属中共南方局和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组织都很隐蔽，也无横向联系，各自发展外围组织。“南系”总支委员为查汝强、尚嘉齐、方复、周广渊、彭佩云，组建了“民青”和“炼社”等外围组织；“北系”建立了“华社”等外围组织，成员约八百多。父亲投奔冀东解放区前，加入的是南系“炼社”（约40名社员）。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地下党员的任用，采取“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冒死革命的地下党员都落得如此下场，何况参加外围组织者，更难入正册。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这个政治面貌就说不清楚，直到1980年代未，那一代人面临离休或退休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算不算参加革命，还是个问题。 1988年，原“南系”创建人方复等三人联名上书老领导王汉斌等，为“炼社”正名，拖了六年不见批示，后来才知，“北系”某领导以不知此事为由，拒不承认“炼社”社员参加革命。为此，1992年4月初，“南系”领导袁永熙（陈布雷女婿，1957年沦为“右派”）致函北京市委组织部，疾呼尽快给年逾古稀的“炼社”社员正名。当时，袁公已患脑血栓，正住院医疗。1994年初，许叔叔起草“澄清是非，为炼社正名”，后几经修改充实，于1995年初，给我邮寄一份复印件，让我了解当时的情况。读罢，不禁愤然，中共为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统一战线，诱人入彀，等取得天下，复见“狡兔死，良狗烹”之悲剧。这种可耻的行径，二十四史中屡见，思之唏嘘。 是年夏初，许叔叔去加拿大探亲，途径北京，某天午后，突然来访。老人家进门，就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一问叔叔还未吃饭，赶紧准备便餐。叔叔操河南口音，不善言谈，说起往事，常叹息良久。那天，我们一直聊到黄昏，相约次日，一起去见方复。 第二天午后，我随许叔叔去见方复。路上，他告诉我，方复是1935年的党员，西南联大时，任工学院党支部书记，北平学运期间，与先父关系密切。1988年，西南联大五十校庆，“炼社”社员重逢昆明，方复带来许多老照片，其中就有先父。等我们见到方复，他因患类风湿和心脏病，瘫坐椅中，表情漠然，似乎对学运、“炼社”等话题不再关心，也未出示老照片，目睹此景，不禁生出无限感慨。 2018年5月草，时值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父亲将印章交许应钟叔叔七十周年；2019年12月改竣，不觉泪下！“县太爷”左达
1961年春节后，周末，忽有客人访老宅，夫妇俩个儿都不高，男客人精瘦，目光炯炯，与我父亲双手握住，久久不松。父亲笑称：“县太爷”，他哈哈大笑。父亲让我们称“左伯伯”“万阿姨”，将客人让进上房西屋客厅说话，打发孩子们去前院玩耍。 后来才知，伯伯名左达，自1949年任职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会务，1961年突接组织部调令，从国务院贬陕西陇县当县长，万阿姨任妇联主任。陇县位于陕甘交界，偏僻而贫困，据在陇县下乡或工作的亲朋说，左伯伯和万阿姨皆有政声，廉洁，爱民。 左伯伯原名程新达，山西人，在西南联大时与先父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三校北迁，左伯伯回北大，父亲入清华。周末或假期，父亲常从海淀进城，在红楼地下宿舍与左达、宋伯胤、张相州等好友聚会，或结伴郊游。
1947年8月6日，父亲（狮座前排左二）、左达（左三）及朋友在颐和园大门
1948年5月17日下午，父亲与左达约好友伯胤和相州到“西斋”。原来，左达担任北大壁报联合会会长，宣传进步思想，被当局通缉，而父亲因编辑《清华旬刊》，也上“黑名单”。那天，他俩与好友告别，去投奔解放区。第二天，左达逃离北平，直奔西柏坡；隔天，父亲与北大地质系曾起干结伴，从丰台车站上车，随交通员在唐山古冶下车，然后，扮作开滦矿煤工，通过封锁线，进入冀东解放区。 1952年初，父亲经北京返陕探亲，与清华“河马”文学社文友相聚，也与左达匆匆见了一面。十年之后，左达贬谪陇县，他俩在西安重逢。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而每逢运动，陕西都深受其害，尤其是三年饥馑，四清运动，十年“文革”。1971年最黑暗时，父亲罹难，而左伯伯自“文革”兴，便杳无音讯。1973年春节后，周末，左伯伯突访老宅，背有些驼，又黑又瘦，一脸凝重。我将他迎进上房西屋客厅，他握住我母亲的手，沙哑地说：“听说景晖去世，趁来西安开会，看看你们。”他殷切询问五个孩子的情况，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他调到冯家山水库工作，并留下通讯地址。坐了个把钟头，他说还要赶回水库工地，就起身告辞，我送他到西大街桥梓口汽车站。见汽车远远驶来，伯伯握住我的手，摇了两下，凝视着我叮嘱：“好好照顾你母亲，不容易呀！” 后来，我读报告文学《冯家山的激情岁月》，才知左伯伯在“文革”中受难。祸乱伊始，左伯伯即被打倒，与陇县罗副书记、赵副书记和巨副县长一起，让造反派押着游街批斗。赵副书记病倒，他们仨就用架子车拉上，顶风冒雨，下各公社、大队轮番批斗。1970年，冯家山水库灌溉工程上马，调左伯伯戴罪工作。他一去，正赶上打导流洞，装药放炮极其危险，出人命要判死罪，左伯伯几天几夜吃住在工地，率领民兵在一线苦干，“革命加拼命，打通导流洞！” 左伯伯患胃下垂，有时，忙得连烤馍片都吃不上，万阿姨心疼他，每来工地看望，就带些腌鸡蛋，左伯伯偶尔回家，万阿姨就调侃：“老左，你还知道回来？这样好！这样好!”直到1973年1月，左伯伯才获“解放”，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受命之日，慨言：“日子虽然艰苦，可比成天挨批斗好多了！” 1986年秋，我因患病，中药配方需熊胆，在北京各药房遍寻不获，便写信给左伯伯求购，那时，他在宝鸡市委任秘书长。不久，左伯伯寄来带皮囊金熊胆，并附信，殷殷关切，说熊胆是药房库存，1960年代初在太白深山猎取的。2004年初夏，左伯伯打来电话，说他们到北京了，想见我们一面。于是，4月30日下午，开车去城南，在左真大姐家见到伯伯和阿姨。他们准备去阿姨老家（丰润）探亲。左伯伯精神矍铄，双目炯炯。那晚，我们聊到晚十一点多，才依依话别。 2005年8月中旬，我回西安探母，8月24日，与蓟弟驱车前往宝鸡，先去三八信箱会老友，聚餐后，进城探望左伯伯，在市区边问边找，终于找到市委家属院，五层简易楼，无电梯，爬到顶层，敲开房门，万阿姨非常高兴：“可来了，你左伯一大早就等着！”朝里屋喊一声：“老左，小秦他们来了！”左伯伯小跑出来，紧握我的手，拉我坐他左侧，说话听得清楚些，万阿姨端上点心、茶水、西瓜、大枣：“宝鸡的大枣，脆甜，一大早去楼下集市买的！”2005年8月24日，小蓟、万阿姨、左伯伯与我在宝鸡左宅客厅 宝鸡市委领导的家，三居室，没有装修，家具也简陋。伯伯仍很健谈，记忆力强，娓娓谈往事，连细节都记得，从西南联大，谈到1940年代末学运，如何逃离北平，抵西柏坡的情形，随中直机关进京。聊我下乡的麟游，布尔羊，柳拐子......一直聊到四点半，伯伯嘱阿姨准备晚餐，我们说还要赶回西安，便握手告别，伯伯和阿姨送我们下楼，在此握手话别。 一晃十年，2015年春节，我返西安探母，1月24日，雾霾重重，早六点半，我与蓟弟开车从西安出发，经连霍高速至宝鸡，九点半到左伯伯家。院子杂乱，那栋简易楼更显破旧，费劲爬上楼梯，敲开房门，一位中年妇女（左家亲戚）将我们迎入客厅，半天，万阿姨才握着助行器，从里屋蹒跚走来：“小秦，你左伯小脑萎缩，认不得人了！”阿姨91岁，因骨质酥松，年前不慎摔伤。 又过一会儿，左伯伯边穿衣服边走出。阿姨高声说：“小秦、小蓟来看你了！”左伯伯眯着双眼认我们，有些茫然：“小秦？”阿姨又说：“景晖的大儿子！”左伯伯紧握我的手，非常有力，微仰起头，想得玄远的样子：“景晖？这个人我认识，在北平，后来去了秦皇岛！” 左伯伯时年94岁，记忆丧失，却仍记得引以为豪的往事，絮叨着：“西南联大，昆明翠湖旁 …… 在北大读书，我就参加了地下党 …… 从北平到西柏坡，又跟党中央进北平……”伯伯沉默时，我问阿姨：“1961年，左伯伯因何从北京贬陇县？”多年来我一直想问。阿姨叹曰：“还不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地主，你左伯是北大高材生，在国务院工作，任劳任怨，突然，组织部以下基层锻炼为由，将仨干部下放，包括你左伯，一下就下到陇县。”临近午饭，阿姨让亲戚陪我们去楼下餐馆吃羊肉泡，我们说，与朋友约好吃饭，便起身告别。左伯伯双手紧握我的手不放，恍然想起先父，高声说：“哎呀，你是景晖的儿子呀！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唉，再也见不上了！”万阿姨伤感落泪，扶着助行器送我们出门。我请他们留步，千万保重，然后步下楼梯，在三层楼梯转弯处，听见阿姨与伯伯说话，知道门还开着，不禁潸然落泪。 2018年5月草
2020年2月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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