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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彭小莲：我的父亲彭柏山
作者档案
彭小莲
1980年冬摄于北京电影学院
彭小莲，1953年6月出生，原籍湖南茶陵，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其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代表作品有《女人的故事》《上海纪事》《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我坚强的小船》《请你记住我》等，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2019年6月19日在沪辞世，享年66岁。
第五代导演彭小莲去世
理想主义的困惑仍旧无解
6月19日上午10时许，中国导演、编剧彭小莲因病去世，享年66岁。作为第五代导演之一，生长在上海的彭小莲用影像与文字的创作，以坦诚与勇敢的态度回看过往的历史。
记忆作为一种存在的延续，人因为保存记忆而保有尊严和力量。纪录片《红日风暴》与纪实作品《他们的岁月》《美丽上海》是彭小莲了解父辈的一种方式，也呈现了一份对历史的答辩词。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岁月，她记录下那一代人为保持尊严而付出的努力。
除了纪实影像，她所拍摄的故事片《上海纪事》《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假装没感觉》《请你记住我》等，也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浪漫印象。
彭小莲感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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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彭柏山
作者：彭小莲
摘自彭小莲著《他们的岁月》
原编者按：“彭柏山在解放战争时任三野24军副政委，参加了淮海战役。解放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第二任部长，后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成员。”
父亲出事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住在武康路100里弄。那时候，潘汉年住在我们对面的马路。爸爸妈妈一直对潘汉年充满了敬重。
1954年9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汉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见了爸爸，他一时高兴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书’，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没有搭话。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父亲的沉默时，就会从这蛛丝马迹里一点一点重新理解当时的氛围。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见到爸爸时，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说：“老胡太天真了。”
在东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说话，突然冒出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记得1952年胡风在上海任“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时候，有一次周扬到上海，他跟爸爸说，30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和误会，现在希望能和老胡见见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听了很感动，打了电话给胡风，请他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妈妈特地在家里炖了一只老母鸡，希望他和周扬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电话里向胡风解释说：“我觉得周扬这次是有诚意的，你来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实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话是不用说得太明白的，大家都会听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扬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饭都吃完了，胡风也没有来。
元化叔叔感慨地说：“我也相信周扬是有诚意的。听说胡风后来还把这些事情写到了‘万言书’上，他实在是为你父亲好，结果是帮了倒忙。”
“他，写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太天真，相信了周扬的挑拨，把矛头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1953年，彭柏山抱着女儿彭小莲
总之，在听说胡风递交了“万言书”以后，爸爸已经感觉到一个很不好的预兆，但到底会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
一直到1955年4月，聂绀弩伯伯到上海的时候，专程跑来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说：“听说党要整你了，你行动要多加小心啊！”
在妈妈留给我们孩子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柏山书生气十足，坦然地笑着说：‘没什么，有错误自己认识，深刻检讨就是了。’”
但是，就在爸爸听到聂绀弩伯伯的转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风伯伯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来，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书信，一直鞍前马后地跟随着他，像生命一样和他维系在一起的书信，爸爸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爸爸烧毁那些书信，最初的动机只是想保护胡风伯伯。因为是胡风在三十年代带领爸爸步入文坛，也是胡风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荐给鲁迅先生，使爸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不光是这些可以说清楚的实际利益。是在这些最表面的实际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风的那一份真情，从孤岛时期，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他们之间互相的理解、信赖、支持和感情，胡风的友谊已经成为爸爸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着胡风伯伯受伤害……用妈妈的话说：“胡风是一个多真实的人啊，他什么时候会阿谀奉承，说假话？他给你父亲的信上，一定对文艺界那些极‘左’和专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评……”不能让胡风受伤害，这是爸爸最终的信念。
在妈妈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1955年初春，全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1955年5月19日，在间隔聂绀弩伯伯由上海返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妈妈说，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有人敲我们家的门。爸爸和妈妈都醒了，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一定预感到了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妈妈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家的老保姆起床，还是踢蹋着鞋跑去的。
可是，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竟然吓傻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不敢多问，敞开着大门掉头就向爸爸妈妈的卧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叫起来：“彭部长，出事啦……”她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的卧室：“警察，警察，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们家门口……”
爸爸坐了起来，这时警察已经站在卧室门口了。客厅里站满了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着走出了卧室。
妈妈跟到客厅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扫描器在屋子里检测，满满一屋子的人，却静得出奇。
父亲彭柏山
爸爸被逼到客厅的墙边，两个警察看守着他。
妈妈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受屈辱的样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来，手里抱着我，再领着另外三个孩子走进保姆的房间。当时小钧在学校住读。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没有发现胡风的书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厅。
领头的警察逼问父亲：“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爸爸冷静地说：“没有，一封都没有。”
“你把它们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畏罪销毁反革命罪证。”
“我光明磊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轻装行进。复信以后，就将来信毁了。
”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警察将爸爸全部的日记、读书笔记、亲友的照片、小说底稿以及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的通信，满满地装进一个大箱子，连同父亲通通被带走了。当时，父亲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
这是1955年的暮春。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
实在走投无路，妈妈去了黄逸峰伯伯家里。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啊！……”
不久，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走向了极端的抑郁。
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定均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愤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一天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向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彭柏山家人合影，彭小莲（右1）
父亲释放归来
父亲出狱了。那是1956年底，我都快5岁了。记忆变得清晰起来，理解依然是简单的。
记得那是1956年10月上旬，上海市委副书记陈丕显突然通知妈妈，要找她谈话。妈妈已经预感到要给爸爸做结论了，心里充满着希望，又充满着恐慌。于是在见陈丕显之前，妈妈又去找黄逸峰伯伯商量。
黄逸峰伯伯看着妈妈，冷静地说：“这次陈丕显找你谈话，看来是要给柏山的问题定性了。”
“你看会是什么结果？”
“我看会开除他党籍……”
黄逸峰伯伯没有把话说完，妈妈就“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怎么可以开除他党籍呢，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我不同意。”
黄逸峰伯伯摇了摇头，依然是平静地跟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对结论有任何意见。”
“为什么？”
“因为像柏山这样的干部，市委是做不了决定的。结论是中央定的。你同意是这样，你不同意还是这样。到时候，说你态度不好，对柏山对你自己都不利。所以，你千万要郑重考虑。”
就在当天晚上，妈妈到陈丕显家里。她步履沉重，脑袋涨得发疼，即使是这样，妈妈还存有一线希望，希望黄逸峰的预感是错误的。但是，见到陈丕显时，他开门见山地对妈妈说：“彭柏山是坏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你有什么意见？”
妈妈心里记着黄逸峰伯伯的嘱咐，虽然是那么痛心，她还是咬着牙说：“我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决定。”
陈丕显微微一笑，说：“看来你的头脑比彭柏山还清楚。”
显然爸爸是为自己争辩过，但是，这只会让他的处境更糟糕。
但是由于父亲的归来，我们的家还是透出了五彩缤纷的颜色，透过这些颜色，我们看见的东西还是绚丽的。也许我们都太希望活下去了，都太向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总之，我们大家都在那里欺骗自己，连我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都会感觉到父亲回来以后，什么都变得快乐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信心，充满了勇气，觉得有奔头了。
但是，母亲那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她比我们谁都清楚，事情还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中央给父亲的案子做了决定：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宣传部同时交给母亲一个任务，按期向部里汇报父亲的所有言论以及行动。现在，日子更不好过了，监视父亲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母亲。
背着这么残酷的任务，扮演着这么恶劣的角色，我不知道母亲怎么能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活下来。不知道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些主意，这有多么可怕！
到母亲去宣传部汇报的日子了，她向组织上说：“我不愿意和彭柏山说话，因为他是反革命。我在考虑和他离婚。所以，他什么都不和我说。实在汇报不出任何东西。”
部里的领导跟妈妈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党历来是以帮助、拯救他们为前提的。除非他们拒绝党的帮助。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彭柏山。不要轻易谈到离婚的事情，随时向组织汇报他的言行。”
妈妈变得非常固执：“不，我早晚是一定会跟他离婚的。”
最终，妈妈打算离婚的消息传到爸爸耳朵里。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母亲，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是，感情上，他是不是又一次被摧毁了？谁都不知道。连妈妈这么好的人，现在都有跟他离婚的想法了，都不再相信他了。他感慨地把这最坏的消息告诉元化叔叔。没有回答……元化叔叔又能说什么？他最多庆幸自己的妻子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有一天，爸爸想跟妈妈说说他最近的一些打算，妈妈跟他说：“不要想那么多了。”
父亲疑惑地看着她，终于忍不住地说道：“你是不是觉得你嫁错人了？”
妈妈再也受不了了，猛地从桌子前站立起来，哆哆嗦嗦地说：“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我带着五个孩子是怎么过来的……？你心真狠啊！”
朱徽明致许觉民信，为彭柏山辩白文章刊登事宜
当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重新听见元化叔叔在跟我说：“那时候，你妈妈口口声声说要和你父亲离婚，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说得那么真，我觉得像是真的。我和你父亲有很多话，也不敢跟她说啊。”
现在已为时过晚，我说什么都不能让父亲感受到母亲那种困境。从人们不由自主地需要交流，到不由自主地猜疑；恐惧——已经把我们逼向绝境。妈妈说：“我不说要跟你父亲离婚，那每一次，我都向宣传部汇报你父亲的一举一动？”
“你为什么非去不可呢？”
“因为我还是党员。现在我明白了，当初你父亲为什么说，我嫁错人了……他怎么就那么糊涂？他不想想，我要离婚，按我的性格，还要跟组织上说吗？他难道还不相信我？我要把他什么都汇报上去，我自己又有什么好日子过？我们有五个孩子……他怎么就能那么糊涂？”
“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爸爸，这是在演戏！因为宣传部要你定期汇报？”
“我怎么敢把宣传部的决定跟你父亲说，万一他又说出去。我会被开除党籍的。我开除出党，你们就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为什么会被开除党籍呢？”
“宣传部的决定，我能随便说吗？这是党的原则。”
在那些日子里，对爸爸妈妈惟一安慰的是，还有一些老朋友，居然在那样的时刻还敢来看望爸爸。当时的组织部长王一平来了。
那时候已经是1957年了，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多么担心爸爸会为自己的处理不满，会有意见。运动就要开始了，他是部长，是党的高级干部。他能和爸爸说什么呢？只有一句轻轻地暗示：“要钓鱼了，不要说话。”
再看一眼王部长，一双善良的眼睛，很久很久没有人这么专注地看着爸爸了。已经来不及感动，他实在是被王部长说的八个字吓住了。实际上，父亲和王一平部长以前并不认识。是审查父亲的过程中，他们真正了解了双方的为人和人格。这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那份寒冷是从阳光里散发出来的，在那直直地照在地面上的光线里。外面，人们却烤得发热了。大字报，大鸣大放，言论自由，像一片欢乐的海洋打着雪白的浪花冲上堤岸。大家都快乐地要说话，说真话。在那一片阳光里，所有的颜色都模糊了，都被金灿灿的光环点亮了。在一片闪光里，大家感觉到同样地热情，同样地骚动。于是，已经不仅仅是母亲和父亲了，大家都会被卷入一个游戏的圈套。
当妈妈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感觉到一种后怕。幸亏是王部长帮助我们一家找到了游戏规则，我们在那迷宫似的路线中，看见了出口。
纪录片《红日风暴》截图
绵绵久远的苦役
1959年的秋天，中央正式安排了父亲，让他去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的职务。不管怎么说，虽然是远了一点，但这毕竟还是爸爸喜欢的职业，他没有说什么，就接受了安排。
可是就在爸爸准备出发上路的时候，市委宣传部却送来了去青海的火车票，爸爸和妈妈都没有准备，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准备，就连物质上也没有准备。上面的通知说，是让父亲立刻去青海师范学院报到，做图书管理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解释。
流放的日子到了。
妈妈只能把所有的糕点票都为爸爸买了食品，那也只是用两个小纸包就能包好的东西。最后分手的那天晚上，父亲一直没有睡着，他们俩挤在一张小破床上，爸爸非常感慨地跟妈妈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确实，从来没有向宣传部汇报我的事情。你多不容易啊……”妈妈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没有问他，怎么会突然明白的。当时，妈妈难受得直想哭，直到离别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他才跟她说这句话。她心里有多痛苦啊，谁又能理解她的悲哀？谁又能为她分担一份灾难？
我拉着爸爸的手，妈妈为爸爸提着行李，爸爸自己也拿着一些东西，我们一起送他上北站去青海。我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俩在车上忙来忙去，一会儿站在凳子上，一会儿又在那里整理旅行袋。似乎他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怕说出口。在忙忙乱乱之中，隐隐地有一份默契，有一份很久很久以来没有过的理解，有一份谁都害怕面对的现实。沉默。很多时候，让人把感情释放出来，会使人感觉轻松一些。但是，生活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以后元化叔叔说：“你爸爸觉得自己是给充军发配去的。他说，出了火车站，往北开，那火车一出潼关之后，就是满目苍凉啊。荒凉的大地。”
我问他：“你们也没有通过信？”通过的，但是都烧了。他那时候，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火车上又是硬座，要坐三天三夜才到青海，脚都坐肿了。他说看见过了潼关之后非常的荒凉啊，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和人都隔绝了。距离这个家越来越远……
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元化叔叔，理解是从回忆开始的。
尽管这样，母亲和父亲还是没有让我们过苦日子。
我们五个孩子的学费靠母亲的工资怎么够呢？每年的学费都是向皮定均司令借来的，然后妈妈慢慢地积攒着钱，等她差不多要还清的时候，又开始借下一学年的学费。皮司令总是跟妈妈说：“不急，你们先用着。”妈妈说：“我是有借有还，以后就再借不难了。”
冬天的时候，爸爸回来探亲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爸爸，他的出现给我们沉闷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光亮。我在那里大喊大叫，很少野出去了，下了课就往家里跑。妈妈在那个时候，也显得比往常平和得多，她也笑着和我们说一些事情，家里又恢复了轻快活泼的气氛。爸爸显得又瘦又黑，妈妈买了好吃的给爸爸，要我们懂事，不要去吃爸爸的菜。爸爸说，他一个人吃东西，多没意思啊，吃了这一顿也不会马上长成一个胖子嘛。我们一家人，又能够挤在方桌子前一起吃饭了，孩子们在一起，就开始吵架。爸爸总是宽容地在边上笑笑，从来不为我们劝架。
彭小莲与母亲
皮司令从北京开完会回福州，特地从上海过。他说要来看看爸爸。皮司令跟爸爸说：“一下火车，那些将军们都提着大包小包往外走。他们问我上哪里去，我说啊，‘你们都去看热的，我是去看冷的。’”说完，爸爸妈妈都哈哈大笑起来。事后，爸爸还把这个笑话告诉了元化叔叔。离开我们家的时候，皮司令背着爸爸送给妈妈五十块钱，要妈妈多保重，这个家就全靠她了。
元化叔叔说，他们也有过那么快乐的片刻。他说：“也是他从青海回来的一次，大家都很苦啊。我那时候还有点钱，我就拿了点钱，我说：‘柏山，我们到个什么馆子里去吃一顿。’他说：‘不要了，不要了，还吃什么。’但是后来，我们两个人还是到了一个小馆子里去吃了一顿饭。惟一的比较高兴的时刻，就是这样啦。”
那是1961年的冬天，饥荒越来越严重。大家的脸都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肿肿的。青海就更糟糕了，各单位开始实行人员精简，让大家自找出路。城市里的居民很多下放到农村去了。因为爸爸是突然被塞到青海师范学院去的，所以他的档案没有跟着人一起寄到那里。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图书管理员是怎么回事，只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在那里，多拿一份工资真是多一份累赘。于是，学院党委书记找爸爸谈话说：“你可以自找出路，哪里要你，你就到哪里去吧，我们放你走。”
爸爸感到一份无奈，不知该怎么答话。像他这样的人，谁敢要他？他怎么可能自己去找工作呢？于是，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封寄给皮定均司令员。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最信任的老战友。他在里面还附了一封给省委书记叶飞的信。希望他们共同帮助解决他的工作问题。
这时候，皮定均伯伯再一次为父亲的事情奔走、努力。叶飞也立刻请示了陈毅副总理，获得陈老总的同意后，他将爸爸的工作问题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了。副省长贺敏学叔叔首先表示欢迎爸爸，南边几乎都是三野的人，所以一致同意接受爸爸到福建。然后，福建省委直接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当时分管中宣部的人事、组织工作的正是周扬，他就下了调令，将爸爸安排到福建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
到了1965年，正值福建进入一级战备，炮轰金门。台湾在说要反攻大陆。学校有几个教师问爸爸，说你是有作战经验的，你倒是说说，台湾会打过来吗？爸爸说：“战争不是那么简单，他们不敢。”就是这12个字，不知道是谁向校党委汇报了，那时候校方的院党委书记未力工和系里的党总支书记沈静是在密切注意着爸爸的，现在父亲的“罪状”终于成立了。说他是在“反对中央的精神，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麻痹革命群众的备战思想，破坏战备。”接着，校方写了报告直接递到中央宣传部，然后中宣部的内刊《宣传通讯》刊载了。罗瑞卿看了，立刻批示：此人不适合在前线。
10月中旬，中央教育部直接下令：调离彭柏山去郑州市河南农学院工作。调令一到，校领导立刻让他离校，一天都不能多留。同时跟他说，对他在厦大四年的工作，不做任何鉴定，走时不准通知任何学生，不许大家为他送行。
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1965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
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
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彭小莲为胡风事件拍摄的纪录片《红日风暴》
1998年的夏天，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热、最焦灼的一个夏天。爸爸去世的这一段，动笔写着，改着，再试着动笔，都无法把它写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
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在小钧描述的那个过程中，我一直扭曲着自己的脸，全部的勇气都消失了。至今不敢再去面对和回忆他。
我几乎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在朋友面前描述过这个场面。现在，我还是写不了这些。我想等夏天过去以后，等我再强大一些，我再试着，把它写出来。
1968年4月3日，爸爸去世了。
彭小莲著《他们的岁月》，2000年初版和2011年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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