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 谭敏：我在机关幼儿园的“另类”记忆

作者简历

谭敏，1962年出生，1978年考入中南矿冶学院英语专业。1986年获印度国际大学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同一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在《今日中国》杂志社任编辑、记者、翻译。1995年移民美国。退休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郡政府任财产评估专家。喜爱网球、钢琴、旅游。

原题

一个学龄前儿童的江湖

作者：谭敏

解放前，外公是长沙市唯一一个会做西装的裁缝。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家逃难去乡下以外, 老妈一家应该是过了一些好日子的。

老妈记得，外公将挣来的银元放在坛子里。还有，她去给洋鬼子们送衣服时，洋鬼子们拿出当时只有洋鬼子才有的奶油蛋糕跟巧克力招待她。后来，穿西装的人都走了。外公没有生意了，去合作社做廉薪工作，一家人生活变得困难。

老妈参加工作后填写家庭出身时，填了个手工业主，被舅舅制止住了，舅舅让她填上手工业工人。就这样，我小时候或多或少还觉得老妈家庭出身偏好，心中少了许多痛苦。当然，如果父母都出身于工人或是贫下中农家庭，本人也就会更加自豪幸福一些。不过，既然老妈出身偏好，那么，解放后的日子就应该比解放前好。本人一直为此事不解，问老妈，她含糊其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嘛，应该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嘛，你外公年纪大了，身体弱了嘛，等等等等。

手工业主也好，手工业工人也好，经济上应该属于温饱阶层。

而文化上，呃，有点不好说了。总之，我从小是跟外婆在平民窟长大的。

三十几年前，堂弟跟我说，如果哪天他有了儿子，决不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几年前，他又跟我说，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简直就是虐待儿童，犯罪。

而我无论在什么年纪，也要这样说，假若我有女儿，绝不会让她在贫民窟长大，让女儿在贫民窟长大，简直就是虐待儿童，犯罪。

外婆住的房子是解放前两位国民党军官（亲兄弟）的杂屋。那栋房子的一头有两间大堂屋，每间堂屋两旁有四间卧室，住着四户人家，堂屋用来做公用厨房。另一头的杂屋隔成四间，外婆跟一位姓杨的娭毑（方言，奶奶）各占两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厨房。

虽然这栋屋属于两位国民党军官，但由于年久失修，记忆中是破旧不堪的，特别是外婆住的那两间杂屋。那栋屋子里的老太太，包括外婆，全都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还在襁褓中时，外公就去世了。我原以为他也是不识字的。可没想到，他不但识字，而且还懂英文。为了跟洋鬼子做生意，他花了钱学的。那些娭毑们，虽然没有文化，可一个个还蛮和蔼可亲。

如果光是在外婆以及那些和蔼可亲的娭毑们身边长大，我的童年生活也不会如此令人不快。

那栋房屋的前面是一条约十米长的巷子，通到大马路上。住在马路边上的人家，那才是真正的社会最底层。

这些人不但生活贫困，而且修养极差。兄弟姐妹之间，从来不会心平气和地说话。就是为了洗脸，写字这等小事，也会互相大声吼叫。这帮人不但家庭成员之间不以礼相待，对待外人也好不到那儿去，而且还仇富。

既然本人有个住在贫民窟的外婆，那么绝不属于社会上层。可毕竟父母都有正经工作，所以衣服上没有补丁。思来想去，应该就是因为衣服上没有补丁，街上的那些大人们屡屡非常嫌恶，敌意的眼光看我。时不时还冷嘲热讽几句，某伢子，某某天天带你玩，有吃的为什么不跟她分享，为什么如此自私，只顾自己？其实，她嘴里的某某，外婆没少留她吃饭，给她吃零食。

人的记忆跟感受真是有趣。如果我当时感受到了街上大人们的敌意跟嫌恶，为啥还要去跟那些街上的孩子玩？如果感受不深，为何又到今天还记得？

外婆住的房子后面有个大院，大门内是个天井，还有一座质量比外婆住的那座好多了的房子，里面住着四五户人家。除了一位谢老太据说是个地主婆外，其他人背景不详。

谢老太不愧是地主的夫人，平时从不跟院外的任何人来往。不知她是否识字，但非常能干，将家中收拾得井井有条。谢老太有两个孙女跟我年龄相仿，有时我去她们家玩。谢老太态度和蔼，有一次还夸我斯文，说她喜欢我。俩小女孩的姑姑也很有修养，用昵称某某称呼我，而不是蔑称某伢子。

小时候常遭白眼，有人对我以礼相待就印象深刻。

谢老太不跟院外人交往，但另外一位嗲嗲（方言，爷爷）和娭毑还时不时来外婆家串门。这位姓李的娭毑是周围唯一一位识字的娭毑。刘姓嗲嗲有几个孙女也是很文雅的。虽然其他人的背景不详，在我当时的眼里，这个院子里都是一群高大上的人。要是童年在那样一个院子里长大，只怕会多一些美好回忆。

那时，老爸是长沙市第五中学的教师，解放前叫雅礼中学（跟湘雅医院一样，雅礼也跟米国的Yale大学有关系），改革开放后又改回了原名。父母住在五中的教师宿舍，将我扔在外婆家，只有周末才将我接回。

文革中的一段时间，父亲没上过一天班，整日在家画画。他从前在部队是体操运动员。不上班的日子里，他为什么不把我接回家在五中学体操，而后来却又想将我培养成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此事实在令人费解，就像世上的许多事都令人费解一样。

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

我要说的是，每个周末有一群大姐姐带我去五中校园里玩，晚上父母带我跟其他教师一起乘凉。于是，在这样小小的年纪，我就感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跟文化。街上市井之徒的粗俗，跟中学校园（居然都不是大学校园）里人的文雅，形成鲜明对比。

本来只想说说童年所见到的市井小人的粗俗，浅薄，却让我回忆起另一件事。

有段时间，大概老爸跟我现在的想法有些雷同，觉得幼儿园相对来说会提供给我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于是，请求姨祖母介绍一家好幼儿园。姨祖母介绍了湖南省第一直属机关干部子弟幼儿园。我并非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应该是姨祖母找了关系才让我进去的。

这一听名字就是个高大上的幼儿园，这等地方怎么能容得下一个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就成了另类，所有的老师小朋友都将我当成了另类。

大家在一起玩，我就被晾在一边，小朋友跟老师之间的一些亲切交谈也没有我的份儿。最可恶的是，这些干部子弟的灵魂比那些市井子弟也没有高尚多少，偷盗抢劫坑蒙，样样精通。

一是每周我从家里带来的零食被人连骗带哄夺走，二是手绢被人偷走或抢走，三是辫子上的橡皮筋被人抢走。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不知过了多久。

后来，我告诉父母，我坚决不从家里带零食去幼儿园，父母同意了。但每周一，老妈仍然给我带上一条新的手绢，扎好辫子，系上新的橡皮筋。通常，手绢跟橡皮筋都会在周一晚上入睡之前跟我告别。于是从周二到周五，我就披头散发。

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天早上大家从厕所刷完牙，经过一个走廊到教室，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给每位女孩子梳辫子，我就弯下腰系鞋带，左脚，右脚，以便拖延时间，然后趁人不注意，偷偷溜进教室。

有些事情的细节我不记得了。周六父母来接我的时候，我仍然是披头散发还是老师帮我扎好辫子以假象迎接父母？如果老师没有作假，父母接到的应该是披头散发的我。

以我父母的性格，他们什么也不说、不做，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件在这所幼儿园发生的事情值得一提。我入园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大家还没有开始欺负我。班上斗争一个姓蔡的男孩。他比我个子高一点点，年龄也许大一点点。斗争他的原因是他骂了伟人。具体怎么骂的，谁也没说。男孩站在台上接受批斗，发言的大多是老师。学龄前小屁孩懂得怎么批斗人？斗争会大概也就持续了十几分钟，但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好像很久很久。

又过了几天，我坐在小板凳上唱歌。到“M主席思想的光辉”这一句，刚唱完“思”字，“想”字还没出口，被一男孩听到。他大声嚷嚷，谭敏骂M主席，我要告诉老师。我小时候从来不懂怎么为自己辩护，吓坏了。想起蔡姓男孩前几天的遭遇，心想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遭受那种屈辱？尽管那时还没学会屈辱这个词，但懂得那种感受。于是，我在颤颤惊惊中度过了这一生中最痛苦的十几分钟。过了十几分钟，男孩终于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他说，“谭敏骂M主席。”老师说，“骂什么，不骂。”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逃过一劫。

有其父必有其女。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从自己身上的执拗跟倔强也想象到了父亲身上的执拗跟倔强，不过他的执着没有用在正道上。

可以想象得到，我每个周一的早晨是如何抗议和反抗去幼儿园的。

有一天早晨，父亲用自己创作的歌词就着《橘儿》那首歌的曲子唱道：小小姑娘，清早起来, 吃好蛋糕上幼儿园。我一听就哇哇大哭起来。

更多的时候，他骗我说带我去公园，于是用自行车推着我在长沙市街头走啊，走啊，边走边给我讲故事。时常是在我最高兴的时候，发现已经来到了幼儿园的大门口。免不了又是一番哭闹，挣扎，最终父亲得胜。

还有一次，我紧紧用胳膊围住外婆的床柱子不松开，以为自己胜利了，可最后胳膊被掰开。那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幕，外婆跟姨都哭了。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想起父亲那无数次周一推着自行车在长沙街头的漫游，那是多么伟大崇高的父爱。

我想对天下所有的父亲说，如果真地爱你们的女儿，就将她们送到一个地方去受无尽的欺负，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上尽可能留下无限的伤害，阴影。一不小心，说不定就造就了一位坚韧不拔，发奋图强之人，在她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何种艰难险阻也无法摧垮她。

最后，我想我还是胜利了，因为我又回到外婆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上了母亲单位的幼儿园，直到上小学。

在母亲单位的幼儿园里，没有发生过此种恶劣的事，小朋友们最多也就是在游戏中耍耍赖。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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