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 夏玉和：有了哲学思维垫底，这个世界变得好懂了

作者档案

作者青年时代

夏玉和，1958年5月出生。1975年3月下放到湖南省益阳县槐奇岭公社新河大队综合场，以知青身份参加1977年12月高考，1978年3月进入湖南师范学院益阳分院外语科学习，1985年秋季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社会与文化专业读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2016年夏天退休。

原题

我 和 美 社

——贺北外美研中心40周年华诞

作者：夏玉和

1985级美社研究生毕业合影。入学时九人，乔钢梁读了一年就去了美国。记不起李荣凤为何不在场。从左至右：刘文亮、王晴、丁国祥、易海宁、王平、余燕和我

我上学那会儿，美研不叫美研，叫美社，即美国社会与文化，正式名称“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研究”二字，常常被省略。

在美研校友名单上，我被列入1979-1985级那一大拨学生里面，因为今天操劳美研四十周年庆典的各位师生，无法弄清楚这些年入学的学生都是谁，又分别属于哪一级。

在我的记忆中，美社教研室于1979年成立，当年没有招收研究生。总之，我们1985级应属于美社的“古董级”学生。

1985级一共九个人：三个北外保送生，乔钢梁、易海宁、丁国祥；三个北外应届生，余燕、李荣凤、王平；三个校外生，王晴、刘文亮和我。

1994年，我从澳大利亚访学回国，之后便离开美社，加入澳大利亚研究。到现在，除了胡文仲、吴祯福、余致远和杜学增老师几位前辈，我又成了澳研的“古董级”成员。

但是，我仍希望用我笨拙之笔，记录当年进入北外及在美社求学期间印象深刻的点滴，为美社四十周年庆生，以感谢北外、英语系和美社对我的培养。

上天赐我一个机会

在湖南的一所专科学校教了几年英语之后，尤其是教精读课，成天抠某个词、某个句子、甚至某个标点符号的意思，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此时，已有不少七七、七八级本科毕业生被分配过来，我们这些专科毕业留校的教师，备感山大的压力。

迷茫和焦虑之中，埋藏心底的那个不屈愿望又开始冒出小芽：我要去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读书去。

怎么去？只有考研一条路。

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上过一年半的学，期间选修了美国老师Jessy Parker讲授的“美国史”，颠覆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激起了我对这个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恨之入骨的国家的兴趣。从此，语言学、文学便不再入得了我的法眼。

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所修“美国史”的笔记，从1981年2月19日到6月23日。每周两次课，共29讲。每次课后，我把课堂笔记整理一遍。为了便于查阅和防止丢失，每页上都编了号码，共146页（里面有错啊，请师兄弟姐妹们原谅）

可是，哪个学校有这样的研究生专业呢？学英语的，当时有语言学和文学两条路可走。

可我面前，没有路。

我的同学兼同事王平（此王平非上文和下文中的彼王平）那时在北外进修，对英语系赞不绝口，而且消息灵通。她告诉我，南京大学有一个美国中心，招研究生，霍普金斯大学办的，具体情况不详。不过，北外英语系也有这么一个专业：美国社会与文化，新建的，还没招两届学生呢。

我欣喜若狂，这是天无绝我之路啊！我要去北外！

于是，我开始了准备，无数遍地通读黄绍湘的《美国简史》，几乎看遍了学校图书馆所有与美国有关的书（大多是汉语的），哪怕书里只有一个章节讲美国。当然，我们学校图书馆也很袖珍。

1983年下半年，我向学校申请，要求参加研究生考试。可此路不通：学校说，师资紧张，不让报名。没有学校的介绍信，我没法报名，更谈不上考试了。
        

学校这一闷棍打得我心灰意懒，1984年里又发生了许多事。我决定，不考了。将来如何，走一步，看一步。

报名截止的头天晚上，一个老同学问我，学校今年放开了研究生报考的限制，你怎么不报呢？去年不让，你吵着要报；今年解禁了，你又不报。言下之意，我在故意捣乱。第二天，为了不留下瞎胡闹的名声，我跑到地区招生办报了名。我没有寄希望考上，所以也没怎么复习，加上杂事太多，时间不够。

手头关于美国的书早已看过，我又翻了翻当年在长铁院做的“美国史”笔记；我已经教了近四年的英语精读，专业英语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复习也不会有太大长进，不如干点别的；综合卷子里的文学、语言学、汉语等内容，看过一些书，接着看，但范围无法预测，只能撞大运。我把有限的精力放在了背政治题上。

这前后两页笔记的主要内容是美国Constitution的修正案：前十个修正案以及其他重要的修正案。从备考开始，我看了无数遍这些笔记，内容都烂熟于心

1977年高考时，我担心能否将农村户口改回城市户口，很紧张；这次考研，我没想过要去皇城根儿下立足，很放松。

考专业时，一些题不会用英语表达，我直接上汉语；没有把握的，根据已知的点滴，尽情发挥。就这样，两天的考试结束了。

四月份，我居然收到了北外复试的通知。我喜出望外。同事朋友都没料到我能够参加复试，连那个激我报名的同学也颇感惊讶。只有我妈妈一人，曾经认真地对我说：你得准备一下，莫到复试的时候搞手脚不赢（手忙脚乱）。自然，我没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

我第一次进了帝都，第一次到了梦中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我的心情很好，只是京城四月灰蒙蒙的天空，还有带土味的干燥空气让我有些水土不服。

北外真是求贤若渴，为了不让刁钻的二外全国统考难住想要的考生，仅在复试时自主进行二外考试。以我自学四年北外法语系所编《法语》一到四册的底子，我的二外成绩不会太差，卷子里好多内容都取自于我看过的课本。

考二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不知是不是因为太紧张，我进了二外考场，突然发现没带钢笔。我只好厚着脸皮找监考老师借，那个女老师瞪了我一眼说，你是来考研究生的吗？笔都不带，没有！其实她手上就握着一枝笔，在给考生签到。

我急得满头是汗。这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个男生见状，主动借给我一枝笔。

不知这位男生是否考上了北外。既便他考上了，在校园遇到，我也认不出来。但他的古道热肠之举，我一直并将永远铭记于心。

我当年自学用的法语书，北外编。第一册讲语音，我在长沙铁道学院已经学过语音，便没有买这一册。后来评职称考二外，我依然用这套书来复习

我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邓炎昌老师。他和杨立民老师是主考官，他俩看上去既不和蔼，也不严厉，但我紧张得心脏都要跳出喉咙眼了。两位老师问了我什么问题，我现在已经一个都记不住了。

一个对考研不抱希望的人，居然进入了复试，这真有点像黑暗隧道尽头出现亮光的感觉，北外已经在向我招手了，我得抓住这个机会！

面试结束后，我等在考场外。邓老师出来了，我便迎上前去，张口结舌、絮絮叨叨、语无伦次地跟他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真的很想上美社研究生，如果北外名额不够，我可以当代培生，愿意毕业后回原单位。

邓老师继续带着职业性的表情，说，回去等通知吧。

邓老师啥意思呢？您会给我什么通知呢，录取的还是落选的？

不管怎么说，复试就这么结束了。我回到湖南，继续教我的书。

结果就是，1985年9月，我带着户口到北外上学来了。八年前七七级高考时填的第一志愿，终于成为了现实。

读研二时，我给邓老师当助理。一次在工作间隙聊天时，他向我透露说，你的初试成绩在所有考生中排第二。面试时表现也不错，沉着冷静，思维敏捷，表达流畅。我和杨立民老师当场决定，一定要收这个考生。我俩觉得，北外学生能做到你这样不足为奇，一个外地考生基本靠自学，能有如此表现，说明你很有潜力。

经邓老师和杨老师亲自裁夺，我得以进入学英语人心中的神殿，北外英语系，进入我梦寐以求的专业，美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为我打开一扇窗户

我到北外后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便被所开课程给整懵了。

我至今记得第一个学期的三门课，邓老师的“美国社会问题”，Anthony Oberschall 的“社会研究方法”和“社会体制”。Oberschall是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富布赖特学者，社会学教授。

相比之下，邓老师的课不难，但Oberschall教授的课可真听不懂啊！尤其是社会调查方法。

之前我学英语、教英语，从语言到语言，极少涉及专业内容。除了那门“美国史”，我从未上过content课程（相对语言课程的内容课程）。当自变量、因变量；采样，随机的、非随机的；实验组、对照组；可信度、有效性；统计学公式，调查问卷设计等等内容扑面而来的时候，我真有些不知所措。

同时，过去所学的英语也不够用，北外生的水平实在是太高了。像乔钢梁这样的同学，进北外前就在白堆子外语学校教书。经过北外四年，英语好得没法说。上课听他发言，让我觉得自己永无出头之日。还好，他一年之后便去了美国，开启了他即将给美国参议院议员当助手之旅。

我一心扑在了学习上，恶补英文，恶补知识。英语系给了研究生两个教室，晚上自习时，基本就是我们这些外地考来的学生在那里，闷头看书。

双层木床、蚊帐、小方凳、一张设计愚蠢、使用别扭的木长桌、住三个人，这是东院四号楼一间标准的研究生宿舍。英语系给每个研究生寝室配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供写论文之用。我在写论文，顺便摆个姿势

当时新华书店很少有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书籍，更难找到社会调查研究报告。找不到参考资料，我只好硬着头皮啃Oberschall教授推荐的一本研究方法的教材，是北大社会学系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

也就是从这个课上、老师同学的讨论中，我知道了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大名和建树，也明白了为何北大的社会学系也只是刚刚起步、为何书店里极少有社会学书籍的原因。

难归难，我还是跟着Oberschall教授的课程节奏走，最后做了一个田野调查，作为这门课程的期末论文。

我和其他五个同学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王平、1984级的周迎智和李卫红以及师训班的潘浩和吴为桥。

我们做的是一个关于个体户的项目。那个时候个体经济刚刚萌芽，自由市场和自谋职业还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纠结。自由市场的从业人员，即个体户们，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中间不乏插队多年、返城无法找到工作的老知青和服刑释放回京人员。我们选取了离北外最近的调查地点，位于海淀西大街的自由市场，后来的海淀图书城入口处。
       

我们严格按照课程的要求实施每一个步骤，多次往返于这个市场，设计问卷，做pilot study，修改问卷，最后通过随机抽样确定了访谈对象。

我们在海淀西大街做个体户田野调查的问卷

访谈结束后，我们把采集到的数据编码，输入到Oberschall教授带来的统计软件中，在英语系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上，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报告，也就是我们的期末论文。我们六个人在同样的数据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海淀西大街自由市场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分析。
        

遗憾的是，我的这份分析报告没能保留下来，也记不住我的假设（hypothesis）是什么和具体结论了。
        

这门课让我初步了解了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更为我看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从此对报纸上说、广播上说、电视上说、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还会问一句，你自己怎么说，为什么这么说。
        

一年级第二个学期，美社又来了一个富布赖特教授，James Grant，哈佛大学毕业，博士，PhD of Philosophy，真正的哲学博士。他的到来，把我刚有点上道的感觉彻底给搅没了。
        

Grant教授在美社教了一年半，上了三门课：西方哲学、美国哲学（一）和（二）。

Oberschall教授那边也来了一个让我头晕的课程：社会学理论。

两个富布赖特教授双管齐下，我的日子很难过。

Oberschall教授以他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发现和观察他身边中国的各种社会现象，然后用作实例来讲解抽象的理论。我们便有了一种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的体验，理论也不再晦涩难懂。哲学课则不然，比社会学理论难多了。

我保留了哲学课三个学期的课程大纲，在此与大家分享。这三个大纲足以说明，西方哲学盲当年的日子有多么难熬。

以上两页是 “西方哲学”教学大纲，1986年春

以上两页是“美国哲学”（一）的教学大纲，1986年秋

以上两页是“美国哲学”（二）的教学大纲，1987年春

以我可怜的抽象思维，读到柏拉图的“cave man（洞穴人）”、“shadow（影子）”，真找不着北。其实不仅是我，就连我仰慕的北外生，也是听课时一脸懵懂，讨论时词不达意。

坦率地说，Grant是一个极其用功的老师。他没课时，就会在研究生教室隔壁的外教办公室看书。我们来去研究生教室和系资料室，都可以看到他。也许是外国专家楼房子和他的两个女儿都太小，在这里更宽敞，还可以躲清静；也许我们这拨学生的确很让他伤神，他得想法子让我们读懂原著、听懂他的讲课。

Grant教授满脑子都是哲学。他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给我们的奖品也是哲学书。上面这本书是我得的奖品，《欧洲哲学家：从笛卡尔到尼采》。我在扉页上记下了书的来历：The first prize for the game "Apple Biting" at Halloween, Oct. 31, 1986。（万圣节“咬苹果”比赛一等奖，1986年10月31日。）书还在，但游戏是怎么玩的，我已印象全无。

也许是哲学原理难以深入浅出，Grant教授的课堂语言太专业了，基本上用抽象的语言讲抽象的哲学理论。我们这些学生缺乏西方思维的基础，要听明白他的话，十分吃力。课堂讨论时，我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不着边际，他也不知所云。所以，课堂上，他的一个常见动作就是，手指头戳着下巴颏，眼睛睁得老大，张大着嘴，欲说无语。几秒钟之后，他会说，我想想，下节课我再来给你们一个解释。Grant教授日子过得不比我们轻松。

期中考试了，Grant教授出了四个考题，课下做，到时候交卷。习惯了各自为战的我们，都急了，不知如何作答呀！于是，我们自觉地聚在一起，讨论了两个下午。王晴是北京人，家也在北京，已经是一个小学生的妈了。除了上课，一般很少见她。但为了这个期中考试，王晴也出现在我们这些小弟小妹中，参加讨论，由此可见这个考试的难度和大家的重视程度。

1986年上学期“西方哲学”课程的期中考试题

这是我们讨论高深西方哲学问题的地方：东院主楼南边小花园的这片空地上。三十几年过去，除树木更为茂盛外，这里还是老样子

在此得提一下这门课的唯一旁听生，语言学的叶蕾。她从不缺课，讨论也参加。那会儿好像不允许跨专业选课，所以，叶蕾只能旁听。说实话，作为美社生，若不是必修，我肯定退选这门“西方哲学”了。正是通过这门课，我和叶蕾成了研究生期间最好的朋友。她喜欢哲学，之前也看过这类书籍，在和她的讨论中，我受益匪浅。在我觉得课程太难、无法应付时，她的知识、理解和鼓励让我坚持下来。

我和叶蕾在英语系资料室。这个资料室仅对教员和研究生开放，存有许多校图书馆没有的书。我没课时基本上就在这个资料室看书

世界变得好懂了

期中考试过后，我们接着读笛卡尔、康德、米勒等，后来还有休谟、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著作。或许是年代的原因，也或许是这些人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学思想，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和直接，变得好懂了许多。

有了“西方哲学”垫底，后来两个学期的“美国哲学”学得很是顺利，无论是美国的“实用主义”，还是后来的“超验主义”，再后来杜威的教育思想，似乎都比柏拉图、苏格拉底好懂。

Grant教授在1987年夏天回美国前和1985级和1986级的学生合影。后排左三是1986级的邾立志，受Grant教授的影响，爱上哲学，目前在美国全职给美国学生上哲学课

经过Oberschall和Grant教授的重压，其他课程的难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Helen Young的“美国社会史”、Niel Grove的“美国价值观”、Herb Gamberg的“美国教育体制”，还有Scott Corbyn 的“美国政治体制”，等等。

应该说，修完了西方哲学和美国哲学，对美国的前世今生、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等等，我们就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了解。Oberschall和Grant两位教授为我们之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年的课程期间，除了邓老师讲授过一门课，其余课程都由美国学者承担。这些美国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美国，原汁原味。在课堂上，我们听到了这些老美教授们毫无保留地批评美国，反思其历史错误，抨击其现行政策，剖析其社会问题。

这些老师还带来了跨文化的视角，尽可能地在自己的课上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多样性。Oberschall教授曾专门请来日研中心的日本专家和学生，和我们一起讨论亚洲（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及其传统，并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行比较。

虽然我最终没能从事美国社会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但是，在美社所学为我进行澳大利亚研究铺平了道路，搭建了基本框架。

特别是后来，我也有幸成为了像Oberschall和Grant教授一样的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高校讲授中国社会与文化。面对美国学生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读美社，坐在美国老师课堂里的情景。我奢望着能够像他们一样，给美国学生带来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同样的原汁原味、回味无穷。       

各位师兄弟姐妹，你们毕业证上的研究方向和我们这届的一样吗？“社会学”，多好的专业。那时由专人用毛笔填写毕业证的详细内容，估计无意间给证件造假增加了难度。好有年代感！

美社把我从湖南带进了北京，从纯语言教学转向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英语从此成为一个工具，帮助我的学生和我自己去探索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开放、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很荣幸，我是美社的学生；我很自豪，我美社如此兴盛。在此，祝我美社在青春焕发之际，更上一层楼，培养出更多具有跨文化和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

2019年10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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