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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成小秦:父亲与他的西南联大同学们

成小秦 新三届 2020-04-19


学者档案


成小秦, 1951年出生于河北秦皇岛,1954年随父亲调西安,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1969年春,插队麟游县桑树塬公社,务农三年,1972年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陕西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教书,1978年赴英国留学,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此后十多年,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至今。


原题
父  执
(上)



作者:成小秦 



   写在前面:
年少失怙,乃人生一大不幸。父亲去世那年,秦未及弱冠,从懵懂中醒觉,痛彻心扉。岁月匆匆,愈发思念父亲,却对父亲一生了解无多。近五十年间,读父亲日记、笔记,文章,据父亲遗留的通讯录,寻访父执,了解父亲一生之脉络。
   
每拜见父执,如见父亲,聆听他们讲述先父往事,亲炙教诲。如今,父执凋零,思之惘然,遂将与父执的交往写出,留作永念。


01
问君此去几时来



   
宋伯伯辞世十年矣,总想著文悼念,迟迟未动笔,是因为我虽从小常听大人提起“宋伯胤”,但与伯伯仅见两面,而追述之事不多。犹忆1962年夏,宋伯伯访老宅(西安西梆子市街63号),父亲唤五个孩子到上房西屋客厅,一一介绍。提及我的名字,父亲说,老大生于秦皇岛,祖籍三秦,祖父起名“小秦”,伯伯笑称一字双关。 

 宋伯胤(1921-2009) 

   
1962年,我正顽劣,着迷武侠小说,立志练功,不久又热衷于绘画,从东厦房翻出《芥子园画谱》,放学之后,常临摹几笔,不管笔墨技法,拿起狼毫笔乱画。有时,趁大人不在,躲进东厦房,将祖父藏画一一展开,观赏群松、寒江之类的画作,照着画远山,摹枯树,久之兴致索然,又去书摊租小人书,摹绘《三国演义》和《水浒》豪杰,骏马。某天,描幅关云长,面如重枣,手提青龙偃月刀;又摹画东吴艨艟,精心上色,放在写字台忘了收起,父亲看见,说画得不错,恰好那天宋伯伯来访,便出示我的涂鸦,伯伯夸奖几句。 
   
再次见到宋伯伯,已是二十年后。1982年秋,我在陕师大教书。某天中午,好友刘九生(历史系教授)匆匆而来:“小秦,宋院长想见你!”见我诧异,又说:“宋伯胤先生。你老兄与宋先生世交了。”我才知,宋伯伯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据传将受聘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当时,应邀来陕师大出席研讨会。 
   
我随九生兄走近校招待所平房,宋伯伯撩开门帘,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小秦,又见到你了!”宋伯伯已沏好龙井茶,甫入座,便关切询问先父去世情况,以及家人境况,垂询我的留英生活,接着聊起博物馆,细问大英博物馆现状,谈他在墨西哥考察,玛雅文化与半坡文化之比较......宋伯伯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儿时至耄耋,所写日记近百册,与我聊天时,边聊边笔录,不知老人家记下什么。我们一直聊到天黑。第二天,我想请伯伯吃顿饭,因他会务繁忙而作罢。此后我们偶有书信往来。 
  
2008年初,得知宋伯伯突患心肌梗塞,经抢救,“总算把这条老命保留下来,现在一切恢复得很好,只是双腿无力,不能速行”(宋伯伯信函)。出院后,伯伯知时日无多,抓紧时间整理文稿,以及与文博界名宿函扎等,编入南京博物院计划出版的《宋伯胤文集》,其间,还抱病著文,回忆先父(见附文)。 
   
宋伯伯于2009年11月20日辞世,南京博物院庄天明先生送挽联曰: 
   
著作堪传世,满壁图书纪生平;
学品真楷模,后继事业慰忠魂。
   
宋伯伯去世后,我检索网络资料,才知他不凡的学术生涯: 
   
宋伯胤,1921年6月出生于陕西耀州,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向达先生举荐,入南京博物院,曾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宋伯胤早年致力于民族文物调查,1952年参加夏鼐主持的长沙发掘,其后在南唐二陵、六朝陵墓、新沂花厅村遗址等地从事考古发掘和调查,对南唐二陵遗址的发现和保护作出贡献。1959年,从事苏州民族手工业生产组织的调查,并赴苏联、墨西哥等地开展民族及民族学博物馆调查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独创博物馆藏品“四部四项分类法”,日本学界誉为“宋氏分类法”。先后参与山东省地志类博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等馆舍的筹建和陈列设计工作。在博物馆学、民族学调查、考古学文化等领域成果丰硕。著有《剑川石窟》《明泾阳王征先生年谱》《紫砂苑学步》《博物馆历史文选》《博物馆人丛语·宋伯胤博物馆学论著选》《宋伯胤说陶瓷》《茶具》《枕林拾遗》等。此外,还发表研究论文、调查报告等298篇,计380万字。1986年,退休之后,仍以读书、教书、写书为乐。一生最喜二印:一曰“率真”;一曰“耀州瓷娃”。(:所谓“瓷”,即乔世宁著《耀州志》风俗所言“质木”。 

2009年,宋伯胤与罗哲文、谢辰生等21名知名专家,获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2018年5月19日草

2020年2月5日修改

 
先父(三排左一),宋伯胤伯伯应在合影中,待辨认 


附文
宋伯胤:恰同学少年
——记成景晖同学二三事



(一) 
    
在一个人的生命途程中,九年时间是短促的;但对成景晖(后改名成青阳)和我却是至为重要的。 
    
1939年夏季,我考进西北农学院附属高中。在同班同学中,我遇到了另一个耀县人成景晖,真有他乡遇故知之感。通过交谈,他的父亲就是伯伯宋晓棠经常提起的耀县大学问家,当时在西安办报的成柏仁。我还记得,当我考上西安师范简易师范班离家时,成逊三叔父(景晖的姑父)跟我说,到西安,有空去看成柏仁先生,他对青年学生很关心。到西安后,是否拜访过成老伯,我实在记不起。最近,宋新勇先生在编辑成柏仁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文集时,发现我在1937年6月7日《秦风日报》上刊出一首题为《渭滨船夫曲》。真使我受宠若惊,没有想到这样的习作竟得到成老伯的青睐。
    
前几年,在父亲的一个笔记中,偶然发现成柏仁伯父在1948年12月为伯父宋晓棠和大妈左月月合葬时写的一篇诔辞,情真意远,感我至深,所言又非两家事。现在我把它抄在这里,愿广大读者和我再读一次。        

1948年12月7日,为晓棠仁兄及德配左夫人合葬良辰,灵轮将发,诔以辞曰: 
        
昔年侍母预华诞,
羡君新婚若登仙。
今日归来仍侍母,
一对玉人已化烟。
生同兮死同穴,
从兹不住离恨天。
呜呼五十年中盛衰事,
一一目睹情何堪?
况复垂老遭大乱,
正惊沧海变桑田,
君归去,勿留恋!
鼙鼓声中入土安。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特务,以“爱国护权示威运动”名义,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报社营业部,并殴打工作人员。我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12位陕西籍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怒,于是公推我起草一封短信(见本书西安血案资料选),除向当时政府提出抗议,并向报社全体员工慰问并声援。我记得这信写好后,是我直接给柏仁老伯寄去的。 

(二) 
     
景晖是西安省立一中毕业的。当时我们班上,有几位也是来自一中。其中,和景晖最要好的是魏国柱和冯雨荪。听人说,雨荪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儿子,从小就跟母亲住在外祖父西安著名闻人李问渠先生家里,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课外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书。我很羡慕他,经常在一起听他说长论短的。记得有一天黄昏,我和雨荪坐在大楼前的草地上闲谈,不知怎的说到古代历史名著的作者,雨荪突然冒出一句:“君是令孤(令孤德)我史迁(司马迁)”,使我大吃一惊。也就在这一刻,不知景晖从哪里走近我们,而且听见这句话,就很严肃地跟我们说:“你两个真是狂妄,不知天高地厚。”话虽刺耳,但我心里对他的爱护同学的直爽、真诚,肃然起敬。
    
雨荪和我都是喜欢《红楼梦》的,特别喜欢林黛玉的为人和行事。记得是一个秋风乍起,落花缤纷季节的一个星期天,我和雨荪跑到三道原,把散落在地上的落花聚集起来,准备挖个坑坑埋下。这时景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指着那一堆落花,那个正在挖的坑坑,极为严肃地说:“在这全民抗战,日寇已经把炸弹掷到我们校园的今天,你们两个竟然干着这桩蠢事,还像黄帝子孙吗?”说罢,从我手中夺去小铁铲,再加上一句:“还呆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跟我回去。”这一席话说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在我的心坎上,再一次感到景晖的肝胆相照。“正是君子爱人以德”,这样的好同学哪里去找哩!于是走近他,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一眶自责的眼泪,向景晖认错。
    
要毕业了,我和景晖决定去考西南联合大学,结果他上了工学院,我进了文学院历史系。当时昆明是“冒险家的乐园”,穷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当我读完“大一”后,便休学一年,找了个小学去教书,赚点钱继续上学。临行前一天,景晖来送行。看见我脚上穿的一双连脚趾头都露在外面的旧布鞋,就立即去学校门口的修鞋摊上,给我买了一双旧黄皮鞋,说“穿上它,走南北。”这话不假,日寇投降后,“复神京,还燕碣”。1946年初冬,我就是穿着这双皮鞋,走进北京大学红楼的。
    
此前,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安眠罢勇士——昆明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出殡记》(笔名宋溪音)的小文章,在昆明找过几家出版社都以各种借口拒收。后来,通过景晖寄给柏仁老伯,他毅然收下,并在1945年12月《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全文刊出。后来,我曾把这桩事给一位在昆明报界兼职的联大同学谈过,他说:“西安报人,有胆有识,可敬可佩。”
    
回到北平后,景晖去了清华大学,我回到北京大学。清华远在海淀,交通不便,但我们还是经常见面。多数是景晖进城,在红楼地下宿舍和我、张相州、程新达(现名左达)聚聚。我记得在1948年1月27日上午,景晖趁着我正在整理王徵材料,相州、老程还未到来的当儿,把我的1947年的日记翻了翻,并且写了个字条,夹在日记内。等到晚上,我才发现,他写出的是又一次对我的拳拳忠告。现我把它全文抄出:
 

写给伯胤兄日记

    

半年日记,匆匆拜读一过。粗看之,满篇烟、酒、女人、茶,是堕落的生活,处烦恼之境地,消磨无可奈何之时日。细看之,则是真情之流露,不平的喊争,“世人莫我知”之苦衷。穷苦生活的折磨,有什么办法?这样的家境!这些所谓的“朋友”!日记主人只有在苦海中,把真性情,从记事中的这许多事实中表现出来!这是暂时的,是逼出来的!日记主人说过:“毕业后,一定要离开北平!”对!我赞成!我并不赞成你离开这个文化古城的北平!可是我赞成你离开这个烦扰折磨你半年的“小北平”。

 

成景晖匆匆草于红楼

 
  
   
 对此,我读了几遍,愈读愈感到它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景晖对我的爱护、真诚和厚望。诚如张岱说的“如金玉之有声,羡其风范,如兰兰之有气,念其交情。”作为座右铭,时刻向自己敲起警钟。同时,我更没有想到,它竟是景晖留给我的唯一的笔迹。
    
1948年2月14日一早,景晖从清华园来,跟我说,最近他听人说:冯雨荪继祖母带着两个女儿还住在北平,生活十分困难,饭都吃不饱,两个孩子也无法上学。他建议可不可以由北大、清华的陕西同乡出面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帮助他们解决点困难。雨荪是我们高中同学和好朋友。雨荪的祖母也就是我们的祖母,我们怎能坐视不理呢?于是我们商量先去联系北师大和华北学院,然后逐步扩大到北平陕西同乡会。这桩事,景晖花了不少时间,收效可观。
    
关于景晖和程新达想去解放区的事,我早有察觉,但认为必定是毕业后的事。不料在5月17日下午,程新达带话来要我和相州到“西斋”去一趟。我们到时,看见景晖也来了。老程让我们坐下,给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低声告诉我们,他和景晖不久就要走了,今天向你们二位告个别。这话刚一落地,我立即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自私,和他们二位一比矮多了,坐在一边,不说一句话。于是程兄就开口了,给了我许多帮助。最后,我站起来,紧紧握着程兄和景晖的手说:“走吧,放心地走吧,你俩的老朋友,决不会叫你们失望的。”我的话音刚落,景晖走近我,十分郑重地说:“你还要继续照顾冯家母女,并且想办法和雨荪联系!”后来听人说,程兄18日一早就走了,景晖哪天离开清华园我就不知道了。 

(三) 
    
建国后,听说景晖改名青阳,已由华北回到西安,但无法联系。直到1962年7月我携眷回陕省亲,我俩才在西安重逢。当时,我是直接去梆子市街63号去看他的。乍一见面,顿时被14年后的重逢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子,景晖才破颜说话,“你是伯胤?”于是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两个人已是泪如倾雨,泣不成声了。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三天的庆解放,颂新生,怀念故友,臧否往事,游览西安古城,重登西安城墙,去易俗社看秦腔,到老童家吃羊肉泡馍等等赏心乐事。直到帮买车票,送我们一家四口上火车。我真没有想到当火车徐徐开动,站在站台上向我们挥手道别的身影,从此再也看不到了。此行三天,虽是我们“同学少年”的最后一次聚会,但他遗留给我们的“忠党、爱国,视同学如亲兄弟,爱之弥深,教之更严”的德行才能,将永远移植在我们心中,茁壮成长。
 

病后脱稿,

时2008年5月25日,于南京

 

宋伯胤鉴赏紫砂壶


02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注:标题选李白《送友人》两句,“落日故人情”,最让我感动,因先父曾用名成景晖,1948年改名成青阳。晖,光也;阳,明也。

 
(一)
   
1981年9月中旬,亲戚转来《清华校友通讯》国内增刊复3期,刊载张家炽(新华社高级记者)文章“忆成景晖”,深情回忆1940年代末,他与父亲编辑《清华旬刊》往事。我读后,随即致函张叔叔,详述先父在“文革”受迫害去世的情况。张叔叔回复,说他从张文英(张奚若先生女儿)处获知先父去世,并在《清华校友通讯》国内增刊复4期著文,补述先父“文革”含冤而逝。
 
 
    
1948年4月27日,父亲编辑发行最后一期《清华旬刊》(清华大学三十七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封面选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照片,并著文《从墙上看清华》,激情写道:“这里的“墙”,指的是清华民主墙。自由,民主,进步,铸成这座墙的精神——也就是清华的精神。” 
  
5月初,承印《清华旬刊》的印刷所被国民党军警查封,接着,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名单泄露,当局开始大逮捕。 

 
15日,朋友袁玄晖告诉父亲,训导长李继侗教授紧急约他,让他转告:“成景晖上了黑名单,捕风甚急,让他赶紧走。” 19日,父亲仓促离开清华园,投奔冀东解放区。 
 
清华大学训导长李继侗教授 
   
1942年夏,父亲入西南联大先修班,李继侗教授时任先修班主任,后来,父亲因张奚若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关系,也与李教授甚熟。李教授对同仁和学生关怀备至,1948年5至8月间,国民党军警特务持“黑名单”搜捕学生,李教授不避风险,掩护许多学生逃离北平。 
 
1950年代中期,父亲与袁玄晖叔叔在西安老宅后院 
   
是年8月19日,张家炽(清华剧艺社成员)被捕,与多名清华同学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才出狱。2013年,我读张叔叔夫人高洁著《一个家族里的百年中国》,才知“文革”中,张叔叔因入国民党监狱,被强加罪名“叛徒”,关牛棚、挨批斗、服劳役,停职长达10年之久。这期间,张家被迫搬迁七次,先后两次被抄家,两个儿子也沦为“黑五类”。 
 
(二)
   
1987年秋,母亲收到一封信,寄自沈阳,署名许应钟,说1948年秋,父亲离开北平,去冀东解放区前,将一枚印章托他保管。印章是闻一多先生篆刻的,并说得便将亲赴西安,将图章交我母亲。父亲生前从未提起这枚印章。  
   
1988年,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当年的学子重返昆明,事后,许叔叔写信给我母亲,详述校庆盛况:“到昆明旧地重游,倍思故友......在拓东路(盐行宿舍)一带流连徘徊,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住处,茶铺和风貌,俱往矣,但记忆犹存,脑海中却映现一家茶铺,在那里,景晖给我娓娓讲述《秦风工商日报》,张奚若先生著名演讲,以及李敷仁遭特务绑架枪击,死里逃生 ...... 当年的同学,如方复等,都参加了校庆,若景晖健在,也会旧地重游。思之,心实不安。” 
   
不久,许叔叔寄来回忆《一枚珍贵的印》:“这方印,是1945年在昆明,闻一多老师为成景晖同学篆刻的,为一紫纹玉石,阳文,顶端刻有“1945多”,系一多老师落款。1948年五月间,景晖去解放区前,交我保存。后即失去联系。在1981年《清华校友通讯》国内增刊复3期、复4期上,张家炽学长的文章《忆成景晖》和《来函照登》说,景晖在十年动乱中,含冤故去。1987年因“炼社”编印社友录,才同景晖的爱人宋锡蕙同志取得联系,得知景晖离开清华到冀东解放区后,改名“青阳”......”同年,该文刊登《清华校友通讯》。 

   
1942年,父亲在西南联大求学,祖父托张奚若先生照顾,所以,周末课余,父亲常去唐家花园张家求教,每月生活费也去张家领取,在那里结识闻一多、吴晗等教授。1945年初,父亲去西仓坡闻宅,请先生刻印一方。据西南联大纪念馆负责人说,闻一多先生授课写作甚忙,抽空为好友或名人治印,纪念馆多年寻访,迄今只知闻先生为两位学生刻印,所以,父亲这枚印章弥足珍贵。 
   
1946年4月,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迁,父亲带着这枚印章,从西南到西北,又从西北到华北,同年7月15日,闻先生在西仓坡家门口殉难,父亲悲愤异常,更加珍惜这枚图章。1948年5月中旬,父亲仓促离京前,将私人物品,包括印章交付好友许应钟。1949年后,因父亲改名,几经调动,许叔叔多方打听他的下落,却音讯全无,直到1981年,读了张家炽叔叔著《忆成景晖》,才知先父1950年初调西安,已去世多年。 

闻一多先生治印 

 
成景暉印   1945多   
 
  

 2017年11月,闻先生殉难七十多年后,我循着父亲的足迹,来此凭吊 
   
1992年2月,许叔叔和阿姨专程赴西安,将印章交我母亲,完成故友的托付。在西安逗留期间,由我家人陪同,去陵园祭奠故友。京华一别四十年,竟幽明永隔,手捧故友的骨灰,何其悲伤!  

1992年2月,许叔叔夫妇去陵园祭奠先父,与外甥女卓卓和侄女佩佩留影
 
许应钟夫妇与我母亲和大舅 
   
2018年,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校史纪念馆打算借用印章展览,母亲劝我捐赠,但我仍舍不得。这枚印章,经闻一多先生亲手篆刻,先父生前摩挲,如今,传我手中,常睹物思念父亲,久不忍释。
 
(三)
   
1940年代末,国共决战,中共在国统区开辟所谓“第二条战线”,北平成为主战场,而清华大学地下党是主力军,分“南系”和“北系”,分属中共南方局和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组织都很隐蔽,也无横向联系,各自发展外围组织。“南系”总支委员为查汝强、尚嘉齐、方复、周广渊、彭佩云,组建了“民青”和“炼社”等外围组织;“北系”建立了“华社”等外围组织,成员约八百多。父亲投奔冀东解放区前,加入的是南系“炼社”(约40名社员)。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地下党员的任用,采取“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冒死革命的地下党员都落得如此下场,何况参加外围组织者,更难入正册。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这个政治面貌就说不清楚,直到1980年代未,那一代人面临离休或退休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算不算参加革命,还是个问题。 
   
1988年,原“南系”创建人方复等三人联名上书老领导王汉斌等,为“炼社”正名,拖了六年不见批示,后来才知,“北系”某领导以不知此事为由,拒不承认“炼社”社员参加革命。为此,1992年4月初,“南系”领导袁永熙(陈布雷女婿,1957年沦为“右派”)致函北京市委组织部,疾呼尽快给年逾古稀的“炼社”社员正名。当时,袁公已患脑血栓,正住院医疗。
 
袁永熙致函北京市委组织部贾九朝 
  
1994年初,许叔叔起草“澄清是非,为炼社正名”,后几经修改充实,于1995年初,给我邮寄一份复印件,让我了解当时的情况。读罢,不禁愤然,中共为夺取政权,建立所谓统一战线,诱人入彀,等取得天下,复见“狡兔死,良狗烹”之悲剧。这种可耻的行径,二十四史中屡见,思之唏嘘。 

 
许应钟叔叔草《澄清是非,为炼社正名》 
   
是年夏初,许叔叔去加拿大探亲,途径北京,某天午后,突然来访。老人家进门,就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一问叔叔还未吃饭,赶紧准备便餐。叔叔操河南口音,不善言谈,说起往事,常叹息良久。那天,我们一直聊到黄昏,相约次日,一起去见方复。 
   
第二天午后,我随许叔叔去见方复。路上,他告诉我,方复是1935年的党员,西南联大时,任工学院党支部书记,北平学运期间,与先父关系密切。1988年,西南联大五十校庆,“炼社”社员重逢昆明,方复带来许多老照片,其中就有先父。等我们见到方复,他因患类风湿和心脏病,瘫坐椅中,表情漠然,似乎对学运、“炼社”等话题不再关心,也未出示老照片,目睹此景,不禁生出无限感慨。 

2018年5月草,时值西南联大建校八十周年;父亲将印章交许应钟叔叔七十周年;2019年12月改竣,不觉泪下!


03

“县太爷”左达


 
   
1961年春节后,周末,忽有客人访老宅,夫妇俩个儿都不高,男客人精瘦,目光炯炯,与我父亲双手握住,久久不松。父亲笑称:“县太爷”,他哈哈大笑。父亲让我们称“左伯伯”“万阿姨”,将客人让进上房西屋客厅说话,打发孩子们去前院玩耍。 
   
后来才知,伯伯名左达,自1949年任职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会务,1961年突接组织部调令,从国务院贬陕西陇县当县长,万阿姨任妇联主任。陇县位于陕甘交界,偏僻而贫困,据在陇县下乡或工作的亲朋说,左伯伯和万阿姨皆有政声,廉洁,爱民。 
   
左伯伯原名程新达,山西人,在西南联大时与先父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三校北迁,左伯伯回北大,父亲入清华。周末或假期,父亲常从海淀进城,在红楼地下宿舍与左达、宋伯胤、张相州等好友聚会,或结伴郊游。


1947年8月6日,父亲(狮座前排左二)、左达(左三)及朋友在颐和园大门 

   
1948年5月17日下午,父亲与左达约好友伯胤和相州到“西斋”。原来,左达担任北大壁报联合会会长,宣传进步思想,被当局通缉,而父亲因编辑《清华旬刊》,也上“黑名单”。那天,他俩与好友告别,去投奔解放区。第二天,左达逃离北平,直奔西柏坡;隔天,父亲与北大地质系曾起干结伴,从丰台车站上车,随交通员在唐山古冶下车,然后,扮作开滦矿煤工,通过封锁线,进入冀东解放区。 
   
1952年初,父亲经北京返陕探亲,与清华“河马”文学社文友相聚,也与左达匆匆见了一面。十年之后,左达贬谪陇县,他俩在西安重逢。
   
1949年后,政治运动频仍,而每逢运动,陕西都深受其害,尤其是三年饥馑,四清运动,十年“文革”。1971年最黑暗时,父亲罹难,而左伯伯自“文革”兴,便杳无音讯。1973年春节后,周末,左伯伯突访老宅,背有些驼,又黑又瘦,一脸凝重。我将他迎进上房西屋客厅,他握住我母亲的手,沙哑地说:“听说景晖去世,趁来西安开会,看看你们。”他殷切询问五个孩子的情况,说有什么困难找他,他调到冯家山水库工作,并留下通讯地址。坐了个把钟头,他说还要赶回水库工地,就起身告辞,我送他到西大街桥梓口汽车站。见汽车远远驶来,伯伯握住我的手,摇了两下,凝视着我叮嘱:“好好照顾你母亲,不容易呀!” 
   
后来,我读报告文学《冯家山的激情岁月》,才知左伯伯在“文革”中受难。祸乱伊始,左伯伯即被打倒,与陇县罗副书记、赵副书记和巨副县长一起,让造反派押着游街批斗。赵副书记病倒,他们仨就用架子车拉上,顶风冒雨,下各公社、大队轮番批斗。1970年,冯家山水库灌溉工程上马,调左伯伯戴罪工作。他一去,正赶上打导流洞,装药放炮极其危险,出人命要判死罪,左伯伯几天几夜吃住在工地,率领民兵在一线苦干,“革命加拼命,打通导流洞!” 
   
左伯伯患胃下垂,有时,忙得连烤馍片都吃不上,万阿姨心疼他,每来工地看望,就带些腌鸡蛋,左伯伯偶尔回家,万阿姨就调侃:“老左,你还知道回来?这样好!这样好!”直到1973年1月,左伯伯才获“解放”,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受命之日,慨言:“日子虽然艰苦,可比成天挨批斗好多了!” 
   
1986年秋,我因患病,中药配方需熊胆,在北京各药房遍寻不获,便写信给左伯伯求购,那时,他在宝鸡市委任秘书长。不久,左伯伯寄来带皮囊金熊胆,并附信,殷殷关切,说熊胆是药房库存,1960年代初在太白深山猎取的。
 
 2004年初夏,与左伯伯在左真大姐家 
   
2004年初夏,左伯伯打来电话,说他们到北京了,想见我们一面。于是,4月30日下午,开车去城南,在左真大姐家见到伯伯和阿姨。他们准备去阿姨老家(丰润)探亲。左伯伯精神矍铄,双目炯炯。那晚,我们聊到晚十一点多,才依依话别。 
   
2005年8月中旬,我回西安探母,8月24日,与蓟弟驱车前往宝鸡,先去三八信箱会老友,聚餐后,进城探望左伯伯,在市区边问边找,终于找到市委家属院,五层简易楼,无电梯,爬到顶层,敲开房门,万阿姨非常高兴:“可来了,你左伯一大早就等着!”朝里屋喊一声:“老左,小秦他们来了!”左伯伯小跑出来,紧握我的手,拉我坐他左侧,说话听得清楚些,万阿姨端上点心、茶水、西瓜、大枣:“宝鸡的大枣,脆甜,一大早去楼下集市买的!”
 
2005年8月24日,小蓟、万阿姨、左伯伯与我在宝鸡左宅客厅 
   
宝鸡市委领导的家,三居室,没有装修,家具也简陋。伯伯仍很健谈,记忆力强,娓娓谈往事,连细节都记得,从西南联大,谈到1940年代末学运,如何逃离北平,抵西柏坡的情形,随中直机关进京。聊我下乡的麟游,布尔羊,柳拐子......一直聊到四点半,伯伯嘱阿姨准备晚餐,我们说还要赶回西安,便握手告别,伯伯和阿姨送我们下楼,在此握手话别。 
   
一晃十年,2015年春节,我返西安探母,1月24日,雾霾重重,早六点半,我与蓟弟开车从西安出发,经连霍高速至宝鸡,九点半到左伯伯家。院子杂乱,那栋简易楼更显破旧,费劲爬上楼梯,敲开房门,一位中年妇女(左家亲戚)将我们迎入客厅,半天,万阿姨才握着助行器,从里屋蹒跚走来:“小秦,你左伯小脑萎缩,认不得人了!”阿姨91岁,因骨质酥松,年前不慎摔伤。 
   
又过一会儿,左伯伯边穿衣服边走出。阿姨高声说:“小秦、小蓟来看你了!”左伯伯眯着双眼认我们,有些茫然:“小秦?”阿姨又说:“景晖的大儿子!”左伯伯紧握我的手,非常有力,微仰起头,想得玄远的样子:“景晖?这个人我认识,在北平,后来去了秦皇岛!” 
   
左伯伯时年94岁,记忆丧失,却仍记得引以为豪的往事,絮叨着:“西南联大,昆明翠湖旁 …… 在北大读书,我就参加了地下党 …… 从北平到西柏坡,又跟党中央进北平……”

伯伯沉默时,我问阿姨:“1961年,左伯伯因何从北京贬陇县?”多年来我一直想问。阿姨叹曰:“还不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地主,你左伯是北大高材生,在国务院工作,任劳任怨,突然,组织部以下基层锻炼为由,将仨干部下放,包括你左伯,一下就下到陇县。”

临近午饭,阿姨让亲戚陪我们去楼下餐馆吃羊肉泡,我们说,与朋友约好吃饭,便起身告别。左伯伯双手紧握我的手不放,恍然想起先父,高声说:“哎呀,你是景晖的儿子呀!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唉,再也见不上了!”万阿姨伤感落泪,扶着助行器送我们出门。我请他们留步,千万保重,然后步下楼梯,在三层楼梯转弯处,听见阿姨与伯伯说话,知道门还开着,不禁潸然落泪。 
 
2005年8月,左达伯伯,时年84岁
 

2018年5月草

2020年2月4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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