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贺立华： "反自由化"浪潮下的山大《沃野》风波

2018-02-13 贺立华 新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贺立华，山东大学中文系77级，山东大学教授、博导，莫言最早执教山大的合作导师，原《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

原题

翻垦荒芜的山大《沃野》

倘若不是《历史家茶座》主编盛情约稿的提醒，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几十年前学生时代年我曾经主编过《沃野》这桩事儿了。

岁月如斯，悄然遗忘，已经荒芜了那方《沃野》，那方曾经绿草如茵、生机勃勃的《沃野》。

没想到我轻松应邀之后，写作竟成了十分困难的事情：当年的许多当事人已经星散四方，很难联系到了。30年前在山东大学争相传阅红极一时的《沃野》，如今在学校图书馆和各院系图书馆资料室均无收藏……辗转周折最后从当年曾做过该刊编委的张树铮教授手中搞到了全套的《沃野》，惊讶他30年间数次搬家，竟然一本没丢。

《沃野》是1979年初春创办，1980年岁末关门的，存活了两年，每年两期，共出刊了4期。之所以关门，是因为在“反自由化”的运动中该刊成了“自由化典型” ，它的编辑和作者不少人成了“自由化分子”；关门之后的“余震”继续，一直到1982年春77级毕业生走出校门后还没完结，仍然有被追回来、接受批评教育、继续“交代问题”的同学。

“弹指一挥间”，30年过去了，不少当年有《沃野》经历的同学和老师，偶尔还在念叨那时的人和事：山大老校长著名美学家曾繁仁教授念念不忘这个事件过程中的师生情谊。

他这样说：“当时还出现了颇为惊人的《沃野》事件……因为同学们大都来自社会基层，因此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包括某些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这就引起了某些部门的注意，要追查此事。

当时我是该刊的业务指导，既然要查我理应承担责任，我也明确向有关方面表明了态度。但七七级的同学却说他们并没有给我看过该期刊物，从而将我解脱出来。

历来只有老师保护学生的，但七七级同学却挺身而出保护了老师。这难道不是一件感人的事件吗？”（曾繁仁《我与七七级同学亦师亦友情谊》，见《我们七七级》，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真没想到，在77级高考30周年大聚会欢乐的时刻，我们敬爱的老师却在回想那令人心痛的往事 ……

创刊背景

《沃野》创刊于1979年。

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那是个控诉声讨“四人帮”专制罪恶的时代，是平反冤假错案为“四类分子摘帽” 的时代，是“黑五类”和众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告别残酷的现代“种性”制度、获得平等做人权利、可以考大学、可以入党、可以参军、可以提干、不再受歧视的时代，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解体、千百万农民打破束缚、恢复“男耕女织”个体劳动自由的时代，是“臭老九”们从被贱视、被管制、被奴役的流放地归来得以迁升的时代，是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呼唤“思想解放”的时代，是欢呼文艺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到来、百花怒放、万木竞荣的时代，也是一个抚摸“伤痕”痛切“反思”的时代。

197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文学思潮的涌动，一大批深刻检讨历史、激烈针砭时弊的文艺作品发表，如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白桦、彭宁，《十月》1979年3月号）、《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诗刊》1979年8期）、《在社会的档案里》（王靖，《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戏剧艺术》《上海戏剧》1979 年9月25日专刊）、《女贼》（李克威,《电影创作》1979年第11期），以及小说《飞天》（刘克,《十月》1979年第3期）等，几乎每一篇出来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都能引起山大校园的轰动，同学们争相借阅、传抄、朗诵，甚至排练演出。

1979年的山大，恢复高考后已经招收了77、78、79三届大学生。校园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这批学子大部分是在文革10年间受压的一群。大学生这个群体历来就是一群敏感着社会人生引领时代风潮的先锋军。呼吸着自由解放的空气，受压的一群此时迸发出岩浆烈火般变革的热情，山东大学涌动着的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热潮波及全国，影响巨大。

我记忆里，同学们在1978年就组织起了各类学术社团，到1979年又依托社团创办了多种学术期刊，仅中文系就有学术社团文艺团体十多个：杨争光、李安林等人的“冻雷小说社”、谭好哲、张宇声的“理论研究组”、耿建华、吴滨、孙基林、韩东、王川平、郑训佐等人的“云帆诗社”、李新、吉发涵的“语言研究组”、蔡宛柳、姜鸣钧的“剧社”、王汉川、姜鸣钧、孟生的“中文乐团”……出版的刊物有《云帆》《百花园》《求索》《银河》等。历史系、哲学系、政治系创办的刊物有《纵横谈》《基石》《春秋》等，均是些蜡纸刻写的油印粗糙印刷品。许多社团杂志的人员都有交叉，趣味相投的同学可以跨院系自由组合，同学们尽情地享受着那个时代，也为那个时代贡献理想和激情、勤奋和汗水。

“冻雷小说社”合影，前排左起：马磊（中国电力网副总编），杨争光（著名作家）、李安林（《当代小说》副主编，已病逝）中排左起：贺立华（本文作者）、曹庆文（淄博市文化局长）、单吉文（《中国消费时报》编审）、后排左起：曲文君（临沂大学教授）、杨学锋（山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王广令（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主任）

《沃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酝酿：山大学生会宣传部长中文系78级同学吴传宝和77级同学谭好哲、张幼川、姜鸣钧、李安林等同学在文史楼前花坛旁商量如何创办一个铅字印刷的、高品质的、全校文科同学都参与的文学刊物，吴传宝兄回忆说：“大家纷纷为刊物起名字，大概是谭好哲提出叫《沃野》吧，虽说有点拗口，总的感觉还不错，就这样定了。”

办这样高品质印刷品需要经费，于是吴传宝开始了四处游说、积极运作。他说：“我先找了团委书记冯义明，冯书记十分友好，很热情；又找了党委副书记云光，他思想很解放，很支持学生办刊物。有校领导支持，办刊的启动经费问题就解决了。”

其间，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使处事稳重的吴传宝兄日后躲过了一劫：北师大77级徐晓等同学办的《初航》有同学来山大联系，希望全国重点大学的同学联合创办一个大型的大学生刊物《这一代》，这些合作伙伴包括北大77级陈建功们的《未名湖》、北师大的《初航》、武汉大学的《珞珈山》等，希望《沃野》也加入。北京这批倡导联合办刊的同学正是后来“惹事”的诗刊《今天》的骨干。

这个建议被吴传宝谢绝了，他坚持山大自己办刊，不与外校合作。中文系77级的吴滨同学后来听说了这个消息，很遗憾地说：“如果他们来联系我、联系《云帆》，肯定就加入了”。

《沃野》由学生会主办，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的吴传宝自然成为主编。编委会由文科各系同学组成，经有关领导提议由冯传家同学出任副主编。冯是中文系78级学生，共产党员，是当时年龄最大的同学，大概有40岁了，因他上大学之前的文革后期出版过长篇小说《春泉》，所以被保送上了大学，大概他是当年山大唯一不经高考上大学的。

《沃野》创刊最初动议是民间的，证得校方支持正式创办之后，就进入体制内管理了。它不同于上述民间社团自发创办的报刊那么无拘无束。它貌似民办实则官办，《发刊词》也说得很清楚：“它是在我们山东大学党委领导下，科研处和校团委大力支持下，由学生会主办的。”（《沃野》1979年第一期）学生会又是直接服从团委领导的。

山大学生会主办的《沃野》，编辑部设在中文系，但没有办公室，编辑同学都在自己宿舍编稿，开会找教室，或在文史楼下的小树林里。虽然没有办公室，但印刷经费还是有保证的，经费来自山大科研处，有这样的支持，所以它的印刷就不同于那些蜡纸刻版油印粗糙的民办小报小刊了，它由山大印刷厂铅字排版印刷，纸张排版印制都十分讲究。而且作者还有稿费，每千字两元。今天看两元钱好似微不足道，但在我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足十元的年代里，这个两元钱就是了不起的数字了。

山大校长吴富恒教授对这个大学生刊物十分重视，亲笔为《沃野》撰文畅谈《我的一些希望》，鼓励同学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吴传宝出身艺术世家，广有人脉，他联系了山东省文化厅长、书法家鲁特先生和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分别题写了刊名“沃野”。

第一期出刊后，本校师生争相传阅。编辑同学们热情似火，紧接着又编辑出版了第二期。这两期稿件内容是以小说、诗歌、散文创作为主，只有少量几篇理论和翻译文章。

社会反响

两期《沃野》出版，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右派作家文革后刚刚平反复出的著名诗人公刘高兴地来信称赞“你们的刊物办得不错”，“几篇小说和卷首诗是再三品味了的，如小说《罪愆》（庞嘉泰）、《哥哥和嫂子》（贺立华）、诗歌《唱给五四》（张树铮）、《白杨垂柳》（杨争光）等，都颇有锋芒，像初生之犊的样子。”

《光明日报》资深文艺评论家潘仁山先生专门写来评论：“历下沃野千顷碧，试目遥看百花红”。重点评价了小说《罪愆》、《哥哥和嫂子》，他说“《罪愆》通过恋爱婚姻悲剧，深刻揭示了官僚特权像癌细胞似的侵蚀着社会主义的肌体，戕害人们的心灵，离间夫妻骨肉之情，读之催人泪下，促人猛醒。《哥哥和嫂子》这篇小说以朴实的富有生活气息的笔调塑造了‘哥哥’这个八面玲珑、圆滑干练、见异思迁、道德堕落的新官僚典型，并予以入木三分的鞭鞑；而对善良勤劳、任劳任怨、坚贞不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嫂子的辛酸遭遇，则给予了深切同情。在这篇作品中，歌颂与暴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沃野》1979年第2期）。

老教授田仲济先生来信说尽管年老“目力不及”，还是很高兴阅读《沃野》，他说大学生办刊物是“五四”传统，“五四”时期的《新潮》和后来的《曙光》都是大学生刊物，都起到过积极作用。“你们编辑出版的《沃野》是有意义的工作”，“祝你们越办越好！”著名老诗人翻译家邹荻帆赞扬《沃野》的“活力”和“青春气息”，并且不由地回忆起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生办刊的艰难，痛斥国民党专制的反动和怯懦“连点红烛的红字也害怕，报刊时常开‘天窗’……”

山大老校友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先生热情洋溢写来数千言的长信，赞扬《沃野》“自由，奔放”、“生气勃勃”，赞扬同学们“路子走得对”，他相信会成为“繁花似锦的沃野”；他还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往事”：在国民党文化专制下没有言论自由，学生报刊经常遭受“查禁”“追捕”“夭折”“人身危害”等……他感慨地说今昔对比有“天壤之别”、“你们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该是多么幸福啊！”（《沃野》1979年第2期）

1979年出版了《沃野》一、二期，这个时期我只是《沃野》的普通作者，我作为作者分享了它的光荣。

改组“换头儿”

中国当代文坛从没有过这样自由热闹的景象，这种景象也引起有关人士和部门的警惕，于是就有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呼吁。

第二期《沃野》出刊不久，有些人已经开始挑“刺儿”了，说是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于是山大领导加重了中文系党总支的担子，由中文系总支老书记亲自抓《沃野》工作，并且任命了一大批老师作《沃野》的“指导教师”，分管理论的是系副主任曾繁仁教授、分管散文诗歌的是郭同文教授、吴开晋教授，分管小说的是王传德教授……并且作出了改组《沃野》编辑部的决定，所谓改组，实际上就是“换头儿”，将主编吴传宝换成贺立华，让吴传宝和冯传家作副主编。

换掉吴传宝的原因据分析有三：鉴于已出刊两期《沃野》的“自由化倾向”，中文系总支老书记把吴传宝叫到叫家里去谈话，吴传宝和老书记的女儿同为济南实验中学同学，所以也不陌生，但吴的态度和书记相左，让老书记很生气。

老书记问：“你们刊物发的文章为什么不交给中文系领导和老师们审查？”吴则反复强调“《沃野》是山大学生会的刊物，不是中文系的。”吴没把中文系领导放在眼里。

再一个原因就是吴传宝支持了大学生搞舞会，而且他还亲自到省歌舞团请来专业演员教同学们跳交际舞。这个时候大学生跳舞属于开禁之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吴作为学生会的头儿，问题严重性可想而知。

第三个原因是潜在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不是党员。虽说这个时候不再讲究出身，但阴影还在。另外，还有一个最要害的原因是被吴传宝无意中排除了：当老书记问：“外地有人来和你串联办刊吗？”吴如实回答“来过，我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决定将吴传宝降为“副主编”继续干，已经很给面子了。在同学们中间，吴传宝口碑非常好，是一位忠厚稳重、能力很强、积极热情、人缘很好的“老大哥”，这个主编，本不该换掉的。换上贺立华的原因，我猜想是因为我入大学以后写了“入党申请书”，是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属于“要求进步的学生”，是被系党总支定为“入党培养对象”的人，另外也许领导考虑我入学前曾在新闻部门工作过，懂些宣传纪律。按吴传宝和吴滨的说法就是“贺立华属于领导和同学们都能接受的人物，能压事儿。”但我自己反复坚辞这个主编，理由是学习任务很重，压力很大，这也是实情。

一天晚上，辅导员通知我到山大党委书记家开会，校党委书记家也是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家，系书记是校书记的夫人。到会的领导很多，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党办主任、校团委书记、系总支其他领导等，学生只有我一个，主要内容是动员我接手《沃野》主编工作。讲话的人主要是系书记，其他人都对系书记很尊敬，都是听，校书记在外圈坐着，没发言，也是听，时而起身迎接不时敲门进来问事的校工，十分平易近人。除了老书记发言外，就是我说话最多了，我反复申明了不能接主编的理由。老书记听了我的发言，有点生气，最后说了句“你再考虑考虑吧”，就散会了。

天色已晚，路很黑，回宿舍路上，有位参会的领导好心地劝说我，主要内容是：你不是要求入党吗？这就是党对你的考验哩。你如果坚辞不干，辜负了领导对你的信任，就有点不识抬举了。我心情沉重，只好答应接这个主编，没想到接来了意外之祸。

新建的《沃野》编辑部，有一个很庞大的编委会，耿建华兄有心，保留了这份《沃野编辑部名单》，这个名单帮助我们弄清了到底有哪些成员，未曾想到现在做了山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方宏建兄也是其中的成员，他是哲学系77级同学的代表，在编辑部他属于年龄较小的几个同学之一。这些成员横跨文、史、哲等文科各系，主要的“头儿”，下面画横线的，都是中文系的同学。“指导教师”栏下面换横线的曾繁仁教授是指导教师组长，那时年仅三十五六岁，他正是山大后来的党委书记和校长。

耿建华兄还保留了一份《编辑守则》，这个《守则》说得很清楚就是要按“党委宣传部的意见约稿”，学生们编辑的稿件交“指导教师”审读，最后一关“交党委宣传部审定”，层层把关，就是要确保《沃野》的“大方向正确”。学生编辑和主编就是作一些具体工作，有执行党委决定的责任，而没有稿件决定的权力；由《守则》制定的时间是“1980年4月15日”可以看出，这个学期已过去大半，1980年第1期的《沃野》（总第3期）还没有出版，这一期是很难产的。一直拖到暑假期间才出刊。

暑假之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声开始“紧”了，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编辑速度上有点“抢时间”的意思，尽管是“抢时间”，1980年第2期（总第4期）还是拖到了1980年底了，这一期增添了页码，由原定的100页增加到130页，而且颇有预见地在刊后用了整整三页的篇幅、用小字号排出了“《沃野》一至四期总目录”，似乎有点儿“悲壮告别”的意味。这张照片是最后一次编委会合影，时间是1980年12月份（下图）。

照片左起：张树铮（山大教授）、杨秋泽（石油大学教授）、吴滨（中国作协专业作家）、耿建华（山大教授）、张幼川（青岛日报编审）、吴传宝（山东民委处长）、贺立华（本文作者）、冯传家（胜利油田医院宣传干部）、王晓（山东省人防副主任）、庞嘉泰（山东省民委处长）、朱幼棣（新华社高级记者）、扈晓阳（山大研究馆员）、陈中华（大众日报高级记者）

尽管是小心谨慎地编辑、尽量打磨掉同学来稿犯忌的锋芒，尽管一层层地把关一层层地过筛，还是有许多好作品脱颖而出，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就是内涵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例如王川平、杨争光的诗歌、川萍的小说等……尽管我们编的杂志连自己也不满意，但仍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尤其是全国各大学同学们的来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其中一封是吉林大学中文系77级徐敬亚、王小妮同学的来信，我们几位编辑同学传阅了，有一种被同代人理解的感动，这里全文抄下：

《沃野》编辑部：

在万花纷谢的大学生刊物中，我们一直注视着古老中原上的《沃野》，每期都读到了。当前坚持下来是不容易的，只有我们知道办一个刊物是需要多少心血（还有勇气和力量）！你们走下来了，这就说明了你们的一切。我们共祝《沃野》不断办得更好，不断跟随真实的步伐，努力扑捉当代青年的感情，并不断注入新的表现手法。全国的同学们都在支持你们（我们在遥远的北方向你们致意）。

《赤子心》收到了吗？愿他带去我们的心声。
祝《沃野》兴旺茂盛！

徐敬亚王小妮
1980年11月26日

（见《沃野》总第4期）。

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学们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把它编入了最后一期《沃野》，实际上此时，《沃野》的编辑出版已经十分的困难，在“万花纷谢”时，《沃野》不可能绿色满园，正像《沃野》最后一期出版的日子——它已经进入了寒冷的1980年冬季。

商量稿子。左起：王平（山大教授）贺立华（本文作者）杨学锋（山东省出版局副局长）赵沪民（四川？）吴传宝（山东省民委处长）张树铮（山大教授）

改组后的编辑部，我由普通作者被“提拔”成了主编，我和副主编吴传宝兄配合十分默契，上下斡旋外交的事情还是由吴兄去跑，具体编务主要是由多才多艺、聪明勤快的小学弟杨学锋和张树铮两人去做。大家任劳任怨，合作愉快。

在任主编期间，虽然我没利用“职权”在《沃野》上面再发表只字片文，但不等于后来没有麻烦。其间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也为日后的的“反自由化”提供些许资料：有个别编委提出，在编辑部内部成立“党支部” 、“党小组”之类的先进性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我持反对意见；还有个别编委经常向系总支领导汇报“工作”，这些“工作”多是同学间鸡毛蒜皮之类。

在编委会上，我对此谈了看法：我们都属于各班级来的同学，党员同学都属于各班级的支部管了，在《沃野》编辑部没必要再建党小组之类；咱们都是成年人了，不少同学上大学前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多年了，不是小孩子，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能解决的，不要再去麻烦领导，如果咱们解决不了的再去请示不迟……我的这些话在后来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上纲上线”了。

关门后我的1981年

《沃野》1980年底关门。1981年的春节过后，已经开学了的山大笼罩在凄冷的春寒里。《沃野》编辑部的人不再集合组稿了，编辑们在各自班内开始了学习文件和整顿思想。

4月中旬以后，山大校园广播电台的大喇叭里，早中晚三次吃饭时间，反反复复地播送《解放军报》的文章《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这篇文章严厉地批评了文艺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现象”和“资产阶级化自由化的倾向”。文章说：有的作品公然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描写得一团漆黑，歪曲和糟蹋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发泄不满，恶意嘲弄和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像这种在政治倾向上有严重错误的作品，难道不应该批评吗？随后各大媒体都大张旗鼓地批判我们不久前还在争相传诵的《苦恋》、《将军，不能这样做》等，那舆论氛围颇有文革大批判的“杀气”，充满了火药味儿。

最令人不解的是许多饱受极左政治文字狱迫害而九死一生的著名作家们也加入了批判“自由化”的行列，例如五四时期老作家丁玲高度赞扬“党啊母亲伟大”，激烈批评“暴露黑暗”的“自由化”文学，告诫文坛说“我们不能像少数人那样发泄怨愤，图一时痛快……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严肃的责任感，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应该旗帜鲜明。”（周良沛《丁玲传》，北京十月出版社1993年版，806页）

山大的老校友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面对这种“解放”的现象也很忧虑。他说“我觉得思想解放，应该以四个坚持为前提，好似跑马，要顺着道袍，不然就乱了。”（贺立华《思想解放和思想改造是相通的》，《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著名小说家刘绍棠更是以切身体会愤怒反击“自由化”思潮：“党是我的亲娘，是党把我生养哺育成人，虽然母亲错怪了我，打肿了我的屁股，把我赶出了家门，我是感到委屈的，但是母亲又把我找回来，搂在怀里，承认打错了我，做儿子的只能感恩不尽，今后更加孝敬母亲，难道可以怀恨在心，逼着母亲给自己下跪，啐母亲的脸吗？”（刘绍棠《我的创作生涯》，中原农民出版社1988年版，79页）

由此可以看出，“反自由化”的运动比起“自由化”的思潮来，其声其势要强劲凶猛得多，领军人物的分量也大得多，而“自由化”者多是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和“青涩”的大学生。反自由化的重点还是在文艺界和全国高校。

此时，虽然《沃野》不办了，但我已经无法坐下来安心读书了，开始了没完没了地“反自由化”学习、开会、谈话、交代问题、写总结检查……很像 “文革”运动的套路。领导交给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楚在《沃野》上写文章化名者都是谁？例如川萍是谁？”我的回答是“这么多学生很难找作者了”，“到各系去打听很难，这么作影响也不好”，“我是《沃野》主编，有问题我检讨，全部责任由我来负。”所以这件事我顶着没做。

再一件事就是问我：“你们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请哪些指导教师看过？”我回答是：“时间紧迫，没来及请老师们看”。校部机关一老领导找我谈话，也是谈这些问题。据我所知这位老领导是老革命，文革中挨整受了很多苦，文革结束后他对整过他的人并不在意，人很宽厚，我很信任他，所以就对他激动地说了许多心里话：“这不是又在搞文化大革命吗？又开始整人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保护作者啊！”老领导无语……

好像是此后第二天，系总支通知我到系总支办公室开会，我赶到时办公室里已经围圈坐满了人，都是领导和老师，学生还是我一个人，先让我检讨《沃野》和我自身的问题、谈认识，接着是老师们发言对我进行“帮助”，“帮助”之后，我再表态，最后是老书记总结。最严重的还是老书记那些话——“你充什么英雄啊？你以为你承担责任就完事了？”“你承担得了吗？”“保护作者是什么意思？你对党组织还搞隐瞒吗！？”“你以为你不说，组织就了解不到了吗？”

果然，所有用笔名发表作品的同学真实姓名，领导都已经掌握了，而且很快。老书记继续一个人说，在座的其他领导和老师，无语，我特别注意了我昨晚给他说知心话的老领导，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低着头，也无语。

老书记声音不大，但很严厉：“要发表的稿件你为什么不请指导教师审查？你是心里有鬼啊！”“你为什么只送我一个人看，还是晚上送给我的，晚上我眼睛看不清，你要得又那么急，这不是故意蒙混过关吗？！” 其间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和《今天》有联系吗？”我回答“不知道有《今天》”（见注1）。据说是个“反动刊物”，还据说“和《沃野》有联系”。

接着，老书记启发在座的老师们“帮助”我，但老师们还是无语，指导教师组长、年轻的曾繁仁教授十分严肃，近视镜片闪着亮光望着窗外，始终一言不发。终于有位老师发言了，他并不是《沃野》的指导老师，我知道他是位善良热心的人，之前之后他对我都有很多的帮助，看来是领导有意安排他发言，他不得不发，他态度温和，概括谈了四点，如今我只记住两点“第一，偏离了党的文艺路线；第二，脱离了党的领导……”我表态以为然。余书记也以为然。我本以为承认错误、给自己扣几顶帽子，就能尽快过关，没想到还真是没完没了了。

会后还有位搞马列理论的教授主动来帮我提高认识，他是很真诚地这么认为：“什么是思潮啊？这就是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不一定是外部有人来启发你才产生的，《今天》来山大联系不联系不是个问题，比组织联系问题更严重的应该是思想联系，这是思想深处的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才行啊。”他也认为我思想深处是有点自由化的倾向，需要好好认识。几十年过来，我们师生尽管学术观点各异，但他待人的善良正直、治学的一丝不苟，令人敬重。尤其是他因出身成分偏高而遭遇的历次运动整肃和“思想改造”的折磨，令人同情。

此后不几天，系总支改组了中文系学生会，说是 “换届”，我作为学习部长被 “换”下，我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但学生会主席李新同学也一块儿被“换”，令人费解，李新是部队干部考上大学的，是党员，业务好、能力强，他是专心研究古汉语的，没有自由化表现，不应该换下。是陪我？免得我尴尬？领导怎么考虑的，不知道。同时，也取消了我“入党培养对象”、“副班长、学习委员”等“绢花”式的东西。从此后几乎所有与“荣誉”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我的份儿了。从之前的“红人儿” 到之后“落水”，我明显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此时已经临近毕业，心想一走了之吧。

1981底，77级开始了毕业分配工作，对“自由化分子”来说，实际上进入了组织处理阶段。没想到我毕业走得很不顺。首先是“政治鉴定评语”遇到了麻烦。当时中共中央胡耀邦主持的组织工作有一个历史性进步，那就是要求高校组织上对学生的“政治鉴定和本人见面”。这个“鉴定”关系到工作分配，关系到今后一辈子的前程，同学们都很重视。

中文系党总支负责对我们77级学生进行“政治鉴定”，具体操作、负责和学生“见面”的是我们的辅导员古汉语专家姜可瑜教授。总支对我的“鉴定”，由于我的抗争，先后修改了三次，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还是保留了“受自由化影响”的字眼，前面删掉了“资产阶级”，后面缀了一句“但有一定认识”。我仍表示“没有什么认识。”姜老师劝我：“后一句是我争取来、加上的，有认识比没认识好啊。”

看在姜老师上下做工作，夹在中间作难的份儿上，我也只好认了。接下来的分配，又遇到了麻烦。系主任、业务老师们让我留校留系的意见遇到了强大的政治阻力，最后是业务和政治妥协，达成了留校不留系的决定，不留系的原因是“担心贺立华的自由化思想影响学生”。应该感谢当时《文史哲》的主编刘光裕教授和校直属党支部书记龚克昌教授，他们欣然接受了中文系主任张可礼教授、董治安教授的推荐，没有嫌弃我的“自由化”，热情地收留了我、也保护了我。

我深切的感到，这个时期毕竟不是“文革”了，自己不再恐惧，周围的人也不愿再去“斗争”。1982年春我留校在《文史哲》之后，当年支持创办《沃野》的团委书记冯义明老师调到外语学院作院党委书记了，他始终对我持保护态度，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1983年春，冯书记诚恳地邀我到外语学院开辟“第二课堂”，给学生们搞学术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的反封建主调》，反响热烈。

不料想讲座过后不久，就爆发了对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开展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山大又“闻风而动”了。我很担心自己的讲座，给冯书记惹麻烦，他却说：“怕什么？反封建还有错吗？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反封建呢！”

其他几位“典型”同学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里，《沃野》培养出了不少“典型人物”。

《沃野》作者历史系78级王川平同学是重要的典型之一，化名“川萍”发表小说《绢花》（《沃野》1980年第2期头题）的原来是他，他正是用真名发表诗歌《以前，我们多么愚昧》（《沃野》1980年第1期）和小说《半截胡萝卜》（《沃野》1979年第2期）的王川平，也正是1981年9月在文史楼前壁报栏国庆诗歌专号里发表《推石碾的小女孩》的王川平。

《绢花》写一青年女工“用晚婚先进模范”的“绢花”武装了自己却泯灭了人基本需求的故事；《半截胡萝卜》写的是“大跃进”之后农村生活困苦饿死人的故事；《以前，我们多么愚昧》歌颂了张志新，呼唤了民主自由，痛斥了文革及四人帮的极左政治，开头是这样的诗句：

是怎样的日子
一混十年！
精神和肉体被剥得
没留一件补丁的衬衫，
瘦骨伶仃的躯壳
只罩层神圣的光环
几片艳丽的梦幻。
而今她的出现，
才将这无边的欺骗一把撕烂——

结尾是这样的诗句：

让民主——成为民主，
再不是谁的恩典，
真理——成为真理，
再不会被谁垄断，
人——成为人，
过上人的生活、
带上人的尊严！
再不要暴政
淫威
屠杀思想的子弹，
再不要猪的愚昧
强奸民意的欺骗……”

《推石碾的小女孩》大意是从“小女孩”到“老太太”，重复着贫穷的命运，始终在走着“圆”，永远没有进步，据回忆原诗作大概是这样：

在你面前
耸起一座平原
一座山峰
碾心缠绕你渴望奔跑的脚步
像缠绕一盘祖先结不完的续线
当汗水从你红扑扑的脸上
落下，打断了无数颠簸的“0”
你抬头望望天空那片旋转的浮云
小手抓皱了蓝衫儿上
一块酱色的补丁
然后你轻轻哼起一支时兴的歌曲
把帚子一挥，抹平了你
所有努力的痕迹
村口，土墙的黄昏里
依然是一盘冷静的石碾。
等待着
等待着一位比石碾还要冷静的老太太
来推

这是当时盛行的朦胧诗的笔法，孕育的思想可有多义的阐释。这些颇有见解的诗文连同王川平的才情，在“反自由化”的浪潮中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遭到批判。具体是怎么批的？我电话联系到了已经是重庆市文化局长的王川平兄，他已经不愿多谈往事了。据说历史系77级辅导员张知寒教授和系主任王仲荦教授极力保护了这位富有才华王川平同学。

如今中国诗坛第三代诗歌的领军人物韩东，是当年山大哲学系78级的自由化典型。韩东正是新时期著名的反思文学作家方之（代表作《内奸》）的小儿子。他和王川平都是“云帆诗社”的骨干，他的问题和王川平相似，他也在那个海报专栏里发表了诗歌，题目是《孔林的夜晚》。据当年与韩东“同病相怜”的好友孙基林教授回忆说：“ 《孔林的夜晚》，记得有这样的句子：

我在这古老的墓地上走着
我在这古老的夜里走着
无边的黑暗中，
淹没了生者与死者的界限……”

在批判韩东时上纲上线说该诗宣扬了“历史虚无主义”；再一个问题就是追查他和《今天》的联系。1981年寒假，学校不准韩东回家过年， “专案组” 审查的问题主要是《今天》，另外还派了一个同学监视他，担心他自杀。《今天》确实对韩东影响极大，若干年后，当这位风格独特的诗人写出第一部小说《扎根》的时候，他把写作的最初动因，归结为在山大读书时的1979年第一次看到《今天》的时候。他在《长兄为父》里写道：“在我个人，以后再也不曾有过阅读《今天》那样的震撼了，心神俱震，持之良久。”（见注2）

那期“惹事”的诗歌壁报是“云帆诗社”所为，领头人就是新任社长中文系78级的杨争光，我联系到了《沃野》的栋梁作者“云帆诗社”社长杨争光兄，如今这位当代中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家、电视剧《水浒传》的著名编剧，居住在中国东部，是深圳的签约作家，我把该文初稿寄给他，问起他当年的事儿，他很快复信，全文贴下：

立华大兄：

回忆稿已拜读，很佩服您的勇气。当年您经历的一切，我竟然所知甚少。把这些写下来，对我们是个纪念，对看到的年轻人，也会有益处。

我“挨整”是因为云帆诗社，我当时已接替耿建华兄为诗社社长，就是您的回忆文章中提到“一夜间被覆盖了的一期诗刊壁报”引起的。我的档案中鉴定一栏写得和您一样，辅导员老师说不写不行的。董老师和吴老师做系上领导之后，所谓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已经过去，中文系专门给我做了平反。我没有您那么大的胸怀，我至今对反自由化的先锋们耿耿于怀。我们的文化善于制造这样的人物，是根上的，现在依然枝繁叶茂，这也就是你写这篇文章的意义之所在。中国现代史上两次启蒙的夭折，确有非常重大的历史原因，但被很多人冠冕堂皇地说成理所当然的。我觉得，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集体性堕落与此有关。这也是我后来愿意改编《水浒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会继续的，和您遥相呼应。

许多老师是我经常感念的，记得我流泪离开山大时，怀里揣着三位老师的推荐信（其中就有曾繁仁老师的），正是这些老师的信，还有好心的校友的帮助，我才有了一个较好的安身立命之处。真是不堪回首，可堪回首……

向老师们问好！同学好！校友好！

争光
2009年10月10日0时整

想不到这位在电视剧中将《水浒传》故事精义诠释得淋漓尽致、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脸面剥得精光的编剧杨争光，思想的策源地竟然还在山大，还在几十年前的那场运动里？！

除了王川平、韩东、杨争光“挨整”与那期壁报有关之外，在那期海报栏里同时发表诗歌的还有 79级中文系的张炜，他也挨批了，原因是他的诗歌《摇摆舞》“宣传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后，那期诗歌壁报几乎是一夜之间被覆盖，换成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专栏。

另外还有一些反自由化的其他“花絮”：例如，曾批判过“崇洋媚外事件”。我问了当事人孙基林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信告诉我：“大约是在1981年的12月23日下午，在我们最后一节下课后回宿舍的路上，恰好遇到韩东与小君，他们手里拿着树枝，我们就邀约去了我们年级的一个宿舍，并从饭堂里打了一些饭，唱歌、跳舞、做圣诞树，闹到挺晚，这被个别同学汇报上去了，说是过西方资产阶级的节日，于是就成了一个被批判的事件。”

再例如，当时大学生谈恋爱是被禁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表现。78级有两位同学谈恋爱，据说是趁夜色拥抱了，被巡夜的“保卫”用手电筒照着、抓了“现行”，十分骚动，很快就弄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领导责令班级对他们进行公开批判。

《沃野》的诗歌散文编委兼“云帆诗社”骨干的吴滨是中文系77级的特殊典型，他是唯一一个毕业分配离校后、又被从火车站追回来、“交代自由化思想”、“交代《今天》问题”的人。

《今天》是北京青年朦胧诗派的诗人们创办的民间诗刊（注2），我至今没能看到。既然追查，肯定是上头有布置。吴滨的行李已经发往北京，人却被带回了山大。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关了三天三夜，令他交代《今天》的问题。

关于《今天》，吴滨回忆说：这是韩东的大哥给韩东寄来的，韩东传给我们看了。我和韩东、川平、争光四人是铁哥们，四人的父亲过去都是“黑五类”，我们都属于“黑五类子弟”、“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许多共同人生经历和共同语言。他们常在我家里过夜，主要是谈诗论文，我们喜欢朦胧诗，也创作朦胧诗，《今天》很对我们的胃口。当上头要追查《今天》的时候，川平兄比较老练，他考虑到我已经毕业，北京派遣证已经到手，就建议我把此事担起来，保护一下78级还没毕业的学弟韩东。于是审查的时候我即谎称：“《今天》大概是给《沃野》编辑部寄来的，我正好值班，收到了那批邮件，就分发给大家看了……虽然这样说，但结果还是没有保护住韩东，我自己也搭了进去。”

毕业鉴定时，吴滨同样很受折腾，鉴定评语也有“自由化”结论，毕业分配虽是北京，但专业不对口，吴滨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文史楼前，分配方案公布后，77级外国文学课代表吴滨遇到了教外国文学的老师荣誾芳教授，当荣老师听说吴滨分配到“银行”了，眼泪唰就下来了。那个时候被分配到银行，对中文系毕业生来说，就意味着去打算盘、当“算账先生”，有惩罚意。这是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理解的。分配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的吴滨，不久就靠他的创作实力，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跟随丁玲编《中国》去了。成为专业作家的吴滨，虽然不如银行富裕，但他至今无悔。

吴滨的老家就在济南，与山大中心校区为邻，但他很少再回山大，我理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很多在山大“挨过整、”受过“处分”的同学共同的心理：他们很爱山大，但不愿回山大，这里是他们新生活的起飞点也是他们的伤心地。

我曾在小树林里遇到过一位“挨过整”的78级的老同学，当年的帅小伙如今已两鬓霜花，他是悄悄来山大看望文史楼和小树林的，我提出请他吃顿饭和老师同学见见面，他摆摆手说“不必了，我这就走了”。

我还听说，有类似经历的同学路经济南时往往是趁着傍晚夜色的掩护来校园看看，他们不愿意碰见熟人。在77级高考30年纪念的聚会上，当年属于“小字辈”的生龙活虎的吴滨，同样没有多少言语，十分的低调。由《我们七七级》书中吴滨的诗词里，依稀可以揣摩他的心情：“……那少年懵懂，华发已暗生。便拍疼，岸边栏柱，怎唤回楼侧林中星。争知我，怕嗟往事，不上高亭！”“……少年意气轻天下，论千年，骂尽英雄。更盼临楼红杏，跨墙来显柔情。而今阅过百花兴，五色过眼清。与人再议家国事，顾左右，只叙太平。却道天凉秋好，和衣睡过晚晴。”（吴滨《词两首》，《我们七七级》，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教师“典型”吴教授等

除了学生的自由化典型外，批《沃野》时还挖出了一个“后台”典型，他就是诗歌散文指导教师诗人吴开晋教授。尽管我告诉总支“刊物稿件没来及请指导老师们看”，但他还是被“揪”了出来，他被“揪”，原因有两个：一是“查”出了吴先生曾为《沃野》开列过赠送刊物的名单，包括公木、公刘、雷霆等文坛名流，扩大了《沃野》自由化的影响，违反了“凡赠送刊物，应开列清单，报科研处审批”的《编辑守则》；二是他兼任了《云帆》诗社的顾问，云帆诗社的杨争光、韩东、王川平、吴滨大都是《沃野》栋梁作者或编委，他们都成了“自由化分子”，“顾问”老师难以摆脱干系。

如今已经年过古稀的吴先生，当得知我在了解这段往事的时候，他强忍刚刚过去的丧妻之痛，很快给我亲笔复信回忆说：学生问题出现后“目光一下子转到我这个当顾问的黑后台身上，走廊的黑板报上就有了不点名的批评某某老师支持学生搞自由化的言语。”

“校方还审查我的档案，看历史上有无反党痕迹，还对我的老伴明岩（她在山大纪委工作）进行审查。并在谈话中施加压力，叫她劝我好好交代问题，看看是否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联系。此外又作出两项决定：1、由党委副书记葛平亲自审查我讲的《现代诗歌研究》的课程，到课堂听课，看看有无宣传自由化的内容。葛平听课没发现什么问题，便听完两节课走了。2、由系总支书记亲自主持批判帮助我的党支部会……会上要我交代：同学们的稿子是否我授意？出墙报前我是否看过稿子？”最后的结论是“你顾而没问”，“党性有问题”。

依我看，吴开晋教授是沾了出身背景的“光”：他的老父亲是抗日也是反蒋的英雄，解放前的滨县县长，山东省抗日别纵队总司令，山东民军总指挥，解放之初曾任山东省民革筹委会负责人；吴教授的表叔也是老革命，和山大党委书记是老战友，同为当年胶东半岛渤海军团负责人，吴可谓“根红”。吴开晋教授本人从小就是“红孩子”，在北京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共青团，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是老党员，是革命的文艺战士，有光荣的革命履历，吴可谓“苗正”。

在反自由化的领导者的眼里：吴虽然“根”上没发现什么历史问题，但他没有继承革命传统，没有坚定的党性立场，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影响。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大学生们偏偏喜欢这个“自由化”的老头。他至今还和当年那些“自由化分子”谈诗论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吴教授外，担任79级辅导员的徐超教授也因保护自由化学生张炜等而挨批，因而学校中止了将徐夫人调入山大的调令……

老书记“遗言”：

我真的对不起同学们

沧海桑田，事过多少年之后，大概是1990年代初吧，曾被我们戏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的中文系党总支老书记，在山大新校医院看病，遇到了我，热情地和我握手，她主动说起了当年“反自由化”那档子事儿，很动情地说“过去，我对不起你啊！” 陡然间，一句话，令我心中冰雪消融，望着满头飞雪已经身患绝症的老书记慈祥而又蜡黄浮肿的面容，我禁不住泪雨滂沱：“ 咱不提它了，您老过去受的罪更多啊……”

我听说过，老书记在文革中曾被剃阴阳头和她的丈夫（时任校党委副书记）一起被游街批斗，1950年代初，她的丈夫在青岛市委做领导工作时，曾被错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押监入狱，为此，倔强不屈的老书记历尽千辛万苦上告不止，最后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才为这位早年清华大学反蒋介石文化专制的学生领袖平反昭雪。“不不，我真的对不起同学们啊……”老人家的发自肺腑之声，十分地诚恳，十分地自责。

我在想：从真诚地领导“反自由化”到如今真诚的道歉忏悔，其间是什么触动和改变了老人家的立场？这些年来的痛悔之情是怎样折磨着这位病魔缠身的老书记的？这些，只有老人家自己知道了。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川平、韩东、争光、吴滨诸兄，希望敬爱的吴教授、希望所有被冤枉受委屈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能听到老书记诚恳的话语啊。可遗憾的是，说这话不久，老人家就永远地走了，她那句诚恳的“对不起同学们”的话语，竟成了老人家的遗言……

是否可以这么说，《沃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文革”刚过后那几年，应该说是个乍暖还寒的时期，是个思想的转型期。那个时期，许多老干部、老前辈，仍然在不自觉地沿用着“文革”的方式，沿用着阶级斗争的思维去处理人和事儿，他们是被几十年来历次“运动”形成的那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在惯性的轨道上往前走。这种极左理论的推行伤害了许多无辜，执行者本人也是深重的受害者。不要说老一辈，就是我们这些“红卫兵一代”，那个时期，也没有冲破僵化思想的牢笼。

在那个彻底否定“文革“的时期，我们更多的是控诉和批判，而很少冷静地检视自己文革时代青春期的盲动；我们在抱怨青春期受过的压抑和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很少去正视自己当年所谓革命激情里的蒙昧和无知，很少去思考滞后的青春期是怎样长久地阻碍着我们理性的成熟。在那个转型期，我们同我们的前辈一起，同那个时代一起，同共和国一起，也在经历着转型，《沃野》的故事，不过是转型期的一小群人的一小片记忆罢了。

贺立华教授

注1：程光炜在《当代中国诗歌》一文中说：“《今天》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当代中国诗歌的开始。”严力说：“《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在那年秋天开始酝酿的，北岛、芒克告诉了我。在同一个月对1976年的‘四五运动’进行了平反。北京还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国内民主思想显得很活跃，很多民间刊物相继出现。1980年底由于反自由化倾向，民主墙与民刊都被取缔。《今天》出了9期，于1980年8月停刊，停刊后于1980年9月又办起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出了3期，也于1981年初停刊。直到1990年，《今天》又在欧洲瑞典复刊，北岛、万之为主编。《今天》现为季刊，在海外出版发行。”

注2：关于韩东这个时期的一些资料可参见：孙基林著《崛起与喧嚣：从朦胧诗到第三代》第50-5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本文写于2010年，原载于山东人民出版社《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四辑）

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特此鸣谢

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