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丨胡风之子张晓山：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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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胡风之子张晓山：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谭洪安张泊寒新三届 2019-06-06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40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发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北京，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办公室。张晓山的容貌让记者立即想到了他的父亲胡风。如此酷似！

原题

胡风之子张晓山：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作者：谭洪安张泊寒

综合自《中国经营报》《内蒙古日报》

插队土默特左旗的经历，让张晓山“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招工招生无缘，回城无望；参加高考读研，成为专家。从戴着精神枷锁生活到走进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张晓山的经历折射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公共场合，总是被介绍为“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胡风之子”。比起其正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名人之后”的光环，更能让大多数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坎坷前半生

　　1955年5月，胡风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主脑”罪名被突然从家中带走之日，张晓山还不满8岁(1947年10月出生，在家排行老三)。当时，几个人把胡风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谈话，独自在客厅的梅志心情忐忑不安。张晓山从外面跑进来，天真地对梅志说：“妈妈，我们家外面有很多人，还停着汽车。”

　　整整10年后(1965年底)，父亲获释回家时，他已是18岁的高三学生了。

胡风和他的逮捕证

　　可是，更大的噩梦刚刚开始。

　　仍是负罪之身的父母不久就被迫从北京迁居四川，“文革”爆发后再度双双投入监狱。

　　“我是1968年9月第一批，上内蒙古，并不是我觉悟高响应号召，是因为我当时20来岁了，经过‘文革’两年看得很清楚，对于我来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早晚要走这条路。因为明摆着，别的地方人家也不可能要你，看来就是去农村。这样的话，晚去不如早去。”

把中学上了个底掉

1966年初，北京四中高三（1）班学生张晓山学习完了高中课程，他面临着毕业和上大学。

6月，“文革”运动爆发。18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北京四中高三（5）班全体学生写给毛主席的信，强烈要求废除高考制度。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考果然被废除。

“很显然，这个决定对于很多人来说，意味着他们的命运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由于家庭问题，我对上大学早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张晓山说。

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似乎与张晓山毫无关系，他躲得远远的。

“我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文革’中你也不可能在那里折腾，上蹿下跳，躲还躲不及呢。所以就是逍遥派嘛，没干什么事儿。偶尔趁别人不注意，出去串联一下，走一走，看一看。”张晓山所说的“家庭出身不好”，是身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的父亲胡风，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迫害，被捕入狱11年，当时还看不到平反的蛛丝马迹。

逍遥之后的张晓山，回校“复课闹革命”，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环境下，他和同学们学工学农。

“我在四中待了8年，初中3年，高中3年，再加‘文革’两年，所以我们这一届学生是空前绝后的，在中学上了8年，把一个中学上了个底掉。”张晓山微笑着。

“文革”中，学校积压着老高三、高二，高一，老初三、初二、初一的6届学生。

“眼前的问题是，这些学生总得安排，总得有个地方打发，总得有出路呀。”张晓山说。

胡风梅志全家福

参军、在北京当地当工人当教师，这是比较好的。然后是安排到三线工厂，如到青海、陕西等地当工人。之后，是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需要政审。

“人们当时的出路是多样化的，根据你本人的政治背景、家庭情况，条件好的优先安排。”张晓山说。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许许多多知青开始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到农村和农民一样挣工分。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是一个出路，实际上这个出路，从毛泽东来讲，这是个战略考虑。”张晓山说。

插队土默特

北京的知青开始分赴内蒙古、山西、陕西插队。张晓山说：“一轮一轮筛，筛到最后这些人，出身不好的，家里是走资派的，被打倒的，还有知识分子、职员等有点儿色的，就到这些地方去了。”

张晓山也在其列。

“晓山，到内蒙古插队，去不去呀？”同学们问张晓山。

“去！”张晓山回答得干脆利索。

“1968年9月9日登上西行的列车，‘呼呼’一路，就到了土左旗。”张晓山说，他们在旗里住了一天，当地给发了棉袄、棉裤。第二天，大卡车就把他们拉到塔布赛公社，这个村放一群人，那个村放一群人。

张晓山他们10个男生10个女生被放到了一个村子——雨施格气大队。

“要把你们分开，5个男的5个女的一队。”生产大队的人说，这样劳力比较平均，要是把10个女的搁一块儿太弱了，把10个男的搁一块儿强了一点儿。

他们被分在了比较富裕的一队和三队。

知青插队第一年，是供给制，他们不用吃生产队的，到旗粮库买粮吃，单纯挣工分。

晚年胡风

国家给每位知青500元安家费，一部分盖房子，一部分应急，有个病灾什么的可以报销一些。“这钱掌握在大队会计手里嘛，你跟会计关系好点儿，能多报点儿钱。”张晓山说。

第二年开始，知青就完全和村民一样待遇了，挣工分，分口粮，分柴火。“那时候工分还是不平等的。”张晓山说，男知青不管年龄大小，按当地满工10分记分，女知青按当地妇女最高工7分记分。

“女生比我们小，相对比我们幼稚。一上工，还唱‘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呀。相比，我们没有她们那么革命，斗志昂扬，我们把世道看得更多一些。”张晓山回忆。

一锅搅马勺的矛盾

“有一种活儿（工分）是不一样的，什么活儿呢，起甜菜。”平时劳动挣工分，知青和社员干多干少都一样，起甜菜却是个例外。

甜菜季节性很强，如果一变天冻在地里，糖分就会受影响，送到糖厂的售价自然会大打折扣。生产队为了保证甜菜按时起完，规定社员包工，多劳多得。

张晓山回忆，起甜菜多为三人一组，一人起甜菜，一人跟着拧掉缨子，一人持刀削掉甜菜青头。队里安排两人跟随抬筐运甜菜，根据筐数给记工分。

“你们知青看吧，你们愿意参加包工也行，不参加也行，参加包工就和社员一样，不参加你们就爱怎么挖怎么挖，工分比平常高一点儿。”队干部说。

“我们又不是不能干，我们也包工，我们不包工好像我们挣不来似的，让人家看着笑话。我们也干！”男知青跃跃欲试。

“我是来干革命的！”女知青组长认为包工是资产阶级倾向，不想参加包工。

为此，男知青和女知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

“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下去插队的时候，一些人脑袋还是比较幼稚的，还有一种革命的思想。从我们来讲，经历的事情多一点儿，相对来讲变得比较实际了。”张晓山说。

男知青和女知青“一个锅里搅马勺”，磕磕碰碰不断。女知青嫌男知青吃得多，男知青嫌女知青懒。

虽然都是些芝麻大的小事儿，“扯到最后闹开了，闹到最后分家了”。男知青和女知青都郑重其事地写了《分家宣言》。“宣言的前头都是毛主席语录，语录下面写上财产、粮食怎么分，（分家）责任在谁，都把对方说成修正主义了。”张晓山回忆，“分家宣言我还保留着呢！”

子女笔下的胡风

如今，张晓山和老朋友相见，提及当年分家的事儿，大家都一笑了之。

“对我们来讲，在农村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分家之后这段时间！”张晓山说。

分家之后，男知青叫苦不迭。“说实在的，人家女生照顾我们，女生吃的少我们吃的多，在一块搭伙吃不显，分开吃起来，我们男生‘哗哗’一吃，发现这粮食‘噌噌’往下走。”张晓山回忆，“最后一看，这么吃不行呀，不够呀！”

男知青懂得了精打细算。分粮食时尽量不要麦子，要玉米。因为玉米90%多都能加工出玉米面来，磨麦子只有70%的出面粉率，一部分成了麸子，这就等于手里的粮食少了。

当时，土豆也算粮食，5斤土豆算一斤粮食。

“算了，不吃粮食，吃土豆吧！”分土豆之后，他们每天晚上每个人吃3两粮的土豆。每人一斤半土豆，称好，切成土豆条或者土豆尖尖，锅里稍微放一点儿油炝一炝，再搁水一烩，吃土豆糊糊。

“哎呀，挨饿的滋味不好受啊，尤其是吃窝头什么的！”张晓山感叹。

当地老乡喜欢吃莜面，莜面不太好消化，蛋白质含量高，耐饿，干活能扛得住。但是加工莜面有损耗，有麸皮什么的，男知青也舍不得吃，他们选择吃窝窝头。

“哎呀，棒子面是穿肠草，‘呜呜’穿过去就不行了。吃几个窝窝头，干活干到前半晌半后晌，腿都软了。”张晓山说，“后来一到冬天，大家能回北京的尽量回北京，去打打饥荒，省点儿粮食。”

多了10双筷子

“插队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你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老百姓、队里首先考虑的是你们来了给我们增加负担。”张晓山说。

知青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们却不愿意“教育”他们。

“后来，一队和三队终于不愿意让我们待了，死活就不愿意要我们。”张晓山说。

“我们本来吃一盘肉，吃得好好的，你们一来，多了10双筷子，你们这10双筷子下来，我们就吃得少了。”贫下中农们说。

“现在从经济学来讲，就业机会是有限的，人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你多出一个人来之后呢，一人一年挣300个工，10个人就挣3000个工，可是它的产出又没有增加，实际上把整个工值拉下来了。”张晓山说，“当时我们脑子里还没有经济上的账，人家老百姓，队干部朴素地算，就觉着这玩意儿不划算。”

“哎呀，闹了半天，人家贫下中农也不是真正欢迎我们呀？！”知青们很吃惊，也很失落。

二队和四队达成协议，一队和三队拨点儿地给他们，他们就接收知青。

“对于一队三队来说，你不是劳动力来了要就业嘛，需要就业机会就给我们增加负担，我们给别人，别人也是负担，怎么办？给你点儿生产资料呀，给点儿地，实际上这是非常合理的，从经济学角度，把资源配置，怎样把劳动力和土地结合的更好。”张晓山说，得到了一队三队划过来的地，二队和四队就接收了知青。

“以后一干活，说上哪块地呀，上知识青年地去。”划来的地，被口头冠上知青的名称。

分久必合。男知青和女知青“都觉着分开受损，谈了谈，算了吧，合起来了。”

一年后，二队和四队分别为知青盖起5间小房子。5名男知青住两间，5名女知青住两间，剩下的一间是灶火间。

知青的生活安定下来。

“在队里干活，尤其是我们岁数大一点儿的，有点儿文化，而且在当地文化程度比较高，人家相应地考虑发挥你的作用。”张晓山说。

知青有懂电工的，队里让帮着“鼓捣鼓捣”电；当地妇女文化程度、工作能力比较低，女知青组长工作能力大一点儿，队里就就让她当妇联主任；还有知青当上大队卖药的、小学教师。

“当时，人民公社农技推广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张晓山说，当地推行旗——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科技网，一有良种和好的栽培方法，公社就派技术员到旗里学习，回来传授给大队技术员，之后推广到生产队。

1970年，大队从4个生产队调了40亩地，搞起良种场，负责良种繁育和推广，张晓山和一名知青当上技术员。

“我从1970年干到我考学走，一直干农业技术这摊活儿。”张晓山说，“如果没有那会儿插队，没有那会儿干农业技术，我现在也不会到社科院搞农村发展研究，不会的，绝对是，可以说当时冥冥之中的一个定数吧。”

不是非要在村里老死

“一开始去插队，我们绝大数都是想，以后就在这好好干吧。那时候谁也想不到要回城呀！”张晓山说。

“你要好好干！”老乡对张晓山说。

“你想我们那会儿工分值挺高的，一个工能折到将近一块钱。一年干360个工，就能挣360块钱。那时候一年挣360块钱不得了，一个初级工每月才32块钱，一辆飞鸽车才148块钱。我们没有什么花销，粮食是分的，这钱净得呀。”回忆当年，张晓山有些激动。

“好好在农村干吧，也没别的出路了。”大家都说。

1970年开始，开始有了抽调，这对知青来说是一个机会。

张晓山清楚地记得一位同学要被抽调到旗化肥厂的情景——大队把这位同学叫去，“回来脸红扑扑的，眼睛都直了，特激动”。“干嘛呀，去干嘛呀？”大家问。“走啊，让我去工厂了。”同学回答。“大家还让他请顿客。结果他没去成，后来我们告诉他，挺不好意思，白请客吃了一顿。”张晓山说。

察素齐轴承厂是家国有企业，要大批工人。张晓山的一位男同学和女知青组长都抽调去了，全旗抽调了几百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发现，哎吆，闹了半天，原来不是非要在村里老死呀？是有机会出去的。从那以后，人们的心开始就浮动起来了。”张晓山说。

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

1972年开始，国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高考制度虽然废除，但是要恢复大学，只是不再参加考试，而是从工农兵中择优选拔。

当初，尤其是女知青，插队后感觉没有什么出路了，就考虑未来生活。有的觉着自己家庭境况不太好，有的觉着自己出身不太好，就找（嫁）了当地的农民或者当地的知青。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张晓山插队的地方也比较多。

“知青成为工农兵学员，这比当工人更有吸引力，等于一下子成干部了。”张晓山说，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知青开始分化，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条件对未来有不同的打算，“那时候呢，知青发展情况不再是单一的色调了，而是很多彩的，或者是多样化的，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报我也浪费指标

“这种大潮当中，我处于什么位置呢？”张晓山自问自答，“我插队之后感到，别看知青都是到农村耪大地，但是，我跟别人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从家庭情况，显然即使到农村，还是处于另类的状态。所以你在农村，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张晓山清楚地记得，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学员时，知青报名先要通过政审，然后才能参加文化考试。

后来，因为张铁生白卷事件，文化课考试一阵风吹散了。但是，当时对于张晓山来说，参加考试还是可望不可及的。

“我没有资格去参加文化课考试，因为首先你政审就通不过。政审没有人拿上去，没有人说这个话。你要提出这个问题，人家就说，呀，你这事我们得去请示去。请示完之后呢，谁也不敢拍板，一级级往上请示，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嘛。除非你到中央了，你要不能到中央。没有人能给你画圈，行了，这事就不可能了，悬而未决的，你就不可能去参加考试。”

村里的知青都去参加文化考试了，只有张晓山独自一人到地里干活。

“哎，晓山哪，啥都好，就是成分太大！”一位老贫农见到张晓山，惋惜地说。

“当时的感觉就是，你本人是处于另册的状态。”张晓山伤感。

1974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到内蒙古招收工农兵学员。张晓山回忆，“那次从大队到公社到旗里都给写了证明，都说（我）表现好，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推荐。”

北京招生的人看到当地层层推荐，对张晓山的情况挺感兴趣，但最终还是不行。

“大概人家一看我的家庭情况也不能要呀。”张晓山深受家庭出身所累。

张晓山心情压抑，得了急性肝炎，在呼和浩特传染病医院住院50多天。

住院期间，张晓山自己基本上没花过钱，患肝炎需要营养品，在一起和不在一起插队的知青，还有已经工作的知青，在看望他时带来白糖，带来点心……

“这些同学对你的同情，对你也是一种支持。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好人多，应该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哪！所以使我感到，永远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永远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任何情况下，都要看到社会积极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我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要感谢我插队的近10年的生活。”张晓山感叹。

让张晓山感到温暖的还有，土左旗知青办把他的药费都给报销了。

“晓山，还报你吗？”1975年，在又一次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大队干部问张晓山。

“别报了，报我也浪费指标，报其他的同志吧。”张晓山对此不抱任何希望。

亲历割资本主义尾巴

对于当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张晓山有“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

当年，很多人家在院子里栽了枸杞，夏天摘了晒干可以卖钱。

“就这个，也算是资本主义尾巴。我记得当时，组织基干民兵到各家各户刨枸杞，我这人没资格当基干民兵，所以也没跟着去。后来有人跟我说，去刨枸杞时，有的老大娘抱着枸杞就哭啊。有的枸杞长了几年了，很粗了，刨掉了。”张晓山回忆，“为什么刨掉呢，就是说，‘针尖大的窟窿要透过斗大的风啊，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呀’。”

张晓山亲身经历的是，二队种了点儿党参，等苗长起来，问题来了。

“党参不能种，你是搞经济作物，以粮为纲啊，把党参整个给刨掉了。种点西瓜秧子，不行，西瓜秧子搞多了也不行，都要刨掉。这些事儿，都是我自个亲眼看到的。”张晓山回忆。

“这咋了这是，种这还不行，还要刨掉？”社员们很不解。

“农业学大寨，挑灯夜战，点着棉花球还要干，一个人有多大精力呀，无非夜里干了白天田间打瞌睡嘛！大队也召开赛诗会呀，学习小靳庄赛诗，小靳庄是江青树立的典型呀。很多这种事情，当时从上面布置下来，然后作为革命的东西，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损害了，他们只能用各种方式变相地来抵制。”张晓山细数当年的怪现象。

当年分粮食，是严格规定的，粮食达到一定产量，分的粮食和工分值都要经过小队报到大队，大队报到公社，批准之后才能分。

“老百姓吃多少粮食，工分值多少钱都要由上面批准，你说这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呀。”张晓山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去，到场院上去，给你多少就是多少，不要问。”夜晚，队长对社员说。

“一个一个社员，黑灯瞎火来了，分什么，土粮，其实什么土粮啊，基本上是好粮，有一点儿土就说土粮。这是私分瞒产啊，如果揭发不得了啊，那就是资本主义倾向。老百姓没辙了，就这样干。”张晓山说。

“经过这些情况，我才明白，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因为，过去那套制度真正是违背了科学发展，违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注定造成老百姓强烈抵制。最后呢，我们改革开放这些新的举措，老百姓必定会拥护，这样我们才能吃饱饭，才能发展。”张晓山分析，“后来我为什么吃这碗饭呢，一遇到问题，马上就联想到当年农村的实际情况，你自身感觉就有了。你这种感觉哪儿来的呢，就是将近10来年农村的生活，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很多东西已经渗透到心灵当中了。这样的话呢，好多东西你能够把握住。”

问心无愧地生活

“插队这些年，对我的一个锻炼就是，逐渐逐渐对社会对一些左的做法有了清醒的认识。”张晓山说。

林彪垮台，实际上是在“文革”当中对一些人的思想解放。

“人们感到，并不是说毛主席说的话都是正确的，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选的接班人竟然是这么种情况？好多事情，我们都应该打个问号，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是正确的。”张晓山说。

随着知青的分化，张晓山在思考中国的道路问题，“当然不敢说的那么高”。

“当时在我的心目中，逐渐逐渐感到，虽然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但是作为人来讲，应该都是平等的。你要看电影《简爱》，简爱对罗切斯特讲，‘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虽然你是富有的，我只是一个穷家庭教师’。尽管每个人的出身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到农村老老实实干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尽自己的力量为老百姓做点贡献。从这点儿的话，都是平等的，应该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能够站得住的。如果说一种体制把人的创造性积极性都给遏制了，把人都处于三六九等，不是因为他本人的原因，是因为他家庭的原因等，使一部分人处于屈辱的状态，没有尊严，没有基本的堂堂正正做人的权利，这种制度是有问题的。”张晓山说。

知青越走越多，走掉的相对来说都是条件好一些的，留下的都是“黑五类”，有海外关系的，“反动”的。

知青原来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互相来往，最后一个村就剩下两三人了。“留下的这些人就相互串呗。”在张晓山看来，串就是大家同病相怜。

“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接触好多知青，20多岁的人，都应该说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还是想好好干点事儿的人，但是呢，报国无门。所有的人，都被这种无形的枷锁套住了。”张晓山说。

后来，有些知青无奈，只能到类似毕克齐铁业社、察素齐机修厂、呼和浩特铸造厂等大集体单位工作。

“大概是毕克齐铁业社怕我们把造铁锹的秘密偷到国外去了。”即使到这些大集体单位，政审还是森严的。一位知青因为有海外关系被拒，他哭笑不得，开起黑色玩笑。

“这是最后一次了，登不上末班车再也走不了了。”1975年，知青走得所剩无几。当时又有单位来招工，有知道底细的人说。

好多知青，包括在当地结婚的女知青，都到旗里，找招工的人磨。

“我呢，因为心如死灰，我知道这些都没用，所以我根本就没去。”张晓山说，他后来听回来的人说，有的女知青在招工的地方绝望地喊，“谁要我呀？当大师傅也行啊”，景象相当凄惨。

“如果说一个社会把人逼到这个份上，它这就有问题了。”张晓山说，当时在知青内部，他和很好的朋友在观点上也发生了激烈冲突。

“尽管我出身不好，但是我如果是他们，我也会这样做，这样才能保证革命、保证统治。”张晓山的朋友说。

“两种观点的对立非常尖锐，甚至说到这个份上，如果后来有社会动荡的话，我们俩就会站在不同的阵线上。”张晓山说，“左”的路线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危害，感受非常深，“在那种感受之下，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关键就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你自己能不能立的住，自己能不能真正的尽你的能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问心无愧地生活，尽量把你的生活过得有意义。”

张晓山认为，插队这些年，奠定了他基本的人生理念、价值判断和生活态度。

“我要感谢插队，可以说，对外界来说，比较差的环境，经过这种环境磨练以后，我对一些苦难也好，挫折也好，什么问题也好，看的都比较淡泊了，你再怎么样，比那会儿要好多了。”

张晓山自称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在插队的9年多里，他一直乐观地看待中国的现状和问题，他觉着中国肯定是要往前走的，肯定是要进步的。

“我要是张晓山，我还活着干嘛呀？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其他队有知青说。类似的情况，张晓山屡见不鲜。

张晓山回忆，有时到外边去，人家不知道他还行，一知道就悄悄说，“这是胡风的儿子”，别人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怪物似的，很好奇。

“我为什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呢？那种情况下，世态炎凉呀，人情冷暖，就是在那种阴霾密布的岁月，仍然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世上还是好人多。这一点儿，应该说感受得特别深。”张晓山说。

1988年，张晓山回到了第二故乡，回到了生活了多年的村里。

“哎呀，晓山你那会给我们弄的黍子种，前两年才串混了。”一位老乡说。

“农民的本质是，你真心实意地给人家干好事情，你真心实意尽力做些微薄的努力，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认可你。”张晓山感叹。

张晓山患肝炎出院后，大队照顾他，让他到村小学代课一学期。

“我也教了一批学生。这些学生，经过几个知青好几年的熏陶教育，好几个都考出去了，别的村就说，你们看人家雨施格气，张晓山那些知青当老师，把人归拢的，你看咱们村一个也没出去。”张晓山说。

2008年，张晓山再次回到第二故乡。

“这不是晓山嘛！”当张晓山一走进当年生产大队队长的家，老队长当即说。

“一见老乡，哎吆，还能叫上名字。”张晓山心里很温暖。

“要不是翻一下记录，好多人想不起来，但是呢，一回想起来，哦，某个事情上，人家帮过你，某个事情上，人家推荐过你，有些事情人家给你干过什么。”张晓山说，“老百姓呀，这么多年在一起，人家不是看你成分大不大，人家主要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实诚。”

“社来社去”学员

转眼到了1975年底，张晓山已经在大队良种场干了好几年，尽心尽力地在培育良种上做点儿努力。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只有办到农村才能见太阳。”毛主席的这个语录，让辽宁朝阳农学院办到农村去了。内蒙古农牧学院效仿，把学院分到4个盟市，其中，农学系和植保系分到巴彦淖尔盟，成立了巴彦淖尔农牧学院。

哈素公社知青王驰，是张晓山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他是工农兵学员，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毕业。他对张晓山说：“现在巴彦淖尔农牧学院要招‘社来社去’学员，你本身就搞农业技术，如果来我们这儿，难度应该比较小。”

“行！不管怎么样，有机会总比没有机会好，有机会学习比没有机会学习好。”张晓山不想放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你知道什么叫‘社来社去’吗？”张晓山问记者，“当时从朝阳农学院学来的经验，招的这些学农的学员，从社员里边招，不转户口，不转干，毕业还回到农村，回到社员里去。这样的话，保证把你学到的知识用到农村，这叫‘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

张晓山到旗里一说，旗里比较支持，“我们帮着你跑吧。”

王驰还带着张晓山找到农学系总支书记。“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多学点儿东西，在农村就搞农业技术这摊儿，理论需要提高。”张晓山说。“行，我们考虑吧，反正咱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总支书记说。

“他们考虑，‘社来社去’嘛，这样的机会再不给人家……就把我录取了。”1976年初，在临河县狼山公社，张晓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我们班有几十个人，大多是回乡知青，有一两个插队知青，因为插队知青谁去上‘社来社去’呀。我们属于半工半读，上半天课，半天劳动，割麦子，锄地。”张晓山说。

当时，农学专业学制一年，植保专业学制10个月。问题凸显，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有的学生连通分都不知道，有的化学都没上过，化学元素不知道。把三年的课程压缩到一年，老师很麻烦，这怎么教啊？

“这对我正合适，我用的时间不太多，集约一下把知识都学到了，包括植物生理、农学、育种、作物栽培。我现在还保留我的笔记，十几本笔记呢。”张晓山说。

在这里，张晓山学到了最初启蒙的农业经济，还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早晨，广播里批判狄克诋毁《八月的乡村》，狄克就是张春桥啊！我一听，这广播很不寻常啊！”当年10月，学院派张晓山和另一个学员到磴口运土豆，广播播送的内容让张晓山感到新奇。

“你们还不知道啊，‘四人帮’倒台了！”张晓山和同学回到学院，同学们告诉他们。

“大伙在田间路上就排起队来游行，呼口号呀。呼完口号以后，学生马上想到自己的利益问题了：我们也是受‘四人帮’迫害的，搞‘社来社去’，这么多课程一年哪能学的完，我们要求延长学制，我们要求毕业要分配。”张晓山回忆，后来，学院安抚了学员一通，放两场电影，会会餐，哪来哪去，给打发走了。

回到村里，张晓山也“不死心”，和一个同学到了呼和浩特，找有关部门给安排工作。“哎呀，回公社吧！”得到这个答复，张晓山无功而返。 “知青一部分上学了，一部分人招工了，一部分人回北京当教师了。

大浪淘沙呀，淘到最后，剩下的走不了。我没辙了，我这个工农兵学员‘社来社去’呀。”张晓山感慨。

拨乱反正之后，张晓山的同学在当地算有点儿文化的，给安排工作了。2003年，张晓山到巴彦淖尔盟参加农村经济发展论坛，他在同学的陪伴下到了狼山，发现当年学习时的宿舍、食堂还在……

“在临河聚了两次，以前我都不怎么喝酒，到那时候不能不喝。同学聚在一块，酒拿来，‘打开，喝！’说起当年的蹉跎岁月，说起几十年的经历，感慨万分，喝得酩酊大醉呀，没有办法。那种情况下必须要喝，喝死也要喝呀！”张晓山说。

山穷水尽中的希望

“1977年，是我到内蒙古插队又一个最困难的一年。”张晓山“社来社去”，回到村里继续培育良种。

公社从每个大队平调了一些土地，抽调劳动力，建起良种场。但是，这个良种场一直半死不拉活。

“你回来我们得用你呀。”张晓山说，“这种情况，大概公社领导想到我了，‘晓山不正好学完，让他去吧。’”

“公社良种场这个摊子本身很难搞，各个队去的人心不齐，而且是人民公社体制，干好干坏一个样，你怎么能干好呢？”要到公社良种场当技术员，张晓山却并不看好前景。

村里来的20名知青，18个人走了。一位知青虽然户口在村里，但是人在旗里教书，村里就剩下张晓山一个人。他“人头熟”，这么么多年下来，和大家关系都比较亲近。

“每一个知青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留下的人比走的人要困难的多，走的人基本上不会带走粮油，所有家当都给留下来的人。这种情况下，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我的家当越来越多了，我有一缸一缸的麦子，一坛一坛的油呀，慢慢地生活已经摆脱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小日子过得非常好。”张晓山说。

公社良种场离村子十几里地，张晓山没有自行车，只能住在那儿，跟老乡们挤在炕上。张晓山在村里，晚上看看书，听听广播，还写点儿东西。但是，他一到那儿，什么都没有，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学习的机会了。张晓山坦言，在良种场，干的是没有希望的事儿。既是如此，张晓山还是尽力地工作，他组织人到公社，自己带头去淘厕所搞追肥，帮助要债……

“那几个月，感觉心情非常不好，已经感觉到山穷水尽了。”张晓山说。

10月的一天，张晓山正在地里干活，他从广播里听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国家恢复高考，66届、67届高中生可以参加考试。

“这是好机会，你可以利用呀。”张晓山的哥哥来信给他说。

报名顺利，政审不再极左苛刻。

“我得请假了，回村复习去。”11月，地里已经上冻，没什么活儿，张晓山向公社良种场场长请假。

“快去吧快去吧。这儿没什么事儿，能考上，你就不用当庄户人了。”场长痛快准假。

张晓山骑车到旗里，找在工厂、学校上班的知青哥们，借阅辅导书参考书。

张晓山想，考理科有物理化学数学，丢了多少年了，现在捡起来很麻烦，而且他对理科也没多大兴趣，文科考语文政治史地数学，在农村待了9年多，净看闲书，等于对语文政治史地都有所接触，那就考文科吧，只要把数学捡一捡就可以了。

“赶紧蒸点儿窝窝头，搁那儿，中午节约点儿时间，就把窝头热热，随便搞点儿菜就完了。”张晓山把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往墙上一挂，把参考书一堆，每天给自己定复习计划和作息制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复习功课。

期间，张晓山偶尔骑车到旗里，他看到在工厂在学校上班的同学都在为高考紧张复习。他在旗里打听打听高考有什么动态，有什么复习材料，打听完赶快回来复习。

心如止水参加高考

12月13日早上，村里的一位回乡知青敲张晓山的门，他俩骑着车，顶着星星，到塔布赛公社中学参加高考。

“头两天已经把干粮准备好了，考完中午赶快回来，赶快把午饭吃了，下午再去考。”张晓山说，“当时考的话，应该说心如止水，就是说心情很平静，该复习的我尽我的力量复习了，不到一个月时间我不可能把全部功课补回来。对于我来说，考上好，考不上也没什么不好，反正我尽力了。”

“你考得不错。”不久，有人对张晓山说。

“啊，外边都传遍了，你还在炕上躺着呢？你没事儿吧？”有人到张晓山的屋子里说。

“我能有什么事儿？！”张晓山说。

“历史（试卷）上有个什么题，哪个国家的主子是谁呀？全内蒙（古）就你答上了。”有人夸张晓山。

“不是主子，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张晓山纠正说。

“听说就那一道题就50分呀！”那人又说。

“不对，那道题才两分。”张晓山再次纠正。

“一位记者给我说，文科数学和理科数学就差一道解析几何题，文科全内蒙（古）可能就我一个数学考了100分，语文、史地也可以。”张晓山说，“考完之后，我就不管了呗，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毕竟已经到了77年，整个政治气氛已经不一样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大致的考虑，我不知道自己多少分数，但考得不会太差，恐怕我的命运会发生转机了。”

呼和浩特师专要招收一批外语学生，两位在那里毕业留校任教的北京知青到土左旗招生。张晓山几位在旗里工作的同学与她们相识，急忙对他说：“这也是个机会，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嘛。”

张晓山听从建议，去考试。

“哎，把张晓山的试卷拿来看看。怎么搞的，怎么能这么答呀？”张晓山的同学看了他的试卷后想为他作弊，“给他换一换（卷子）行不行？”

“那不行呀，这要把我们开除的。你们放心好了，他答的卷子，尽管像你们说的有些问题，但在那几个（考试的）人里还是最好的。”那两位招生的同学说。

同学们为了张晓山能上学，还去找呼和浩特师专的老校长，希望录取他。老校长也很感动：“你们北京四中的同学，对张晓山的事儿真够义气。”

“现在记忆模糊了，你一回忆，看到当年的一些东西，一回忆起来就感到，很多事情历历在目，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生活也好，社会也好，正面的东西，温暖的东西，人性的东西是占主要位置的。”张晓山说。

“你得去跑一跑！”有人建议张晓山。

“我是张晓山……”张晓山找到呼和浩特市招办。

“你不用往下说了，知道了。你说，最低限度想上哪儿？”招办副主任问张晓山。

“我最低限度想上呼和浩特师专就行了。”张晓山不敢苛求。

“那没问题，我们可以保证。”招办副主任说。

“这时我感到，政治上的春天就要来了。对我来讲，我的命运也要发生转机。”张晓山心里泛起涟漪。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人物

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内蒙古师范大学）录取了张晓山。他有点儿莫名其妙，自己报考中文系，却被数学系录取。张晓山事后得知，学校老师认为中文和文艺关系密切，为了避免麻烦，出于好意帮他改了志愿。他也坦然面对，讲到现代文学自然会提到自己还在狱中的父亲，老师怎么讲？自己怎么听？

1978年3月，张晓山踏进内蒙古师范学院的校园，经过争取，他进入外语系学习。1979年9月，他考上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回到了北京。

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一年多的大学生活，是张晓山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张晓山说，自己小时侯是无忧无虑的，以后有阶级斗争有各种运动，自己被打入另册，生活上带着各种精神枷锁，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了，性格被扭曲了。

“这一年多，你能够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儿，你能够和别人一样平等地生活，你能够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当中，你能够体验到或者觉察到拨乱反正的气息，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些外国电影给放了，交谊舞也可以跳了。这一年多你没有任何功利，你就是想，我30来岁了，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如牛进了菜园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么多年以后，我能够有学习机会，能够到校园生活，以至于大家能够一起玩了，一块打球，一块唱歌，非常愉快。”张晓山说。

张晓山坦言，到了社科院境况改变以后，功利之心也有了，脱俗是不可能的，当了助研还要当副研呀，当了副研还要当正研呀，然后还想自己怎么样发展呀。

“以后干工作给你一些担子，比如行政职务，这些东西多了，你责任也重大了，你感到有很多压力。”张晓山说，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永远处于欠债状态，别人约你的文章没写完，有课题要讨论，很大程度上很难有自我，很大程度上是在履行职责。

“这一年多，角色很单一的，我是一个学生，就是学习，珍惜时光，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所以说这一年多，是我心情舒畅而且活得很高兴的一年，所以非常留恋这一年多的大学生活。”张晓山说。

张晓山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研究生院农业经济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农业经济顾问等职。

200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张晓山作为主讲人之一，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坦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还根据自己的研究，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人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本身的价值，包括基本操守、人生理念、能力和对问题的把握。至于外界的，你的家庭、你的头衔，那些东西都是后天给你本身的东西，人千万不能迷失了本性，知道你有几斤几两。逆境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顺境的时候，你要时时刻刻警醒自己。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不要把自己看的有多高，实际上你还是你，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时时刻刻有一种内省，自我来反省，要看清楚自己。”张晓山说，“名利之心，名缰利锁，不可能完全没有，人家围着你赞扬你要与你合影呀，很高兴呀，这些虚荣也在所难免，关键是自己要跳出来，还是要冷静地审视自己，时时刻刻警醒自己。就是说，你不就还是这样的人吗？关键是你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不愧于这个时代，不愧于许许多多曾经给与你温暖的人，许许多多在你困难时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争取你的工作能够为社会的进步做点儿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不是你的功利，不是为个人地位的提高，生活的改善。”

功成名就的张晓山，依然扑在他的农村发展研究上，农村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那里有他的研究源泉，有他的牵挂。

“任何情况下，尤其是现在，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什么人物，而且你也不是什么人物。”张晓山时常告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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