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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王骥：乡村造纸厂，知青读书的小“淘宝”
王骥，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4年调回北京。上过学，当过运动员，做过医生、教练员；国家拳击队教练兼医务监督，奥运会医务仲裁，国际拳联技术代表，亚洲拳联医学委员会主席。1994年到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担任编导、节目统筹等工作，已退休。
文革期间，我在陕北富县插队，在我插队的日子里，我们那个隐藏在山沟里的小山村——史家岔村破天荒地建了一个“造纸厂”，这样的村办造纸厂，当年在全富县绝无仅有，在整个延安地区可能也是唯一的。
当时，全国有史以来自上而下、规模最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及党内代理人”的运动如火如荼，农民正当的农产品交易和个人商业行为一律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反修防修，警惕资本主义复辟，天天宣传割资本主义尾巴，全国各地几乎把资本主义的尾巴都割干净了，别说尾巴了，连屁股上的肉都挖了。因此，那个年月农民生活很穷，延安的农民也不例外，他们手里没钱，真没钱，连买灯油、买盐的钱都是东拼西凑的。
缺油少盐的日子对村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可是村党支部就犯难了，不吃盐或少吃盐干活就没劲，特别是受苦的活计（当地话，繁重农活），整上两袋烟的功夫，小腿肚子就抽筋，必然影响农业学大寨。没钱买煤油，天黑以后就不能在灯下学毛选，影响斗私批修啊。那时候还真有一首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老两口学毛选》，唱出了“革命群众带着问题学毛选、立竿见影收效快”的精神面貌。歌词大致是这样的：
……
这灯油多重要啊！直接影响到贫下中农学习毛选，是大事呀！没灯油，黑灯瞎火的，在炕上学不了毛选，只能干别的事了……那年月还没有计划生育这档事呢，在土炕上多给咱革命队伍添三、五个红小兵，就权当是为革命做贡献吧。
史家岔村党支部书记李兴奎，在村里算是老党员、老革命了，总想让乡亲们日子过得好一点，手里有点现钱，起码能买得起煤油和咸盐呀。可这深山沟里没有生财之路，就是有生财之道，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干呀！于是他悄悄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出主意，想办法，既要走社会主义路，还要让乡亲们买得起咸盐、煤油。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党支部最终采纳了村里一位叫刘学亮的老共产党员的提议，在村里办一个造纸厂，因为我们村在川道里，种植水稻，村里每年有大量的闲置稻草可以用来做造纸的原料。
当时富县没有造纸厂，可能延安也没有用稻草作原料的造纸厂，日常用纸都是从外地运来的。那年月没有集装箱，也不通铁路，火车只能开到铜川，从一节节货车厢搬出一捆捆、一箱箱的各种纸张，再搬上解放牌卡车，这卡车在颠簸的盘山公路走上一天，才能运到富县，运到延安。
那年月，缺少纸张确实不方便，上级布置的政治宣传标语必须要贴在墙上，纸不够用，大家伙儿不得不用白灰水直接将最高指示和政治口号写在墙上。革命群众写大批判发言稿要用纸；被清理对象写交代材料要用纸；供销社卖饼干、点心，包装要用纸；贫下中农们断粮了，向生产队借粮食，打借条要用纸；就是出门要饭，队上出个外出讨饭证明也要用纸。更别说小学生写大字、抄领袖语录都要用纸，上图画课画红太阳照亮宝塔山，还要用纸……
我们队知青用的大便纸都是从北京寄来的，虽说广大贫下中农大便后舍不得用纸擦，也买不到纸，都以土坷垃或玉米杆做代用品，可是中、青年妇女到月头上也得用纸呀。当地女子和婆姨们都是用破旧的不能再穿的衣服缝制成小布袋，里面装上梁峁上的黄土，用绳子捆在两腿之间私处，全靠小布袋里的黄土吸收经血。有时学大寨下大力气干农活时，一不小心裤裆内外都有血，最可怕的是捆绑小布袋的绳子脱落或突然断开，那婆姨立刻用草帽遮住脸，朝着自家窑洞，头都不抬一通疯跑……
办个造纸厂不仅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一方百姓，同时能为咱村的乡亲们增加点收入，特别是让每年水稻收割后大量堆积的稻草也有用武之地，缺少纸张给乡亲们带来的种种尴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提议办造纸厂的刘学亮住在我们村南边，他是老党员，有文化、有谋略，绝非一般的农民。他个子不高，四十多岁，有一点秃顶，说起话来总是笑呵呵的，普通话讲得好，很健谈，语言还挺幽默。老刘是我们知青点的常客，看我们知青日子过得恓惶，有时给我们送点好吃的。他儿子当时在县里读中学，假期也来我们知青点玩耍，看我们知青打篮球，有时也跟着一起打球。那一家人都是实在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坏人和坏人的联合，祸国殃民；好人和好人的结合，造福百姓。
1970年，也就是我们下乡插队的第二年，这一年5月份，村里来了北京支援延安地区建设的驻队干部韩玉祥，5月24日到县里，25日进村，很短的时间内，就融入我们知青和全村社员的劳动、生活中。
村里的乡亲们和我们知青都认可他是个好人、好干部，他每天和大家一起劳动，自己交钱和粮票，轮流在乡亲们家里吃派饭，晚上和老书记李兴奎讨论村里的工作，谈到办造纸厂，他们一拍即合。
我们全体知青也都拥护村党支部的决议，一切工作都在悄悄地进行着。为了给造纸厂储备最重要的原料黄麻，村里利用山沟坡地偷偷地扩大了黄麻的种植面积。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公社得知我们村扩大了黄麻种植，准备用于造纸，要派人来村里调查。为了应付上级的调查，我们主动出击，在北京干部老韩的建议下，村里写了一份申办造纸厂的书面报告送交到公社。
分配在牛武人民公社各大队的北京支援延安建设干部（以下简称支延干部），每个月要到公社集中学习一次。利用集中学习的机会，我们村的北京干部老韩带上创办造纸厂的申请信来到了公社，先找到北京支延干部组长老杨，把那份申请交给了他，并反复介绍了村中的情况。
老杨常驻牛武，负责全公社知青管理工作，行政职务相当于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或者是党委的副书记。听说史家岔要办造纸厂，老杨表示很为难，他说：“现在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你们在村里搞一个造纸厂，这不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老韩在组长老杨那里碰了一笔鼻子灰。
北京市革委会派到延安的支延干部1214名，分到我们牛武公社11位，十男一女，除了老韩是北京市海淀区的干部，其他全部都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干部和警察，论觉悟没有比他们更高的，刚一来时，在他们眼里我们知青不少人都是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分子，这时把一项冲破思想桎梏，打破生产规划，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事看作是“顶风作案”，开资本主义倒车，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禁不住每月都有一次北京干部集中学习，每次老韩都提这事儿，申请办造纸厂的理由一次比一次更充实。本来第一次的稿子就是知青帮助老韩一起群策群力写出来的，特别是开头那些伟大领袖说过的关心群众生活的最高指示，都是我们知青精心挑选的，应该很有说服力，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遭到了回绝。
大风刮走了春天，雨水送走了夏天，南飞的大雁带走了金色的秋天，转眼又是大雪覆盖的冬天，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每次北京干部开会的时候，老韩总是找机会跟老杨谈咱们村这造纸厂的事儿，渐渐地，老杨和老韩也就越来越熟悉了，虽然以前二人长期在北京工作从未谋面，但现在毕竟都是从北京来支延的干部，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史家岔村办造纸厂，第一不用国家投钱，第二可以把每年废弃的稻草充分利用起来，变废为宝，第三解决牛武地区长期缺少纸张的问题，第四为生产队增加收入……”在一次集中学习时，老韩又提起办造纸厂的事，理由越来越具体了。“要是把造纸厂建起来，全公社各村都跟着沾光，抄写毛主席语录就有纸啦。语录写在墙上、写在黄土的窑洞边儿，一下雨就被雨水冲走了，那不是对咱们领袖不够尊敬吗？再说，这学生写字画画不用在地上啦，老百姓大便用纸也解决了。”
我们村北京支援延安干部韩玉祥
老杨听后沉默了片刻，说道：“没来延安之前真不知道这地方这么落后，老百姓这么穷，日子过得这么苦。”
参加学习的其他干部也七嘴八舌地跟老杨说造纸厂这事，建议他先跟公社当地的干部说一说，“他们不会驳你的面子……”支延干部是从北京来的，是党中央派来的，带着伟大领袖最高指示来的人，这就是“钦差”呀。因此，北京干部的建议，在公社还是有影响的。请老杨出面斡旋，我们村办造纸厂的事确实难为他了。
过了年，老杨和公社的几位领导聊了聊，把我们村写的那份申请也给他们看了。再加上我们队的书记李兴奎也经常往公社跑，汇报、沟通，争取领导的支持。
老书记李兴奎参加过延安保卫战，见过彭德怀司令员和贺龙师长，资历比这些公社干部们都深，公社干部也很尊重他。最后，老杨和公社领导干部做了一个没有文字记录的决议：“史家岔造纸厂先办着，办办试试。公社一级领导装作不知道就完了，暂时不要让县里知道。办好了以后，再汇报。万一县里领导知道了，咱们再下去查。同时，要动用在县里负责全县知青工作的北京干部（相当于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择机向县里的领导通风，打好预防针，不要让人轻易地来毁掉造纸厂。”
就这样，老书记李兴奎和北京干部老韩多次步行往返公社和县里，最终得到公社以及县领导的默许，牛武人民公社的供销社也同意收购史家岔村生产的全部纸张。
造纸厂的创办，看上去像是一场下级欺瞒上级的“阴谋活动”，实则是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下，悄悄地走一条破解农村经济发展难题的改革创新之路。
刘学亮在年轻时学过造纸，他掌握的造纸术就是沿袭蔡伦的中国传统造纸方法。老刘这人，用今天的时髦词汇就是“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大工匠”。村里派他外出用公积金买来了造纸用的竹帘、篦子、切刀等工具，史家岔村造纸厂静悄悄地开始生产了。也就是说史家岔村党支部顶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风险，带领全村乡亲们为了灯油、咸盐，偷偷开始“致富”，算起来，要早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整整七年。
造纸厂规模不大，就安在刘学亮家里，一进院子有个石头的大碾子和碾盘，用来把所有造纸原料碾碎，有个木墩子是专门用刀斧剁碎乱麻用的，还有一个大水池子，所有原料要先在这里浸泡。
老刘腾出了一间房当作车间，这车间里用洋灰砌了两个水池子，一大一小，大池子五尺长，四尺半宽，三尺多深，是泡制细纸浆用的，小池子三尺见方，是捞纸用的。在整个造纸厂的建设过程中，我们知青都积极参与，希望能学到一些造纸的技术，成为“造纸工人”。万一哪天北京燕京造纸厂来延安地区招工，说不定先招有技术的知青呢？
在富县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牛武有三厂一矿，即牛武电厂、牛武水泥厂、牛武化肥厂和牛武煤矿。我们史家岔村的人总是说“四厂一矿”，即牛武电厂、水泥厂、化肥厂、史家岔村造纸厂和牛武煤矿。电厂、水泥厂、化肥厂是北京市对口支援延安的五小企业，是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唯有这造纸厂没有国家一分钱投资。
当年史家岔村造纸厂是这四厂一矿中最红火的，生产出来的纸供不应求，县里其他公社的供销社也来联系订货，无奈产量有限，也不敢扩大生产，害怕给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所以只能供应牛武地区。造纸厂生产的纸，其实只有一个品种——麻纸；一样规格，每张纸长宽都是一尺二寸，呈正方形；一种颜色，灰白中呈现着淡黄色，就是原材料植物天然本色。但纸的质量是真好，有韧性、薄厚均匀，牛武供销社收购价是一分钱一张，出售是两分钱一张。
自从造纸厂投产那天起，我们知青见到刘学亮就不再称呼他老刘，而改口叫“刘厂长”了。
史家岔村造纸厂厂长刘学亮
造纸厂在规模上和牛武那三厂一矿根本不能比，这刘厂长实际是个光杆司令，手下不要说工程师、技术员了，连个正式工人都没有，所有的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队上派年轻人给他打个下手。
我们知青也轮流去造纸厂上班，和在庄稼地里干活一样，干一天活队上给记10个工分。刘厂长很想把造纸的技术教给我们知青，我们常去他那里参加劳动，也都试着干过各种与造纸有关的技术活，最难干的是捞纸，一般人真干不了。一是技术太难学，二是太苦，三是太累。干上一天捞纸，腰背酸痛、两腿发麻、双手皮肤被水泡的发白、肿胀……这老刘，刘厂长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嫌脏，为了办好村里的造纸厂真豁出命去了。
有一个活是我们知青都愿意干，都抢着去干的，那就是去县城收购废纸。
隔上十天半个月，刘厂长要赶着我们村自制的四轮大马车去县城拉一趟废纸，我们知青跟着一起去，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逛县城，而是想在第一时间从回收的肮脏废纸堆中发现可以阅读的文字资料，让我们这些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人，从垃圾堆中、从废纸中获得有限的知识。
饥饿的年代，能充饥的食物就是美食，有文字的东西就可以阅读。在我们回收的废纸中，只要稍微挑捡一下，就能找到散落的小说片段、废旧的课本，各类杂志和小人书的篇页。记得在残缺不全的各类小说中，发现过矛盾的《子夜》、柳青的《创业史》、艾芜的《百炼成钢》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还有孙吴记叙战争史实的报告文学《临汾旅》，以及杨朔为抗美援朝而创作的《洗兵马》等。
1959年出版的杨朔写的小说《洗兵马》
尽管这些零散的书页褶皱不平，上面有很多污渍，但在那个只能阅读领袖著作和语录，古今中外一切文学作品都被认作是“封资修毒草”的年代，也实属难得，让我们爱不释手，争相阅读。这些被撕掉了封面的图书，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小青年给它们冠了一个名字，统一称作“没皮没脸的书”。
有时候捡回来的书页少，等不及互相传阅，书中精彩之处，我们就请一个人朗读，大家共同欣赏。有一次朗读《子夜》，读到吴老太爷初入上海，被上海女人裸露的白臂和大腿刺激到昏厥的段落，书中对女性丰腴体态的描写，加上朗读者绘声绘色的语调，让进入青春期初心萌动的我们听得是如醉如痴。脸红耳热之时，突然，不知道是谁高声道了一句：“淫，乃万恶之首！”几秒钟的静谧之后，“哈哈哈哈……”大家伙儿的一阵狂笑，算是我们给自已解嘲了。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这一句“万恶淫之首”，也是告诫我们知青要洁身自好。
除了书刊散页，回收的废纸中还有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公审反革命的布告，以及被审查人员的交代材料。我们男知青最感兴趣的是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写的交代材料，一旦被我们发现，就会保存好，之后在男生宿舍里宣读……百无聊赖之际，无趣的文字，也能聊解无书可读的焦渴。
偶尔运气好，在一大马车的废纸中找出一两本县里学校或图书馆处理的世界名著，那就是饕餮大餐，真的满足了我们一时的精神需求，填补了大脑中的空白。
有一次，我在回收的废纸堆中发现了一本完整的世界名著，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主要代表作《嘉尔曼（CARMEN）》，书虽然很破旧，但书的内容一个字不少，就连标点符号，也不缺一个。对于我，不吝是上天的馈赠，让我欣喜若狂。轻轻地抖掉书上的尘土，再用干净的布小心擦去封面和封底上的污渍，我迫不及待地在油灯下专心读起来。
梅里美《嘉尔曼》，右为1962年版
来陕北插队前，我和爱读书的同学们一样，曾多次跳窗进入被封闭了的学校图书馆“借书”，借阅了一些中外名著，在书库里就是没有发现《嘉尔曼》这本书，可能是被其他同学先我一步“借”走了。这本书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后，每一次中央歌剧院演出《卡门》，我都是最忠实的观众。出差去欧洲、美洲，总是希望行程安排在歌剧演出季，盼望能在不同的国家，看上一场不同风格的歌剧《卡门》……当然，这是后话。当年那些废纸中的美好文字和精彩文章，充填着我们的大脑，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废纸堆似乎也成为了我们获取精神食粮的知识源泉。
收回来的废纸一般都很脏，特别是有一些不能造纸的废物掺杂其中。比如印刷用过的蜡纸，就是文革中印刷传单、中央领导和首长讲话用的手推滚轮式印刷机用过的蜡纸，上面全是黑色油墨，必须提前挑出来直接放入灶口中烧掉，否则会污染所有纸浆。
废纸拉回来后要先装在一个用麻绳编织的大网子里，用水反复清洗、晾干、晒透，放到碾子上碾压，直到碾碎后再放到清水里泡，同时还要添入剁碎、碾碎的麻、旧棉絮和稻草等物一起制作纸浆。前后经过剁、砸、碾、压、捣浆、掏浆……十几道工序，造好的纸不仅柔软，还有韧性，也是咱陕北一绝！
多亏老刘家门前有一条弯弯的小河，便于清洗废纸，不然挑水就得累坏他。家里的几个泡纸浆的水池子，夏天招蚊子，冬天捞纸的池子水面上一层薄冰，手一伸到池子里，乍冷冰手，一直从十个手指头凉到后背，真不知道老刘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为了全村人能点上煤油灯、吃上咸盐，老刘真是拼尽了全力。
村里不下地的婆姨和小女子们都抢着来晒纸，她们把一摞一摞脱过水，还是潮湿的纸贴在自家墙上，晒干后码放整齐，交回造纸厂，队上就给记工分。只要是晴天，我们知青点的房子四周也贴满了正在晾晒的麻纸，远远看去，就像是纸糊的魔幻小屋，还真有点格林童话的味道。
我1974年7月离开史家岔村调回北京，那时老刘的造纸手艺可谓是炉火纯青，史家岔村造纸厂生产的纸已经由富县土产公司负责收购，批发给全县供销社销售，全富县的学生写大字都用史家岔生产的麻纸了。村里乡亲们的收入提高了，造纸厂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史家岔村缺油少盐的日子成为了历史，就连孩子们上学也有钱买课本和铅笔了，蹲在地上，用树枝在黄土地上写语录、画红太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976年年底，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一个字词发生了变化，就是文革的“文”字，逐渐演变成了改革的“改”字。一字之变，史家岔村的造纸厂也从“偷偷摸摸”变成了“明目张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全村乡亲们都跟着造纸厂受益。
1982年12月中共富县党委、富县人民政府给史家岔村造纸厂的刘学亮厂长颁发了“创人均千元户”奖状，老书记李兴奎和老党员刘学亮都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一晃快五十多年了，最近和一位文化部的同志聊天，才得知当年我们史家岔村刘学亮的这种手工造纸属于民族传统工艺，又叫“古法造纸”，确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可惜老刘去世后，这项技艺在村里没有传承人了。
传统的造纸，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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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岔村造纸厂——我们知青的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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