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张芸芸：父亲的革命生涯，认准一条道就一直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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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张芸芸，1970年入伍铁道兵，在铁十四师当过通讯兵和文艺兵。1977年考入原大连轻业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食品工程系就读，1982年初毕业。曾在原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司、生产司、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国原材料总公司等单位工作任职。

原题

遥远的回声：张家旧事

第二篇：我的父亲

作者：张芸芸

爷爷张直清和奶奶常文郁 

一、父亲的家世

1911年4月，父亲生于湖北荆门烟庙村的一所大宅子里，荆门就是刘备大意失荆州的地方，别看这地界在历史上兵家必争，挺有名，但多少年来经济和文化一直很落后闭塞。民国八年即1919年爷爷从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通过了废除科举后的全国文官考试，为回避官员在家乡任职徇私，爷爷被举荐至山西阎锡山的都督府任职。

到太原不久，父亲的生母赵焕卿就因病去世了。与爷爷一道在都督府里当差的常赞春经过长期观察，认为爷爷为人勤勉踏实、才学深厚，是比较理想的佳婿。常家虽有姑娘年轻貌美，但常家并不打算把女儿嫁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希望女婿老成持重，闺女终身有靠。遂将自己的侄女其弟常旭春的女儿，许配给爷爷。这就是比爷爷小十四岁，后来为张家又生了五个叔叔、五个姑姑的第二个奶奶常文郁。未曾想常文郁奶奶在张家一天好日子也未过上，1945年日本人投降时，她赶上生第十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市面秩序混乱，又找不到大夫，遂在四十一岁那年就先于爷爷离开了人世。

常家从明末到民国几百年间都是中国最大出口商，也是第一大儒商，办新学、义学几十所。至今后人参观游览的常家庄园里还有乾隆皇帝、张之洞等历代朝廷重臣的不少题词。常家两兄弟都是华北一带著名的书法家。爷爷曾专门请岳丈常旭春题写了张家历代起名延用的两行祖训“维清明德孝友传家，承先裕后万世永嘉”。爷爷是“清”字辈，名张直清，父亲是“明”字辈，我们这一辈是“德”字辈。这两行祖训不仅为延续族谱，也昭示了祖先对张家后人品行修为的要求和期盼。爷爷原本给父亲取名张明道，父亲参加革命后，把中间的“明”改为“民”，以示他脱离封建家庭从此与民众为伍的决心。

爷爷请岳丈常旭春题写的祖训 

爷爷在都督府里曾被派至当时属于山西，后归到河北的赞皇县和山西沁水县当过县长。抗战爆发后，他一度失业。后来靠当教员、文员等差事拼凑全家生计。解放前夕他是天津地方法院的一名检察长。

爷爷不是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他靠着有限的薪水养活全家十几口人，入不敷出, 不得以将一个排行老四的姑姑送给了常文郁奶奶的同学。爷爷把家安在太原近三十年，从未置下一寸房产，搬家六七次，一直靠租房渡日。生活最困难时湖北老家的亲人还变卖粮食接济爷爷。

父亲上大学是靠湖广会馆贷款的，会馆贷给学业优秀的湖北籍学子，帮扶他们学业有成。父亲一就业就开始承担养育弟妹的职责，二叔就业后也抚养过弟妹，二姑、三姑、四姑都承担过弟妹的学费。总之兄弟姐妹大的拉扯中间的，中间的拉扯幼小的，靠传接力棒的办法才将十个兄弟姐妹陆续拉扯大。

爷爷由于过去为官的历史，解放后被管制，没有职业。街道安排他扫马路多年，每月仅几元补贴，家中如果没有父亲等年长子女的帮衬是难以为继的。爷爷1973年去世。

晚年的爷爷

二、青少年时期的父亲

1919年，爷爷带着一直住在乡下的奶奶和一双儿女，即我的父亲和大姑，辗转汉口来到太原安家。八岁的父亲从湖北偏僻的农村第一次走进大城市汉口，看到街上行人的自行车只有两个轮子却可以跑的飞快，不摔倒，惊的目瞪口呆，跟在人家的自行车后面跑了半里路，差点与家人走失。

父亲在乡下只读过几年私塾，私塾先生只教认字不教数学，来到太原的正规学堂，按父亲的语文成绩，插班应该上小学四年级。四年级同学们的数学课已学乘除法和加括号退括号了，可父亲才只会认一百以内的数字，且是第一次接触加减法。父亲说他急得每天放学回家都大哭。是父亲血脉中遗传的，与生俱来的刻苦钻研精神帮到了他，他不计寒暑夜以继日的补习, 终于在小学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太原最好的中学进山中学。

进山中学是阎锡山开办的公立学堂，也是阎锡山招贤纳士、广揽天下才俊的蓄水池。在三晋大地颇有影响，师资力量雄厚，教育设施完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争相报考，也是寒门学子期许改变社会地位的祈盼。校内随处可见学生纵横捭阖畅议天下，真知灼见处处生辉。该学堂为阎锡山和国民党培养了大批高官，为社会各界培养了不少精英，也为共产党造就了一批人才。解放后的山西省政府和省委有不少领导干部来自进山中学。如精通书画的原山西省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原省政协主席王绣锦、原太原工学院（现在的山西理工大学）校党委书记赵宗复等等。

少年时期的父亲

1930年，进山中学毕业后，父亲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报考了北京大学纺织工程学院（石家庄图书馆保存的北京大学校友录里，可查到父亲的名字）。并在那里结识了裴丽生、林枫等一批山西早期的革命领导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大学期间，他曾担任北京大学纺织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组织同学们散发传单，率领同学们卧轨拦截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逼蒋抗日。

为了惩罚一个经常监视进步学生的国民党员大块头学生，父亲说，他曾用羽毛球拍狠狠抽打教训了这个大块头一回。我看着身材矮小瘦弱，不堪一击的父亲，再联想起他平日暮气沉沉，怎么也不相信他能教训一个大块头。也许年轻时的峥嵘岁月是父亲人生中难忘的记忆，也许这是他一生少有的主动出击，他回忆起来颇有些得意，眉飞色舞的笑脸至今深刻在我脑海里。“有两个进步同学帮我拉偏架呀，只挡他不挡我，我自然就得手啰”。

大学期间，父亲还替傅作义手下一个军长的公子考过某大学的法学系（人名记不清了）。他说：“考场上的座位旁是有考生的照片的，但不知他走了什么门路，把他的照片换成我的照片，但照片下却印着他的名字”。这是一个晚上，父亲辅导完我的数学后讲给我的。听着父亲的回忆，还在上小学的我，好奇的问：“民国就有考场作弊呀？”大家知道，在我们上学的时代，从无学生敢在考场作弊。我们认为，作弊相当不耻。

 青年时代的父亲

父亲说：“民国时候，考场作弊不严重，但也时有学习好的寒门子弟为富家子弟替考。我是想试试自己的实力究竟如何，顺便也帮别人个忙”。我问：“后来呢”？父亲说“考试通过了。那个人榜上有名，如愿上了大学。为答谢我，他在饭店请我一顿”。考试作弊固然不好，但父亲在学业上的实力着实让我刮目相看。

我知道父亲学业一直很优秀。但他常说：“我脑子不聪明，可勤能补拙，我很用功”。“笨鸟先飞”、“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些谚语在我刚刚认知世界的时候，父亲就教会了我。

父亲大学毕业后，回到山西。先在榆次的工业学校当教务主任，后又到晋华纺织厂当技术员。有了收入的他立刻将年幼的三叔接到自己身边。曾经跟随父亲在榆次读书生活过的三叔，从年轻时就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他对父亲感情很深，对儿时的外祖母家榆次车輞村，如今又长眠着他的父母和两个兄嫂，也包括我父母的榆次感情很深。1980年代他第一次从台湾回大陆省亲，就到榆次去祭祖，到太原就住在父母的家里，他这样安排是为了找回儿时的那份记忆。长兄如父，长兄代父抚教幼弟，这些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准则，在父亲的家庭和父亲的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大学时期的父亲 

三、父亲的革命生涯和与战友的患难情结

1937年，日寇大举侵占东三省。在大学期间就接受革命思想熏陶，追随共产党的父亲，放弃了工业学校教务处主任稳定而优厚的职业，当年十月彻底投身于中共太岳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翌年八月加入了共产党。

国共合作时期的1938年，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分为九个行政专署，其中三专署主任、专员是薄一波。次月六专署设立河东办事处统揽六专署事务，并下设四个科。裴麗生任河东办事处主任，父亲任民政科科长。太岳区最初是在合并三、五、六专署所辖一些县份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时期，父亲先后还担任过太岳区第六公署指导员、第三公属科长、秘书主任、太岳边区十专属民政科长、主任、副处长，洪洞县县长等职务。

有一回，父亲的警卫员不小心枪走火，打死了老乡家的一个傻子。我的公公，也是父亲抗战时的老熟人。当时他还是牺盟会下属青救会的一名青年，曾亲眼看到这难堪的一幕。几十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忆犹新，几次对我说，“老民道当时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在地下兜圈子，一边拿出块手绢不停地擦汗”。过后，我询问父亲，他告我确有其事。后来，他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把自己参加革命前，就业经年积攒的几十块银洋全部赔给老乡，才平息了这档命案。

几十块银洋搁到现在，大概相当几十甚至上百万人民币了吧。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有谁会为他的下属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

国共合作时期，斗争环境异常复杂。洪洞县一个县就有四个县政府，有日寇任命的伪县长，有国民党任命的县长，有阎锡山任命的县长，还有共产党任命的县长。父亲的公开身份是阎锡山任命的县长。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四姨夫田杰三，则是共产党任命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有一次，妇救会的安启凤阿姨和我四姨等人因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还组织群众去冲击父亲所在的阎锡山县政府。了解父亲真实情况的四姨父知道了，暗地里哈哈大笑，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1940年代的父亲 

父亲长期在山西的太岳区即洪洞、赵城、临汾等敌我拉锯、混杂的地带从事革命工作。复杂的斗争环境里，生死考验如影随形，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危险时有发生。又由于他的湖北口音和文弱白净的外表，一看就不是本地人，更增添了他的危险。1939年年底，父亲参加完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后不久，阎锡山突然发动了十二月政变，撕下了曾经与共产党合作的面孔。政变第二天洪洞、赵城一带很多牺盟会委派到阎锡山属地的县长、公安局长等都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阎锡山抓捕了。

一天天还没亮，父亲尚在睡梦中，警卫员突然把他的被子一掀，拽起他就走，说敌人已经进村了。父亲边走边套衣服，一推大门，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就抵在门上。警卫员用纯正的赵城口音说“自己人、自己人”, 从容的推开了胸前上膛的枪口，随着着父亲，大摇大摆出了门。当敌人还蒙在鼓里，不知出走的人就是要抓捕的对象时，警卫员已拉着父亲箭步冲出了村口, 迅速翻滚到路边的沟底。不久，就听到头顶上阎锡山追捕共产党员的大队人马呼啸而过。那条沟有一人多深，否则也不可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躲过追杀。但敌人过去后，父亲想爬上去可犯难了，警卫员垫在底下，一个劲往上扛他、搊他，可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就是爬不上去。后来，还是警卫员爬上去，找了根粗绳，才把他弄上去。父亲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好的身体多么重要。

据父母回忆，那次被抓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被阎锡山的人推到井里用石头砸死或活埋了。多亏了机智的警卫员，父亲才躲过了一劫。每每听到父母回忆这段往事，我就十分感慨。战争年代孕育的友谊是真正的换命交情。没有他们昨天的生死相依，哪能有今天的我们，这一大群听父母讲那过去故事的孩子们啊。

家里有个紫色的搪瓷皂盒，很多年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上面的瓷片渐渐的斑驳脱落，后来几乎看不出它原来的釉色了。可父母从不舍得扔掉换新的。我很好奇，问为什么要留着它？父亲说，那是他的警卫员解放后，临别时留给他的纪念。我又问，警卫员现在在哪里？父亲说，他回老家务农去了。我说：“爸爸，解放后你给很多人安排了工作，为什么不管你的警卫员？”父亲说：“我当然挽留了，但他自己执意要回去”。

那时候的老乡参加革命，甚至肯为战友不惜搭上自己命的诉求其实很朴素、很简单，就是为了能让自己和周围的亲朋都过上安稳太平的日子。

晋华纺织厂是阎锡山为解决民生问题让自己的叔丈人开办的企业。也是阎锡山的支柱产业。榆次解放时它已有二十八年的历史。是全华北最大的纺织企业。

1948年父亲与大哥在晋华纺织厂

1947年，榆次即将解放时，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林枫提议：“张民道在北京大学学纺织，在晋华纺织厂当过技术员，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去管这个企业最合适”。阎锡山时代的技术员不同于现在的技术员，那时候晋华纺织厂全厂仅一名技术员，所以他这名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总工程师。于是，1947年，父亲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晋华纺织厂，被人民政府任命为第一任厂长。

榆次虽然回到人民的手里了，近在咫尺的太原还在阎锡山的控制之下。枪毙反革命的枪声不时在榆城内外响起，榆上空还不断有阎锡山的飞机轰炸骚扰。警报一响，父亲组织全厂员工立刻疏散，钻进防空洞。警报刚过，旋即组织车间恢复生产。几十年过去了，有些退休了的老工人依旧能记起当年父亲与他们一道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前线纺纱的情景。

彼时，父亲还参加了榆次经纬纺织厂的筹建。这个厂是苏联专家帮助建成的。因父亲对纺织业的熟悉，每次苏专家来榆都是父亲与他们共事，长时达月余。一天，风尘仆仆的父亲和苏专家为选址，考察完荒草滩，回到厂区餐厅。厂部为苏专家单做西餐，有一片片列巴、香肠、鱼子酱等。父亲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从不准大哥进干部餐厅。只有五岁的大哥未见过如此丰盛之食物，爬到窗户上，睁大眼睛使劲探头往里看，父亲赶都赶不走。里面的苏联专家见状，就把大哥招呼了进去。大哥怕父亲责难，一个劲往苏专家身后挤。苏专家把大哥抱至腿上，掏出一枚红蓝铅笔和一页纸。用蓝色铅芯画了一条鱼，用红色铅芯画了一只公鸡。这是年幼的大哥平生第一次见笔和纸可以创作出如此美妙的动物，画笔的神奇激发了他无限好奇，大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绘画之旅。

1949年，太原这个国民党在华北地区最难攻克的堡垒，终于被以徐向前为首和众多父辈亲人们一道参战的人民解放军攻陷了。在阎锡山旧日的都督府，山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当时百废待兴的山西和全国一样，旧时代没有留给新政府多少资产，省政府的机构也很简单，只有工业厅、农业厅等为数不多的机构。工业厅统管山西所有门类的工业，涵盖了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煤炭工业、化学工业等等。煤炭厅、化工厅、机械厅、手管局等都是后来随着山西经济的发展壮大，才逐步从工业厅划分出去的。

父亲解放初期和1950年代的任命状

父亲的第二道任命是1952年下达的。被任命为山西省工业厅纺织工业管理处处长。这个处长可不比现在的处长，一抓一大把。那时候国家建设急需干部，特别是经受过炮火洗礼的专业干部更为缺乏。父亲的第二道任命状是当时的山西省政府主席裴麗生、副主席王世英、邓初民亲自签名颁发的。1955年和1959年国务院又两次下达任命书，任命父亲为山西省工业厅副厅长，那是周总理亲自签名的任命书。

父亲在轻工厅副厅长、厅党组成员的位置上工作多年, 期间主抓了山西轻纺工业的基楚建设。先后在太原、永济、介休、侯马、临汾、榆次等地建成计划经济时期相当规模的纺织工业体系。其中太原纺织厂、山西毛纺厂、洪洞维尼龙厂等都是当时国内名气满大的企业。之后，父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和下放到农村劳动的磨砺，都挺了过来。1983年，父亲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风风雨雨工作四十六年后离休，以正厅级别在家颐养天年。

四、父亲陪伴我们的那些时光

小时候，普遍的父母孩子多、工作累，根本没有现代家庭培养子女的意识。更少有父母亲自辅导孩子学习的。而我父亲却很看重我们的学习。六七岁时父亲就教过我《木兰辞》。我对父亲像古人那样摇头晃脑唱诗的模样印象深刻。我对中国古诗词的了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大概受父亲的遗传和影响，从小就认为自己属于笨鸟需要先飞，学习比别人用功。尤其喜欢做小学的数学应用题，什么时间距离问题啦、和差问题啦、鸡兔同笼啦，所有的难题怪题逮着就做。我有一本厚厚的难题册子，因为时刻不离手地琢磨，揉得稀烂。那本是小学毕业时老师学生的参考用书，我在四年级时就全部啃完了。而这本难题册中的很多难题，都是父亲帮我一道破解的。每回他想清楚时，都不会直截明说，而是一步步开导我，直到我自己想出最后一步答案。找不到难题可做了，父亲又拿出初中的代数题让我用算术的方法来解，目的是考查我的算术功底扎实与否。我和父亲年龄差四十三岁，他告诉我，我做的相当一部分题都是他在我那个年龄段时曾经做过的。

 1950年代初的全家和二哥二姐的奶妈

五十多年过去了，忆起此情此景，我依然心潮澎拜。如果真有时光隧道，我多么多么想穿越回到我们曾经的家，府东街十号院东楼甲字门八号的那些夜晚，在那仅仅四五十平米窄小温暖的老屋里，在那只能照亮下半部墙壁和书桌的昏黄的灯光下，在那紫红色漆皮斑驳脱落的办公桌前（家中唯一能学习用的书桌是公家配给的一张办公桌），和父亲一道忍受着在未知的世界里上下求索、冥思苦想的折磨，享受着突然之间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横生妙趣。那间老屋和那些既折磨人又吸引人，拿得起却总也放不下的数学题，永远定格为我记忆深处最鲜活的一页。

那年月，家家孩子成堆，父母重男轻女、偏这个向那个是孩子们坐到一块最爱议论的话题。父亲对我们五个子女却永远一视同仁。给我们分零食一定是有几个孩子在跟前就平均分几份，如果五个孩子都在，即使一块像瓶盖那么大的的圆点心，我们每人也只能分得五分之一角。有一次，父亲又给我们分苹果，切开一个苹果之前他问我们，“你们想要二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 那时我们都还没有分数的概念，以为数字越大就能分得越多，都抢着说”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于是父亲给我们每人切了一个苹果的四分之一牙。父亲再拿起一个苹果问，”这回你们要四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犹豫不定的改口“二分之一”，于是父亲把一个苹果一切两瓣分给了我们。从那以后分数的分母越大，绝对值越小的概念牢牢记在我们的脑子里。

一到夏天我们就盼着吃西瓜，可回回家里都只买一个西瓜，每人最多只能分到细细的两小牙，再加上大部分西瓜吃到后来虽看着还有点红壤，其实已经吃不到西瓜味了，所以，我们总是吃不够，反到把馋虫钩出来了。有一天，大家发现有几只瓜皮薄的几乎露出青皮，再瞄一眼，二哥正捧着别人吃剩的瓜皮刺溜刺溜的又啃一遍，瞬间，我们笑得眼泪都喷出来了。

1960年代初的父亲

妈妈也学着爸爸的方法给我们平分吃的。但妈妈更心疼我们，也没有爸爸心细，分得每一份都很大，分得也没有爸爸那样均匀。但凡妈妈分零食，我们都去抢最大的那一份。二哥有个绝招，他先抢到的一份他总要先下嘴咬一口，作为他的标记摆在那里，别人知道是他咬了就不再碰了，得空了他才慢慢享用。他这一招大概是向动物的领地意识学的，因二哥从小喜欢动物，没事就观察动物的习性。有一次，母亲给我们每人分了一个苹果，分苹果时跟前仅大哥一人，大哥就挑了最大的那个放在一边。不一会，二哥来了，眼睛直钩钩的盯着那个最大的苹果伸手就去抓。大哥在一旁直嚷嚷，“我的，我的，你别碰”。二哥明明听见了装听不见，抓住那个大苹果急吼吼的狠咬一口。这一切都被大哥看得真真切切。大哥恼羞成怒，上来就给了二哥一巴掌，二哥疼的一蹦二尺高。平日就很烦二哥这一招的我和大姐，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哈哈直乐。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家长大多只要求子女努力学习，沉迷于其它活动都被认为不务正业。父亲却不这样，他对子女喜欢的各项文体活动都鼎立支持。我和哥、姐都具艺术潜质，从小喜欢画画、喜欢跳舞唱歌。大哥经常在少年宫为中小学生演出话剧，我们其余几个孩子也都经常参加班级学校的演出。哥姐和我的画还多次代表学校送少年宫展览。红旗小学举办的校运动会上，我三年级时参加了四十米障碍赛。还得过全校第一。这是我一生中在体育方面的唯一建树，所以至今记得真切。

来自各方面的鼓励和赞誉更激起我们对课外活动的浓厚兴趣。由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时常向父母要求购买今天看起来很平常，当时却算是比较奢侈的学习、文体器材。记得母亲总是瞥我一眼，就不吭声了，既不答应也不否定。看到这架势我就知道又没戏了。会钻空子的我立刻想起找父亲，只要是对学习、对身体锻炼有益处的器材父亲从不拒绝。即使当下没钱买，只要多提醒他几回，总有一天愿望能实现。于是在那缺衣少吃的岁月里，家里居然能给我们购置游泳衣、溜冰鞋、跳绳、乒乓球拍、羽毛球拍、彩色笔、水彩等等，很多令同学们羡慕不已的学习用具。无疑，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超前意识，让我们兄弟姐妹全面发展受益良多。

1960年代的父亲

在那个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年代，如果孩子学习不好，学校必定请家长。绝大部分家长回家准是对孩子一顿胖揍。甚至父母情绪不好时也拿打孩子出气。而父亲从未打过或体罚过我们兄弟姐妹任何人，但是，父亲也绝不溺爱我们。父亲上下班是有公家的车接送的。有时我们上学快迟到了，想蹭他的车少跑点路。他从来不肯，坚持要我们自己跑到学校去。

五、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父亲的血型是AB型，他的性格如同他的血型，的确有点与众不同。他是个不喜欢多言、不喜欢揽事、看起来冷冰冰、十分自律，绝对能够管控好自我情绪的人，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几乎没有父亲发脾气的模样。

父亲对母亲十分敬重，但生活上却很少关心母亲，对孩子们的冷暖也疏于过问。除了按点上下班，就是看报纸、看文件，或是有条不紊的打理自己的洗漱卫生。家中的大事小事任凭母亲一人做主、一人操劳、一人受累。每个月十一级干部181元的工资一到手，立即给天津的爷爷寄去15元，给湖北的大姑寄去15元，剩下的悉数交由母亲掌管。这样的惯例雷打不动的保持了几十年，直到母亲去世。汇钱的数目也雷打不动的保持了几十年，直到爷爷和大姑去世。当然，那时候的钱很值钱，不像今天的钱天天贬值。两个15元对于一个在天津大城市，没有收入来源的亲人；一个在湖北偏僻农村，承受贫穷煎熬的亲人，还真是雪中送炭呢。可平日里我们从来没听父亲提到爷爷和大姑的任何情况。几十年里他和爷爷、大姑也从未相见，直到他们去世。

我常想父亲年年月月一次又一次汇款时，难道没有想见见亲人的冲动吗？一个是生他养他的亲爹。另一个是一母同胞一齐长大的姐姐。再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吧。皆因一事对他触动太深，当年土改时，身在洪洞老家的大舅被划定地主成分，多日无音信。母亲担忧大舅遭到当地农民的恶斗发生不测，于是未向组织请假，就跑回洪洞去探望大舅，结果，回来后背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事成了悬在父亲头上的一把剑，为了避免剥削阶级家庭出生带来的麻烦，他只得将思念深埋于心底，用至亲们最需要的实际帮助来寄托自己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尽牵挂吧。

父亲与同事们留影

当年在洪洞牺盟会时，父亲就出名的话少，有一回几个同志站在院门口，远远看父亲来了，就较劲，比谁能有本事让他开口。几个人想了不少招儿，等父亲经过时，这个问：“今儿个天儿不错呀，你这是去哪儿啦？”那个说：“这都晌午了，张县长还没吃饭吧？”东拉西扯，就是想引他张口聊几句，父亲边走边笑眯眯的听着，最后“嗯。”了一声，就径直进院了。这之后，父亲惜字如金的名声传得更远。

家中来了客人，若正好照面，父亲只得微笑着点点头，算打了招呼，然后就把客人留给母亲接待，自己躲到屋里看文件或报纸。就是父亲自己的亲戚专程来探望他，他也话很少，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一边搓手搓脚一边仔细的听，关键时刻才插一句两句。他搓手搓脚其实是在按压劳宫穴和涌泉穴。不管哪路亲戚驾到，都是由母亲陪同接待安排吃住等，料理一应细节。

父亲是个思维缜密、生活节俭、又很懂得养生的人，他的生活作息像钟表一样严谨刻板。除了每天喝一杯清茶，从不沾烟酒，也没有打牌、下棋等任何嗜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都在饥不择食中度过，当人们都渴望大鱼大肉时，父亲却很知晓饮食有度。他吃饭基本不是跟着味蕾的感觉走，而是按自己身体的需要来。我们记事以来父亲就神经衰弱，有肠胃病，饭量很少。因此，不好消化的食物炸糕、饺子之类他很少碰。一日三餐定时定量。无论多么诱人的美味佳肴，无论多么难以下咽的淡饭粗茶，他从不多夹一筷子，也从不少吃一口。开饭的钟点一到，如果饭菜没好，他就用一些馒头片、饼干等易消化的食品垫补。

1960年前后，国家对行政级别十三级以上的干部给一点特殊供应，如饼干、点心之类。父亲买回家后，总要藏起来，自己吃独食。为了表示我的抗议，我就四处翻找，翻出来大快朵颐。他发现时只好无可奈何的笑笑，躲过我的视线，再换地方藏起来。放学回来的我，总是饥肠辘辘，在母亲的开饭号令发布前，寻找父亲藏起来的零食，成了童年时的一大乐子。

1970年代三代同堂的全家和大姐夫的母亲 

父亲再忙再累午休从不放弃。我很少见他加班，倒是记得他曾在晋祠疗养院、太谷疗养院疗养过几回。他是个绝对不会为工作搭上健康，也绝对不会为私事耽误工作的人。文革中群众贴大字报。说他“革命意志衰退”，说他“封资修的代表张民道的午休雷打不动”。要说午休雷打不动，还确有其事。早年间，四姑带着新婚的四姑夫去看望他，正赶上他在午休，他足足让他们夫妇等了半个多小时。几十年后，四姑笑着对我提及此事，依然觉得大哥不可思议。

虽然每天公家的小车接送他上下班，但他很少坐车。几十年坚持从府东街十号，徒步半小时走到上肖墙轻工厅去上班。下班时再徒步走回来。离休之后时间充裕，他上午下午各散步一小时。随着年岁的增长，过去健步如飞的他，开始步履蹒跚了，过去走上去毫不费力的台阶，爬起来也力不从心了。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自己前行的脚步。以走路强健体魄的习惯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常说，走路是最安全最有效的锻炼方式。

这样规律刻板的生活习惯终于有了厚积薄发的效果，年轻时体弱多病的他，老了以后身体反而一天天好起来。他说：“小时候算命先生给他算命，说他只能活到四十岁。一不留神已经过了八十，多活一倍了，很知足”。

八十八岁那年他不慎摔断了髋骨，本来住院时检查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但无法站立的他由于再也不能走路了，短短几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

父亲与轻工厅总工程师殷工

记忆中，父亲只穿过两三双皮鞋和蓝色、灰色少数的几套咔叽布中山装。他的每双皮鞋都穿了一二十年才更换。儿时的记忆中，他只有一双皮底皮面的拖鞋。这双皮拖鞋至少陪伴他数十载。穿那样久也不坏，早就分辨不出皮鞋原来的颜色了。小时候，我们没穿过皮鞋，穿的鞋子大多是老家的亲戚或阿姨手工做的笨拙耐磨的布鞋。即便后来能穿的起买来的鞋了，也都是布鞋。所以，很羡慕穿皮鞋。以为只要是皮鞋，都会像父亲的鞋子一样结实耐用，都能穿一二十年。等大了，自己有钱买皮鞋时，两三年就穿坏一双再换一双。才懂得不光是皮鞋，所有的东西在父亲手里都变得经久耐用。就连每天从月份牌上撕下来的薄薄的一小张能照见人影的废纸，他也要放在饭桌上，盛放餐后丢弃的垃圾，以便减少擦桌子的家务。

他永远干净整洁有条有理。当年，大多数普通家庭都没有洗澡设施。我们只能一周去机关公共澡堂洗一次澡。父亲每晚都打一大盆热水，从头洗到脚。任何时候出门前，他都要在镜子前看看帽子是否戴正，衣领的风纪扣是否合上，再摸摸口袋盖上的扣子是否扣好。他书柜里的书刊、衣柜里的衣物、抽屉里的物件永远摆放的整齐有序。谁要翻乱他的东西，从不发脾气的他就会勃然大怒。

小时候不知一向随和的父亲为什么会为这点小事发那么大脾气，稍大些悟出来了，父亲的记忆力不算好，但他用井然有序的行为方式来弥补记忆力的不足和提高工作、生活的效率。即常用的东西必有固定的摆放位置和便于记忆的顺序。以免因找东西造成的无效劳动。

父亲与轻工厅同事

我不仅学到了父亲的这一招，同时还悟到更深一层道理。上帝塑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独特，每一个人又都不完美。我们与生俱来都带着这样那样的身体或心智方面的优势或劣势，心智懦弱的人除了掩饰自己的缺陷就只会怨天忧人，而心智健全的人会开发自己的优势来弥补自己的劣势。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中有些残疾人穷困潦倒，有些残疾人反而比正常人更加出类拔萃。

六、晚年时的父亲

父亲一生从不做家务，也从不下厨。吃饭是母亲做好所有饭菜，摆好碗筷，包括佐料都备齐摆在眼前，他才坐到饭桌前动筷子。由于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又长期不参加任何家务劳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动手能力逐步退化，到老年变得越来越低能，动作越来越迟缓。看到火炉上煮着的牛奶溢了，不停的向外翻滚，站在火炉旁的他只会挥舞胳膊喊叫：“牛奶溢啦！牛奶溢啦”！直到一锅牛奶全部溢完，他也不懂得一抬手就可将煤气灶的阀门关掉。

人到晚年爱盘点自己的一生，父亲自不例外。我知哓父亲旧日的同学里，有在国民党里做高官的；有驻外大使的；也有一辈子从事纺织技术工作，解放后，作为技术人才被国家视为重点保护对象，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生活等各个方面比父亲待遇高很多的人。我问父亲，“你选择出生入死跟共产党走，可到头来你混得还不如你的同学好，后悔过吗？”父亲不加思索就斩钉截铁的回答：“我这辈子跟定共产党。从来不后悔”。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逐步对外开放。老百姓思想也渐趋活跃，讲话的尺度宽了不少。听到有人不满意党和政府的某些做法时，信息获取量渐少，脑子已逐渐僵化的他，总是很生气很反感。

父亲、四姨夫田杰三和原省政协主席李修仁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头脑退化的更加厉害，但他念念不忘地交代我们：他过世后，要把他的钱都交了党费。把他的遗体捐给医院，割鼻子挖眼睛能救人，他都愿意捐。这样既不信神也不信邪，共产主义信念已经融化在血液中骨髓里的人能说他革命意志衰退吗？

常听人说，人的长相前半辈子是父母给的，后半辈子是自己修来的。父亲一辈子与人为善，老年时看起来更加慈眉善目。临终也没遭受太多病痛，就驾鹤西去了。按中国的传统说法是喜丧，那一年是1999年8月11日。

七、对父亲的再认识

以前，兄弟姐妹都觉得父亲是个缺少亲情、待人冷漠，不知体恤别人、只爱惜自己，又养尊处优的人。加之他是AB血型，更觉得他自私与生俱来。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历练了人生的我们也老之将至。从亲人、故旧那里听到父亲点点滴滴往事，再与我们的感受拼凑一起，一个真实完整的父亲才在眼前逐渐清晰。

年轻时曾经历激情燃烧岁月的父亲，后来为什么暮气沉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长期体弱多病，但凡身体差的人必然底气不足，做事缺乏胆量和勇往直前的信心。所以，美国人在选拔人才时，很注重体育方面的能力是有道理的。中医的理论：性格焦躁、神思恍惚、抑郁胆小怕事等病态都是由于阴阳不调、脏腑不和造成的。父亲不善于竞争、不善于交往的性格，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不适于生存，也不利于发挥自身的潜能和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对妻子、儿女及亲朋在生活上缺乏关爱也决不可取。这大概也与他从小在封建家庭所受的教育有关系。

父亲与十个弟妹在太原汾东公寓

但表面看起来冷冰冰的父亲，其实却有着一颗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的心。他不仅早年间承担过帮扶弟妹和父亲的家庭责任，刚解放时，家中不少亲朋来投奔，他都尽其所能，推荐他们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那时候，国家建设缺人才、缺劳动力，帮助亲人们就业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他通过老同事的帮助，介绍在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二叔去石家庄铁路工作，成为新中国的公职人员；安排四姑作为自己的亲属，进入太原的公立学校读书，免去生活费和学杂费。四姑读完中学后，赶上抗美援朝参军，从此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介绍大舅的女儿希芳姐姐去晋华纺织厂当工人；介绍二姨的长子延生哥哥去洪洞维尼龙厂当工人；还帮助保姆杜芝香姨姨的养子尔寿哥哥，在轻工厅找了差事。这类事情太多了，不胜枚举。

1970年代后，全国人口膨胀，生产力相对落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此时，家中的兄弟姐妹逐渐长大，同样面临就业的难度。但父亲认为自己身为领导干部，不应替自己的子女说情。所以，兄弟姐妹五人就业都靠我们自己挖信息找渠道自己扑腾。他没有出面去托过一个熟人的门路。拿母亲的话说“你爸绝不可能为自家低头哈腰去干那些求人的事。”父亲的为人，客观上也锻炼了我们自己在社会上独立拼搏的能力。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进入大学读书和毕业后分配到原轻工业部工作，完全是自己的努力和学校分配的结果。父亲和原轻工部很多老领导熟悉，如原副部长乔明甫伯伯、原供销局局长、裴麗生老伯的老伴马葆珍阿姨，原二轻局局长张天珩叔叔，原食品局局长苗志岚叔叔等，他们大多都是当年与父亲一道在太岳区工作过的老熟人，再者，父亲解放后一直在轻工系统工作，与轻工部熟悉的领导也很多，但父亲没有为我的工作和升迁去找过他们任何一个人。这些人和父亲熟悉大多是我到原轻工部工作多年后，才慢慢知道的。我到原轻工部上班后，父亲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写给我一封从未有过的长信，在信里他如何教导我，不必赘述大家也能想到。

斗转星移，二十世纪末父亲晚年时，有些共产党的干部变得很会为自己谋利。有些善于专营的人，削尖了脑袋争级别、要待遇，或以一点点由头，或没有由头就托关系，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向前提早，以期获得更优厚的待遇。我也问父亲，“别人明明在家种地，硬说自己已经参加八路军。你1931年大学时代就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为什么不算参加革命呢”？父亲很认真的想了想，回答我：“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职业的革命者。”

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你除了看文件看报纸没有一点其它的爱好”？父亲说“我身体差，精神不济，有限的精力连想做的工作都做不完，哪有精力干其它呢”。

父亲在轻工厅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主抓基本建设，这类业务要搁在九十年代以后，绝对是个人中饱私囊最肥的差事。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派的父亲一生从未与“贪”、“占”两字沾一点边，让他来主持这类业务完全是因为他对轻纺工业的熟悉。当年还是处长，后来成为纺织厅原总工程师的殷一成，与他业务交道较多，殷总对我们说“我们汇报项目情况时，你爸爸问的问题很深恨透，技术人员都不敢糊弄他。但话又说回来，大家还都愿意随他做事，因为他从不瞎指挥，关键时刻他的拍板很给力”。

一般当官的在位时，家门口总是车水马龙，卸任后常门可罗雀。但父亲离休后，与他一道工作过的工程技术人员还会不时的前来探望。他们说“张厅长对谁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从不搞团团伙伙。但用人方面却任人唯贤，爱惜人才。”“张厅长为人低调，主持会议时从不自己长篇大论定调调、限框框，总是让大家畅谈。无论谁，只要有好点子，他都支持。”我问父亲“大家说你作风民主，是吗？”父亲说“民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的水平有限，但我能辨别哪些同志的建议有水平，集思广议让大家先说。其中能人们的思路也给我不少启发，领导嘛，把大家的智慧提炼，概括、最后形成决议就好。”

晚年的父亲

我认为父亲很懂领导艺术，在熟悉专业方面，更是共产党政府里凤毛麟角的专家。但由于他生性恬淡，不喜欢追名逐利，又厌恶拉帮结派，做事刻板，不喜揣摩上级意图，在现实社会环境和山西这样一个派系斗争比较复杂的地区工作，就严重水土不服。所以，尽管他参加革命较早，工作很尽职，但从1955年行政定级后直至离休，二十八年里他从未得到提级和提拔。山西省政府五十年代只有一个工业厅管全省的工业时，他就是副厅长。由一个工业厅壮大为几十个分门别类的厅局了，他还是其中一个厅轻工厅的副厅长。但他无怨无悔，始终泰然处之。

父亲虽然在轻工厅工作几十载，却从未向轻工厅要过住房。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住房是政府按职工的行政级别能给与职工的最大福利。住房的面积也是严格按照级别配给的。按照父亲十一级的级别，我家的住房条件应该比实际情况好很多。但我们一家七口却一直按母亲十四级的待遇，住在母亲单位分配的二点五居室里。后来，家庭壮大到九口人，增加了大嫂和长孙，还是住在窄小的二点五居室里。轻工厅也盖过几次宿舍楼。母亲曾数次带我去看过厅里新盖的房子。每一次我们都憧憬能分到一套大一点的住房。可是回回父亲都说，“单位里缺房的职工太多，我们好歹有住的地方就别去争了。”

我家的住房紧张情况一直持续到父亲快离休，才换了一套稍微宽敞点的宿舍。1983年，省政府统一为厅局级以上的离休干部盖了汾东公寓，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我们才搬进去。像父亲这样把住房一让再让的干部，即便在他那个年代也是绝无仅有的。在我们眼里连零食都不太肯和子女分享的父亲，其实在面临重大利益的考验时，是很能为他人付出的。

了解父亲莫过于母亲，母亲说“你爸是个一点弯弯绕都没有的人，认准一条道就一直走到黑。”父亲这种性格充分体现在他对共产党的追随上。父亲不是完人，但他是我们永远怀念的人。

2019年10月完成于北京家中

作者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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