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乔冠华龚澎子女忆父母：30年婚姻恩爱如初

新三届 2019-08-28

原题

乔冠华与龚澎之女回忆父母：

30年婚姻恩爱如初

作者：邢婷

　 原载《环球人物》2009年12月

乔松都这样评价父母：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经历非常复杂，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乔冠华和龚澎

生长于外交官之家的乔松都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然而这似乎无法抵挡公众对其身世的关注：她的父亲乔冠华、母亲龚澎分别是前外交部长、中共首位新闻发言人，在新中国外交史上都留有浓墨重彩的华章。

乔松都17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母亲含泪病逝；历经一些家庭变故后，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亲。从2000年起，乔松都开始寻访父母的足迹：在父母抗战期间工作过的重庆曾家岩50号，讲解员的一声问候“你回家了”，让她热泪盈眶；在档案馆、资料室发黄的卷案与胶片中，她再次目睹了父母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神采奕奕的形象。

“我享受以这种方式和父母重逢”，相比于父亲，乔松都更愿意谈母亲。“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她那坚定的眼神体现了一种超越美的豁达。”

“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厅，乔松都和哥哥乔宗淮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谈到母亲时，周总理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此时，距离龚澎去世已3年，周总理这句评价背后浓缩的是与龚澎跨越30年的革命情谊。

龚澎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在燕大，龚澎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并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当时，龚澎和一批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在斯诺家小小的银幕上，龚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机勃勃，并第一个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学生中传阅。

1938年，怀揣革命激情，龚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将学生时代的名字“龚维航”改为“龚澎”。在总部秘书科工作两年后，1940年深秋，龚澎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在曾家岩50号工作的6年，被乔松都视为“母亲一生事业的巅峰，作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做了大量对外宣传事业的开创性工作。”

在重庆，龚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监视下，周旋在各国记者和外交官中间。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龚澎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

龚澎的魅力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倾倒，将她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当时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来访重庆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这样评价：“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那时有些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但龚澎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给人尴尬，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王炳南、龚澎与国际友人在重庆

解放后，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

从重庆南方局，到新中国外交部，周总理对龚澎十分信任。1964年，龚澎随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言辞地反驳：“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favor(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有外国记者评价：“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然而母亲从不把这些当成个人资本炫耀，这与她的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和周总理很熟，她只是淡然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工作。”乔松都回忆。

“文革”中，龚澎因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成为造反派攻击目标。周总理得知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龚澎。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龚澎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70年龚澎去世后，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在他记忆中，龚澎永远是重庆时身着戎装英姿勃勃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友人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龚澎（左一）与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

父亲在母亲爱的延续中走上巅峰

1942年岁末，乔冠华与龚澎相识于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此前，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名噪一时，毛泽东称赞“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师”。香港沦陷后，乔冠华与众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加入外事组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乔冠华与龚澎经常一起访友，一起看稿件，他们都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两人结为伉俪。

30年的婚姻中，乔冠华与龚澎始终恩爱如初。乔松都回忆，小时候听到父母互称“达令(darling亲爱的)”，十分不解。母亲不动声色地解释：“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还补充说，“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直到乔松都长大后，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身为外交官的女儿，乔松都并未感受到成长经历的特殊，“如果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深受家庭的文化熏陶，父母对我们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生活非常俭朴，母亲的花旗袍、小胸针和高跟鞋只有参加活动时才用。家里除了钢琴和唱片柜，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

“多少年来，母亲是父亲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亲有什么事总是和妈妈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妈妈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

1964年1月龚澎访问亚非欧14国，与非洲妇女在一起

“文革”开始后，乔冠华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乔冠华，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乔冠华悄悄打电话问龚澎：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龚澎很坚定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乔冠华和龚澎常常互相鼓励。乔松都回忆，一天下班后，母亲让自己弹奏一曲《国际歌》，她和父亲并排站在客厅门前，神情庄重，跟着节奏轻声吟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曲子结束了，母亲深深吸了口气说：“休息过来了，下午接着战斗！”

随着各种政治压力接踵而至，龚澎的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龚澎因脑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里，她尝试着和乔冠华谈及“走后”的话题，每次一张口，乔冠华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

龚澎叫来儿子，嘱咐道：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不满25岁的乔宗淮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将母亲的嘱托铭记在心。

“妈妈走后，受打击最重的是爸爸。”乔松都回忆，那段时间，父亲经常独坐书桌前一遍遍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儿女熟睡后，父亲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翻看他和妻子的旧照，不时老泪纵横，邻居们常听到他悲凄的哭声。

1971年，乔冠华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乔的笑”，被视作他外交生涯的巅峰。乔松都一直坚信，“父亲是在母亲爱的延续中走上巅峰的。”

乔冠华在联合国

重新理解父亲

对于乔松都而言，父亲的晚年经历，伴随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家庭变迁，成为她至今仍不愿过多回忆的往事。她说：“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非常复杂，也非常坎坷，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母亲离世3年后，乔冠华犹豫再三，对女儿说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我还要这个家，你和哥哥不要离开我。”

多年后，乔松都和哥哥仍受到类似“反对父亲再婚”的指责。“事实是，我和哥哥并没有反对父亲再婚，只是对父亲当时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乔冠华在联合国

1973年夏天，在父亲的要求下，哥哥一家搬了出去。令乔松都不解的是，30多年后，一些媒体却对此事件刻意渲染，称乔冠华的儿子从家里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的不实之言。

乔松都说，“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已经历过‘文革’抄家的浩劫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报房胡同的家，并按规定将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后，乔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远离父亲，最长时间曾3年没有见过面，“当时我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隔绝了。”

1974年5月，一次外事活动结束后，毛泽东与外交部长乔冠华握手　

1974年，“文革”后期，国内政局诡谲，同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两年后被免职。“父亲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乔松都坦言，当时听闻一些传说，很震惊，在她眼中，父亲性格耿直，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当遇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

此时，乔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亲身边。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乔冠华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准备撰写一部外交回忆录。1982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委托习仲勋和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了乔冠华，询问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组织的信任显然给了乔冠华巨大的安慰。

乔冠华陪同周恩来接见外宾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带着晚年以至一生的几个遗憾：未完成的事业——本来，他是可以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更多的工作；未完成的心愿——本来，他是打算在每年的9月20日，他的结发妻子去世的忌日去扫墓的；未完成的对女儿的诺言——一家人永远也不分开！还有，晚年未完成的回忆录，未出版的《乔冠华国际述评集》，未能重返故乡……溘然长逝。

“父亲并非像传言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乔松都澄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父亲被葬在太湖湖畔，母亲则安葬在北京八宝山。本想让这对结发夫妻长相守，可乔松都实在不忍心惊动父母。

2008年4月，乔松都来到苏州东山为父亲扫墓，墓地负责人建议，原来的墓碑年久失修，希望在邻近较为平坦的地方给父亲修一处新墓，征求家属意见。

2009年4月清明节之后，苏州吴中区东山华侨公墓立起了一块写着这样墓志铭的简朴墓碑：“乔冠华龚澎之墓——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一切尽在不言中。

怀念我的母亲龚澎

作者：乔宗淮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6日

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

母亲龚澎已经离开我们40多年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发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飘下几片雪花，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晕厥，被抬上北京医院的急救车，我站在急救车旁，初春的寒冷让我从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刚刚过去，父亲、母亲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全家人还没来得及透口气，却不知什么厄运又会降临，不禁打了个寒战。母亲离开了报房胡同外交部宿舍，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失去母爱呵护的我，开始走上了独立自行的人生旅途。

周恩来的赏识

2014年是我的母亲龚澎诞辰百年纪念。6月下旬，我回到了母亲曾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的诞生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被称作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这里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曾长期居住和工作在这里。1940年至1946年，母亲和周恩来身边其他的工作人员，就生活在这座简朴的建筑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6年。

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后，在这里度过了1年零4个月，是当时周公馆唯一的儿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怀着庄重的心情，缓步走进了这座曾经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三层灰色小楼，仔细观看每一个房间和庭院里每一个角落。

当我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母亲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她身着八路军军装，提前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后，简单寒暄几句就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看到了三张地图。”周恩来又说：“那你具体说说看！”母亲说：“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你进来把帘子拉上了。”周恩来带着几分满意说：“你的观察很敏锐。”

本文作者与母亲龚澎

这是母亲给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周恩来又询问了母亲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了解到她的父亲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将领龚镇洲。她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后来调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母亲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工作秘书，参加外事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联系新闻界。

我穿过走廊，认真阅读墙壁上展板中的文字。其中一块展板上写道：龚澎——南方局外事组副组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英文流利，秀外慧中，机敏灵巧。她结识了许多外国朋友，他们常主动代龚澎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面支持。外国朋友称她为“坚强而富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她担负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

另一块介绍南方局外事组的展板上写道：龚澎“在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和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布员，为向世界宣传介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外人士的广泛尊重和好评，被在重庆居住过的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誉为‘环球新闻界一个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1942年，龚澎（左2）与董必武、周恩来、林彪等在重庆

我站在展板前，凝视着母亲当年的照片，心中为母亲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感到自豪。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处事沉稳。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说：“龚澎静若处子。”“静若处子”出自孙武《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未出动时就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样沉静，一行动就像逃脱的兔子那样敏捷”。我觉得周总理对母亲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对母亲来说，表象上的“静”反映了她心中“宁静”的境界。新中国成立时母亲就担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长达15年之久，外交部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她数年如一日，就像她在1965年对新闻司干部讲话中所说的始终以“战斗的精神面貌”把工作做好，像战士一样忠于职守。十多年多次因出色的工作受到中央的表扬，她荣辱不惊，一直保持平静的心态。

毛主席的表扬

近年来，我寻回了一些历史的碎片，使得母亲的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来。几年前，外交部西欧司李九年参赞送给我一份他保存的母亲1965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谈“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记录稿。这篇已经发黄的讲话稿，把我的思绪带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个周日，父亲乔冠华和母亲的朋友姚臻（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家中做客。我从旁走过听到姚叔叔说，最近他在毛主席那里谈工作时毛主席说，龚澎是优秀的女干部。

龚澎在全国妇联报告会上

姚叔叔走后，我十分惊喜又好奇地问母亲：“毛主席因为什么事情表扬你啊？”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不久，母亲同父亲在家里的交谈中提到去参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情报工作展览。母亲说：“那项工作也出展了，而且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次没有得到母亲满意答复的我在一旁猜测，毛主席的表扬和展出的那项工作一定有关系。

又过不久，安全部门的同志请母亲作报告，母亲再三婉拒难以推辞，就以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为题作了报告。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既然给其他单位讲了，也要给外交部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讲一讲她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这就是李九年同志送给我那份谈话记录的来历。当时我推想，毛主席的表扬同母亲说的那项工作肯定有关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母亲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其他部领导一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级。到了1967年初，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

1960年，龚澎陪同毛泽东会见斯诺

我记得那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办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办公楼外等候母亲。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

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话题和母亲聊一些过去的事情，舒缓白天沉闷压抑的气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扬她的往事。母亲这才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那是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曾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无论美方是进行核恐吓，还是真正准备实施核攻击，都事关我战略全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设有七个司，母亲是其中之一的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的司长，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搜集、综合信息，分析国际形势和动向。

母亲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指挥部担任秘书，是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下属。加之，她又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经验，使她深知调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的重要性。母亲通过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意识到，取得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是当务之急。

她想到在抗战时期由她联系的同志此时正在欧洲，他们曾向她报告，他们与当地美军人员有交往，可以取得美军的内部文件。但是他们所接触的美军人员既不在美军的总部五角大楼，也不在驻欧美军的核心部位，如何从那些人那里取得对战略决策有价值的情报呢？母亲精心分析了情况，确定了万无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标。

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直接领导情报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母亲的具体指导下，她在欧洲的战友成功地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文件。文件包括战术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和杀伤力，以及美军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如何自身防护等内容。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对当时美国战术核武器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有了比较准确明晰的了解。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意义，他百忙之中在母亲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

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时，还对母亲赞许有加。母亲平淡地对我说，整件事情她不过是抓准了问题核心，灵活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了非专业情报人员获取了重要的情报。实际工作是由一线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我问母亲：“获得这份文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母亲说：“我们准确地了解了美方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得那么大，只要我们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1946年，周恩来、王炳南、龚澎与外国记者在重庆

几十年后，我担任驻朝鲜大使，查阅了几篇美国学者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核外交的研究报告，知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从一开始就考虑使用核武器，之后又多次打算使用核武器。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前，还不想放弃日后使用的可能。

其中一篇报告的分析认为，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计划使用核武器，而停战谈判在当年7月就达成了协议，作者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同中朝方慑于美国核武器有关。由此可见，虽然美国在朝鲜战争没有使用核武器，但还是很看重核武器的威慑力的。这位学者哪里知道，中方的最高决策层早已了解战术核武器的实际效果，根本不会在核威胁面前向美国屈服。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份战术性的情报文件对中央战略决策有着极其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凝聚了母亲的智慧和心血。

在与母亲的交谈中我还得知，由于此事高度机密，而且外交部情报司只涉及公开情报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围。外交部除个别领导外，对此事几乎无人知晓。母亲也从未期望其他人知悉毛主席对她的表扬。40年过去了，我看到母亲当年对新闻司这份讲话记录中，她引用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句话“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东西能送到最高决策人手里”，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同志勤奋工作。我想，这也反映出了她内心对这句话的共鸣。

1954年，在瑞士日内瓦会议期间的龚澎

母亲留给我的财富

周公馆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的建筑物。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母亲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忆。参观周公馆后，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曾家岩50号有着我太多关于母亲的回忆。我出生不久，母亲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顾不上年幼的我。后来，她索性就把我搁在当地人用的竹篓里，把竹篓放在周公馆传达室的门口，请值班的同志代为照看。周恩来发现后，号召大家都来关心龚澎的孩子，我就这样受到了周公馆集体的照料。周公馆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周恩来会客的场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国际朋友往来。由于我总是待在传达室门口，映入眼帘的都是人们出出进进送往迎来的景象，所以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说“再见”。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一些曾经去过周公馆的老人家，还叫我“当年站笼子的孩子”。

母亲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顾不上对年幼子女的照顾，但她在忙碌中对子女的关心却无处不在。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爱好。我们首次见面时，他给我的见面礼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册子和用玻璃纸套封装着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母亲1950年从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栏上有母亲熟悉的笔迹写着“乔宗淮同志”，当时我只有6岁。

本文作者与母亲龚澎

明信片中写道：“亲爱的仔仔，今天下午三点到了莫斯科，现在住在莫斯科饭店，我一个人一间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大红星。假如你在我身边，我一定把你抱起来看看这个照耀着全世界的和平之星，听说斯大林就在这座宫殿里呢……”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虽然经历了长途旅行，刚到莫斯科就把她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年幼的儿子，分享她的快乐。我把这张明信片镶在镜框中，陈放于书桌上，以缅怀母亲无尽的爱。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在母亲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馆会见几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士兵。会见后，毛主席和美国士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正式拍照结束后，母亲一把把我从旁抱过来，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爱子心切，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当时我只有1岁，现在我对当年的情景全然毫无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唤起我美好的想象。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龚澎出访东德时，与孩子们一起亲切交谈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庆的共产党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衣服的布料是母亲的挚友廖梦醒阿姨（廖仲恺、何香凝长女）穿破了的长筒袜上半部剪裁下来的。常人眼里，这是极普通的碎布头，母亲却很小心地保留下来。可见，母亲是多么珍视我的降生，这也是母亲的温情体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犹如三春晖照在心头上。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仅有的物质财富。

我的母亲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对外新闻发言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除了爱之外，还传递着一种信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乔宗淮

40年来，我常常想起母亲，尤其是每当遇到困难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内心似乎就会同母亲对话，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文革”中母亲挨批挨斗、十分憔悴但仍坚持原则、意志毫不动摇的情景；每当我遇到新的挑战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就想到母亲是怎样勤奋学习和工作，从而激励我振作奋进。是母亲为人的榜样导引我经受住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考验，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这就是今天我对母亲最好的回报与纪念。

（作者为著名外交家乔冠华与龚澎之子，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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