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李英男：记忆深处的父亲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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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李英男：记忆深处的父亲李立三

李英男新三届 2019-06-16

1946年春回国后的李立三

原题

记忆深处的父亲李立三

口述：李英男

整理：王信霞

原载《人民政协报》

原编者按：李立三的一生，大起大落，复杂坎坷，极具传奇色彩。记述在历史上的李立三到底是什么样子？李立三之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导、俄语中心主任李英男教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生活中的李立三。

1946年1月从苏联回国前李立三与李莎及女儿合影

妻子眼中的“权威 ”

女儿眼中的“民主”

　　“记忆中，父亲是一位重要的中心人物。在家里，包括我的妈妈，都得围着他，以他为中心，那是‘绝对’的。譬如，爸爸休息的时候，妈妈总会吩咐我们不要吵；爸爸看书的时候，妈妈会叫我们不要打扰；爸爸在家里开会的时候，妈妈则叮嘱我们不要进他的房间……所以，印象中爸爸就是我们家里的‘权威’”，身着绿色上衣、皮肤白皙的李英男教授告诉记者，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父亲身边，但自她跟母亲李莎回国后，对父亲的印象才开始清晰起来，“也许因为爸爸的工作很忙，妈妈李莎总是叫我和妹妹不要随便打扰爸爸。”

　　谈起父亲，她的眼中洋溢着钦佩的神采。“虽然父亲比较忙，但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找我们玩。饭后他总会以桌谈的形式和大家聊天，傍晚时又会领着我们绕着北海公园转一圈，回来后他则去办公室继续办公”。李英男继续温馨地回忆着，“父亲特别喜欢和我们大家在一起，当我已经十几岁懂得东西多一些的时候，爸爸和我谈话、交流也开始多了起来。每晚睡觉前，我们总喜欢坐在他的床边听他分析国际形势，当然他总会先让我们说，再帮我们分析。其实父亲对我们是很慈祥、很民主的，并不是那种严父，他很少用那种训话或告诫的口吻和我们说话。记得当时有很多爸爸的战友或同事的孩子都很羡慕我们，说我们家里的气氛真民主，一点儿也没有一般家里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感。”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国外的时间较长的缘故，他总喜欢和我们在桌边漫谈的形式交流，交谈中他总会问我们看过什么书”，李教授无比激动地说:“记得50年代苏联出现了人造卫星，那时国内出现了一股‘天文热’。由于我们从小就是学俄文的，经常会读到这些科普读物，爸爸也会向我们问这些问题。我就和他讲讲星球、太阳系、行星什么的。也许他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口，从我的转述中知道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不可能什么书都读。”

1966年家人和父亲李立三最后一张合影，右起李英男、李立三、李莎和李雅兰

关心工人生活

　　视察时检查工厂的食堂和厕所20世纪20年代李立三就开始搞工人运动，关注他们的生活。作为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曾担任工人运动领袖。

　　“每年夏天，父亲去外地工厂或企业视察时，总会带着我们去，他希望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了解更多一点外面的生活”，说到这，李英男教授停了一会儿，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绪，而后她接着说:“记得1950年的时候，我们跟着父亲从北戴河去秦皇岛看码头、看那里的玻璃厂(即现在的耀华玻璃厂)。1951年去青岛的时候，不仅去了纺织厂，还上了军舰，那是我第一次上军舰，也是最后一次。那时的我只有八、九岁，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用俄文和军舰上面的苏联顾问进行了交流，这引起了所有船员的注意。”

　　“父亲每次去工厂，特别关注工厂的工人生活状况、工人待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考察时他总是要重点检查两个地方:食堂和厕所。他要去工人的集体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顿饭；他也会去工人厕所看看这里的卫生情况。”也许因为李立三是搞工人运动出身的，他总是关注着当时各工厂的工人待遇等问题，这也许是他建国后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最根本原因。

兴趣广泛、热爱家庭　

偶尔也有“心眼儿小”的时候

　　现实中的李立三兴趣广泛、关心家庭、热爱生活。“父亲总会在空闲的时候带我们一大家子去看看电影、演出、话剧，也看画展和芭蕾舞，就连篮球等体育比赛也常带我们去看；他一直注重我们的素质培养，关心我们基础知识的学习及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由于父亲的湖南口音太重，他担心自己要是和我们说汉语，会把我们带坏，所以从小就和我们讲俄语，一直到上大学，我和父亲从来没用汉语交流过。”她兴奋地告诉笔者，她知道父亲李立三这么做是想让她学好俄语，将来为社会做贡献，并没有现在所谓的个人发展的考虑，但是现在的她显然是“尝到了甜头”，所以她从小也是这么培养她的两个儿子的。

　　“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很有意思。小时候，我们和奶奶、姥姥一起生活。由于奶奶是湖南人，姥姥却是俄罗斯人。生活习惯相差太多，但父亲考虑得都很周到”，李英男饶有兴趣地说，“我们家用餐时，总是很‘麻烦’。每天中午我们吃俄式菜，晚上吃湖南菜，另外给姥姥和奶奶单独准备，姥姥要多加点奶制品，奶奶则多放两个辣椒。”

　　“奶奶、姥姥的生活习惯倒是好解决”，她接着说，“其实父亲有时候也很有‘火气’，记得爸爸妈妈新婚不久，就去黑海之滨疗养。妈妈比较年轻，她比爸爸小14岁呢，那时候她比较爱跳舞，父亲却不会。在苏联，几乎每天都会有些小舞会，妈妈又总愿意参加，谁请她，她就和谁跳，爸爸坐在那儿直憋气，一次两次还行，终于有一天爸爸‘爆发’了，可是妈妈觉得跳舞很正常，没什么，甚至还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爆发’。后来，父亲对此没办法阻止，干脆也去舞蹈组学跳舞去了，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妈妈的唯一舞伴。”李英男笑着告诉笔者，他的母亲李莎后来不止一次地和她聊起了这个话题，“妈妈说，刚认识爸爸的时候，爸爸显得文静、持重，她不知道这是中国人在开始时总会有些含蓄的传统，后来知道他真实的性格反倒更喜欢，当然随着爸爸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些‘火气’和棱角也就渐渐消磨了。”

1946～1949

父亲紧张而忙碌的工作

　　1946年元月，李立三离苏回国，任军调部东北三人组成员、首席代表。“父亲回国后首先去延安见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后来又去南京见了周恩来，当时中央就给他安排了这个工作。”李英男告诉笔者，这些虽然不是她直接的记忆，但是由于她母亲李莎在接受采访和写文稿时总是用俄语，所有的翻译工作又都是她做的，所以她也很清楚这些事情。“1946年夏，父亲去了哈尔滨，参与了同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阴谋的斗争。直到1946年秋，他才结束了工作。接着他又去东北局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担任对外联络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参与了长春和平解放的敌工工作。1948年夏，父亲主持筹备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从此又开始主管工会的事情。上世纪20年代他就是全国著名的工人领袖，多年后又重新回到工会工作，他非常高兴。”

　　“父亲在1948年底从沈阳去西北坡参加会议，他是作为东北局的代表。后来毛主席要求父亲和他一起进北京。4月初，我和母亲也来到了北京”，回忆着李立三回国后的工作历程，李英男的眼角开始有点湿润，“进城后父亲主要负责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组建及新政协筹备会，另外也承担其他一些工作。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赶上了国共谈判，那时是张治中带队来的，国民党代表团住在北京六国饭店。由于代表团成员中有好几个是湖南人，其中的刘斐，还是父亲小时候的同学和密友(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专门拜访过他)，因此父亲虽没有在会场参加谈判，但却在会下协助周恩来做了很多国民党代表团的工作。当时我们也住在六国饭店。因为我妈妈是苏联人，父亲怕外界会有各种猜疑、对谈判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对妈妈下了禁令，不让她随便出屋露面。”

李立三以全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在报到时签字

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出席开国大典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号召。“中央进城时，大部分人都是农村工作、军队工作经验多，而具有工人运动经验的人少，所以父亲当时是作为工会首席代表出席新政协的”。李英男告诉笔者，由于她当时年龄小，记忆中只剩下了几个最深刻的片段。“建国时，我印象最深的就只有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两个片段。记得有一天，爸爸拿回了好几个国旗、国徽的方案，还是彩色的，爸爸还问我们喜欢哪一个？”

　　虽已记不清楚当时选择了哪个图案，出于儿童的天性，李英男对此的记忆却很深，“后来听身边人说，父亲还曾和毛主席一起去火车站接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呢。”她接着补充道:“开国大典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为了看开国大典，我们提前一天就住在了北京饭店。10月1日，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父亲被安排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隔一个人而立，妈妈则被安排在下面的观礼台上，和苏联代表团一起观看，我和妹妹就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朝外看，虽看不清楚天安门城楼，但是等待在长安街上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解放军战士、骑兵与战马、装甲车却俨然可见，现在回想起依然历历在目。毛主席的讲话至今还时时回荡在自己的耳边。”

　　建国后，李立三虽然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但因担任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还兼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工会的很多常务工作都是李立三处理。李英男还告诉了笔者一件事:“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防止美国人来中国狂轰滥炸，我们国家成立了防空委员会。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具备这方面经验的同志，就请了一些苏联顾问。后来国务院还专门商量防空委员会的负责人问题。由于卫国战争时爸爸在莫斯科，德国人开始轰炸莫斯科时，他就曾作为搞防空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值过班。会上，周恩来想起了父亲，他说:‘立三，你有这方面经验，我们都没有，你就来负责吧。’”就这样，李立三负责起了防空委员会的工作。

国际化大家庭

北外俄语“小研究室”

　　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李英男教授谈起了她的家庭情况。“我的爸爸是湖南人，姥姥和妈妈都是苏联人。我们几个孩子都是搞俄语的，北外俄语研究室的同志曾说‘你们家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小俄语研究室了’”，她笑着告诉笔者:“妈妈在北外工作了50年。十年前，为了表彰妈妈在俄语教学方面的工作，世界俄语教师协会授予她一枚银质的普希金奖章；几天前，这个国际组织也授予了我这个奖章，母女二人同授这一嘉奖，在中国的俄语教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呢。”

　　最后，李教授告诉笔者:“我的爸爸李立三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后来历任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妈妈李莎是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本人也曾经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所以，我与《人民政协报》还是有渊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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