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 夏玉和：给爸爸的一封信

作者档案

夏玉和

夏玉和，1958年5月出生。1975年3月下放到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新河大队综合场，以知青身份参加1977年12月高考，1978年3月进入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外语科学习，1985年秋季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2016年夏天退休。

原题

给爸爸的一封信

作者：夏玉和

爸爸：

       您在天国又一年。
       您好吗？

我以为，三年过去，我已接受了您的离去。可在键盘上打下这几行字时，没忍住，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只身在外几十年，我无数次这么想，家里四个孩子，我的命最不好，得到您和姆妈的关爱最少。

       我十七岁不到下放农村，然后上学，到北京求学，定居北京。相比两个姐姐和老弟，我在您和姆妈身边的日子太少了。

       三年前送走您后，我好多次翻看您的几十封亲笔信。

见字如面。打开一封信，我就能听见您说话的声音，看到您写字的神态，甚至看见了您戴着老花镜，想词儿时挠头把帽子弄歪的样子，还看见了您的表情，高兴、烦恼、忧愁、无奈、潇洒、淡定。

虽然，我没有像他们三个一样的福份，常年陪伴在您和姆妈左右。但是，我很庆幸，四个孩子中，只有我收到过无数封您的来信：从下乡当知青，延续到宁乡、长沙、北京上学，直至我和您的交流方式彻底被电话取代。

小时候在专署，后来在教育局，直到现在，总会有人对我说，你爸爸最喜欢你这个幺女儿，我曾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们说得对。这些信就是您专门给我的，一份我独自享有的遗产，看得见，摸得着，有质感，有温度，伴我终身。

遗憾的是，由于求学和生活的奔波，我只保留了您寄到北京的信。

1985年年初的您

重读这些信，尤其看到1985年九月我初来北京、直至这年年底的信，我感触良多。

这一年，您工作不顺。年届五十九岁，您却不知会在哪里退休养老。我从信中看出，您不想待在原单位，甚至愿意“屈尊”到一个级别很低的地方。

这一年，您得了癌症。我北上考研面试的同时，您也动身去了湖北省肿瘤医院。回湘时，我在武汉停留，看望刚做了手术的您。记得那天大雨倾盆，虽已五月，却有浸骨的寒意。您躺在病床上，强打精神，问我面试的情况。我对考试结果没信心，您安慰我说，考得上，考不上，都没关系。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在那一年诸多不顺中，我考上研究生，是一件让您高兴的事情，给了您些许安慰。

我到北京上学时，正是您术后养病期间。但是，您在信中很少提到身体的不适。您像许多中国父母一样，默默地承受着疾病给您身体和精神带来的创伤，我也把您当成了永远都会耸立的大山。

1986-1987年间，您已退居二线

这段时间里，我太让您为我操心费力了：这一年全国工资改革，我的工资是否在原单位改；粮油肉食补贴是否由原单位发放；还有，国家这一年开始给知青算工龄，我的是否由原单位调整；等等，等等。

您一直在和我原单位接洽，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每一步进展，最终让我这些鸡零狗碎，在湖南和北京之间得以顺利对接。

在所有来信中，您只在几封里面谈过您的病。一封说，要去湘雅医院做CT复查；紧接着的来信又说，湘雅的机器坏了，只能先去省肿瘤医院。在下面这封信中，您告诉我省肿瘤医院的检查结果，寥寥数语，却是乐观满满。

1985年11月19日。我之前寄回了照片，您和姆妈觉得我瘦了，便有些担心。后面的内容，一个是省肿瘤医院检查的结果，另一个与我的工资有关。

您告诉我，您已经恢复了晨跑的习惯，每天坚持跑1000到1500米。

刚动完手术，您以坚强示人，尽力表现得像一个健康人；但很快，您就成了真正的健康人。大家似乎都忘了，您曾经是癌症患者。

退到二线，也就是手术后一年，您带着几位干部编益阳教育志；您65岁正式退休后，又开始了做教育公益，承担了市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工作，还是市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您退而不休，又忙起来了。到2002年，您76岁的时候，才全身而退，过起悠闲的退休生活。

同时，您捡起了儿时的爱好，钓鱼。常常在信中看到您钓到了大鱼，由妈妈收拾好，腌上，最后做成腊鱼。您还会加上一句，给你留了，等你回来吃。

不过，您也不止一次唠叨，野鱼越来越少。于是，您的旧友学生邀您去养鱼场钓鱼。这样，您之后的许多次钓鱼就变成了捞鱼。

就这样，您该吃吃，该玩儿玩儿，该工作工作。直到您手术三十一年后，癌细胞再次兴风作浪，狠狠地向您扑了过来……

和许多湖南人一样，刚到北京时，我很不适应。在给您的信中，我免不了说北京这不好，那不好。

北京的饭菜肯定是我吐槽最多的。

我每月三十斤粮食定量，其中只有六斤大米票，剩余二十四斤都是面票。因此，北外食堂每天只在中午供应米饭。要想天天吃上点米饭，我一顿最多只能买二两。

食堂的菜不是太咸，就是太甜，还放很多芡粉，很多菜都是黏糊糊的。晚餐更惨，菜品种类少，还经常是中午剩菜的大杂烩。主食只有面食，没有米饭。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写信跟您说了。华华来北京玩儿，回去也告诉您和姆妈，和姨在北京好苦，晚上没饭吃。

其实，我就是跟您和姆妈聊聊天而已，没别的意思。再说，华华就一小孩儿，对她来讲，或对湖南人来讲，米饭才是饭，馒头、面条、饺子，都不是饭。

您回信了，您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说我，比如什么“骄娇二气”“害怕困难”“不能吃苦”之类的，我得到您这样的回复：伙食不好，只能忍一忍。您和姆妈会买肉买鱼腌好，趁出太阳晒干，熏好，做熟，寄到北京。

为了弄清楚寄包裹的规定，您还特地去邮局咨询：“邮局的赵同志讲，只要不流出水来，包装好是可以寄的。如有人来，会搭（带）点菜来吃。”

“猪肉、鱼都腌好准备。不给你寄来，我也无法处理，仅这次罢了。你在北京吃到家里的菜，当然会别有风味的。从邮局寄两瓶来，不日就可以收到。是用清油炸的，拌在饭里可以吃的。能蒸几次，当然更好。”

从1985年秋天开始，您没有“仅这次罢了”，我每个学期都会收到您寄来的包裹：腊肉或腊鱼，或腊肉腊鱼都有，装在麦乳精瓶子里，用塑料袋和绳子，包了又包，捆了又捆。为了多装一些，您和姆妈把肉和鱼使劲压紧。吃的时候，要把肉和鱼从瓶子里面拨出来，真得费点劲，压得太紧了。

我有没有告诉过您，一个外教把您寄的一瓶腊肉给“夺”走了的事儿？一次，一个美国老师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我带上了您寄来的“扑辣椒”炒腊肉”。我还担心这个老美吃不惯，没想到他直呼“好吃，培根肉真好吃！” 他把湖南腊肉当成了西餐的培根肉。我见他这么爱吃腊肉，还不怕辣，便忍痛割爱，把还有大半瓶的腊肉都给了这个外国吃货。

大概到了研三时，北京的粮食和副食管制没那么严了。北外三食堂，也就是教工食堂，晚上有了米饭，而且用面票就可以买。

这个食堂还开了一个灶，专门卖“小炒”，即一份份单炒的菜，像“鱼香肉丝”、“木须肉”、“蒜苗炒肉”、“油菜炒鸡蛋”、“芹菜炒肉”等家常菜。大锅菜八毛、一块一份，而“小炒”得两三块。我带工资上学，“小炒”还能吃得起。

我把这些好事儿都在信中告诉您，您也慢慢不再给我寄腊肉腊鱼了。

后来我留在了北京。回湘过年返京前，您都会把大块腊肉包好，把整条的腊鱼剁成小块，打包，放进我的旅行袋。

您走了以后，姆妈不再做腊肉腊鱼。平平过年时会给我一、两块腊肉，是她特地托人从安化买来的，山里人火塘上熏的腊肉。但是，我总觉得不如您和姆妈做的，吃起来没有那种恰到好处的咸香，更没有干净讲究、金黄油亮的品相。

此刻，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您蹲在地上为我剁腊鱼的样子……

从我记事开始，到离家去当知青，您永远在外面工作。家中四个孩子的衣食住行，全部由姆妈打理。所以，姆妈成了女汉子。您回家休假，除了帮姆妈干些体力活，就是辅导我们的功课，逗我们开心。

记得一次我太顽皮，您很恼火，要揍我。您的手扬到空中，我没躲，看着您。您，居然笑了。本应该落在我身上的巴掌，也软了下来。姆妈在一旁很无奈，说，你想打，要管，就别笑。你这一笑，还有什么用？你要这样，他们几个都不会听你的话。的确，从小，姆妈脸色稍稍不好看，我们几个都会紧张。可您，我们从来就不怕。

所以，咱们家是慈父严母。加上姆妈认字不写字，从我离家在外起，写信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您的身上。

您总是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家里的一切：姆妈文革中因为您丢了工作，现在已经平反，办好了退休手续，大姐姐和大姐夫工作调动了，平平和魏国安在努力考职称，外孙华华和魏来都长大了，很健康，雷它的婚姻大事依然没有着落，这让您和姆妈蛮伤脑筋；还有教育局新宿舍楼马上可以入住了，您参加了老干办组织的香港、澳门游，北大老同学回湘省亲，留下了电话号码，我可以联系……

我到北京时，已经是奔三之人，但您在每一封信中，都要嘱咐我生活中要注意这，注意那；同时，您也想能为我的工作和未来提点意见，当个参谋。

每封信的最后，您都会叮嘱说，有病要看病、吃药；没病，要预防。您的信让我想起来，上学时，我的胃曾经闹过两次毛病。一次是吃了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次是吃了豆腐。也许是食材坏了，胃不舒服了很久，一吃豆腐就难受。想到姆妈是一个老胃病，经验丰富，我便写信回家咨询。于是，您马上给我寄来了各种胃药。

您每次来信都会嘱咐我多多锻炼，还现身说法。不过，上学期间和后来工作的那些年，我没太听您的话。您的四个孩子中，只有我是吃母乳长大的，体质最好，身体一直不错。当然，现在我也到了您给我写这些信时的年龄，在尽力以您为榜样，坚持锻炼。

“你一个人远在北京，生活等等，我与你妈就不可能照顾。你自己对身体要好好爱护，经常感冒是不好的。有预感就要服药，不要等重病来了再治。感冒也能成大病，这一点要注意。生活要有规律，也要注意锻炼。这一点，我是有点体会的。我现在之所以比同龄人身体要好一些，主要是几十年来，基本坚持了运动——主要是晨跑。这在年轻时不觉得怎样，到了老年就明地看出成效，运动是长期起作用的问题。校外教课的事，要尽力而为，不要过多。身体感到负担不了了，就减少些。你虽三十多的人了，但不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惦记的。……”

上面这封信，让我很过意不去。如您所说，我都三十多的人了，还让您和姆妈如此操心，如此牵挂，真是罪过。

1992年，学校计划派我去澳大利亚进修，这与我原来所学的“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专业毫无关系，我心心念的是美国啊。我写信给您，对去澳洲犹豫不决。

以您的生活经验和对“八九”多事之秋以来的局势判断，您劝我接受这个安排，机不可失。您说，虽然澳大利亚不是理想的国家，但“毕竟能有机会学习一年，总有好处，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至于美国，以后再说吧。”

我听从了您的建议，接受了学校的安排，去了澳大利亚，收获不小，从此与这个国家结了缘。

我在北京的工作生活逐步稳定，您来信的数量和频率也渐渐减少，更多地用电话互报平安和问候。

我多么想咱俩的通信一直这样写下去，我曾想，咱俩不再通信，完全是因为电话的普及。

再次仔细读了您的来信后，我发现，早在1992年的一封信中，您就告诉我，视力有些模糊，医生说是白内障的早期症状。原来，随着年龄的增加，您写字也开始变得困难。

其实，家里装电话好几年了，您依然给我写信，一直坚持到1994年11月12日。这一天，您写了一生中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七十多岁的您，依然满头黑发

我多次翻看您的信，还有一个原因：我喜欢看您写的字。在我看来，您的字体流畅、娟秀、灵动，既不锋芒毕露，也不软绵无形。一如您的性格，温和，谦和，随和。很少自夸的您曾对我说，你们四个，要有一个的字能写得和我一样，就算不错了。当时，我还暗自有小小的不服。到今天，事实证明，您有先见之明。我们的字都不如您，而且永远也赶不上了。

您还说过，您的毛笔字写得不好。文革中，在专署机关院子里，我见过铺天盖地批判您的大字报。您是挨斗的，没有资格写大字报批别人。所以，我没见过您的毛笔字。文革后期，教育战线又开始批林批孔，反复辟回潮。您是教育局的领导，必须带头写大字报。您以毛笔字不好为由，给地区教师辅导站一位老师的高中生儿子布置了一个作业，写一篇文章，署您的名字，抄成大字报贴出去了事。

说到写字，我想起了您的老同事贾斌芳叔叔。他的字和您的非常像。如果把您和他的字分开看，真会以为出自一人；只有放在一起，才能分出彼此。文革中，年轻的贾叔叔写过您的大字报，批判会上斗过您。但文革结束后，他专程到家来，为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向您道歉，请您原谅。

贾叔叔登门致歉的故事，是平平讲给我听的。我对他的字，他的人品，充满了敬意。

但愿先您离世的贾叔叔也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也愿您和贾叔叔在天上能够相遇。

爸爸，九年多的时间里，您往北京寄了六十多封信。在您写完最后一封信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您的三周年祭日，我向您奉上这一封回信。

祈盼您在云端能够看到。

您的女儿和和

2019年11月15日

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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