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丨田力：从延安到东北，父亲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

作者档案

田力田力，50后人，文革时曾在集成电路工厂做芯片光刻工七年，1977年考入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机关做经济管理工作。2002年读中科院心理所发展与教育研究生班。现为国家发改委退休干部。

原题 

我的父亲段竞

作者：田力

我至今珍藏着一份签发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的“吉林省政府任命状”，上书：“兹委段竞为吉林省税务总局局长。”

看到“任命状”的衬底中写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就会猜到，这不会是国民党的“任命状”，而一定是我们共产党的。

确实如此，我党的军队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即挺进东北，一边与国民党及各种土匪作战，一边建立起我们的政权。早至全国解放前近三年的时间，即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初，已经建成的共产党吉林省政府便任命了一批管理国家的领导干部。

这份任命状就是给我父亲段竞的，因此，我父亲即使不是第一任吉林省税务局长，也是最早期的省级局长吧。在这之前，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七十二团政委；更早，他一直在著名的三五九旅做“民运”工作，就是专为部队管钱财的财政工作。因此，在吉林省建立省政府时，他便义不容辞地开始为新的国家管理财政了。

命运没给我面对面读懂父亲的机会。在我还没学懂人情世故之时，那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就把我从父亲身边远远地驱赶开了，之后，便残酷地夺走了他。

七年之后，当我看到迟到的父亲悼词时，那是我第一次读父亲的一生，是从别人无情无感的笔下读，但还是被惊到了：只见那旧式打印机打出的很小的字，密密麻麻两页纸，每一句话，就是父亲的一个功绩。一个人在不长的生命中，怎么可能做那么多的事。

就在那一瞬间， 突然明白了司马迁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生命，是用一生为国为民奋斗的功绩化成的一石一土堆积出来的。

有书云：回忆是与父母相聚，而于我，回忆却是攀登父亲这座泰山，那里有太多无法企及的高峰和无从观尽的风景。

一. 求学时期的选择

父亲1912年出生于河南省偃师县段湾村一个富家。祖父段品三心志高远，白手起家，亦商亦农，创建起偌大家业后，并不守成于土地与财富，又担任村小学校长。之后，再用自家财富又建一所小学，让村中儿童尽能求知。父亲是长子，看祖父为他取的名字便知在他的身上寄予厚望：段伯鸾，祖父希望他是人中大鹏，飞得高行得远。父亲后来真的实现了祖父的希望，不过“实现”的内涵却是彻底革了祖父所代表的那个阶层与那一时代的命。

因此，父亲自小就被祖父送进私塾，后再入村小学。父亲秉赋极高，十岁出头，已经感觉村中教学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坚决要求走到更远更新的学校去。于是，拗不过儿子的祖父只能送走父亲，此后的一生，只能远远地看着儿子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彻底背离他曾经的人生。

而父亲十二三岁开始离家，从县城、开封、郑州直到北平，路越走越远，学越升越高，直到考入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高中部。

只是，父亲的求学方向却有了天差地别的转变，从最初成绩最好的“学霸”，变成带领同学们闹学潮的“造反领袖”。

从初中时起，父亲就开始参加各种追求民主的学潮。进入高中后，适逢“九一八”事变，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父亲更是走在学生运动的前列。受到学校当局的追查后，父亲干脆跑去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北平。

1932年，一心救国救民的父亲专门考取了地下党组织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一进学校，即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并且很快加入了共青团。接着被党组织派去做工人运动。因为共产党从理论上是工农阶级的党，所以像父亲这样的学生即使加入共青团，也需要经过工人运动锻炼。

父亲以促进自己政治上更加成熟为目标，认真接受了锻炼。回到十七中学后，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抵制日货、纪念十月革命胜利、挽救被捕的进步学生等一系列运动的组织工作。

反动政府与学校当局对十七中学的学生运动全力打压。于是，学生领袖们决定带领全校同学罢课，以抗议政府打压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同学们选举出十位学生代表组成领导小组，父亲是其中之一。他们组织学生赶走了校长，封锁学校大门，开始了数十天的抗议活动。

无计可施的政府与学校当局最后实施了欺骗伎俩，他们派出新校长与学生谈判，同意学生的所有要求，让学生们打开校门恢复上课。即使学生领袖们都曾经接受过组织的锻炼与考验，但对付这帮政客的诡计依然没有经验。当全校学生参加新校长就职典礼时，敌特便衣数百人突然将学校包围，当场搜捕十位带头的学生，有五六位同学被逮捕。幸得地下党组织全力营救，父亲得以逃脱，后避走河南老家。

这是父亲学生时代最壮烈的一次政治斗争活动，由此终结了父亲的学生时代，像是以最激烈的剧情为全剧压轴。

父亲生性安稳好学，按照他的本性，最适合做一位研究学问的“老学究”，但父亲却做出了与他的性格完全相悖的选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父亲放弃了安逸，专选那一条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荆棘路。

二. 老家的怀念

1934年，避难回到老家河南的父亲在党组织帮助下，直接进入邻县的一所小学官庄小学做了教员。

今日仍保存下来的官庄小学遗址

官庄小学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父子创办的。那位父亲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因此，十分赞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官庄小学就成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据点。

父亲与几位党组织成员共同组建了党团支部，对外打出了“中国反帝大同盟”的旗号，在周围各个乡村中宣传抗日，发展会员，创办农民夜校等。父亲发挥在学生运动中的特长，组织戏剧演出队，亲自当演员，到各乡村演出抗日话剧。

一时间，在小学周边的广阔农村中，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地传播开来。

2013年，当我到父亲曾经奋斗过的官庄小学访问时，已经成为“危楼”的旧校址十分寂静。只有大门边坐着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交谈后得知他曾经是官庄小学的学生，因此，就喜欢回到学校门前来坐一坐。

我立即试探地向他询问：“可记得当年有一位姓段的老师？”

没想到他很快回答：“是段湾的吗？”他果真记得，说父亲个子非常高，经常演戏剧，书教得很好，对学生很好等等。

当年的官庄小学学生，现在还记得父亲当老师时的事

父亲他们的抗日活动再一次受到反动当局的镇压，有警察直接到祖父家里搜捕父亲。老家的亲属们至今流传着父亲“逃跑”的故事：有一天父亲与几位教员一起向学校门外走，迎面碰上几个便衣人进校门，他们开口打听父亲在不在，走在后边的父亲非常机警，一看情形不对，立即转身向学校的后墙跑去，翻过墙直奔外面的庄稼地，幸好当时庄稼已经长高，父亲躲进“青纱帐”，才没被逮捕。

我进入官庄小学仔细看了学校的围墙，时至今日那墙依然挺立，十分完整，大约有二米高。我马上担心，父亲当年翻这么高的墙，没有摔伤吗？

反动当局的镇压，再一次逼得父亲远避他乡。

从1934年中到1936年初的近两年中，父亲经常处于寻找组织与生活两无着落的状态中，在开封、北平、西安等几个城市间流浪。其实，父亲只要回到祖父家，富裕安稳的生活就在等着他。但父亲就在诱惑的时刻吸引中，辗转于艰难困苦中，像流浪的孩儿找母亲那样寻找着党组织。

三. 西安入党

1936年初，父亲再一次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加入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之后，与百位青年学生一起，赶赴西安，参加由张学良组建的东北军“学兵队”。

一个月后，组织选派父亲到张学良所办“西京民报”任会计。

小时候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他在西安当兵的经历，开玩笑地说：他那时太瘦，扛不动枪，所以才被调到报社工作。

进入报社工作才合了父亲温文尔雅的气质，他不仅做好会计工作，还帮助校对、负责接待，事无巨细，只要他能插上手，都毫无怨言地全力做好。特别是在夜晚要秘密为党组织印刷各类资料，父亲经常白天晚上连轴转上几个通宵，从不叫苦叫难。

因此，到“西京民报”社工作一个多月后，1936年11月，经报社地下党员魏文伯介绍，父亲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父亲对党的追求一如这诗的描写。从初中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开始，父亲就选择了共产党，数年中历尽劫难终不悔。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不是荣耀与利益，相反的，却是自断回头路，终生去做救国救民的“敢死队”。

可在父亲却没有一丝的算计与犹豫，当时的感觉就是千辛万苦的寻求终得党的承认，必以自身肝脑涂地来感恩。由此，父亲的危难人生再次升级。

就像是宿命，父亲被党所接纳所承认开始于入党的这一刻；但到了那场浩劫时，父亲被批斗被抛弃的理由也由于这一刻。这一刻既凝聚着父亲一生浴血奋战的荣耀，也幻化出无尽的污陷毁誉与折磨；父亲的功绩与荣耀有多高，那污陷与毁誉就有多深!这一刻被父亲认定为他有价值的新生之始，但浩劫来临时正是这一刻将他的生命送终。

命运的“始”与“终”究竟有多深的奥秘缠绕？

在报社工作仅不到一年，但给父亲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

一是在暴风眼中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父亲与报社同仁全力以赴报道真实的事变内幕，对抗国民党的虚假新闻。也在这段事变发生期间，父亲负责接待了美国著名的“红色”记者史沫特莱，陪伴她采访西安事变有关人与事。

二是父亲经常为延安秘密运送印刷品。每逢后半夜印刷好延安的资料，父亲利用租来的东北军的汽车，化装成东北军人员，把一车一车资料连夜运到靠近延安的共产党地下接应点去。中途经历过多少盘查、危险，那情节一定比现在的“抗日神剧”惊险得多。不过父亲靠着机智，一直顺利完成了那段“历险记”。那一时期多少红色书报文件都是经父亲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延安!

三是父亲亲自把报社的物资送往延安。“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抓，西安市被蒋介石军队所占领，进步的“西京民报”被停刊。报社所余十几汽车的纸张、印刷机械等物资，党组织决定运往延安。父亲承担了这一重任。他先将物资运往杨虎城将军司令部，之后历尽波折，再转运到了延安。对于刚进入延安一穷二白的共产党来说，父亲运去的那些纸张与印刷机械，无疑是雪中送炭!

四. 三五九旅军旅生涯

“西京民报”被迫停刊后，父亲随被驱赶的东北军开拔到安徽，后听组织调遣回到北平，帮助“七七”事变后的难民出逃。在护送难民到达山西太原时，正好遇到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带领下开赴抗日前线途经太原，1937年9月，经党组织安排，父亲加入三五九旅。

终于加入到我军的部队中，只有经历过百找千寻的苦难，才能体会父亲那种蛟龙终归大海的安稳与喜悦。虽然，军旅生涯那是时刻准备“戎马裹尸还”。父亲非常清醒，他用老乡的话说，到了部队那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三五九旅的人都说：王震将军“喜欢学生兵”。将军的喜欢，一定是给你最“难啃”的骨头招待。刚入部队，为父亲安排的工作就是独当一面的重担，到地方为部队征兵、征物资。

在敌占区征兵征物资，首先需要做的是动员群众。最长远的做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天下”。

父亲即刻下到山西的崞、忻两县偏远村庄，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建立起农会、游击队等群众组织，并组建带有政府管理性质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统一指挥各群众团体配合工作。还筹建起两县共产党的县委会。父亲一直担任两县“战地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并兼任游击大队政委、县党委委员等职。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晋察冀边区战场，父亲也到边区的各地征兵。

我母亲就是父亲到河北征兵时，参军入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的。年届九十七岁的母亲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河北征了一批二三十位青年兵，在带领他们返回部队的路上，在睡梦里遭遇日本鬼子突袭。父亲立即把各个青年叫醒，在老乡的帮助下，搭梯子翻墙，逃出村庄。

那年母亲十六岁，第一次离家，刚行军没两天，“狼狈”逃跑中把家里给带的衣物银元全部丢失。但看父亲，每逢危险都是指挥若定，早已是成熟的八路军指挥员。

1938年8月，已经做了一年多地方政权建设和游击队工作的父亲被王震将军亲自招回部队，并当面布置一项重要任务：像杨子荣那样独入匪窝，劝说土匪头子归顺三五九旅。

这是山西北部最大的一股土匪。匪首蓝仲孚原是阎锡山部下的副团长，后脱离军队，在山区招募流寇结伙为匪，发展成有一千二百余人、近千条枪的土匪武装。土匪中下设八个大队，队长都是恶霸或行伍出身，兵员则是地痞流氓、鸦片鬼或盗匪，只有极少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纯朴农民。

每逢看到父亲这段历史我都心疼得无以复加。父亲本是儒雅书生，江湖套路江湖手段一无所知，连普通的喝酒划拳都没沾过边，突然让他去智斗那样一群青面獠牙的兵痞恶霸，这不是让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羊入虎口嘛!

出发前，王震将军与父亲彻底长谈，告诉父亲如何化装通过敌占区，如何与土匪斗智斗勇等，直至鸡叫，王震将军叫人拿来伍十元钱交给父亲，作为活动经费。

父亲对将军这段谈话与细致的安排非常感动，他曾写道“我抱着决心不惜牺牲自己也要完成任务……”

明知不可能还一定要将其化为可能，父亲是报定就是把命搭上，也要把这伙土匪拿下的决心。

父亲化装成商人，通过180里日本人占领区，进入土匪占据地。

就像杨子荣入虎穴的剧情，一进入土匪窝，那些恶棍首先要灭父亲威风，非要与父亲比赛骑马射击。父亲原一介学生，骑马行路还凑合，边骑马赛跑边射击，父亲确实没那本事。但为了不让土匪阴谋得逞，就是刀山也得上。父亲毫不示弱，与他们比赛。就在这种比赛中，父亲不慎摔下马，摔断左侧两条肋骨。

在战争年代，只要不是致命伤，根本顾不上治，何况父亲当时正处在土匪窝里。因此，那骨伤根本没好好治疗，由此留下病根，解放后，那两根病发的肋骨无法再留，只能截去。此后，父亲的身体一直是向左歪着。从我出生起，看到的父亲就像一棵瘦高的老树被雷劈歪了树干。

父亲在土匪中开始宣讲抗日救国才是中国百姓唯一出路，动员纯朴农民走向抗日队伍，并劝说匪首蓝仲孚归顺八路军。但匪首一直阳奉阴违。于是，王震将军派三五九旅英雄团长陈冬尧率兵前去洽谈，要求匪首共同抗日。

但狡猾的匪首迟迟不动，于是，父亲与陈团长决定武力解决，他们用陈团长所带的一营兵(大约不到五百人)，包围了所有的土匪，激战一上午，终于迫使匪首蓝仲孚同意归顺三五九旅。他们按照要求到达三五九旅驻地，接受整编，改编为晋察绥抗游击队第一支队，蓝仲孚任队长，父亲任政治处主任。

这一场收编土匪的重任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其后，王震将军便把父亲当做为部队征兵、征物资、保障后勤供应的奇才使用。父亲一直担任各级“民运科长”，在极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征钱、征粮、征兵。父亲经常要去日本占领区做征收。父亲率人白天隐蔽，夜晚到各家各户动员百姓支援抗日。

在1940年时，父亲到太原附近做征收工作，几个月艰苦努力后，征集四万元伪币。他们再化装去太原市内买成药品、盐等物资，运回部队。这种工作每天都是在刀口舔血，稍有不慎，就会被日本鬼子抓住，那就是死路一条。许是父亲早已做熟这种敌人眼皮下的“商人”，竟然一直未出危险！

延安时期的段竞

三五九旅返回延安后，王震将军任命父亲任米脂、葭县两县税务局长，从那时起，父亲已经开始承担共产党政府的税收管理工作。

说起三五九旅，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所有的宣传都是在讲部队开荒建了多少良田，收了多少庄稼，但没人想过：当兵的只有枪，用什么开荒呢？没有那上千套的开荒工具，难道那荒是用步枪开出来的？

1941年，三五九旅一决定挺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部队未动，父亲先成了整个生产运动的物资保障规划者。没有开荒工具，父亲从边区银行贷款，购买铁，然后聘请村里的铁匠开始打农具，直到打出所有战士人手一套的农具后，部队才开始向荒地挺进。

只要组织生产，就离不开“产、供、销”这三个环节。父亲一肩挑了两个环节。父亲许是天生会做生意吧，在那么早期的军队供给制中，父亲居然开创了“股份制”!

他与王震将军的秘书马寒冰等人一起，建立起一所“团结军人合作社”，让每一位参与生产的战士把自己收获的农产品、纺的线、织的土布等，做为股金入股合作社，合作社将这些收获的物品，贩卖到敌占区，换回延安所需要的物资，再给每一位战士股东“分红”。这所合作社生意兴隆，父亲他们还在延安的繁华街面上盖起一座二层小楼。如果要考察共产党政府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建于何时，我敢说，1941年建立于延安的这所“三五九旅团结军人合作社”，一定会拔得头筹。

父亲的战友至今仍记得，父亲经常要去敌占区“做生意”，因此他的服装常常是“西装革履”，在延安那些朴素的军装中显得十分“另类”。经父亲之手签订了多少购买物资的“大单”呀，盐、药品、煤油……每次去敌占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来一去运送的物资都需要躲过日寇的搜查。延安丰富的物资、大生产运动成功的背后，有着父亲无数次敌占区冒险穿行。

父亲特殊的工作性质，为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烦恼。1943年8月开始“延安整风”运动，与父亲签订供盐生意的老板被査出是敌特分子，将父亲株连，开“整风”会时被逼迫，让他承认自己也是“敌特”分子。

被冤枉被诬陷的开端在那一刻已经埋下了祸根。但这没能改变父亲对自己信仰的选择，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个人的一点委屈是渺小的。”

没经历过战争的残酷与父亲那种多年流浪中的追寻的我，无法理解父亲即使是在被冤枉被逼迫中，依然忘我地工作。1944年1月，父亲作为三五九旅“团结军人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委员，参与合作社二层小楼开业典礼，之后他的生意越来越壮大。

结束那段冤枉的是三五九旅再次向南方出击，开辟新的根据地。1945年6月，三五九旅派出数千人的精锐部队，从延安出发，一路向南方行军，一路与日本人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作战。战争打得非常残酷，几千名壮士牺牲，每次战报回到延安，妇孺们哭声震天。

父亲再次随同部队出征，担任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一路征兵征粮，保障部队所需。

随着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南征部队迅速回到延安，父亲接到命令，跟随三五九旅的三十名先遣队员，骑马日夜兼程，开赴东北，抢在国民党前面接收东北地区。

两个月后，辗转千里的父亲到达东北。在那里，三五九旅改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父亲开始了一年多的剿匪或与国民党作战的战争生涯，直到1947年开始担任吉林省税务总局局长。

1945年，那是我的二姐出生年份。父亲说，战争年代军令如山，只要接到命令，天上下刀子也得出发。南征北战的父亲根本顾不上襁褓中的女儿，每一次奉命出征，奔向的都是死神张开的大网。

记得小时候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灰色封皮的小书，上面画着举着红旗的战士。父亲告诉我，那书里所写的一位小战士在河中遭遇敌机轰炸牺牲的事，就发生在他身边。那小战士是他的警卫员，那天过河时遇到敌机袭击，一颗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等爆炸过后，他回头找小警卫员时，发现他已经不见了，满河的水都是鲜红的。

父亲早已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共产党，战争时期是这样；即使战争结束了，他的信念也没改变，因为他还没忘记像那个小警卫员那样倒在他身边的战友。

五. 不倒的栋梁

新中国的政权初建时期，父亲一定是极少数之一的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财政与税收管理专家，他为东北解放初期财政与税收管理体系的建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久的生死考验与战争时期的物资保障工作，铸就父亲坚定的信仰与成熟的专业经验，他已经成为支撑共和国大厦的栋梁。

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先转到东北局，后进入辽宁省委继续负责财政工作。

对父亲在建国后的工作我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在我1982年离开大学进入新组建的辽宁省经济管理部门时，只要下到与财政有关的单位去，那里的老员工们，异口同声地向我表达对父亲的怀念。很多基层供销社、商店的老会计们都说，文革前我父亲经常下基层，曾经与他们交谈过，他们都说：我父亲真是位好领导。

作为省级的部长，父亲确实是下基层非常频繁的。在沈阳的一所大型副食商店里调研时，父亲发现了一位工作十分先进的售货员，他在全省做了许多推广这位优秀售货员的工作，促进所有商业行业服务质量的提高。后来，那位售货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闻名全国，名字叫李素文。在李素文介绍先进经验时，父亲叫当时上小学的我与姐姐去听先进事迹报告会，告诫我们长大要做先进的劳动者。

在我的印象中，文革前十七年平静安宁的日子是那么短；而十年浩劫的日子却延续得那么长，那是因为对父亲在浩劫中受到的折磨记忆太多!

文革刚开始时，父亲正因病住院。但发现混乱中，市场供应一下子就“断了顿”，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我们几乎买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父亲时刻都是信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看百姓吃不上饭了，他急得立即出院，回到省委紧急想办法为各市调拨食品物资。

那时的他根本顾不上自己身体有病，经常连续几昼夜不眠不休地开会忙碌。就在他为百姓能吃上饭而忙得脚打后脑勺时，那些“造反派”还经常要开批斗会、贴大字报批判父亲。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打倒父亲的标语；父亲被批斗，被打的事也成了家常便饭。但父亲没任何怨言，他还特别认真地嘱咐我与姐姐，去大字报棚里去抄写大字报，以便于他“认真”向造反派“认罪”。面对扑天盖地的大字报，我当时抄得手指上磨出了老茧!

经过父亲他们的努力，市场终于用发临时票证的方法恢复了部分供应。老百姓们能多少吃上饭的时候，父亲的厄运再一次降临，而这一次，是残酷而致命的。

我手边至今仍保存着一份辽宁省委在1978年发的“‘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决定”，文件中讲述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阴谋：“四人帮”及其死党毛XX一伙，为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蓄意制造一起假案，编造一个“东北帮”，其中包括九十位当时在辽宁省委省政府各个要害岗位上的领导干部，把他们统统“拉下马”，投入监狱、专政队，之后，那些领导岗位全被毛XX一伙占据。

因为父亲当年入党是在张学良所办的“西京民报”，所以他们说父亲是“东北帮”反革命分子；不承认父亲入党事实，说他是“假党员”“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一系列罪名。父亲先是被关进办公室，不许回家，随时挨斗；之后升级到专政队；再之后，把他赶到农村的五七干校，边专政，边劳改，听邻居说，父亲在五七干校经常挨打。

两年后，父亲被允许回家时，已经无法独自走路了，他原本有病，这时已经被折磨得病入膏肓。但即使是这样，每天父亲还要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很快。父亲的病更恶化，只能住进医院。但当时，医院拒绝接收一个“反革命分子”，经过多方求人，勉强住进一所中医院。

对于住院的父亲，那些家伙依然不放过，他们每天派几个的“专政队”到医院病房里，围着父亲的病床大呼小叫地批斗，严重时就拉住父亲的床单，把父亲放到地上斗。

那时父亲住在五六个人的大病房里，周围有工人病友，开始抗议那些家伙太没人性，居然这样折磨一个重病人。因为文革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没人敢藐视工人的话。于是，那些家伙让医院给预备一间地下室，每天把父亲推到地下室去斗。

1971年8月，因为父亲病重，需要从北京送一种救命的药。我从千里外专程请了一周假，去北京为父亲找到药，送回沈阳。那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父亲已经完全脱了人形，全身廋得仅剩一层近乎透明的皮，包着骨头。唯一的是父亲的腹部因腹水，肿胀得像小山，压着父亲瘦弱到极点的身体。他已经无法通畅地呼吸，无法吃饭喝水，经常高烧到需要抢救。但即使到了生命如此垂危之际，见到我的父亲，还是高兴得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年刚16岁的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死亡”，还以为父亲能长久地坚持着，用了我带去的药，也许会好的。我就那样没心没肺地每天去与父亲聊天，恨不能把我独自离家后的日子都说给他听，全然不知道父亲是忍着怎样的身体难受在听我的“废话”。

因为文革时对书籍的全面封锁，全国都找不到可读之书。我非常难得地读了一本《白求恩传》，父亲听到后特别珍重地鼓励我坚持学习。他有些兴奋地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他当时正好在晋察冀，曾经亲自见到过白求恩。

父亲一定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他非常郑重地向我谈起他对我的希望：国家未来的发展建设一定需要科技人才，不要放弃自己的学习，一定要争取上大学，只有经过学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将来我们国家的建设还要靠你们。

父亲的嘱咐我记了一辈子，也努力了一辈子。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以小学五年级的基础，考入大学物理系。这不是我的幸运，而是父亲的嘱咐一直推动着我。

在那仅剩五天的假期，我每天去看父亲，但父亲特别坚决地只让我呆半天，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在父亲死后，母亲告诉我，因为另半天，专政队会去斗争父亲，父亲不想让我知道这些黑暗的事情。

所以，在那些父亲临近死亡的日子里，他拼着生命之烛所余的最后一丝光，放大成了璀璨的阳光留给我。近半个世纪过去，我眼前飘动的，依然是父亲苍白但充满阳光的笑脸，那笑里面没有丝毫的痛苦。

仅仅过了三个月，那些天正是林彪坠毁的日子，每天各个单位都在按上级指示进行政治活动，最多的时候，是大家齐声高唱《国际歌》。我的单位正邻烈士陵园，此起彼伏的《国际歌》声在陵园里的松涛上空飘荡，伴随着那几天不停歇的小雨，我的心完全被这种境况缠绕，一直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果真，单位领导怕我年龄小路上出事，只是说让我再回家看看我父亲，再次给了我假期。我满心怀着期待回到了家，结果，只看到了存在家里的骨灰盒。

1971年11月3日凌晨二点，父亲开始大吐血，无法止住的鲜血从他的口里喷涌而出，医生用盆接都来不及。年仅59岁的父亲把一腔热血全部洒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大地上。

临死前，他依然说：“我不是假党员，相信组织上总有一天能查清事实。”

好样的，父亲，至死都没向那些代表人类丑陋、罪恶、黑暗的势力低头。至死都没被人的软弱、欲望、苦难甚至病痛束缚。

201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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