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清明，1959年生人，1976年石家庄市第25中学毕业，同年到河北省深县石像大队插队，1978年3月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2年毕业后在杂志社做编辑，编审。
作者：崔清明
童年的记忆很不清晰，全是些支离破碎的情节和片段，没有完整的时间链接，在这里，只能凭着残缺的记忆，想哪写哪了。 我是1959年出生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至1961年)肯定是经历过的，好在我的心智发育较晚，四岁多才开始记事，对那贫困饥饿的艰苦年代，没有留下任何记忆的痕迹。回顾我的童年，虽然偶尔有些委屈和伤痛，但更多的都是那“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是在大学家属院长大的。那个年代父母工作都忙，无暇照顾子女，学校幼儿园的生活，是我童年最多的记忆了。追溯我人生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在我四岁那年，第一天上幼儿园还不习惯阿姨的管教和约束，就偷偷地跑了出来，由于记不清回家的路，走错方向，糊里糊涂地走到东明桥了。这里是城乡结合部，我望着桥那边树高房低，地广人疏一片荒凉的郊外，以为到了国界，那边就是外国了，吓得我赶紧就往回跑。怎么找回家的已记不清了，到家后和大姐说了我的经历，当她听我说见到外国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大姐比我大九岁，我对外国的认知，也大都来于她的教导。我那时真的以为外国人就像大姐说的那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当时能把那荒凉的郊外当成外国，也算我这四岁孩童聪明的遐想吧。那时我们去幼儿园，都是由学校的校工王伯伯接送的。每天早晨，王伯伯那手摇铃的声音在大院里一响，孩子们就从各家跑出来，上了他的小车。我现在已记不清王伯伯的小车有多大了，只记得当时能载好多孩子。我们在车厢里嬉笑打闹着，不知不觉地就到幼儿园了。下午王伯伯再用小车把我们送回家，快到家属院门口的时候，他会使劲地摁两下车铃，听到这车铃声，我们就知道到家了，不由得欢呼雀跃了起来。我不像那些早慧的孩子，对那艰苦的年代还有着食不果腹的记忆。我对幼儿园的最初印象，就与饥饿无关了。当时我们不仅吃得挺好，而且管饱，不够吃还可以再找阿姨要。我印象里每天都有牛奶和水果，夏天还有西瓜、汽水。午饭有时还有肉吃，好像是大锅菜和肉片汤什么的，生活还是蛮幸福的。
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吃得好有时也会给你带来麻烦和痛苦的。我一直有个毛病，吃肉只喜欢吃瘦肉，不能吃肥肉，至今还是如此。听母亲说，是小的时候贪肉吃给吃顶了。我那时胆小怯懦，也不敢把这习惯跟阿姨说。吃饭有肉的时候，只把瘦肉吃掉，肥肉偷偷地扔到地上，再用脚搓烂，或是把它装到口袋里，吃完饭后再悄悄地扔掉。有一次我的行为被阿姨发现了，狠狠批评了我，给我讲了一些“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大道理，还严肃的命令我必须把肥肉吃掉。我当时非常胆怯，不敢有任何的辩解和抗争，强忍着把那肥肉吃下，刚一吃完，就把我恶心的大口吐了起来，把阿姨和小朋友都吓坏了。从那以后，吃饭有肉的时候，阿姨总是先把肉挑走后，才把饭端到我的饭桌前。福兮祸兮，这样一来，我没有了吃肥肉的痛苦，但也失去了吃瘦肉的快乐。那年月能吃次肉也是不容易的，得不偿失啊。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刚上幼儿园小班时的事了，要是在大班我就已经五六岁了，那时我就机灵多了，再做这种事，肯定不会让阿姨发现的。 我那时最讨厌的就是睡午觉了。也不能说是讨厌，主要是我精力过于充沛，实在是睡不着觉。每当我躺在床上，偷看一眼坐在门口织毛衣的阿姨，就赶紧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睡不着装睡，还得是一丝不动的，那滋味真是太难受了。有时监督我们午休的阿姨，也会有事出去一下的。当她从外面刚一关上门，就听“哇”、“哇”的一片喊叫，几个没睡觉的孩子从床上兴奋地蹦了起来，手舞足蹈的折腾开了。有的孩子把被子里的棉花抠出来，塞到鼻眼里装白胡子老头，还有的把被子蒙到头上装大灰狼。杨小波蔫儿坏，出个洋相、做个鬼脸的他最拿手，让我记忆颇深。不知哪个孩子发坏，突然喊一声：阿姨来了。吓得孩子们立马躺到床上，假模假样的装起了睡觉。等一会儿阿姨没来，发现上当了，又接着起来闹腾。等阿姨真的来啦，正好打个现行。把几个不睡觉的孩子叫到墙根面壁思过，直到午休结束才算罢休。那些靠墙面壁的孩子中，自然有我了。
幼儿园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背着手坐在小板凳上，跟着阿姨的风琴学唱歌，就是在院里做游戏，围成一圈玩丢手绢，再有就是小朋友坐在一起垒积木、看图画书了，唯独没有阿姨教我们读书识字的场面。为写这篇文章，我还专门问过杨小波，他想了想说肯定是教过的，他记得有一些字就是在幼儿园学的。如果他记忆准确的话，想必自己 当年不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了。我不光对阿姨教我们识字没有印象，也没记得教过儿歌或童谣之类的东西。我现在能清晰背诵的一些儿歌，从内容来看，都不是正能量的，肯定不是阿姨教的了。这些儿歌大都是听院里的大孩子们口口相传，无意中学来的。我对这些儿歌记忆之深刻，以至于六十来年过去了，我还能张口就来，琅琅上口。说到这，先随口来上一段：“天津马大哥，真是逗人乐，脸上的麻子是一个挨一个，大的像海洋，小的像湖泊，最小的也赛过你家炒菜锅，上街买鸡子儿，不用拿家伙，一个眼儿里塞一个，足有二百多。”再来一段：“迈大步，走小路，前面就是理发部，理发部，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的脑袋起大包，红包、绿包、大紫包，还有一个大清包，上医院，抹辣椒，上法院，先开脑袋后开腰。”我长大以后，一直信奉老人家的一段语录：“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常想，在我的记忆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写上“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样美好的文字？画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那样的美好图画呢？以至于在我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都铭记了些什么不伦不类的东西呀。也正是这些不入流的儿歌，给我惹了大祸。记得那时我己上了大班，一天快放学的时候，平时不爱言语的我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心血来潮，冲着管我们班的刘阿姨显摆说：阿姨，我会背儿歌。刘阿姨一听很高兴，让我背给她听。于是我兴奋地当着小朋友的面，高声背诵起来：“你不跟我玩儿，我会玩儿，我到天津划小船，黑豆豆，白豆豆，晚上摸你的小咪咪。”1966年幼儿园毕业时合影。作者(3排左2)，邸枫(1排左3)，杨小波(1排右3)，李强(2排右2)，漂亮阿姨(4排右2)，刘阿姨(4排左6)
儿歌刚一背完，刘阿姨的脸色立马就变了，狠狠地把我拉到一边，声嘶力竭地批评起了我，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现在想来肯定有不学好、坏孩子、流氓这样的词句了。面对这突然的变化，吓得我两眼发呆，胆怯得都快哭了。当刘阿姨批评累了，放我回家的时候，惊魂未定的我还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当我后来知道了儿歌中“咪咪”的含义，才明白了自己的错误所在。现在看来，刘阿姨当时对我的严厉批评，不免有些小题大做了。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不过是背了首一知半解的儿歌罢了，能有什么非分之想呢。记得当时的幼儿园，厕所都是男女共用的，我这里说的不光是我们小朋友，连阿姨也和我们共用。有个词儿叫“两小无猜”，这词儿如果用到我们幼儿园，还应再补上一句，“大小无猜”。幼儿园是个大厕所，长方形的便池一字排开，约有十来个的样子。一到下课的时间，内急的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往厕所跑。想方便的孩子多，便池却少，去晚的孩子就得在旁边等着。一次我看到一个女孩，实在憋不住了，提前就脱下裤子，站在蹲着解手的男孩旁边，使劲的跺脚催促，吓得男孩解完没解完的，赶紧提上裤子跑了。平时解手时，我们很少能碰到阿姨，偶尔遇到了，她们也不避讳，方便起来倒也坦然自若。其实她们避讳不避讳的也倒无所谓，我那时候才懒得看呢。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懂得“男女有别”这一道理的，但我们上小学以后，就开始男女分厕了。记得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还有个男同学不习惯，内急后跑进女厕所，让女同学轰出来的事情，被我们好一顿嘲笑。那是个有阳光的下午，我们小朋友正坐在教室听阿姨讲故事，园长进来了，仔细地端详了每个孩子后，选了几个人出去了。选出去的人男女都有，而且也不是平时调皮捣乱的孩子。我有些迷惑不解，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被园长叫出去一般都是挨呲的。过了一会儿，小朋友们一个个兴奋愉快地回来了。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悄悄地跟我说，是一个叔叔给他们照相呢，还给描了眼睛，让她微笑着摆了各种姿势。那时我对照相还是很向往的，真希望园长也能把我选上。我天真地认为，这些小朋友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表现好的缘故。所以我也乖乖地背着手坐在板凳上，好好地表现了一下。但是园长再来选人的时候，还是没有我，让我十分不解和失望。等我稍大一些，懂了点摄影常识后，才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当年园长选小朋友，想必是有摄影家拍儿童题材的摄影作品，来幼儿园找小朋友做模特的，人家当然要选漂亮、天真、可爱的孩子了。我当时没被选上，肯定是自己的形象跟这几样都不沾边了。什么事情都是想明白了，也就痛苦了，以至于我都十几岁了，还对自己的形象很不自信，在漂亮的女孩面前总有一种自卑的心理。不光照相选不上我，节假日排练文艺节目，也基本没我什么戏。每到有演出排练节目的时候，那些被选作演员的孩子们，就都美滋滋的来了情绪。当老师叫他们出去排练节目的时候，看着他们一个个得意扭捏的姿态，真让我恶心。其实也不完全是恶心，主要还是羡慕和嫉妒。有一次阿姨让我们当观众，去看他们彩排。我们一个个规矩的坐在前边，看他们演的还真是不错，唱歌、跳舞、诗朗诵什么的，都跟真的一样。比我高一班的报幕员，小女孩长得挺漂亮，声音也挺好听。我们班的男生邸枫长的又矮又白净，也穿着裙子跟小女孩在一起演小合唱，让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的这些排练，都是有重大的节日，要到学校或市里参加演出的，演员当然要严格挑选了。要是我们幼儿园的内部演出，标准就低多了。我前面说的，是演节目我基本没戏，但不是绝对没戏，这次幼儿园内部演出，我就有幸的被选上了。现在想想，当时可能是幼儿园为了照顾各位家长的情绪，也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展现的机会吧。我估计只要五官长的还算端正，不是歪瓜裂枣的就能选上。我的好朋友李强五官还算端正，也被选上了。不光李强，我们班的男孩都被选上了。我们演的节目是《骑兵舞》。表演时我们假装骑在马上，一手牵着缰绳，一手举着马刀，弯着腰，脚步随着《骑兵圆舞曲》的节奏一颠一颠的，倒也简单。只是要不时地交换位置，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穿插的，让我们练了好几天。演出那天，孩子们的家长都来了，我母亲也来了，大姐二姐来没来我记不清了。演出结束后，我们好多孩子都舍不得把红脸蛋擦掉，回家时在大院里一走，不时有大人孩子回头张望，看得我心里也美滋滋的。演节目不是我的强项，但玩“拔老将”，我在我们班可是数一数二的。
秋天的时候，捡来落叶，把树叶的梗扽下来，两个小朋友把叶梗互相交叉的套在一起，彼此使劲一扽，谁的断了谁就输了，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玩的“拨老将”了。我有根“老将”被我称作“大王”，在我们班是最厉害的，每次比赛都能大获全胜，让我很是得意和自豪，见了谁都把“大王”拿出来要跟人家比赛，就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厉害。说起来，这“大王”也不是白给的，是我从院里大孩子那学来技术后，精心制作出来的。这制作工艺还是有点讲究的。先是选出一批又大又粗的杨树叶梗，把它们轻轻地揉搓，挤出里面的水分，再把它们放在鞋里捂上几天，让叶梗被脚上的汗渍和油渍浸透，油亮滑润的有了很强的韧性，再自己先练一下兵，两手扽着让它们相互残杀，最后赢了的就是“大王”了。我从小就是汗脚，这样就有了自己的优势，只是叶梗放在鞋壳里，走起路来很是硌脚，但为了胜利也是在所不惜的。有一天，邸枫说我们班有人的老将在鞋壳里捂了六天，让我拿我的“大王”跟他去比比。一听这话我心里没了底，我的“大王”顶多捂了三四天，怕不占优势，输了再丢失了“大王”地位，就假装没听见他说什么，哪凉快上哪歇着去了。在幼儿园，不光“拨老将”是我的强项，我还有一项很拿手，就是画图画了。这一年，我们幼儿园分来一个幼儿师范毕业的年轻阿姨。在我最初的审美记忆里，她就是最漂亮的阿姨了。只可惜我没记住她的姓名，在这里只好用“漂亮阿姨”称呼她了。漂亮阿姨不光人漂亮，而且课教得也好，我那时正好上大班，由她来教我们的唱歌和图画课。因为喜欢漂亮阿姨，所以喜欢上她的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黑板上，简单几笔就能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小动物，还能用橡皮泥捏出各汽车、轮船、飞机什么的。有一次漂亮阿姨上图画课，给我们发了纸和彩色蜡笔，让我们凭着自己的想象，画一张自己最喜欢的图画。我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画些房子、小树，汽车、动物什么的，我画的是蓝天上飞着的直升飞机。因为那年邢台地震，天上总有给灾区运送物资的直升飞机飞过，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具体的画面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漂亮阿姨那天对我的表扬，却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记得当时她不光表扬我画的画好，还把我和几个小朋友的画挂在了教室的墙上，展览了好几天。那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受到表扬，让我感到无上的荣光。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为自己有画画的本事。在别人显摆自己能耐的时候，我也能自豪的来上一句：我会画画。我后来喜欢美术，能考上美术院校，从事了美术编辑工作，究其因果，可能这就是我学习美术最初的原动力吧，漂亮阿姨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喜欢画画的孩子都喜欢看电影。我在幼儿园还有个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二姐领着我去看电影了。二姐比我大四岁，就在大学的附属小学上学。每当她们学校组织看电影，她就多买一张票，也带我一起去。每次看电影，我一天都会充满希望，就盼着下午二姐能早点来接我。当听到阿姨叫我的名字，让我出来时，我就兴奋不已，知道二姐已经给我请好了假，带我去看电影了。跟二姐看电影，有两件事我记得最清楚。一是他们班有个男同学去看电影时，不是把票装在口袋里，而是玩“派儿”的粘在嘴唇上，等到电影院时，票已被风干，贴在嘴唇上拿不下来了。那男同学一着急，使劲一揭，把嘴唇都撕破了。再就是一个电影里的情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群敌人开着汽车逃跑，路上汽车被地雷给炸了，一个敌人军官探出头来，看见女游击队长，大声惊呼：游击队。等我长大了一些，电影看得多了，才知道这部电影叫《南征北战》。那时看电影比较简单，也是平时受教育所致，爱憎分明的就两个概念，好人和坏人。每当电影开演后，出来一个人我就问二姐，这是好人坏人。有时问急了，二姐就跟我说：别老问了，你自己看。没人给讲了，也只能自己傻乎乎地看个似懂非懂的了。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自己童年不够聪慧的原因，与一个事件有关。这事件我自己一点也不记得，只是听父亲讲的次数多了，才让我牢记在心的。那时，在我们学校家属院通往教学区的路边，有一个早已干枯的正方形水池，池子的宽度也就在四十公分左右，高有五十多公分，这水池当年的用途我很清楚，只是解释起来很繁琐，来龙去脉的很费笔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描述了。不知那天为什么没有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看着我，让我一个人在池边玩。我可能是要从池子里钩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头冲下的栽了进去，怎么挣扎也没法上来，卡在了那里。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喊叫，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个路过的叔叔看见了，急忙抓着我的双脚把我拽了上来。听父亲说，当我被救上来时，因为大脑缺氧，憋得满脸通红，呼吸困难，半天才缓过劲来。估计再晚一点，我也就没戏了。也不知道我小时候的愚钝，是不是与这次大脑缺氧有关，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幸运的。在愚钝和生命之间，我肯定选择的是后者。我一直不知道救我的这位叔叔是谁？在当时，对他来说就是举手之劳，可对我来讲，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现如今讲究感恩，但我不知这位叔叔现在何方，身体是否安康。如此这般，也只能在我心里表示感谢，默默地送去我的祝福吧。我老想找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我童年的身体状况，但总没合适的，有个“体弱多病”的词儿，但也不适合我，我那时只是多病，身体还是挺健康的。我那时得病，也就是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没什么大病。只是别的孩子可能半年一年的才得一次，而我却是经常的，用我父亲当时的话说，叫“三天两头”。我天生扁桃腺肥大，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引发扁桃腺发炎，控制不好时，接着是气管炎、肺炎的。最重的一次住了医院，还给我父母下了病危通知书。因为扁桃腺容易发炎，以致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做了扁桃腺切除手术。说来这都是后话了。我爱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小时候睡觉不老实，夜里总是蹬被子。有时父亲一觉醒来，发现我已光着屁股睡了大半天了。尤其是冬天，一蹬被子就着凉，一着凉就来个感冒发烧的。为了防止我晚上着凉，父亲想了个办法，给我用旧毯子做了个长套筒，缝上两个带挂在肩上，每天睡觉时把它穿上，再蹬了被子也就冻不着了。这长套筒的形状，就像现在姑娘们穿的吊带筒裙，只是比人家的难看多了。每次扁桃腺发炎，吃药过不了，就要到学校医务室打青霉素、链霉素的。去的次数多了，医生、护士都跟我熟了，会把小药瓶或废针管一类的东西送给我。我经常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玩，好在别人面前炫耀，尤其是那废针管，吸上水在小伙伴面前呲上两下，着实让他们羡慕。每次得病，就能吃上一些好东西。那时我最爱吃的是马蹄酥，还有蜜桃罐头，用开水泼的藕粉也挺好吃的。妹妹比我小三岁，我生病时有好吃的，母亲也让她吃一些，只是那时她年纪还小，不知道是否记得。记得有一次妹妹得病了，在我们家属院旁边的机关门诊部住院。星期天我不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去医院看她。其实也不是看她，我那时哪懂得关怀、慰问这些道理呢，我去的主要目的，不过是医院有好吃的罢了。我虽然爱得点小病，但身体还是挺健康的，这健康的标志就是我那时特别的贪玩。白天在幼儿园被约束和管教，晚上回家和小朋友在院里尽情地玩耍，无疑是我一天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大人们也都出来乘凉了。搬出板凳，摇着蒲扇，坐在一起闲聊。我有时玩的累了，就坐在大人旁边听他们讲话，大事小事听着懵懵懂懂的，但还挺来情绪。歇足劲儿了，再接着疯跑去。有些好事的家长还把家里的破凉席拿出来，两张并一起铺在地上，一家人坐在上头，大人说话聊天，孩子们打着滚的折腾，好不开心。我也想把家里的凉席拿出去显摆一下，但父母就是不同意，真让我扫兴。最让我看着眼馋的，是有的孩子拿着自己做的灯笼，在大院窜来窜去，那微弱的灯光在人群中游荡，忽隐忽现的，太有意思了。我回家央求大姐也给我做个灯笼，大姐就学着别人家的样子，找来细铁丝，先窝好框架，再用旧报纸把它糊好，里面放上蜡烛，好歹给我对付了一个。这灯笼白天看着挺粗糙，不怎么讲究，但晚上点上蜡烛，再一看就漂亮多了。我兴奋地点上灯笼，在院里跟孩子们玩开了。只是这灯笼做的技术一般，一不小心把蜡烛碰倒了，把报纸烧了个大窟窿，让别人看了笑话。天冷了以后，院子里的人少了，我就跟着大孩子们玩“官兵捉贼”的游戏。这游戏也简单，孩子们分成两拨，各占一个地盘算是自己的“城堡”，贼先跑出去躲藏，官兵再去追捕，把贼都捉完后，就算官兵胜利了。玩完一局互相调换，贼当官兵，官兵当贼，玩起来很有意思。这游戏有一个规则，官兵捉贼的时候，只要贼逃回到自己的城堡，官兵就不能捉了。就像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洋鬼子犯了事，你也没法抓他。我最愿意当贼了，犄角旮旯的哪偏往哪藏，钻得浑身是土也在所不惜。实在藏不住了，就趁官兵不注意，赶紧跑回自己城堡，获得了“外交赦免权”。李强胆子小，围着城堡跑两圈就赶紧回城，每回都是最后一个才被抓住。孩子们玩起来就顾不上时间了，每天都玩到很晚也不回家。每到天睌了我还不回家，母亲就着急了，打开我们家二楼的窗户，操着浓重的家乡口音，冲着院里大声呼喊着我的小名：娃子，回家了。每当我听到这喊叫，就不敢再玩了，赶紧跑回了家。那时我最怕母亲叫我了，因为母亲浓重的乡音很有特点，加上嗓门又大，总会引来孩子们的嘲笑和讥讽，有人还模仿母亲的声音来戏弄我，让我很不自在，总有一种被人羞辱的感觉。
前几年我们发小聚会，饮酒闲聊时，说起了童年，一个发小还模仿我母亲当年的声音，学着叫了我一遍。这时的我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没有了羞愧和耻辱的感觉，反而感到那么的熟悉和亲切。这一年暑假，是我在幼儿园的最后一次暑假。一天，我们几个孩子正在教学区通往家属院的路边玩耍，忽然看见星星的爸爸急匆匆地向家属院跑来，后面还有一群学生呼喊着追赶。星星的爸爸还没跑到家属院就被学生们追上了，学生们把他围在了中间，高喊着口号，把浆糊涂到他身上，再贴上大字报，还给他戴了个高帽子。星星的爸爸刚想解释什么，就被两个男学生摁着胳膊押回了教学区。我当时很害怕，以为他们在打架呢。回家后我和大姐说起了此事，我说有一群学生把星星爸爸打了。大姐听了不以为然，说你小孩子懂什么呀，那是批斗他爸呢。等我不再是小孩子后才知道，星星他爸被批斗的时间，正是1966年8月初老人家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不久的事。这时，一场席卷全国的狂风暴雨才刚刚开始，星星他爸不过是这暴风雨的早期“受惠”者吧。同年9月，我结束了幼儿园单纯美好的生活，上了小学，要去经风雨见世面，在那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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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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