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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苏斐:怀念父亲

苏斐 新三界 2020-06-24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苏斐,1953年生于合肥。1970年初中毕业于安徽芜湖一中,七二届芜湖一中高中。毕业后十年学过工做过代课教师,1982年考上公务员,1985年电大不脱产毕业,1984年进入省市森林警察序列,从警18年,2002年机构改革时提前退休,时为二级警督警衔。退休后出国带外孙,同时陆续发表短文小说等千余篇,笔耕不缀。


原题 
怀念父亲




作者:苏斐



4月13日是父亲的忌日。4月份对于我家来说是一个感伤的季节,父母均是在4月离开人世的。父母的人生,在经历过严酷漫长的艰难岁月(长期的政治迫害{反右和文革})后,在春暖花开时的季节,双双离开人世。

 父亲是皖南名人之后,宋词人苏东坡之弟苏辙第34世孙,徽商“苏百万”族人,台湾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是其堂姑母。父亲原籍在皖石埭(台)县城广阳镇。原名苏意蕙(1917~1989),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苏帅仁。其父苏泽轩,1923~1925年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主事。父亲13岁时就痛失双亲跟着祖母长大;一个姐姐远嫁湖北黄石,一个弟弟也早逝。所以苏氏宗族虽然显赫,但是到了父亲这一分支,却是凋零衰败了。

父亲在安徽大学读书期间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成为当时安徽大学搞学运的热血青年之一。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父亲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随后专程去京拜会“一二·九运动”负责京冿学生联合会主席黄诚,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父亲从黄诚处吸取很多革命理论,奠定了二人的终身友情。父亲于1937年8月由黄诚介绍入党参加革命。 
 

由黄诚介绍入党的苏帅仁(中)、崔思权(左,解放前牺牲)、赵节(右,原名赵德欧,原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1953年任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部副主任,后任对外部副主任兼华侨部主任 ),摄于1938年4月


父亲的传奇经历



父亲在家乡是一个传奇式人物,被民间颂为奇人,口碑极好,几版的《石台县志》中都有记载。1938年8月父亲受中共皖南特委派遣,到家乡崇实中学任教师作掩护,在太平、石台县创建了中共第一个支部,父亲是中共石台、太平县的共产党首任书记。

1937年新四军由原八省游击队为主体组建,首先在徽州岩寺进行集结。此间军作战科长李志高在父亲的陪同下,两人秘密潜入泾县太平一带遍踏勘察地型,绘制军事地图,从而确定了新四军军部的选址。(李志高是极其优秀的军事人才,皖南事变突围到江北后,为新组建的七师参谋长,时传事变中出现三堆火光疑有内应,遭诬陷被审查,其性格过于刚烈愤而自杀,紧接着彻底澄清但已为时晚矣!否则开国将军应添一员了)

父亲之后任新四军皖南黄西独立团政委。在解放战争大军南下渡江期间,曾作为敌占区游击队领导,策应解放军渡江作战。《人民日报》曾刊当年二野11军政委渡江回忆录中提及父亲。鲍先志中将“雄师渡长江” (原载《红旗飘飘》15集)一文中,有一段关于父亲苏帅仁率皖南游击队与大军会师的记载。 
 
右起第一人杨明( 原安徽省委组织部部长);第二人苏帅仁;左起第2二人罗白桦(1953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建委副主任等)

 1980年代初,大弟陪同父亲去皖南参加“皖南事变”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看到当年与父亲一起的三个本地最优秀人物,由于当时选择目标不同(黄埔军校、共产党),结局大相径庭,数父亲最惨,很不理解,对父亲说:“你当年走哪条路都比走这条(参加共产党)路强,你为什么呢?!”父亲怒视着他半晌,冒出一句话“脓胞不带(言下之意当时共产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讲,他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1950年的父亲,编写华东野战军三野战史(前排居中) 


1951年父亲是省财经委领导,前排左起第4人,中排左起第一人为母亲


 前排右一为父亲,后排左一为母亲


父亲的一段婚姻往事
 
 
父亲在世时因政治缘故对往事忌讳如深,我们子女都不太了解他的过去。还是因为神奇的互联网,2008年上海某高校教师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是亲戚,继而加电邮联系上才发现了父亲的历史踪迹,并联系到了一些亲戚,还得到了父亲25岁时的照片。这才知道父亲还有一段婚姻往事。

祖父苏泽轩,1923年与同乡倪文铭同在民国财政部任职,同住前门外石埭会馆。据说祖父苏泽轩与倪文铭极谈得来,许下子女姻缘,倪文铭二女倪多吉嫁苏泽轩长子苏薏蕙(苏帅仁)。倪文铭之弟倪文硕由倪文铭指引进入金融界,是中国金融界风云人物,解放前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任一级襄理、常务董事,给号称中国的“摩根”的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当私人秘书。

据亲戚追述,父亲极不待见前妻倪氏,甚至说父亲参加革命的原因是“逃婚”。每次祖母去倪文硕家看望孙媳妇时,(因为倪文铭也早逝,其弟倪文硕就成了倪氏的监护人)想到常年外出不归家的孙子,常常是泪流满面气得以头撞墙。父亲的这段包办婚姻在解放后就结束了,与倪氏没有留下一儿半女。1951年父亲与我母亲结婚,连生了三男两女五个孩子,与母亲感情甚笃,一辈子没红过脸,堪称模范家庭的楷模。 

父亲“吃里扒外”的惊人往事
 
 
皖南事变发生前,作为东南局秘书的父亲随曾山一起北撤到了苏南,事变后奉中央指令潜回皖南专门联系项英袁国平,结果羊入虎口,反遭国民党捕获。

有着强大家族背景的父亲很快被作保释放。父亲释放后去信给远在香港的叔岳父倪文硕,倪文硕安排父亲去屯溪上海银行下属屯溪福新面粉公司任职。

父亲在屯溪福新面粉公司半年许,卷走部分资金不辞而别,原来他不但不思图报叔岳父倪文硕救助之恩,反而与欧阳惠林(解放后曾任江苏省省长)一起密谋策划,把面粉公司的资金卷走给共产党做活动经费,由欧阳惠林提供账号并转款。

据倪文硕儿子倪兆京(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70年代末任邮电部第一研究所所长兼总工;妻钱妙福退休前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处总工程师)日记记载:倪文硕早知父亲参加了“异党”,但他仍是自已侄女婿,他预料父亲命运有二:一是内战中捐躯,一是“异党”成功,会做大官。他不能做不仁不义之事。尔后,倪文硕专程去屯溪,替父亲还了钱,平了事!

当年澎湃把农民引到自家“吃大户”,父亲把亲属的钱往共产党里挪,那时的共产党员(为了理想)真是六亲不认,视钱财为粪土。幸亏父亲去世得早(1989年4月13日),要是活到现在还不被气死!时代变了,像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现在看来很傻,只能说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理想主义者。

父亲的历史问题


皖南事变爆发的前一周,父亲已经随皖南特委书记曾山(苏帅仁时任皖南特委秘书)的先遣团,从南陵东北方向成功撤到苏北。随后皖南事变爆发,中央与新四军军部联络中断,叶挺项英生死不明。根据中央指示,苏皖区党委书记邓振询专门指示:派苏帅仁(鉴于苏是当地人,又是当地党组织首任书记,人脉熟,情况清楚)单人化装潜回皖南,联络项英传达中央指示。此项任务作为死任务必须完成,在当时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把父亲往虎口里送。

果然,父亲一入境即被认出(他在当地是名人)。后来在党组织多方营救下,由当时的太平县县长焦鸣銮(解放后曾任省民革副主委)作保释放,软禁在家乡石埭。后由叔岳父倪文硕帮忙脱离险境,回到山东根据地。从此,这段历史成了父亲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每逢运动必拿其说事,以致父亲自嘲为“老运动员”。

当年新四军这一大批经保释出来的,均成为历史上有污点者。全国解放后首次定级时,与父亲同资历的杨明等人均定为9级,只有父亲定为13级。这是父亲参加革命初始未曾料到的,党内斗争使人寒心!

1959年父亲划成右倾


1950年代曾希圣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政治上推行极左路线。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此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安徽沦为重灾区,冤狱重重,饿蜉遍地。所谓右倾,就是反对当时的大跃进饿死人的做法。以张凯帆为代表的有良心的安徽官员,因为目睹百姓饿死太多,不顾官帽拍案而起,最后一个个被弄得下牢坐监!

父亲是受李世农案件牵连,被打成右倾的。小时候听父亲说过,一开始他还是“打虎(右倾)队长”,省里布置任务下达“老虎”指标,他说没有那么多老虎怎么办,总不能硬套吧?说这种话就是右倾,所以很快自己就成了“老虎”了。1959年父亲被下放泾县劳改。我们全家跟后前往,正好赶上三年困难,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不堪回首的岁月,全家人死里逃生,直到1962年甄别平反。

父亲在等待甄别期间,恰逢毛泽东一纸手令在全国范围内一律停止甄别平反。仅仅只差一个星期,父亲的冤案就不能平反。张凯帆、杨明出于同情,私下与芜湖地委书记朱农商量,把父亲安排在芜湖,象征性地给父亲安排个芜湖地区卫生局副局长、护校校长的(拿工资吃饭的地方)工作。 

曾希圣酷爱围棋,与人下棋,私下里只准赢不准输,在安徽谁都怕他,与他下棋都让着他,父亲不吃他这一套,每次与曾希圣下棋都是率性输少赢多,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终于一次曾希圣恼怒之下掀翻了棋盘,两人恶语相加相互对骂。从此两人绝无来往,埋下日后祸根。

家里珍藏有父亲的一副好围棋,是战争年代缴获的,陪着父亲戎马生涯。圆形棋盒是紫檀独木挖出来的,与盖浑然一体。棋子是云南出产的号称“云子”,黑棋子对着光看是绿莹莹的半透明状。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这棋子当时是一两银子一颗。

文革劫难显本色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死老虎”,理所当然地最早受到了冲击。父亲被戴高帽子敲锣游街,抄家封门、关押住牛棚接踵而至,我们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父亲被揪斗时的惨烈状况我是不忍在此叙说的。只想说说父亲坦然面对政治风暴的智慧和远见:

一,绝不自杀。文革初期,一些老干部顶不住自杀了,父亲听了异常痛心,和地委的老干部一起挨批斗时就再三劝慰大家:“死了就永远讲不清了,只要留得青山在,总有清白的一天”。并列举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时的极左错误,许多历史上没受过冲击的工农干部在父亲那里增长了见识和勇气。

二,乐观主义。一次我到牛棚去送饭,听见造反派恨恨地说:“苏帅仁想得开哦!每餐都吃甲菜!”(关押在父亲原来当院长的医院里,有食堂)

三、保护同志。文革时造反派外调人员络绎不绝,都是到父亲这儿来寻战友们“罪证”来的。记忆中有调查曾山(曾庆红之父,父亲在皖南特委时是曾山的秘书)、胡明{前旅大市市长}、方培芝(父亲的学生,1949年解放前夕在父亲的策反下起义投诚的)等。当时中央专案组调查人员非要父亲证明曾山的莫须有问题,父亲不干。面对高压,父亲言语激烈,最后还对调查人员拍桌子。(当时我在现场亲眼目睹,非常地害怕,总觉得父亲是在惹火烧身)调查胡明问题时,我还记得父亲对调查人员说的话:“当时斗争是很复杂的,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共产党员是双面或三面是很正常的,是工作需要,不能由此就说是叛徒!” 
 
文革期间,我们5个子女中有4个下放农村(只有我一人留城)。每逢上调受父亲问题牵连不能回城。大弟1976年曾被招入伍,在部队已经当了一个多月的兵,被人揭发有“家庭问题”而退回。绝望之下,兄弟们准备去找父亲的老战友熊兆仁(解放后任福建军区、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等职)解决前途问题,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愿意连累熊兆仁,我们当时很不理解。 
 
我家留有熊兆仁夫妇多张照片
 
父母手中抱的是熊兆仁的女儿,摄于1951年11月11日熊的住宅前 
 
虽然父亲后期政治生涯中官职不大,但永远是核心人物。我家在文革后期,就成了地委里的一个政治沙龙。老干部们喜欢聚集我家,听父亲讲当时鲜为人知的党内秘史。父亲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住在名演员舒绣文家,对蓝苹(江青)的身世很了解。每每说起“烂苹果”(江青),总把我母亲吓得半死,摇头使眼色给父亲,阻止他继续说,可惜父亲在兴头上,全当看不见。

现在回想父亲在政治风暴和文革中的态度,不由得不想起我们苏家的老祖宗苏东坡:狂放洒脱的性格,被贬时的寄托山水自然的情怀,简直是一脉相承。

生活中的父亲


父亲是个健谈风趣的人,而且文武双全。苏州大学原校长陈克潜教授(陈祖父陈惟彦是我国北方民族工业的先驱和现代水泥工业的创始人。陈氏家族与苏家倪家都是祖籍皖石埭县的名门或名人) 为纪念崇实中学诞生九十周年所作“崇实中学 九十年春华秋实”文章中是这样评价父亲的:“苏帅仁文武双全,是崇实(中学)校友中的佼佼者”。 

父亲多才多艺。字书棋画样样精通。尤其是父亲的书法。据说父亲早年居住在倪家时,深受其岳祖父倪久香金石书法熏陶,(倪久香,前清秀才,书画家,金石家,是当时公认的“大书法家”,出版数十本遗墨字帖)练就一副好书法功底。父亲练了一辈子的毛笔字。从小到大,家里擦屁股的草纸,全是墨迹,都是父亲练完字后才作手纸用。

文革后期,看到过父亲与前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之间的一封私信。信中张恺帆要我们子女好好跟父亲学书法,这位“龙华千载仰高风,烈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作者,谦虚地说自己书法没有父亲好,让我们子女对父亲的书法造诣有所认识。

父亲也曾经让我们子女学习书法,但是他要求甚高,提笔写字时要求腕上必须放一小碗水,几番下来,兄弟姐妹们都不干了,他也不强求,完全凭我们的兴趣。

我的兴趣不在练字上,常常是躲在父亲身后,乘他不注意,猛地抽他手中的笔——当然是次次落空。父亲得意地说:“你能抽动我的笔吗?没门!”

父亲的旧体诗词也写得很好,有一幅赠给小弟的警言印象尤为深刻:小溪不知自己浅,总是到处游荡;大海不觉自己深,还在凝神思索。

父亲对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兄弟们寄予厚望,用诗词激发他们励志。 家里至今留有父母亲密友吴文瑞、宋亦英夫妇(吴文瑞是原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副秘书长,宋亦英是安徽省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诗词女作家)赠送的线装老版本《辞海》,民国老版本的二十四史和一些残缺的徽墨歙砚。文革中造反派抄走一个两寸见方的大玉玺(印章),宋徽宗赵佶的画等等,已经不见踪影了。

父母亲的结婚照

我们子女永远搞不清父亲那些本事(才艺武术)是从哪里学来的?!1950年代初我们家住在省委宿舍时,省委机关每逢节庆活动,总有父亲的两个保留节目:拉二胡、玩杂技。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父亲在省委大礼堂台上,头顶八仙桌的一条腿情景。

父亲拉二胡,老是一两个曲目,已经听得烂熟,也不知道是什么?可是在八个样板戏统治的10年里,倒是不同的声音。打倒“四人帮”的前夕,一天,家中收音机里突然响起了那么熟悉的二胡曲,原来就是父亲天天拉的,问父亲才知道叫“良宵”“二泉映月”。父亲说:“(国家)要出大事了!” 

父亲还会变小魔术、玩牌。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们用手影玩,我现在还会用手影变老鹰等。原市委书记刘健农对父亲的牌技佩服得不得了,可惜父亲生前从来没有向我们展示过,每当提起,总是淡淡地说:“那是玩老千!”

父亲的水性极好,据倪兆京(倪文硕之子)日记记载,年少时的父亲游泳功夫了得,能一口气潜至对岸,很受儿时玩伴佩服。记得1965年毛主席号召到大江大湖去游泳,父亲借由逼着妈妈,率领全家人到镜湖去游泳。母亲胆小半蹲在浅水里不敢向前,父亲教我们孩子学游泳。父亲把我扛到深水处,简单地说了一下漂浮水面的方法,乘我不注意突然游开,我在深水里挣扎着喊救命,他在远处喊“抬头、挺胸!”看到我快不行了,才过来把我捞起,从此我再也不愿意和他学游泳了。

那年头,夏天里没有人家敢让孩子游泳,只有我家,任兄弟们到青弋江、长江去游泳,三个兄弟很快学会了游泳,一个个十几岁就横渡长江,游泳算是后继有人了。

父亲懂些中医,文革闲时又会学了针灸,给母亲针灸治好了她顽固的失眠症。自此上门求医的络绎不绝。每次我有个小病小灾,他就拿出针灸,吓得我钻桌底床底,不敢轻易说哪里不舒服。后来我也在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了3个月,替牙痛患者针灸,发现有奇效,但是就是害怕父亲的针灸,不相信父亲。

除了非常时期(三年困难和文革初期),我们的家庭氛围是很愉快的。每次家里吃饭都是愉快的大聚会。父亲喜欢在饭桌上讲经讲史和他年轻时那些奇闻轶事(母亲酷爱文学,对我们女孩子影响大些)。

父亲小时候练过武,又参加过黑道,在青红帮青帮中,据说辈分还很高。有次他到上海(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上海贸易货栈工作过),途中没有钱,立马在轮船甲板上摆下棋摊,用江湖黑话大声吆喝,引来黑帮捧场,一会儿就筹集到了许多大洋作为党组织经费。

父亲与母亲的关系异常融洽:母亲对父亲很是欣赏,在孩子们面前经常夸奖父亲的能耐,对父亲充满了崇拜之情;而父亲一生都把母亲捧为宝。比如吃饭时总是把好菜往母亲碗里夹,还要补上一句“他们(孩子)吃的日子长着呢,你不要管他们!”(母亲心疼我们子女,总是把有限的好食物分给孩子们)

父亲一辈子都称呼母亲为“小程”。母亲五十岁后在外人和孩子面前,对这称呼有些腼腆,说:“你不能再叫我小程了!”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你在我面前永远是小程(母亲比父亲小13岁)!”从小到大,我们已经习惯了尊重母亲为大的氛围。   


兄妹5人小时候的照片,右起第一人为作者


我们家还是严父慈母的典型,父亲永远扮演着“狠”角色。父亲用军事化方法管理我们五个子女。立了规矩一条条贴在墙上:撒谎打几板子;放学不按时回家打几板子;丢东西打几板子——都是明文规定的。到了犯错时,只能乖乖地伸手让父亲打。

最不人性化的是打时还要自己数数,声音小了父亲还“狞笑”着假装不算数,每打一板子我就拼命抽手双脚乱跳,嘴里喊着“不要,打轻点”……我们每次挨打时母亲在一旁说情甚至袒护,但是总不会因此而少打。

文革抄家时,小弟乘乱把写有“专打小应生”的竹板毁掉,直到成年以后才提及此事。所以,我们兄弟姐妹都是比较亲近母亲而对父亲耿耿于怀——挨板子的滋味永生难忘!可是现在是想重温也永远没有机会了。

小的时候,父亲说我生下来还没有猫大(我是双胞胎中小的,只有3斤多),眼看没气了,他就把我往地下一扔,说扔了算了,还是我妈妈舍不得才抱回来.......我一直信以为真,气得要命,我越生气父亲就越快活——现在我发现我们姐弟也遗传了父亲的这个秉性,喜欢逗小孩子们生气,这才知道那时父亲是在逗我们玩,联想到1960年代末我已经十几岁了,生病时父亲还背我上医院的情景,不禁心生感动,把小时候挨打的怨恨化为乌有。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认识越发深刻:原来我的父亲是男人中的佼佼者!作为丈夫,父亲是天下少有的好男人。1989年4月13日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时,左右邻居感叹:“苏老去世了,张家山再也没有好男人了!”(父亲服伺卧病在床的母亲已经十余年,任由母亲使唤和挑剔,不容易啊!) 灵堂上的挽联是兄弟们撰写的: 

一生坎坷磨难历尽献身革命志不移
文武兼怀才略未酬长使生者泪沾襟 

父亲去世时,张劲夫,姬鹏飞,谭启龙,李步新,张凯帆等老战友老上级都曾发电报或打电话,表示悼念之情。这就是父亲所得到的最后一点安慰了。父亲生前多次提起死后要作灰烬撒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嘲笑睡水晶棺材的人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在母亲1990年4月23日去世后(母亲在父亲走后了无生趣,坚持到次年父亲的忌日准备同去,在医院的抢救下多延迟了10天),我们按照父母(母亲在遗书里交代连追悼会也不开)的遗愿,选择让父母的骨灰同葬在黄山脚下太平湖的湖底,好让他们魂归故里。
 
 黄山脚下的太平湖,父母的骨灰在那里(作者摄于2013年4月5日) 


沧海桑田,皖石埭(台)县城广阳镇连同父母一起已经静静地躺在太平湖底,怎不叫人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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