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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 王永刚：70年前父亲在滚滚洪流中南下贵州
作者档案
大学毕业照
王永刚，籍贯河南濮阳，1956年生于贵阳，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同月下乡插队贵州独山县羊凤公社大寨大队下院生产队，当知青三年。1978年参加高考，入读贵州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财政专业，1982年分配贵州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同年考入党校理论研究班，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究班。1984年在党校经济管理学教研室任教。1985年9月调深圳市财政局政策研究室，兼编辑。1988年负责筹备财政部驻深中央企业驻厂员处。1991年调入中国海洋直升机专业公司任副总经济师，兼综合管理部经理。1993年调深圳中海直工贸公司法人总经理。高级经济师。2016年退休，现居深圳。
原题
一个拍卖标引发的清明情思
作者：王永刚
2019年的清明，二哥永历从加拿大发来信息，那巳是国内4月6日的半夜。他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一个旧物拍卖，标分主副共两件。这个标涉及到我的父亲，令他惊讶，嘱咐我或弟弟赶紧去探明处理。
主标为：“罕见：干部例会出席证”，副标是一张照片。出席证依次为：姓名栏，填写是我父亲的姓名；部别栏，填的是新黔日报；（这是解放初期《贵州日报》的称谓。）职级栏填的是记者；发证单位为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日期是1950年7月1日，证里还夹有一张夫妇合影照。链接上附有的照片比较模糊，乍看像是我父母年轻的样子。这些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个出席证，但职级一栏填的是记者。如果发给记者的应该是采访证？既是出席，或是代表记者参加？或者是达到某个级别的记者？因为发证的是省委宣传部，有点犯疑。又或，证里还附夹有一张夫妇生活照，显然与省级会议气氛有点不太相符，与那时刚解放贵阳的形势和社会环境也不相符，这个标存在贵州贵阳。究竟是怎么回事，对方的通讯联系不畅，弟弟永庆匆匆赶往，一探究竟。
很快弟弟在贵阳见到了标本，出席证应该真实无误了，也符合父亲的历史状况，保存得很好，确实如标书上注明的，品像列八分以上。但是，照片仔细近看，人物不是我们的父母，但那体态年龄，着装架式，那面部神态与我父亲极其近似，应该也是冀鲁豫南下的干部，肯定是那个年代的照片，只是上面的人物我们不认识而已。会是谁呢？这些东西怎么来的，这两样物件怎么会夹放在一起？网拍站也无从得知，他们只是将收集到的东西放在平台上公开拍卖而已，没有更多的线索提供。
父母相隔九十九天去世，入土为安已经二十多年了，平时除祀祭或我们兄弟五个相聚时会聊到父母，对父母的恩爱思念一般都深埋心底。住在女儿家里的二哥机缘巧合，清明时节在加拿大见到这个信息，转给我们，触发了清明的情思。巧合的是3月28日我刚把他们四个拉在一起组个兄弟群，俩哥在加拿大，老家的大哥和深圳的我和弟弟，有个平台及时交流沟通。
但是任凭兄弟五人如何苦思回忆搜索，对于这对与爸爸妈妈同时期的革命情侶、战友，无有头绪，虑久以至失眠。看来这个心虑心结只有待回贵阳，再访爸爸妈妈的战友同事熟人才能打开了。回顾爸爸妈妈的革命历程，一时成了我们兄弟的中心话题。我们是普通的干部家庭，没有更多的辉煌历史，但是家庭历史像浮萍，随着时代运动的起落，那一份相依相恋，相爱相护的亲情，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最真切的！
父母生前很少系统地给我们谈过他们的历史，只是他们战友同事熟人相聚能耳闻一些，文革时期了解一些，后来又听他们亲朋同事战友相议相述了一些，片断锁碎，各搁一方。曾想把“这些”缝合在一起，得以完整，却总难文成，毕竟以旁代述，以字表叙，总难概全。这次因这个拍卖的标所触发，冀望能把这个心结思念完成。
1950年7月1日的贵州，那一个片刻，南下西进贵州支队，随二野五兵团从冀鲁豫老区如滚滚铁流一般席卷而来，按中央部署巳全部到位，全省各县都成立了新政权，也刚把3、4月匪乱高潮打压下去，剿匪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还在进行中。“七一”党的生日，干部例会，遵循党的传统规律，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前进途中承上启下的一个节点。
1950、1951年的剿匪、土改，是刚刚解放的贵州省新生政权最重要的两大任务。是一个艰巨的考验。1950年贵州，匪乱匪患暴动，震动了刘邓首长，惊动了北京，惊动了党中央。贵州土匪暴动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是贵州解放时，没有打过很大的战役，原来国民党的一些残留部队都是投诚和平处理，遇到社会上的不安定，风吹草动，存在一定的潜动原因；二是二野五兵团的主力部队大都奔赴四川，参加成都西康围歼国民党在大西南最后主力的战役，贵州守备力量相对空虚；三是原国民党贵州省长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煥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潜伏打游击搞破坏。组织了三期潜伏培训班，培训的特务人员1700多人散步在全省各地。
1950年4月，全省公开暴乱的土匪有460多股，武装匪特约13万人，控制了全省半数县城和大部分乡村，打死我军政人员2000多人。土匪很猖狂，省会贵阳周边的花溪、白云、清镇、平埧、惠水、长顺等区县，多被他们攻占，甚至妄想打入贵阳市区。
1950年6月，中央政府新颁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贵州省也紧随步骤，1951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委联席会议，布署试点任务，并要求吸取冀鲁豫等老解放区的经验，在省地县委领导下，全省将要分四期完成。把土改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结合起来贯彻执行。省委直属部门机关组织工作团下去指导，各单位抽调人员参加，机关人多的单独成立工作队，人少的混编成队深入到各县剿匪第一线。分配给《新黔日报》社的任务是负责平埧县，属土改工作第一期，1951年初就下去。
经报社研究决定，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总编王立山守家，副总编张向阳带队下去。张向阳是我党在冀鲁豫地区最资深的文化报人之一，但在地方上指挥打仗搞土改的经历稍逊，便指定在老区县带过武工队负责过土改的我父亲为副队长协助，抽调报社里在部队打过仗的干部，以及印刷厂（我父亲时兼印刷厂政委）的积极分子，和培训班部分学员组队，进驻平埧县进行土改清匪。并为土改运动摸索经验。
《新黔日报》是南下支队较早筹建的单位，前身是《冀鲁豫日报》，解放江西时，称为《赣东北日报》。南下支队改西进贵州后，改称《新黔日报》。报社南下抵达贵阳时共有53人，3个地级干部，即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社长刘子毅、副社长兼总编王立山（主持工作）、副总编张向阳；县团级干部李冀峰、王振江、单衍荣、王心印、张洪、刘立平、吴振全、杨常修、王堪等11人；区营级干部袁毓、郭留昌、武光瑞等6人。接管旧的国民党政府《贵州日报》，归建到《新黔日报》。接管后的第14天，即1949年11月28日就出版了第一份《新黔日报》。报刋名原是由省委书记苏振华1950年去重庆开会时，请刘伯承首长题写的。1956年全国统一各省党报名称，集毛泽东主席的手迹改为《贵州日报》。
国民党时期的《贵州日报》不受重视，规模小，办公设施条件简陋分散混乱，一片败家苦撑的颓势。据旧报社编辑主任邓宗岳老人的回忆录，临解放前夕社长与总编还把旧报社的所有经费现金一并卷走逃跑，员工们苦不言堪，惊恐失措。《新黔日报》接管后一切才得以安抚，但窝居在大十字大道观旧庙的旧报社，印刷部早不堪付用。百废待兴，不拘一格的《新黔日报》社散在七八处地方办公。那时社务办公室设在省府路，主任是王振江，下有两个摊子，秘书室和行政总务。父亲土改剿匪回来后继续与王振江搭挡，分担社务办公室工作，接着王振江、张洪等又领队去参加了下一期的土改工作队。社务办公室改为报社办公室后，抓基建，找地方，印刷厂建设，装新的印刷机器，招人，培训，安置干部员工宿舍，忙得不亦乐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953年前后，《新黔日报》发生重大人事变动，社长刘子毅调往成都的西南局工作，副社长总编王立山调省委办公厅任副秘书长，李冀峰，王振江调省委其他单位任领导。张向阳任报社总编、编委会主任，我父亲接王振江的工作，任报社办公室主任，后又任报社编委会副主任。报社办公室也由省府路搬迁到中华南路336号办公，最后又搬进延安中路的《贵州日报》社大楼。
我妈妈也参加了报社组织的平埧县土改清匪工作队。印象最深的是她讲的亲身经历，她们的小组分在土匪活动猖獗的边远山区，土匪被打散后四处逃窜，匪首也即当地的恶霸地主被围困多日后，窜逃出来，被群众发觉抓获，因作恶多端，害人太多，失控的农民用锄头把匪首的头剁了下来。报告工作队领导后，要求把匪首的尸首均抬到县里去，验明正身，开公审公判大会，震慑敌人。可是动员来的农民都只肯抬尸身，没人肯抬尸首，限定的时间紧，实在没有办法，我妈妈和工作队另一个阿姨只好以身作则带头去抬。那个阿姨胆魄更不堪，临时钉的竹木架子，抬着，她走前，我妈妈走后。妈妈讲，那匪首蓬头散发，头肿大变形，满脸通紫污血，恶臭扑鼻，两颗眼珠暴突圆睁，固定在竹架上。开眼，就直瞄瞄的对着，无法绕开，几十里山路，工作队四五个人员轮流肩抬，换下来歇息的无不噁心呕吐。几日内均不得安歇平静。从此，我妈妈拒绝观看任何带有惊悚噁心的影视作品。
妈妈到《新黔日报》是中共贵阳市军管会推荐并经过文化测试才进去的。这个文化测试对贵阳女师毕业的妈妈来讲太过简单。所以刚到报社报到，便马上以干部的身份，直接分配到印刷厂担任校核编审工作，边工作边参加培训班的整训学习。在这之前，也既是解放之前，我妈妈在箭道街小学教书当老师，这是一个临时棲身掩护身份的工作。
原来我妈妈在解放之前就加入了中共贵州省地下党的工作。还在女师读书时，受异姓姐妹、同学的影响，积极靠拢地下党组织，志同意合，特别要好积极。经地下党组织的考验同意，由她们四个女师同学结成姊妹，组成了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的秘密联络点，联络点选定在复兴巷，四个人轮流守护这个联络点，轮流传递情报，联络点取名“神仙洞”为代号。
在女师读书时，母亲（后排右）和同学的留影，毛祖坤（后排左）地下党联络点“神仙洞”之大姐，母亲为三姐
这个联络点的设置是精心策划的。四个人首先能保证维持联络点的基本运作。因此，四个人必须情投意合，团结一致，忠贞不屈。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家庭背景，具有殷厚的家资帮衬，党组织没有经费补贴，活动经费全靠自筹自己解决，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不让别人生疑。出差各地县传递情报指示，能解释答疑简约密写的指示情报，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能误事。此外还要有一定社会人脉的资源和掩护，大姐毛祖坤，地主家庭，老家在乌当；二姐毛祖坎，地主，老家在金沙；三姐周显明（我妈妈）地主家庭，老家四川永川，实际父母家在贵阳；老四金芳云，地主，老家在毕节。四人在贵阳女师读书，在外人看来，租房合住理由充分。
这个联络点维持了好几年，大姐二姐三姐都先后毕业离开女师了。我妈妈刚到箭道街小学教书，以作棲身和掩护。年龄最小的老四金芳云已成为了中共贵州省地下工委书记张立的单线联络员。临解放前，被中统特务发觉抓捕，老四金芳云坚强勇敢，忠贞不渝，中统特务没有办法从她那里获到他们想要的情报，到她的住所来搜查。便把同她合租，也住在“神仙洞”的我妈妈也抓走，投入监狱关了起来，之后又到我妈妈工作的箭道街小学去搜查，反复验证，没有获得任何把柄。妈妈的案子便由中统特务机关移交给警察局。
“神仙洞”的成立，上级组织很重视，还派蓝华富，蔡之诚等先期的地下党领导前去指导培训。并指示她们不断学习，相互交流，从单纯的学生逐渐地认识社会，体验生活，增长胆识，以应付各种复杂情况。从大姐第一次跑任务，传情报，先易后难，到二姐三姐四姐全员传递情报，情报等级越来越高，传递方式越来越复杂，距离越来越远，从城市到边远地区、到游击区；从口述的，到解说书信的特殊简约的密写的多层意思的情报。她们传递的情报，掩护转移的地下人员，到解放区的，重庆的，湖南的；也有去毕节，铜仁，兴义，贵定的；传输的经费有金条银元钞票，急救药品，也有押送枪支弹药的。
为了更好地保护培养这个联络点，组织上按照地下党的规定，没有马上在形式发展她们四人入党，但要求她们在思想上入党，要按一个地下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一条建立在信仰上的信任措施，也是在敌人黑暗恐怖时期的安全措施，既要保护地下党组织免受破坏，也要保护情报和地下交通员的生命安全。它有别于在学校发展革命对象，它已过了信仰教育鉴别时期，“神仙洞“的四位地下工作者已进入了职业革命的领域，她们以被捕牺牲为代价接受住了革命的考验。不幸的是，四姐金芳云被捕时，身带的信件无法摆脱嫌疑，贵阳临解放的前夕，她被中统特务机关枪杀。解放后，中共贵州省委追认她为革命烈士，铭刻于“解放贵州烈士纪念碑”之上。
四姐金芳云被枪杀，我妈妈被捕，但她们这条线的上下周围的关系和组织未受到任何破坏，未再有其他人被捕被抓，她们的表现证明了她们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妈妈的案子移交警察局后，黑暗腐败的警察局知道母亲家的情况，知道外公是个弃官从商的老国民党员，是一个带有一帮四川老家弟子在贵州各地做生意的旧式人物。他们不取性命，却以此为诱饵，要狠狠的敲诈外公。外公不胜他们的恐吓，不断地变卖家产房产，已濒被产。外公醒悟，此时的国民党，非彼时孙中山他们早期加入的国民党。警察局那是一帮反复无常，变化多端，无有信誉底线的群狼饿虎，再耗下去，怕骨头渣子都留存不下。他咬牙连自己的住宅院落全卖了，留给堂侄几十个大洋最后一次去打点，自己带着全家及女儿老三老四悄悄返回四川老家。
解放大军临近贵州，妈妈才从警察局放出来，回到家中，大院已变卖多户陌生人家。她哪里知道，她被抓的数月里，家里因她而遭敲诈洗劫，父亲灰心丧气，被迫带全家迁徙老家，她已变得无家可归了。没有了经济来源，只有靠大姐二姐救济安顿了。大姐二姐及时报告了地下党组织。解放贵阳后，军管会接手了地下党组织，后来组织了革命青年干部培训班，培养年轻干部。
青干班分两个队，一队是南下西进支队的青年学生或干部，队长是后来贵州省财政厅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田纪云；另一队是贵州地下工作的学生干部骨干，队长是后来贵州省委书记、中宣部长的朱厚泽。二姐和妈妈都安排进这个青干班去学习培训。但妈妈急需在经济上独立，迫切渴望一份工作来安身。于是，军管会开具证明介绍妈妈到正急需用人的《新黔日报》，经过文化测试，妈妈是以革命青年干部的身份安排到报社印刷厂担任校核编审工作，解放之初这还是一份具高度机密的工作。
前排左一地下党联络点“神仙洞”之二姐毛祖坎，前排右一大姐毛祖坤，后排右一我母亲周显明。（1951年于贵阳）
由于组织上的信任，妈妈也被抽调参加了平埧县剿匪工作队。1951年下旬土改清匪回来后，次年初，经组织审查批准爸爸妈妈结婚了。同时结婚的还有两三对和爸爸一样的干部，主持婚礼的是当时报社领导刘子毅、王立山、张向阳同志。之后，报社还组织了几次这样的集体婚礼活动，爸爸又变成了他们的证婚人，为报社的各级干部组成了很多革命家庭。
1952年，父母结婚时的留影
1948年中下旬，革命解放事业迅猛发展，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按中共中央的步署，冀鲁豫革命老区要按接管一个省的组织架构，组织一支南下干部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解放大军去接管新解放地方工作，目标江西，经营赣东北！支队由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傅家选任司令员，区党委副书记徐运北为政委，以及政治部主任申云浦，参谋长、宣传部长万里等为主，组建了六个大队，军分区司令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三十九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政委，并含区党委三个直属中队。3360名干部，勤务、通讯人员1330人，共4690人组成。
1949年3月，南下干部支队在山东菏泽晁八寨一带集结出发，途经山东、河南、江苏、安徽、1949年4月11日从合肥出发，渡长江，进入江西赣东北各地县。
这个支队集中了冀鲁豫老区干部相当多的精华，他们是中共中央1936年10月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调整战略，经营敌后根据地，抢占控制中原广大平原地区努力的成果。从干部结构看，地县级的干部大都是1936、37、38年接触革命，当年或次年入党，大都在1915-20年出生，一般都受过高小初级中学的教育，家庭都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就像洒在家乡的革命火种，把党的革命主张和抗日抵御日本侵略的号召结合在一起，理论联系实际，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烈火燃遍中原大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响应。
这批干部虽然大多未参加过长征，他们的文化知识和社会资源人文脉络，足以担起中原革命大旗。所以，这个支队的组建采用动员自愿报名审批的程序，他们不仅是播种者更是去架锅垒灶的执政者。没有组织的调遣，他们是不可能大规模再返回老家工作的了。包括1920-28年出生的区营级干部，他们时值近30岁上下，且大都已成家有了孩子。除级别较高的领导或革命情侣同在队伍里的外，大部分干部都存在家庭负担的问题，有一个家庭甚至有孩子留在了冀鲁豫老区。
1949年5日4日，南下干部支队到达赣东北重镇景德镇，5月13日赣东北党委进驻上饶市。39个中队分别接管了各个县，成立了新政府。支队参谋长、宣传部长万里率四大队和支队部分干部620人去参加接管南京。8月，支队突然接紧急通知：挺进大西南，接管贵州省。南下干部支队改为了南下西进支队。
接万里的申云浦赶去总前委，向刘邓首长汇报支队状况，反映部分干部不愿南下贵州。邓小平指示：支队里区以上的干部，不愿去贵州的要开除作严肃处理。
为此，支队政委徐运北紧急作了“秋夜动员”。同时在南京的二野军大的875名学员，和《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南京分社办的新闻训练班的学员也奉命前往支队报到，另加五兵团转业到地方的1524名干部也归建于支队，南下西进支队干部合计10719人，加上战士勤杂人员共计1.5万余人。
支队改编为九个大队，每个大队负责接管贵州省的一个地委，每个中队接管一个县。乘火车至湖南湘潭，由湘潭步行出发，翻过雪峰山，在芷江作短暂的休整后，各大队带所属中队按分工赶赴各地区，我父亲则是随《新黔日报》直奔省会贵阳，齐头并进接管贵州省。
南下支队渡过长江进入江西，还未改西进贵州之前，我父亲所在的中队就奉命接管距九江40-50里的湖口县。湖口县“江湖锁钥，水陆通津”乃鱼米之乡，有天然深水良港码头，可扼守长江，锁控鄱阳湖，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中队长陈达之任湖口县委书记兼县长，他率全中队150余人迅速赶赴，及时地控制住这最为紧要的交通要道，建立了湖口县及各乡的政府。
该中队是支队里54个中队中人数最多最雄厚的中队之一。南下支队改西进贵州后，该中队又奉命接管贵筑县，陈达之任县委书记县长。陈达之1925年出生，1937年加入八路军工作团，1938年入党，1946-49年先后任卫河县委书记，清丰县委书记，他是冀鲁豫老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其实南下时，他和我父亲都是背着处分出发的。1947-48年，清丰县土改整党时，县委书记县长陈达之兼县土改小组长，我父亲为县武工队政委兼县土改小组副组长。因清丰县委与冀鲁豫军区武委员驻清丰工作队，就工作路线、方式方法、作风等发生严重分歧，争执激烈。武委会工作队权利大，在整党整风中翻出抗战时期老清丰县委出现的一次失误，狠狠地修理了现时清丰县委。
抗战时，清丰县二区敌工站的前两任站长都牺牲得很惨烈，一被活埋，一被砍头。而二区某村的一个著名无赖“黑大汉”，经常收集我方的活动情报，送去伪军据点他的亲戚处卖钱领赏。二区敌工站侦察掌握此情况后，报经县委决定，这个汉奸必须处决掉。
命令是由时任区敌工站长、武委会主任的我父亲下达的，并把任务下达给该村的抗日村长和民兵。某晚这个汉奸乘夜摸回家时，村长带着两个民兵去处决，不料，没弄彻底，半夜该汉奸又爬回了家，该汉奸怀孕的妻子惊恐得大喊大叫，该村长又带着民兵去处理，他们害怕该妻子去告密，遭来报复，也一并把那汉奸和他怀孕的妻子灭决了，多杀了一个人两条命。
为此，在党校整党整风学习时，武委会工作队借题发挥，以弹压血气方刚的县委书记，使其被迫低头，代表县委作检讨挨批评。但是原任的县委书记已调走，我父亲代过被降为县委秘书，调派进地委党校学习。以至，清丰县有争议的整党整风草草结束。（据之后党史党建的研究资料说明，1948年冀鲁豫的整党运动诸多地区都存在较多需纠正的问题。）紧接着动员南下，经县委书记陈达之的促膝动员，已在党校学习三个多月的我父亲报名参加，直接从党校出发南下了。
关于这一次打击，文革时父亲曾给我们谈过。其实，他和陈达之共事时间并不长，陈到清丰接任县委书记县长时才开始，陈因家庭原因而较早参加八路军工作团，十八岁就任县委书记，气宇轩昂，年轻气盛，眼里不揉沙子，土改整党期间因看不惯武委会工作队的作风而生间隙。他比我父亲小八九岁，背里他把我父亲视为兄长，老兄老王的称，十分亲切信任，吃不准的事多找我父亲商量。
南下数月，途中同吃同住，更添了解，运筹左右，父亲一直被视为县委中队领导对待。组建报备湖口县委班子时，他推荐我父亲接他兼的县长或任宣传部长，减轻他的担子。未待批复下来，却接到一纸调令，命我父亲火速赶往上饶，到南下支队宣传部报到。之后，参与《新黔日报》的筹建，开始了他在报社的工作和一段记者生涯的生活。
1949年中旬，父亲（前排右一）奉调令前往江西上饶，离开九江时战友送行的合影
父亲的一生多波折坎坷，初中毕业后，他离开老家清丰县六塔集，去报考不用交学费的河北省第七师范学校，七师在紧邻老家河北省大名县。教务主任晁哲甫不仅是他的小学老师还是家里的长辈亲戚，可以得到一些关照。
后来才知道，其实晁哲甫就是大名县那一带地区的地下党领导，他因当时正受党内极左的排斥处分，停止党的活动，而潜伏在七师，因而并未发展属外侄的我父亲。
读书其间，遇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京炮校招考，可免费就读，父亲应考而进，在砀山教育总队集结作训操练，结识了军校同学徐仲禹等人。几要好同学本策划准备偷赴延安的，后因家里发生变故而起变化。父亲在家排列老二，在家操持的哥哥突然身染重疴，急需用钱，家里缺人，爷爷当年闯关东时留下的一些债到期，只得唤催父亲去收账。1937年初，父亲匆匆赶往内蒙古东北本想速去速回，不料此一绊竟延误了两年多。
父亲赶到内蒙古通辽一带，找到当年向爷爷赊账的牧场主们，虽未赖账，但都说手上无钱，要待秋冬牛羊出售后才有钱付。农耕渔牧时代，以物易物没有资本介入，交易周期冗长缓慢。
爸爸无法，只得折返沈阳等候。年轻的父亲哪里知道，要债是时间活，两年三年，三趟五超并不轻松。好在爷爷当时闯关东，还有一帮叔伯亲戚分散在沈阳东北一带，父亲在沈阳还有棲身之处。除赴内蒙古大草原去要债，在沈阳棲身之间，亲戚们也带父亲到工厂里打一些短工，主要是机械翻砂铸造工厂。
父亲摆谈过，这个厂的监工是个高丽棒子会说中国话，厂里的中日文翻译，仗着身份总爱挑中国人的刺，尤其是学徒工新来的，动辄就抽鞭子。他盯上了父亲，总来寻碴子，父亲不服气较着劲，吃过亏的人告诫，韩国人头功厉害，他们会突然间发起攻击，埋着身一头撞过来，一般人都被撞得四仰八叉的，眼冒金星半天缓不过神来。工友们都希望有人来教训一下这二鬼子。
一天这个高丽棒子来寻衅，父亲不肯退让，对峙不下，高丽棒子果然使了这招。父亲讲，刹那间，他奋起一手叉着那棒子的颈脖，一手抓其后背后腰，泰山压顶，用力拖着往后退。俩人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一人在下趴着，一人在上压着，把那监工翻译摔得满脸是花，惨不忍睹。这一摔，他是不能在厂子干了，那晚就像当年林冲火烧草料棚，雪夜上梁山，匆匆离开了。
1939年，父亲要清了债，辗转多地回到清丰老家，先是帮家里干活，接触到组织并加入了救国会工作，然后在村里创办抗日小学当老师，任抗日地下交通站长，清丰县敌后工作站二区分站长，二区武装工作委员会主任，抗联主任，还兼清丰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
此期间，父亲写过一些通讯报道和诗文，并经常被《冀鲁豫日报》《平原》杂志社采用，被县里嘉奖，称为游击诗人、土秀才。战争时期还生出这样的闲情逸致，还能记录下来，说明革命热情的高涨，也许是这个原因，与报社结下了缘分。之后父亲担任县武工队政委，县委土改中心工作组副组长。参加整党整风，到党校去学习，完成了他革命生涯的第一个阶段。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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